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勇
报刊布告
格达活佛，法名洛桑登真·扎巴他耶，1903年出身于四川甘孜县（1928年8月——1955年7月属西康省）白利乡德西底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七岁时被认定为甘孜白利喇嘛寺活佛，十七岁时去西藏拉萨甘丹寺学经，八年后获得“格西”学位，并重返甘孜，主持白利喇嘛寺的各种事务。1936年春夏，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先后来到甘孜县。格达活佛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下，于1936年4月12日，与红军签署了《互助条约》。同年5月1日，格达活佛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博巴（藏族）自治政府副主席。他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为红军筹备粮草，并与朱德、刘伯承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红军北上后，他冒着生命危险把红军留下的伤病员转移到当地寺庙和群众家中养伤、保护，使得三千余名伤病员绝大多数伤愈后又重新走上了北上抗日的道路。
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自甘孜县白利寺启程赴西藏拉萨，向达赖喇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和民族政策，做西藏上层的工作。在康西重镇昌都不幸被阻挠西藏解放的反动分子暗害。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革命历史剧《换了人间》再现了这一史事。
舍生忘死 奔走西藏
1949年冬天，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传到藏区，格达活佛兴奋异常，即派代表绕道青海、甘肃赴北京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献旗致敬，表达藏族人民盼望解放的心愿。1950年春，西康重镇康定解放后，他在甘孜县召开了三千人的庆祝大会，并组织代表团赴康定欢迎解放军，动员藏族人民积极为解放康藏的部队修筑道路，担当向导，运送粮草。他告诉藏族人民：“我们决不能让自己的军队饿肚子。”
西南解放后，格达活佛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恰恰就在这段时期，西藏地方少数上层在以英国为首的国外反动势力的唆使、鼓动下，策划了“驱汉事件”和派“亲善使团”活动，加紧了分裂祖国、阻挠解放西藏的罪恶活动。为实现和平解放西藏，格达活佛主动请求奔赴西藏进行规劝，以消除西藏地方政府（噶厦政府）对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切误解，促使谈判早日举行，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格达活佛的爱国热忱受到朱德总司令赞许。但朱总司令认为格达活佛当时入藏安全无保障，复电邀请他到北京重叙旧谊，并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将于同年6月中旬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入藏事宜待会后再作决定。格达活佛收到复电后十分激动。他说：“我真怀念朱总司令，真想马上就见到他，也很想到北京看看。可是，为了西藏早日解放，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我要等西藏问题解决以后，再去北京见毛主席、朱总司令也不迟。”朱德为他这种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精神所感动，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明确指示要在安全有保证的条件下方可前行，即使出发，如果发现问题，也应立即返回，切不可冒险。
得到中央同意后，格达活佛决定立即出发，前往西藏。行前，他说：“我是为了藏族人民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为了西藏人民少受牺牲，早日获得解放而去西藏的。我要亲自告诉那里的人民和喇嘛们，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是西藏人民的救星。西藏人民不要再受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欺骗，应该回到祖国的大家庭。”同时，他又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说：“为了本民族的解放事业，万一出事也是光荣的。西藏人民了解我，他们都知道我是好人。谁杀害了我，老百姓就会反对他们，就会更加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他叮嘱白利寺的堪布（寺院主持人），除管理好家内事务外，要全力支持解放军进军西藏，“如果我回不来了，就这样干下去！”
阻滞昌都 惨遭杀害
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启程赴西藏。一路上，他不知疲倦地向藏族僧俗群众宣传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并列举所见所闻的事实，证明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如何尊重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藏族风俗习惯，帮助人民改善生活等。他还宣传中央人民政府维持西藏现行制度与一切改革事宜由西藏人民及领导人协商解决的决策，并劝说喇嘛寺及头人、藏军官兵不要与人民解放军为敌，汉藏民族必须紧密团结。
