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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研究的新领域

故事发生在1972年1月5日晚上，52岁的哈里·卡特里克（Harry Catterick）在看完足球比赛后开车回家，结果路上突发心脏病。

卡特里克时任埃弗顿足球俱乐部主帅，带领球队在当时的英国足球顶级联赛拼杀。20世纪60年代，卡特里克被俱乐部主席约翰·摩尔斯（John Moores）招致麾下。

摩尔斯靠博彩业起家，后逐步转型经营大型连锁商店兼邮购公司，并建立起Littlewoods零售帝国。早在事业有成之前，摩尔斯就对足球情有独钟。他从小就热衷于这项运动，直到40岁都还在坚持参加业余足球比赛。摩尔斯与埃弗顿队的渊源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成了俱乐部的股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俱乐部的投资越发深入，从最初借钱给俱乐部在古迪逊公园球场（Goodison Park）安装泛光灯，到后来资助球队购买球员。1960年，“约翰先生”成了摩尔斯在埃弗顿队内部的称谓，他也成了21年未能夺冠的埃弗顿队的主席。次年，摩尔斯开除了当时的教练，聘请了俱乐部前球员卡特里克担任负责人。前一个赛季的时候，卡特里克带领谢菲尔德星期三足球俱乐部赢得了英国足球顶级联赛的亚军。然而，就在两年前，谢菲尔德星期三队还只能踢第2梯队的联赛。“埃弗顿是我的老东家，”卡特里克对媒体说，“我会加倍努力，帮助球队夺冠。”

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新官上任的球队教练集收购天才球员的超凡眼光、低调隐忍的办事作风和强烈厌恶媒体的个人态度于一身。由于担心球队战术被对手摸清，他强烈反对在电视上播出埃弗顿队参加的比赛。此外，他还将发掘球员的过程伪装成打高尔夫球的假期，秘密签下了不少球员。

有了摩尔斯的重金支持，卡特里克集结了一批足球天才，没过多久就把埃弗顿队打造成了前途无量的联赛劲旅，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球队。“他只嘱咐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好好踢球。”埃弗顿队的中场队员科林·哈维（Colin Harvey）在自传中写道。他还说，自己甚至不记得卡特里克曾经把大家叫到一起坐下来讨论战术。

卡特里克取得的成绩是毋庸置疑的。1966年，埃弗顿队赢得了英国足总杯冠军。这是自1933年夺冠后，埃弗顿队时隔33年再次获得这一殊荣。此外，埃弗顿足球俱乐部还夺得了1962—1963赛季和1969—1970赛季的英国足球顶级联赛冠军。20世纪70年代，埃弗顿队辉煌一时，称霸英国足坛。

到了1972年，埃弗顿队却变成了强弩之末，曾经战绩惊艳的球队竟然变得死气沉沉，成绩飘忽不定。1972年1月的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卡特里克独自前往谢菲尔德市观看谢菲尔德星期三队主场对战西汉姆联队的比赛。作为球队的教练，卡特里克觉得压力巨大，于是决定亲自研究球队接下来要迎战的对手。怎奈麾下球员早已是一群乌合之众，失去了夺冠的冲劲。后来有人推测，球队表现欠佳可能给卡特里克带来了沉重的压力，最终导致其突发心脏病。

1972年3月，卡特里克重拾球队教练的工作，情况却大不如前，不光身体每况愈下，在寻找新人方面似乎也黔驴技穷了。埃弗顿队的表现越来越差，连续错签球员更是令球队雪上加霜。在该年度赛季剩余的13场比赛中，埃弗顿队仅获胜1场，在联赛中排名第15位。

临近赛季尾声，虽然约翰·摩尔斯十分信任自己选择的球队教练，但显然，球队急需积极改变，否则就只能坐以待毙。就在球队生死存亡的关头，摩尔斯先生收到了利物浦理工学院生理学家沃恩·兰开斯特-托马斯（Vaughan Lancaster-Thomas）的来信，声称可以帮助埃弗顿足球俱乐部走出困境。

