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致中和

【原文】

天命之谓性①，率性之谓道②，修道之为教③。道也者，不可须臾④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⑤，恐惧乎其所不闻⑥。莫见乎隐，莫显乎微⑦。故君子慎其独也⑧。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⑨。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⑩。中也者，天下之大本⑪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⑫。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⑬。

【注释】

①天：上天。命：赋予，给予。谓：称作。

②率：统领，遵循。道：本指道路，这里指抽象的道理、规律。

③修道：按照道的规范进行修养。教：教化，影响感化。

④须臾：片刻，很短时间。

⑤是故：因为这个缘故，因此。不睹，看不见。所不睹：看不见的地方。

⑥不闻，听不到。所不闻：听不到的事情。

⑦莫……乎：没有什么比……更……乎，在这里有“比”的意思。见（xiàn）：同“现”，显现，显露。

⑧独：形体上或精神上独处的状态。

⑨未发：尚未表现出来。中：不偏不倚的状态。

⑩中（zhòng）节：符合法度，合乎规矩。和：和谐，情正不乖戾。

⑪大本：根本的道。本：原意是指树木的根部，引申为抽象的“根本”之意。

⑫达道：通达的大道，这里指天下古今都经由的道，即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致：努力使达到。位：动词，位于所处的位置。育：生长发育。焉：在这里。

【译文】

上天赋予人的叫做性，依顺天性行事为人就是道，按照道的要求修养叫做教。道，是不可片刻离弃的，可以离弃的话，就不是道了。所以，君子在人们看不见的场合也谨慎戒备，在别人听不见的时候也是有所慎重和惧怕的。没有什么比隐秘的事情更容易显露了，没有什么比细微不足道的事情更容易显现出来。所以，君子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谨慎自己的言行。

喜怒哀乐等感情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叫做中，表现出来又中节中度叫做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原则，和是天下的普遍规律。达到了中和的境界，天地就处在有序的状态，自然界的生物就生长繁育起来了。

【名家批注】

郑玄说：

（1）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孝经说》曰：“性者，生之质。命，人所禀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谓道。修，治也。治而广之，人所效之，是曰“教”。

（2）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也。君子则不然，虽视之无人，听之无声，犹戒慎恐惧自修正，是其不须臾离道。

（3）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则必肆尽其情也。若有占听之者，是为显见，甚于众人之中为之。

（4）中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乐，礼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

孔颖达说：

（1）天命之谓性者，天本无体，亦无言语之名。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贤愚吉凶，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命。老子云：“道本无名，强名之曰道。”但人自然感生，有刚柔好恶或仁或义或礼或知或信，是天性自然，故云谓之性。

（2）圣人修行仁、义、礼、智、信以为教化。道者，开通性命，犹如道路开通于人，人行于道路，不可须臾离也。若离道则碍难不通，犹善道须臾离弃则身有患害而生也。

（3）君子行道，先虑其微。若微能先虑，则必合于道，故君子恒常戒于其所不睹之处。人虽目不睹之处犹戒慎，况其恶事睹见而肯犯乎？故君子恒常戒慎之。

（4）凡在众人之中，犹知所畏，及至幽隐之处，谓人不见，便即恣情，人皆占听，察见罪状，甚于众人之中，所以恒须慎惧如此。以罪过愆失无见于幽隐之处，无显露于细微之所也。以其隐微之处，恐其罪恶彰显，故君子之人恒慎其独居。谨慎守道也。

（5）喜怒哀乐缘事而生，未发之时，淡然虚静，心无所虑而当于理，故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者，不能寂静而有喜怒哀乐之情，虽复动发，皆中节限，犹如盐梅相得，性行和谐，故云谓之和。情欲未发，是人性初本。情欲虽发而能和合，道理可通达流行，故曰天下之达道也。

（6）人君所能至极中和，使阴阳不错，则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万物其养育焉。

朱熹说：

（1）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

（2）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

（3）隐，暗处也。微，细事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无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

