电车中偶遇陀思妥耶夫斯基

然后在那时我遇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因为是在旧制高中读二年级，所以应该是十八岁或者十九岁的样子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最开始读的时候非常让人惊讶的是《死屋手记》。作品描写西伯利亚监狱里发生的事，我完全沉浸其中。我当时学的是理科，周围的同学选择大学读工科的比较多，也有一些人想读医科。我想读文学部，但是这时再想改读文学部又通不过！那么就选了看起来非常有趣的医学部，下定决心进了医学部。

那时我家住在现在的新宿歌舞伎町的二丁目。从家到东京大学乘坐东京都都营电车通勤。于是，单程需要一个小时，再加上回程需要两个小时。我当时想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两个小时有效利用起来。当时，1950年的时候，出版了很多翻译书籍。之前也许是因为战争和战争刚结束的原因，无法翻译、出版。这时就像洪水决堤一样，大量的翻译书籍被出版了。而且，非常畅销！同时，日本的战后文学也逐渐获得了新生。例如椎名麟三、野间宏、三岛由纪夫、大冈升平等作家不断创作出很多非常出色的小说。我把这些新出版的书和同时发行的文库本[2]，自己命名为“我的书房”，在乘坐电车时阅读。每天各读两个小时，读得非常快。文库版的话，一个小时可以读一百页左右，如果算上回程的话一天能读二百页左右。那个时候的岩波文库出版的书，每一百页印有一个星号印。所以当时以读到一个星号印或读到两个星号印来决定每天的阅读量。所以，岩波文库的文库本转瞬间就读完了。角川文库的、新潮文库的也都依次读完了。那时有很多翻译家不停地翻译，所以不会有因为没有人翻译，而读不到外国的文学作品的苦恼。

创作《死屋手记》时，当局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立志革命的彼得洛夫是同志，将他与一众友人一并逮捕，一起流放，放逐到西伯利亚，关进了监狱。《死屋手记》正是记录了那段生活的小说。那之后我阅读的是《罪与罚》，然后是《白痴》《恶灵》《少年》。最后读的是即使现在也很受欢迎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总而言之，那时翻译过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数量也是非常多的，然后我一册一册都是坐电车时读的。如果没有电车，我想也许不会读那么多的小说。那时日本国营铁路的电车被称为省线。我也可以乘坐省线到“御茶水站”。但是，当时我选择了乘坐比较慢、不太摇晃且适合看书的都营电车来通勤。尽管坐都营电车所需时间较长，每天必须很早从家里出发。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我在学生时代就基本都读完了。其中特别有趣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这是他在写《卡拉马佐夫兄弟》前，自己去法院旁听对各种杀人犯的审判，从而写就的一部翔实描写如何实施杀人进程的书。我认为这可以说是依据真实的杀人事例而创作的一部作品。他是以那些杀人实例为基础，整理归纳后来完成写作的。因此，阅读《作家日记》时，我们会一点一点地明白，这是曾经在哪部小说的哪个人物上使用过的写作手法。于是，读者就会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运用了想象的手法，而不是单纯的空想。他不是随意写些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情，而是仔细观察自己熟知的活生生的人，将之作为小说的一个人物来进行塑造的。

其他的，现在回忆起来，当时读小说时也有不明白的地方。例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认真阅读就会了解哥萨克人是怎样生活的，开始时觉得很有趣。而他的另一部《被开垦的处女地》也被翻译为日语了，可是读到一半时，觉得政治的气息太浓，就没有继续往下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