虽然已年过40，但兰开斯特-托马斯依旧保持着运动员的良好体态：肌肉发达、结实强壮，一看就知道他常年坚持体育锻炼。他是田径项目和自行车项目的前英国冠军，曾打破英国马拉松竞走纪录，还担任过英国国家篮球队的主教练。随着运动员生涯步入尾声，他决定全情投入学术研究中。“过去，我只是一个肌肉发达的愣头青，”兰开斯特-托马斯这样说自己，“我的大脑还是一片处女地。”

在获得拉夫堡大学体育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兰开斯特-托马斯成了英国体育运动科学领域首位拥有博士学位的体育教育家。随后，他在伦敦特维克纳姆圣玛丽大学建立了生理学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最早的一批生理学实验室之一。他以英国顶级运动员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其中包括举重运动员路易斯·马丁（Louis Martin）和自行车运动员汤姆·辛普森（Tom Simpson）等。1967年，辛普森因服用大量兴奋剂导致心力衰竭，在环法自行车赛的旺图山（Mont Ventoux）赛道上猝死。“他来找我，问我对比赛有什么意见，我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测试，然后他就出发参赛了，”兰开斯特-托马斯回忆道，“他故意隐瞒了服用安非他命的违法行为，以及嗜饮白兰地的恶习。饮酒虽不算违法，但对身体伤害颇大。”

在英国圣玛丽大学就职期间，兰开斯特-托马斯撰写了运动生理学领域的开创性专著《科学与运动：运动表现的衡量与提升》（Science and Sport: The Measurement and Improvement of Performance）。该书的核心观点是：这门初创学科想要取得进展并赢得信任，一定要使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诚然，新兴的运动生理学确实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可，但当时，成为合格的体育运动科学家的唯一途径就是取得体育教育学学位。兰开斯特-托马斯的目标是创建体育运动科学领域内的荣誉学位，并巩固该学科的学术地位。

秉承着最初的理想，兰开斯特-托马斯于1971年申请了利物浦理工学院的职位。自然科学学院院长的想法与他不谋而合。利物浦是英国国内极为热衷体育运动的城市之一，理应设置体育运动科学系。因此，院长委托兰开斯特-托马斯创建新院系。“虽然我们不知道从何开始，但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你。”院长跟兰开斯特-托马斯说。兰开斯特-托马斯随即问道：“我必须有一个体育运动科学实验室，如何才能申请到实验室呢？”

埃弗顿队主席约翰·摩尔斯对兰开斯特-托马斯的学术名望早有耳闻，因此一接到来信就立刻邀请他到古迪逊公园的豪华套房，并热情款待。作为埃弗顿队的主席，摩尔斯问兰开斯特-托马斯，如何才能拯救俱乐部。作为体育教育学家和运动生理学家，兰开斯特-托马斯告诉他，可以在利物浦理工学院建立一个体育运动科学实验室。实验室将会按照埃弗顿队的需求提供服务。当然，作为服务的一部分，兰开斯特-托马斯也会针对球队的训练提供专业意见。新成立的实验室会开展秘密研究，帮助卡特里克扭转球队的颓势。饭还没吃完，摩尔斯就已经同意出资，赞助并协助成立这个英国当时最先进的体育运动科学实验室。

然而，兰开斯特-托马斯从未想过独立承接埃弗顿队这一项目。毕竟他本人其实对足球颇为反感。“我只看过一次埃弗顿队的比赛，觉得简直就是浪费时间，不如不看。裁判员公平公道地对球员进行判罚，球员们却粗暴蛮横，不讲道理。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古罗马斗兽场中。球迷的行为更是令人感到如身处噩梦般恐怖，他们一直都在威胁和诋毁对手。足球比赛给人的整体感觉就像是一群未开化的穴居人在进行某种活动。”

因此，兰开斯特-托马斯聘用了一名研究助理帮助自己做研究。这名助理名叫托马斯·赖利（Thomas Reilly），25岁，爱尔兰籍，拥有英国伦敦皇家自由医院（Royal Free Hospital）的人体工程学硕士学位。