（4）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

（5）致，推而极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故于此合而言之，以结上文之意。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

典句明义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这三句是前后一气相承的，是中庸全书的纲要。天的运行规律浑然无间，流转不息，万物随着天的永恒运动而滋生，因此，凡物的性质和特点都是天命决定的，所以说，天命就是性。怎样才能遵循天命决定的性呢？即守本位而行事，言行举动，不自欺，也不欺人，不违背天命，才是率性，也就是道的境界。

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有善良的本性，因为人是天的造物，是合乎天时和天性而降临的，我们刚刚来到世间的时候，都带着生命的本真，像天使一样，美好、纯洁、清新。上天注定了我们的生命形式，我们生而为人，实际上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既然上天已经决定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应当遵循天道，依照上天赋予我们的本性处世为人。

既然我们生而为人是由天道决定的，我们个人直接向上天负责，也就是说，道德准则是我们自己制定的，也是应当自觉遵守的。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也是符合人类天性的行为。任何一个社会和组织都建立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标准，在这个群体的个人之间起到有效的沟通和润滑作用。对于不能有效遵循道德标准的成员，儒家提倡政教风化，教育感化。

值得注意的是，道德标准总是相对有效的，他受到特定文化、宗教、伦理和社会集体的局限。比如，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教育子女尊敬父母，孝敬老人，但是，东西方的“孝”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这是由于社会结构上的差异造成的，社会发展的不同状况也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东西方“孝”观念的内涵。

当一个基督教徒告诉一个好友：“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要相爱。”而这个好友反问道：“没有上帝，难道我们人就不能相爱吗？”博爱思想到底要不要建立在宗教基础上？我国大思想家孔子主张“天命”“率性”和“修道”，而没有提到神，没有提到神的报应和惩罚，这使我们的思想不依托任何宗教而直接认识到我们人性中的善，这在两千年前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革命。

西方人经历了中世纪几百年的宗教压迫后，才认识到了人性就是天性。到了18世纪，英国在心理学基础上建立起道德观。这种道德观认为，因为在人的天性中具有“道德意识”，这种意识促使人们博爱和互助，所以，人们才做出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人的行为越是出自自身的天性，就越是符合道德规范。这种“道德意识”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沙夫茨伯里认为，人是和谐宇宙的一部分，人类认识到自己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所以才产生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并且，人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与世界保持协调至关重要，“道德意识”就这样诞生了。

我们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形成了自己的伦理道德体系，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和价值体系。我们要尊重本民族朴素的价值观，在建立和谐社会的努力中，修养我们的品行，完善自我人格。

华夏史鉴

天命就是民意

诗经中有一篇《灵台》，是赞美周文王的，诗中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当文王开始规划建造灵台的项目时，工程技术人员先把建筑图样画了出来，把建筑施工的位置确定了，老百姓听说后，纷纷赶来，不提报酬，不讲条件，立即帮施工人员砍树挖土，搬砖搬瓦地干了起来。

没过多长时间，具有相当规模的灵台就建造好了。起初文王想到工程相当浩大，只是希望百姓们在农闲时过来干干，农忙时要回去做农活，生怕百姓误了农时，没想到百姓们一听说这件事就蜂拥而来，很快就完工了。周文王欣喜地观赏着这宏伟庄严的建筑。灵台作为综合性建筑群，不但有高台，而且有园子和水池，还有狩猎场，灵台本身也具有祭祀和观测天象的功能。当文王在园林中漫步的时候，肥胖的母鹿悠闲地卧在草地上，毛色在阳光下闪着光，天上的白鸟好似惊鸿一瞥，优美地飞走了，游鱼欢乐地在水中跳跃戏耍，周文王无限感慨，心中充满了快乐。