7月24日，他抵达昌都，受到反动势力的重重阻挠，不能前行。滞留昌都期间，他曾亲往西藏地方政府派驻昌都的“西藏边使府”，苦口婆心地向边使拉鲁及其属员宣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8月13日，格达活佛拟用电报直接与拉萨西藏地方政府协商，并致电拉萨友人，请他们为西藏和平解放出力。他到昌都电台接洽发报事宜，被阻挠西藏解放的反动分子以茶“款待”。格达活佛饮茶受毒后，头痛腹痛不止，并被软禁，不准随行人员接近，他的弟子们也被拒绝前往探视。
据1950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新华社报道：格达活佛在受毒之后，仍要打电报给拉萨的朋友，请他们设法帮助达到去拉萨的志愿，并说“我死也不悔，但求到拉萨一见达赖活佛”。这更引起了敌人的恐惧和忌恨，他们于8月21日再下毒手，给格达活佛吃毒药。格达活佛中毒后，即腹痛、头痛，口吐黄水，鼻孔流血流脓，四肢麻木，于8月22日圆寂。格达活佛死后全身乌黑，手触皮肤即行脱落。反动分子为了毁灭证据，还将格达尸体焚毁，并将其随行人员押送拉萨。
功烈永垂 举国哀伤
格达活佛遇害后，回家乡报丧的随从人员也被阻滞在昌都，直到同年10月昌都解放后才得以返回甘孜县。
格达活佛不幸遇难的噩耗传来，举国震惊。
白利寺僧众得悉噩耗，特电告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电文说：西康甘孜白利寺格达·呼图克图在红军北上抗日时，曾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组成博巴（藏族）自治政府，此次又为谋西藏和平解放及宗教改进事业，不辞万难前赴拉萨，行至昌都不久，突然圆寂。白利寺僧侣信众闻悉之下，如丧头首，如失眼目。一面准备祭奠超度，一面确查圆寂内情，一俟获得真实情况后，再做报告。活佛去藏后，有关家务杂事方面，曾推甲本暂为照管，留有印鉴，我等僧侣信众，决继续为完成活佛之遗志而奋斗。
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组成了以王维舟副主席为主任委员的追悼大会筹备委员会，拨付治丧费一千万元（旧币），责成西康省人民政府办理格达活佛身后事宜。
1950年11月25日，格达活佛追悼大会在重庆市隆重举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刘文辉、王维舟，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部长张际春，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西南区及重庆市各机关负责人、各人民团体代表，以及刚从首都归来的西南各民族庆祝国庆代表团及文工团全体人员共八百余人参加追悼会。追悼会上，王维舟、李达，以及曾经与格达活佛在博巴政府中一起工作过的藏族代表邦达多吉，格达活佛生前好友阿旺嘉错（藏族）和回族代表宗奇新等先后讲话并致辞，一致决心以解放西藏的实际行动来告慰英灵。
当日，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西藏一定要解放——悼念格达活佛》的社论和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同志撰写的《悼格达委员》的纪念文章。曾经和格达活佛在甘孜高原共过患难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同志敬送挽联，颂扬他的伟大历史功绩：
具无畏精神，功烈允垂民族史
增几多悲愤，追思应续国殇篇
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邓小平敬送挽联，高度赞扬了他的献身精神：
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毒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
当日，在雅安、康定、西昌三地，分别同时举行追悼会，并在白利寺为格达活佛建立塔墓，以资纪念。在甘孜县，进军西藏途中的十八军举行了近两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并进行公祭，十八军军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张国华受命致祭，全体列队举行绕灵仪式。后来，毛泽东主席把亲笔题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锦旗，连同一百包藏茶，委派中央慰问团和西南慰问团直接送到白利寺，并慰问了格达活佛的亲属。
1950年10月6日，经中央军委批准，西南军区发起昌都战役，历时十九天，于10月24日结束。十八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歼灭西藏地方政府军主力，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咽喉要道，为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生效，西藏和平解放，格达活佛生前为之奋斗牺牲而未竟的事业得以实现。党和政府派人将格达活佛的骨灰从昌都迁回故乡甘孜县，安葬在苍松翠柏绿杨环绕、肃穆、幽静而美丽的白利古寺之中。
（原载于《中国档案》2018年第9期，作者单位：四川省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