赖利从小就对运动兴趣浓厚。在梅奥郡（County Mayo）长大的他打过爱尔兰式橄榄球和爱尔兰式曲棍球，但最喜欢的还是长跑。在孩提时代，他经常跑上6千米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成年之后，他跑起了马拉松，还大方地邀请竞争对手一起跑半程马拉松。后来，他以2小时37分钟的优秀成绩跑完了全程马拉松，在业余运动员中实属出众。

兰开斯特-托马斯想将利物浦理工学院的体育教育课题组建设成羽翼丰满的运动研究系。赖利就是他为了实现理想而聘用的第一批科学家之一。之后，学校又引进了一批教师，研究和设计体育运动科学这门新学科的核心课程，其中有一位名叫弗兰克·桑德森（Frank Sanderson）的生理学家。

桑德森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天入职的场景，他竟然去默西河（River Mersey）参与了一堂滑水课。有了摩尔斯提供的充裕资金，兰开斯特-托马斯甚至挪用学校经费购入了一艘快艇放在自家车库中。“赖利挣扎得特别厉害，因为他不会游泳，”桑德森回忆道，“大约1个小时后，他已经完全成了落汤鸡。为了他的人身安全，我们只得把他拖出来。”院长在听说了兰开斯特-托马斯的糟糕计划之后，命令其立刻将快艇归还学校。据说，兰开斯特-托马斯还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在他看来，反倒是学校应该付给自己快艇保管费才对。

桑德森和赖利很快就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和新加入的两名同事共用一间狭长的办公室。办公室的角落里有一个水槽，常年都堆满没洗的咖啡杯，看起来就像是马上要溢出水槽一般；大家跑完步后还会把沾满汗渍的衣服挂在取暖器上。办公室里通常都是既吵闹又凌乱，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学生们进进出出，赖利却经常在自己的工位上埋头苦干，专心致志。据桑德森说，赖利毅力惊人，经常深夜打来电话，讨论研究的进展以及其他相关的工作。“他喜怒不形于色，”桑德森回忆说，“总是低调行事。他从不放声大笑，但大家依然可以从他眼角的皱纹里看出笑意。”

这种温和的性格令赖利在科研工作上产出颇丰，堪称模范研究助理。一天，兰开斯特-托马斯问他是否愿意担任研究项目的志愿者，探索男性运动员对时长为100小时的中等强度持续训练有何反应。“我可不是强人所难的刻薄导师，我也没有故意欺负人，”兰开斯特-托马斯忙着解释，“是他自己欣然接受了这一挑战。”在接下来的4天中，赖利不是在骑动感单车，就是在跑步机上跑步，要么就是在划船机上划船。他唯一的营养摄入就是一种名为“迪纳摩”（Dynamo）的浓稠葡萄糖浆，外加一点盐，而这些盐则来自由兰开斯特-托马斯任顾问的英国比切姆集团（Beecham Group）。赖利被准许可以每小时去一次洗手间，涂抹少量凡士林来缓解伤痛。

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兰开斯特-托马斯会对赖利的体重、体温、心率和血糖水平进行测量。“我坚信，正确的条件可以造就稳定的生理状态，”兰开斯特-托马斯解释说，“人们认为昼夜交替的生理规律使人类无法保持永动，但我不同意。无法实现永动是因为人类没有找到正确的能量源。”一开始，赖利的心率有所上升，但在后来做匀速运动时，心率逐渐降了下来，最终跟预期的情况差不多。44小时之后，赖利的生理指标趋于稳定。在100小时的实验结束后，兰开斯特-托马斯握了握赖利的手，感谢他完美地扮演了志愿者这一角色，并成功地坚持到最后。

随后，兰开斯特-托马斯打算再做一次这个实验，目的是为“迪纳摩”进行品牌炒作。在桑德森的帮助下，大家在利物浦韦弗特里游乐场的大篷下安装了一台跑步机。不幸的是，“迪纳摩”被公园水管里的水污染了，兰开斯特-托马斯患上了严重的痢疾。但他仍旧试图一边夹着夜壶，一边继续在跑步机上坚持跑步，并由桑德森帮忙处理排泄物。结果，他们连第一天都没撑过去。