周文王知道，要不是老百姓的无私奉献，不惜力气地为他修池建台，怎么会有今日的光景呢？唯有与民同乐，才能得到快乐啊！老百姓心甘情愿想让文王享受有珍禽麋鹿的园囿，才会这么齐心协力帮他建成这个大工程啊！在民众的支持下，周文王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他年老后，传位给儿子武王，武王发兵推翻了殷商的残暴统治，开辟了历史上的周代。

在商朝和周朝之前，我国还有一个夏王朝。夏王朝的亡国之君是臭名昭著的夏桀。夏朝民众盼望夏桀快快灭亡，诅咒这个暴君：“你这烤人的毒太阳啊！什么时候灭亡？只要你灭亡，我情愿跟你一起灭亡！”老百姓恨夏桀恨到跟他一起赴死都无怨无悔，可见夏桀是多么不得人心。君王到了这种地步，纵有再大的园林台池，再多的珍禽异兽，又有什么快乐呢？

夏桀并没有从自己优越的地位上得到真正的快乐，而是最终落了个国破家亡的下场。同样是建造园林台池，周文王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而他却因此激起了民众的反抗，招来了敌人的进攻，并最终走向了灭亡。

可见，天命就是民意，率性就是遵从民意，作为人君，不修道，不察民意，不理会民众的疾苦，必然会受到不走正道的惩罚。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典句明义

君子随时做到适中，无过无不及，就是在遵循道。君子应当加强自我修养，时常警醒，省察自己的过失。这种自我教育贯穿于人的一生之中。应当遵循的道是时刻不能背弃的。

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不听取周围人的意见和建议，一意孤行，就容易导致“一步走错，百步难回”的被动局面。那么，作为一国之君，如果对自己放松要求，耽于享乐，宠幸奸佞之臣，置百姓死活于不顾，就必然导致亡国的下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作为一国之君，更应当省察自身，积极察纳善言。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暴君，比如夏桀、商纣、秦始皇嬴政、隋炀帝杨广等，这些有名的暴君，大多极其聪明。但是，一坐上皇帝的龙椅，就为所欲为，不听取有益的意见。当然，我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伟大的英名君王，可是，更多的是昏君，甚至暴君。究其原因，根子在于封建专制制度本身的局限性。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为人君者，如果性格残暴，虐杀成性，穷兵黩武，百姓必然民不聊生；为人君者，如果假借统一思想的名义，限制社会的思想和文化的自由，钳制舆论，使得个人无法自由地发表意见，必然导致言论阻塞，酿成人心背离、社会动荡之祸。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君主为了树立自己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制定种种纲纪律令，对臣下“约束之，羁縻之”，群臣动辄得咎，还敢有什么作为？朝廷高官在早上、晚上拜见皇帝都要免冠磕头，还有什么尊严？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往往设立“乐籍”，用声色犬马麻痹士人，引诱那些好发议论的知识分子在女色和声色犬马上耗费精力。

昏君和暴君并不是中国的特产，这是世界上任何专制制度下的必然产物。古罗马帝国的暴君尼禄多才多艺，但却道德败坏，喜爱奢华，对身边的亲人与臣属残暴不仁，像一头狮子那样嗜血而恐怖，且以残酷镇压基督教徒而臭名昭著。还有法国的穷奢极欲的国王路易十六，也是无视百姓死活的。

纵观世界历史，暴君不得善终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一代又一代的暴君，总是前仆而后继。只有从制度上，建立一种君、民之间的和谐关系，才能根除暴君。民主制度，是根除暴君独裁现象的良药，它既是万民之福，也实在是君王之福，因为既然当不了暴君昏君了，也就没有被送上断头台的危险了。

华夏史鉴

无道暴君商纣王

商纣王是中国商代最后一位君主。刚刚即位时的纣王，继承了先公先王的赫赫功业，在名臣贤相的忠言警语的劝谏教育下，也曾想过励精图治，但是，纣王的太平君王的日子过久了，就渐渐变得骄奢淫逸起来。他在大臣面前刚愎自用、巧言饰非，根本听不进谏言，总以为自己的才能超过这些平庸的人，以为天下没有人能高过自己。纣王对大臣说话时，声高气粗起来，装腔作势摆架子，渐渐地，连忠臣比干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同时，生活越来越奢。

