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逻辑

金先生被称为“金逻辑”，足见金先生对逻辑的贡献和人们对他这种贡献的认识。这种贡献与其说是金先生本人取得的学术成就，不如说是金先生为逻辑在我国的生根和发展所做的工作。作为金先生的学生，冯先生本人并不研究逻辑，但是他在许多地方都谈到逻辑，一些地方还直接与金先生相关。“文革”结束之后，冯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多次谈到关于《逻辑问题》一书的写作，说“这就算对一生的哲学工作作个总结，留给后人一点东西”（参见第十卷第315、317页）。令人遗憾的是，除了一些著作中有一些章节谈论逻辑，他没有留下专门的逻辑论著。

冯先生著作中谈及逻辑的地方很多，在其早期硕士论文《智慧》中，与逻辑相关有如下一些论述：“不同的种类概念相互含藏”；两个命题“可以同假而不能同真，有逻辑上的反对的关系”，“逻辑和归纳原则都是超验的。否认逻辑，不只是理论不能通达，概念与命题根本失去意义，成为废物，事实界当然也早已垮台……”；逻辑本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包含逻辑的形而上学概念“当然符合逻辑”，等等（参见第九卷第14、18页）。而在其晚年修订出版的《智慧说三篇》中，第二篇的篇名《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即明确显示出与逻辑密切相关。第一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第四章为“科学知识和逻辑”，第六章第三节为“逻辑思维如何把握具体真理”，均与逻辑直接相关。至于其他论著，直接谈及逻辑的不在少数，比如《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要研究中国古代的辩证逻辑》《研究辩证逻辑的途径与方法》《发展逻辑学和研究科学方法》《实践和逻辑》（第九卷第3页）、《关于逻辑和方法论的问题》《重视归纳法的逻辑思想》《重视演绎法的逻辑思想》（第七卷第1、3页），等等。从《冯契文集》看，冯先生关于逻辑的论述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属于传统逻辑范围，二类属于对逻辑的一些直观看法，三类被明确称为辩证逻辑，而且是重点。

对照冯先生与金先生的著作可以看出，冯先生所谈的逻辑与金先生所谈的逻辑既有相同之处，又有重大区别。假如同样依据以上三类来看金先生所谈逻辑，则可以看出，在第二类，冯先生与金先生是比较一致的。关于逻辑的看法，金先生在《知识论》中谈得很多，同时还会涉及归纳法，并将二者进行比较和区别。冯先生跟随金先生读过《知识论》手稿，想必对金先生这方面的论述了解很多。耳濡目染，谈论这方面的东西应该是自然的。但是其他两类情况则差异较大。

金先生在1949年以前只谈逻辑，而那以后也会谈及形式逻辑，以此与辩证逻辑等相区别⁽³⁾。因此，辩证逻辑并不是金先生所谈的逻辑，至少不是金先生所谈逻辑的核心部分。而冯先生所谈的主要是辩证逻辑。鉴于冯先生的工作主要是在1949年以后，因而在谈及辩证逻辑这一点上与金先生也有一致之处，不同的是金先生没有写什么文章，而冯先生则把研究辩证逻辑作为一项主要工作。就逻辑而言，众所周知，金先生所谈的主要是基于罗素系统的逻辑，因而主要是现代逻辑，而不是传统逻辑，他在论述中对传统逻辑提出许多批评。这部分内容，至少在冯先生的论著中没有看到。由此可见，作为金先生的学生，逻辑始终是冯先生研究中的重中之重，这与冯先生受教于金先生是分不开的。但是，冯先生对逻辑的认识与强调与金先生又有明显区别。这里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在我看来，研究冯先生的思想，这一点值得深思。

冯先生的辩证逻辑研究本身也是与众不同的。他的辩证逻辑，有时候明确说明为概念分析，有时候似乎等同于辩证法，有时候被称为辩证运动的反映（参见第二卷第16页）。但是，除了专门论述辩证逻辑，他更多地是探讨中国哲学中的辩证逻辑，研究辩证逻辑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形成与发展，并写下《中国古代辩证逻辑的诞生》《论王夫之的辩证逻辑思想》等专文。也许正是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冯先生认为，我国“搞辩证逻辑的同志，多数是从形式逻辑转过去的，缺乏逻辑史与现代科学的知识准备，因此有局限性”（第二卷第277页）。这段话写于1980年，在当时甚至在今天是不是为人们所接受，不得而知。研究中国逻辑史的人不少，说中国有逻辑或没有逻辑的、说中国有这样或那样逻辑的人也不少，但是说中国古代有辩证逻辑的人，即使有，大概也非常少。过去我只看到谈论辩证逻辑的人缺乏现代逻辑的知识，现在从冯先生这里我知道，这个问题还可以从逻辑史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是富有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