据桑德森说，兰开斯特-托马斯为人狂妄自大，树敌无数。“篮球运动中有个术语叫‘传切’，”桑德森说，“队员在团队内部称之为‘沃恩·托马斯传切’。他们把球扔给他之后就回去防守了。”但桑德森也承认，老板博学多识，极具个人魅力，天生就是个领导者。“很多人警告我不要跟沃恩共事，”他回忆道，“然而我认为，与沃恩相处是我人生中最棒的经历。”

很早的时候，兰开斯特-托马斯就开始雄心勃勃地布局，为利物浦新近建立的体育运动科学学科宣传造势，并寻求官方认可。他还想方设法地进入了负责学位授予的英国学位授予委员会，可见其政治手腕十分高明。“其他院系的老师都嫉妒我们，”桑德森说，“我都忘了有多少人来问过我：‘要获得体育运动科学学位得做多少个俯卧撑？’”

兰开斯特-托马斯的心态倒是十分积极，一边享受着自己招来的非议，一边在舆论的喧哗中开展工作。“我的性格不是很讨喜，做事也比较鲁莽，所以朋友不多，但学生还是很尊重我的。甚至有一些女学生还对我情有独钟，但最后也都不了了之。”他说。后来，英国独立电视台的《十点新闻》（News at Ten）栏目主动上门采访新成立的体育运动科学实验室，在直播中，兰开斯特-托马斯让一名学生进行“破坏实验”。这个实验需要学生不断加速蹬自行车，直至筋疲力尽，身心崩溃。“大家觉得实验太残酷了，但也确实开始有人申请我们这个专业了。”

当时，学界对竞技能力的普遍认识主要是以一位匈牙利内分泌学家的研究为基础的。

20世纪30年代，麦吉尔大学生化系的研究人员汉斯·谢耶（Hans Selye）利用小鼠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测试它们对各类虐待行为的生理反应，虐待行为包括诸如将小鼠暴露在极端气温下、喂食药物、强迫进行超常运动以及切除脊髓之类的物理创伤等。通过观察，谢耶发现，无论小鼠遭受何种形式的虐待，其反应似乎都遵循着某种相似的模式。在遭受创伤的48小时内，小鼠身上出现了一系列症状，包括出血性溃疡、肾上腺增大以及胸腺萎缩。谢耶认为，这是小鼠对“警告”的第一阶段的反应。在这里，“警告”是指持续的虐待。之后，小鼠的身体会开始恢复，受影响的器官也会逐渐复原，并重获正常的功能。谢耶将这第二个阶段称为适应阶段。

然而，随着虐待继续，小鼠会进入一种衰竭状态：最终丧失反抗能力，被外在伤害压垮，甚至死亡。谢耶将此称为第三阶段。

谢耶将上述三个阶段的情况详细记录在了论文《多种伤害行为所导致的综合征》（A Syndrome Produced by Diverse Nocuous Agents）中，该论文于1936年7月发表于《自然》杂志。谢耶认为，这些反应的出现与伤害行为本身没有关系，是器官对温度变化、药物和肌体训练等外界刺激的正常反应。“从广义上讲，小鼠对外界各类干预的综合反应可以被视为器官为了适应新环境而自发做出的努力，”他写道，“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一般适应综合征’。”

在描述小鼠的身体对创伤所做出的生理反应时，谢耶借用了“stress”这一术语，在工程领域中被译为“应力”，在生理学领域被译为“应激”。在工程领域中，应力主要用于量化材料的弹性强度。用谢耶自己的话来说，应激是“身体对外界所有需求的反应”。在他看来，应激是身体对生活的无声反应，“是对来自外界的各类摧残身体的行为的回应”。1956年，他在《生活的应激》（Stress of Life）一书中写道：“我穿过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就稿件征求他人的意见……这类事件，以及单纯的愉悦之情都会激活身体的应激机制。应激并不一定对人体有害，也可以是生活的调味剂。”