纣王的荒淫无道，加深了百姓对他的怨恨，连一些有血缘关系的诸侯也渐渐看不下去了。不得人心的纣王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却采纳宠妃妲己的建议，用酷刑镇压人们的反抗，设炮烙的刑罚来惩治胆敢反抗他的人。有一天，当时的重臣，三公之一的九侯把自己容貌端庄的女儿献给纣王。可是，九侯的女儿单纯无知，不甚懂得男女之事，不懂得讨纣王欢心，纣王心中火起就把这个可怜的女孩杀了。杀了这个女孩后，纣王还余怒未消，把九侯也剁成了肉酱。在一旁的鄂侯目睹纣王的荒唐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直言相劝，纣王大怒，竟让人把鄂侯也拉出去斩首了。

忠臣比干看到这种日益没落的现状，忧愤不已。他冒死向纣王进谏，纣王根本不听。另一位贤臣商容也不顾一切地去进谏，纣王十分不耐烦，干脆把商容的官位褫夺了，废为平民。

当周武王灭黎的消息传到朝歌，满朝文武都非常吃惊，担心周将会灭掉殷。贤臣祖伊奔告纣王说：“大王您实在是淫欲过度，不遵守王道常法，自绝于先王，所以上天丢弃了我们，使祖宗不能安食供享。如今天下百姓，没有不希望殷灭亡的。您打算下一步怎么办呢？”纣王听后，不以为然地说：“哼！我尊贵的命不是上天赐给的吗？”祖伊一听这话，愣在那里半天没有言语，然后踉踉跄跄地走下殿来，自言自语地说：“没救了，没救了。”不久，周武王联合各诸侯国伐纣，推翻了商朝的统治，纣王也自婪而死。

一位君王不做君王应当做的事情，一味地堕落放荡，公然无视上天的惩罚，那他必然要为其无道付出惨重的代价。道不可须臾离弃，如果可以离弃，可以肆意妄为的话，还强调道做什么呢？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典句明义

君子慎独，是因为君子即使在独处的时候，他仍然是社会的一员，他在独处无人见的时候的所作所为仍然是一种社会行为，如果做了恶事，说了不该说的话，必然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君子先要“内圣”，管住自己的内心和些微的私心杂念，才能够做对社会有益的事。君子对民族、国家和社会应当时刻充满忧患意识，对国事、天下事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懈怠，只有有了这样的自律和反省精神，当我们的民族在危急关头时，才会出现杀身成仁的仁人志士；当我们国家处于落后挨打的境地时，才会出现报国之士。

孔子主张个人是社会的人，因此，“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人生最大的目的。然而，客观来说，这只能算是人生的一种修养和事业追求，而不能说是人生的所有意义。如果一个人专门牺牲自己，只做有利于他人的事情，那就是为他人而生，这绝不是个人生存的理由。

然而，孔子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持中庸之道，并没有极端地强调个人的牺牲和奉献。孔子明确指出，食色和道德、名誉、利禄等一样都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且是始终不变的常性。

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是互动的，天不变，道也不变，社会的法律、道德、政治、宗教等不会随着个人的意志，随着一时的形势变化而改变。个人对于社会来说，就像一具庞大躯体上的一个微小的细胞，个人微小，死生无常，像社会大躯体的新陈代谢一样，本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当个人存在于社会中，享受人生的幸福是天理之常，同时，也要造福于社会，使得后来的人能够享受前人留下的福祉，递相授受，代代传承，社会才能得到良性的发展。

华夏史鉴

举头三尺有神明

人们在做一些隐秘的交易的时候常用的口头禅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意思是说，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人知道，只要你不说，我不说，别人谁能知道？

古时候，有一位老爷和一个书童干了一件坏事，老爷告诫书童：“这件事千万不要说出去，说出去我非打死你不可。”