到了晚年，谢耶经常感慨未能确定隐藏在适应能力背后的生化原理。不过他的一般适应综合征理论为后人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后来的学者在研究人体对如受伤、感染、沮丧、锻炼等外界应激源的反应方式时，都是以谢耶的理论为框架和依据的。

虽然谢耶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啮齿类动物，但他的应激理论迅速地在竞技体育和运动生理学中得到了验证。1961年9月，悉尼大学生理学讲师，当地著名的游泳教练福布斯·卡莱尔（Forbes Carlile）在《田径技能》杂志（Track Technique）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认为，教练在训练运动员时可以将一般适应综合征理论作为指导性假设。他建议大家去了解不同应激会对运动员产生何种不同影响，从节食到缺乏睡眠，“从常规的肌紧张、内心波动、兴奋易怒、肠胃不适到感冒流涕”。

据卡莱尔称，虽然聪明的教练能正确识别出运动员身体所释放的疲惫信号，但训练的极限和疲惫之间的界线并不十分明显。他写道：“训练运动员就好比是在弯折一根娇嫩的树枝。尽管我们的身体能够逐渐适应体育训练所带来的持续压力，但它跟树枝一样，如果遇到太大的压力，也会表现出逐渐崩溃的迹象。如果再继续增加压力，身体就有可能到达崩溃的临界点。”

在逐渐接受了谢耶的理论后，运动生理学家开始结合运动训练对理论进行改良和提升，例如改良超负荷运动的方法。超负荷运动是指运动员必须经受的超常规训练，认可这一理论的人认为训练达到这样的强度才能进一步提升成绩。谢耶的理论假设了临界值的存在，也就是说在临界值到来之前，压力可以一直促进生理性适应，强化肌肉组织，强健心脏功能，提升肺活量。锻炼二头肌就是其中一个较为简单直观的例子。举重这一应激源会在微观水平上撕裂肌肉组织，从而引发应激反应。在恢复期间，身体会切换到合成状态，产生更多的肌纤维。有了更多的肌肉，身体自然就可以承受更高负荷的压力。

生理学家要挑战的就是测试人体会对应激产生何种程度的适应，并不断摸索方法，探究运动员身体承受能力的极限。特异性是体能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了解了某项运动的需求，才能根据需求来调整训练，”兰开斯特-托马斯说，“我们必须要先分析某项运动的组成，然后再进行针对性训练。”

这就是赖利在埃弗顿队要解决的问题。此前，关于足球运动中的生理应激源和心理应激源的研究是很少的，已有的研究还总因为方法不得当或数据不足而乏善可陈。毫不夸张地说，足球堪称世界范围内极为流行的运动之一，但一提到解析足球运动的需求，大家却一无所知。

1972年7月10日，赖利在埃弗顿队内开展了一项关键性实验，从而奠定了自己作为体育运动科学创始人的地位。当时，埃弗顿队的球员刚刚结束了暑假，陆续归队报到，并开始为赛季前的训练做准备。埃弗顿队的贝尔菲尔德训练场被公认为当时最现代化的训练场。训练场内建有一栋两层高的主体综合楼，一个铺有人造草皮的室内运动场馆和两块标准全尺寸户外场地。

第一天，队医先对大家进行了常规体检。次日，球员按照要求前往利物浦理工学院新成立的体育运动科学实验室报到。大家在实验室中见到了赖利。赖利按照兰开斯特-托马斯设计的实验，细心地对31名专业足球运动员进行了一系列测试。大家甚至在量身高体重时脱得只剩袜子和短裤。此外，赖利还测试了每位球员脚踝的灵活度，并利用测力计测量了他们的握力。为了量化反应速度，赖利为球员播放了一些视觉刺激信号，并要求大家用食指按下相关按钮予以反馈。赖利还安排球员进行了哈佛台阶测试。球员需要在5分钟内连续上下半米高的台阶，并保持每分钟30次的频率。性格评估则运用了“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这种测验采用长篇问卷模式，要求球员对“我白天做的梦总是十分清晰”或“不一定要那么诚实”等一系列描述做出“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各种选择。至于球员的最大心率则是通过折返跑来测定。“大家的收缩压都略高出平常值，这需要进一步做出解释，”赖利后来在报告中写道，“没有过测试经历的实验对象第一次来实验室会感到紧张，这也是正常的。”