书童吓得直吐舌头，他日夜心神不宁，总是怕自己说漏了嘴，可是，越是在心里闷着越是放不下。于是，在一天半夜里，书童一个人悄悄地走到田野里，对着高粱地讲出了这个秘密，心里一下子坦然了，就返回家去睡觉了。

没过多久，老爷发现不少人在议论自己，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气急败坏地质问书童：“是你说出去的吗？”书童回答：“老爷，我真的没对人说过，只是有一天夜里在旷野的高粱地里说过这件事。”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别说是两个人一起干的秘密事，就是一个人单独干的坏事，迟早也会败露。所以，我国古人在道德修养上特别强调要“慎独”，时时处处注意自己的操行。

东汉时期的大儒杨震就是这样一个坚持原则的人。杨震自幼聪明好学，刻苦攻读，他通晓经传，博览群书，对学问的研究一丝不苟。杨震继承父业在家乡办学，开馆授徒，教书育人三十多年，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五十岁以后才出仕为官，因为他良好的学识、贤明和品行，一路升迁，掌管朝廷军事大权。他坚决不谋私利，始终以“清白吏”为座右铭，严格要求自己，不受私谒，私下决不接见来求自己办事的人，公事公办，举荐人才时唯才是举，不私下收受贿赂。

有一年，杨震被朝廷调任，在他赴任途中，路过山东昌邑地界，恰巧在昌邑有个熟人叫王密，是昌邑县令。王密是杨震以前举“茂才”提拔起来的官员，他一听说杨震赴任路过本县，就忙活上了，因为杨震对他确实有知遇之恩，他也对杨震的学识修养十分敬佩。他想，这正是我报答恩师的时候啊！他特意准备了黄金十斤，白天拜见了风尘仆仆的恩师杨震，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返回恩师杨震临时下榻的住所，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准备的黄金从包袱里取出来，拱手敬献给杨震。杨震坚辞不受，严厉地批评他说：“我和你是老交情了，认识交往这么多年，你还不知道我啊？我了解你的为人，而你却不了解我的为人，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王密说：“恩师，现在是深夜，黑黢黢的，旁人谁能看见？”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能说无人知道呢？”王密听了杨震的批评，惭愧万分，就只好把黄金又拿回去了。

“举头三尺有神明”，人的一切行为都有天上神明看着，不要随意做违背天理人伦的事。有修养的君子不在无人看见之处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做见不得人的事。在公开场合谨慎自己的言行，在私下里更应严加控制好自己的行为。

一个人在微小的事情上有道，在隐蔽不为人知的地方坚持自己的道，就是知荣辱大义的人。“不畏人知畏己知”是一种高贵的自爱。相反，一些大奸大恶的人也正是从些小的事情上开始失去自己的操守，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逐渐由小到大，变成了恶贯满盈的罪人。因此，君子慎独，越是微小的诱惑，越要提高警惕。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典句明义

人们在生活中有喜怒哀乐，这是人的自然属性，是情感的表现，为了追求与天道、天性合一的至诚，把人的七情六欲驯服到与天道相一致，就要努力做到中和。中和的表现有两种，当喜怒哀乐的情绪在内心得到很好的控制，没有无所顾忌地发泄出来时，叫做“中”；而当喜怒哀乐适度地表现出来，并且达到了良好的效果时，叫做“和”。

为什么喜怒不可全发，要适当控制自己的不良情绪呢？比如说，当一个人生了一肚子气，又身怀鬼神莫知之才，就会“手拿闷棍夜半出门”，无恶不作。当高智商的人失去情绪的自制力的时候，就会把自己所学当成杀人利器。这样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比不学无术的人怒发冲冠之下掐架斗殴还要严重。