后来，赖利又在赛季准备阶段的末期、赛季中和赛季末对球员进行了重复测试。在此期间，他可以自由接触球员，这让他十分享受。他受邀参加了赛季开始前在瑞典的巡回赛，并获得了球队的许可，在凌晨三点至四点之间为球员测量心率。球员必须详细记录个人每天的行为（性生活除外，毕竟这侵犯了球员的隐私），赖利有权了解球员的全部医疗记录和特制的食谱。每场比赛前，球员都会在更衣室中勒紧鞋带，做上场准备，而此时，赖利会对他们进行心率测量。

在贝尔菲尔德训练场进行周训时，赖利会记录球员特定时刻的心率。心率监测仪上配有两个电极，通过胶带和松紧带贴到运动员的胸腔上，并与运动员橡胶腰带上的传感盒相连。伸缩天线传出心率信号，赖利则在球场边线处操作盒状接收器，捕捉信号。

主帅卡特里克本人很少出现在训练场上。“球队教练的任务就是坐在办公室里不停地打电话，买卖球员。”兰开斯特-托马斯解释说。从事过自由职业的退役教练经常采用一些自由任性的训练方法，球员大部分时候都是在跑长跑和做游戏。“用这种方法训练球队实在荒谬，”兰开斯特-托马斯说，“站在体育教育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训练方法已经落后了几十年，更不要说跟运动科学沾边了。”

为了计算球员在比赛中的跑动距离，赖利和兰开斯特-托马斯设计出了一套速记方法。他们绘制出了球场轮廓，并利用球场上的线条、草坪修剪导致的颜色差异，以及边线外的巨幅广告牌对球场进行了网格划分。赖利将场地分区熟记于心，并一场不落地参加了埃弗顿队的全部比赛。他以嘉宾身份坐在教练席上，紧盯一个球员，观察其整场比赛的全部行为。他还利用盒式录音机来记录对球员的行为注解：“他在向后走，现在又站定不动了，他正沿对角线方向朝球场最后三格移动……”赖利用秒表为不同方式的运动计时，包括行走、后退、慢跑、匀速跑和冲刺。他还对每场比赛进行了录像，然后通过在屏幕上叠加网格，计算出球员跑动的距离及速度。利用上述方式计算得出的球员的运动效率，使大家首次对足球运动中处于不同位置的球员的生理需求做出了精准量化。

对埃弗顿队来说，1972—1973赛季简直就是灾难。赛季刚开始的时候，球队形势一片大好，连续7场不败。然而在剩余的35场比赛中，却仅获胜10场。10月，球队更是仅胜一场。11月和12月，仍旧没有走出阴霾，连败6场，创造了俱乐部历史上的连败纪录。

卡特里克将败绩归咎于球迷，称球迷太过热情，吓坏了球员。然而事实却是，球队内部长期以来都处于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球员整天只知道寻欢作乐。在圣诞节前夕，卡特里克发掘并引进了一位绰号为“闪电”的大块头中锋伯尼·赖特（Bernie Wright），但旋即又将其降格为替补队员，因为赖特竟然在贝尔菲尔德训练场上拿着破酒瓶子喝威士忌。遭到警告之后，赖特毫无悔意，不仅掌掴了一名教练，还试图冲撞卡特里克，而卡特里克不得已只能从后门开车逃走。1973年2月3日，埃弗顿队竟然在英国足总杯第4轮的比赛中，在古迪逊公园球场上输给了处于第3梯队的米尔沃尔足球俱乐部。在那场比赛中，11名米尔沃尔球迷被刺伤，愤怒的埃弗顿球迷纷纷从看台上往下扔坐垫。