关于制怒，有这样一个禅宗故事：从前有一个老太太，脾气不好，总是生闷气，但却一直无法排解，于是她去找一个和尚请教摆脱烦恼的法子。和尚听了她的话，没有多说什么，走出房门，却把她反锁在了那个小房间里。这老太太脾气本来就不好，于是便大骂起来，和尚不理她，每天差人给她送饭。过了三天，和尚才去看她，问她道：“你还生气吗？”那老太太看见和尚就破口大骂，和尚走了，不再理她。又过了三天，和尚又来问她：“你还生气吗？”老太太不骂了，对和尚苦笑着说：“生气也没辙啊。”和尚对她说：“现在还是不能放你出来。”又过了三天，和尚再来问她：“你还生气吗？”老太太笑着对和尚说：“为什么要生气？”

在生活中，难免遇到各种各样不顺心的事情，这时候，调节我们的心理、心态，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才能使我们心平气和地面对现实。

不能有效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常常是思想上没有遵循中庸之道。有的人追求极端的个人享乐，毫无社会和集体意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样的人锱铢必较，只想满足私欲，脾气自然暴躁不可控。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享乐争名夺利，而不顾他人的利益，实际上反而得不到快乐。人生活在社会人群中，只想自己得到，而不想丝毫奉献和牺牲，必然遭到众人的谴责，所走的路必然不通畅，也就得不到想要的快乐。只有节制自己的七情六欲，安分知足，才能在简单朴素的生活中得到享受。

儒家的中庸之道强调节制，这种思想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语言文字中，比如“节哀”“节食”“制怒”“喜极生悲”等。孔子说：“哀而不伤，乐而不淫。”遇到悲哀的事，不必哭得死去活来，伤了自己的身心，而应要节哀，把握哀伤的度。遇到快活的事情也不能忘乎所以，纵情欢愉。只有培养自己的自制力，才能使我们的心灵达到“中和”的境界，心平气和，以面对外部纷乱的世界。

华夏史鉴

灌夫醉骂招来杀身之祸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节叫《魏其武安侯列传》，本传是汉武帝时期的窦婴、田蚡和灌夫三人的合传，合在一起写是因为三人的矛盾和冲突最终导致了大祸。

窦婴就是魏其侯，他依靠亲戚窦太后获得过重用，当时还是无名小卒的田蚡对待他就像对待亲叔叔一样尊敬。后来窦婴失去权势地位，别人都开始疏远他，只有将军灌夫对他依然如故，所以，两个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灌夫后来也失去了权势，窦婴依然很关照他，所以两人交情更深了。

田蚡后来被封武安侯，他是依靠王太后得到高位的，当他当了丞相后，权力炙手可热，因此与窦婴、灌夫等旧臣发生了矛盾。灌夫与田蚡的矛盾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杀身之祸。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了灌夫骂座一段情节，从中可以使人感到当时权势斗争的激烈和灌夫的粗鲁、难以控制自己情绪的性格特征。

灌夫为了拉拢感情，使失去权力、落寞的窦婴与田蚡能套个近乎，在窦婴请田蚡来家赴宴的时候，竟然不顾丧服在身而毅然陪侍。窦婴夫妇为了迎接炙手可热的田蚡，通宵达旦地进行准备，而田蚡根本就没把此事放在心上，忘得干干净净，到了赴宴的时辰高卧不起。当灌夫亲自去田蚡府上邀请时，田蚡仍然不理不睬，磨磨蹭蹭。田蚡席间又傲慢无礼，使灌夫恼羞成怒，幸而窦婴忍气吞声，才没有爆发冲突。

然而，矛盾不断加剧，在田蚡娶妻的婚宴上终于爆发了。当时，同是皇亲国戚而失势的窦婴备受宾客们的冷遇，田蚡却被人巴结逢迎，众星捧月似的，得意忘形，对窦婴和灌夫很冷淡。灌夫是个急性子，就借酒骂座，于是被大权在握的田蚡拘捕了。窦婴看到朋友惹了大祸，挺身而出，拼力站在朋友一边说理，在讨论如何处置灌夫的朝廷廷辩时，与田蚡展开了正面冲突。