1973年4月，摩尔斯终于开除了卡特里克，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了。

接替卡特里克的是比利·宾厄姆（Billy Bingham），他立刻终止了赖利和兰开斯特-托马斯的研究计划。“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研究计划并非他的初衷，而且他也不想让局外人对自己指手画脚，教自己做事。不过闭门造车显然是管理不善的典型表现。”兰开斯特-托马斯说。后来宾厄姆要求兰开斯特-托马斯将球员的数据全部交给俱乐部。于是，兰开斯特-托马斯将大量数据打印出来，用盒子打包好，找了一辆出租车送到古迪逊公园球场。

虽然研究因宾厄姆的干涉而被迫中止，但对于兰开斯特-托马斯来说，研究算是已经取得了成功。他们成功地帮助埃弗顿队摆脱了降级的危险。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记录了专业足球运动员参加比赛时的生理需求。例如，他们发现平均每位球员每场比赛的运动距离约为8680米，其中，37%为慢跑，25%为走动，11%为快跑。当然，平均数据可能会掩盖不同位置对球员的具体要求。通常来说，中场球员平均每场比赛的运动距离约为10 000米，比其他任何位置上的球员都多。反过来说，中卫运动的距离最短，而且更多的时候是在向后跑，前锋则经常用头顶球。

赖利还总结出，能够给球员带来场上紧张感的训练次数，不足全部训练次数的三分之一。此外，他还将球员的日常表现划分为“表现平平”和“数值明显低于其他优秀球员”等的等级。他写道：“研究对象行为习惯的典型特征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静坐或横卧的状态。”结果显示球员每天躺卧和静坐的时间竟然接近20个小时，“这些专业足球运动员似乎只配被称为‘躺坐专业户’”。

赖利觉得职业足球运动员的工作性质跟演员并无二致，都是在长时间的训练和排练后，被迫在一大群观众面前进行表演，取悦观众。通过剖析球员心理，他发现，埃弗顿队的球员性格外向、敏感焦虑、不负责任、刚愎自用、盲目自大。“他还发现了踝关节灵活度与智力之间的关系，”弗兰克·桑德森大笑，“数据经常会产生一些奇奇怪怪的关联性。”

赛季进入中旬之后，球员身上那种想要主导赛场的霸气与冒险精神都有了明显的下滑。这两种态度恰好与获胜密不可分。“这种现象倒是跟俱乐部一塌糊涂的战绩刚好吻合。”赖利评论说。

后来，赖利将研究结果发表在了论文《专业足球运动员职业压力的人体工学评价》（An ergonomic evaluation of occupational stress in professional football）中。他在文章末尾建议到，训练内容可以再丰富一些，不要给球员“造成负担”，有氧运动辅以无氧运动，间歇性、高强度快跑结合慢跑，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球员的备战需求。赛季过后，赖利赢得了埃弗顿队球员们的高度尊敬。“球员觉得赖利就是魔法师，因为他能指出大家之前意识不到的事情，”兰开斯特-托马斯说，“我认为球员都能明辨是非，如果赖利信口雌黄，准会被大家发觉，所以他肯定是言之有理的。赖利温文尔雅，从不惹人生气。只要是赖利提出的建议，球员都会仔细聆听。”

随着论文的发表，赖利和兰开斯特-托马斯的研究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们的方法也在其他体育门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后来，人们将这项开创性的研究称为运动表现分析，而这开启了运动研究的新领域。

然而，在时隔多年之后，足球界却还没有认识到这项研究结果的重要性。1979年，赖利在《科学研究教会足球教练的那些事》（What Research Tells the Coach About Soccer）一书中写，“固有的多面性和神秘难解”导致足球运动是质疑科学研究的，甚至是心生敌意的。

“比赛结果常常与预测有出入，科学预测信誓旦旦，实际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意外失利常被球员与教练忽视，因为大家觉得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天命难违。简而言之，在足球界，迷信仍大行其道。外人在提出不同的客观意见时，要么被拒之门外，要么被冷淡处理。”

凡事不可一蹴而就，新兴技术的发展更是如此。在足球领域真正认识到科学的威力之前，研究人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