丞相田蚡参加廷辩完毕与韩御史大夫一起乘车，生气地对他说：“我和你共同对付一个老秃翁，你刚才为什么还模棱两可，犹豫不定，不帮我多说几句？”韩御史大夫过了好一会儿才对丞相说：“丞相您怎么这样不自爱自重？他窦婴毁谤您，您应当摘下官帽，解下印绶，归还给皇上，说：‘我以皇帝的心腹，侥幸得此相位，本来是不称职的，魏其侯的话都是对的。’如果这样说，皇上必定会称赞您有谦让的美德。窦婴一定内心惭愧，闭门咬舌自杀。现在别人诋毁您，您也诋毁人家，这样彼此互骂，好像商人、女人斗嘴骂街，多不识大体啊！”

丞相田蚡说：“争辩时太性急了，没有想到应该这样做。”不过，田蚡并没有放过灌夫，最终灭了灌夫全族，窦婴也因为在廷辩时与他产生了直接冲突，后来被杀害。田蚡本人在临死前灵魂不得安宁，对人说，灌夫和窦婴化作厉鬼在纠缠他。

“和”是天下的大本。灌夫军功很高，在朝廷很有威望，但是，他却不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喜怒哀乐，喜怒皆形于色，最终招致自己的整个家族被毁灭；田蚡身为丞相，也并不是一个懂得中和治国的贤才，他的喜怒哀乐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发，而是为了个人的打击报复，所以，田蚡作为丞相是发而不中节，不懂得适可而止，不懂得忍让求全；而窦婴的喜怒哀乐也是为了私人的交情而发，是私怨私斗而非秉持公正的原则处世。

现代活用

会经营满面春风迎贵客

做生意的人要圆活融通，待人一团和气，内心要方正，不存欺诈之心。只有做到这样的“外圆内方”，孔方兄才会落脚。

浙江嵊州工艺竹编厂是一家历史悠久的企业，技术力量雄厚，工艺精湛，产品造型美观，产品远销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品还获得过国际博览会金牌奖。

厂长刘长泉在经营中，不但狠抓产品质量，重视信誉，还注重感情投资，广交朋友，使得竹编厂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始终立于领先者的地位，他本人也被誉为有人情味的企业家。

曾经有一位来自东北的客户，急匆匆地来到竹编厂，想委托嵊州工艺竹编厂生产一种酒瓶套。刘长泉耐心地倾听着这位客户的要求，热情地向这位客户介绍本厂的工艺特点和技术，还立即让厂里的技师连夜赶制了五个样品，以供这位客户选择和参考。这位客户看着这五个样品，从中挑选了三个，当场就定下了18万件，双方很快顺利地签订了合同，皆大欢喜。

可是，第二天，这位客户没有回东北，而是耷拉着脑袋，又回到了竹编厂。他改变了主意，只想订购6万件了。竹编厂厂长并没有因为客户变卦而跟他大吵大闹，而是心平气和地问这位客户到底出了什么事。当这位客户说明原委后，厂长刘长泉没有再为难客户，而是痛快地重新签订了6万件的订货合同。当厂长刘长泉了解到是客户方的资金链出了问题时，就细致地帮客户算经济账，向客户传授加快资金周转的招数。这位客户在这个竹编厂里感到无比温暖，对这里的人情味很有感触。他诚恳地说：“以后我们公司要是需要别的竹编产品，也都向你们厂订购。”

果然，客户在完成了6万件订购的合同后，没多久又订购了12万件竹编酒瓶套。他还特地从大老远的东北来到竹编厂参加用户座谈会，在座谈会上现身说法，向与会者介绍这个竹编厂的重人情、一团和气的经营方式，使这个竹编厂赢得了更多客户的订单。

当初如果这位竹编厂的刘长泉厂长死盯着18万件的订货合同，听到客户变卦就怒气全发，硬要客户履行合同，恐怕既得不到大批订货，还要耗费大量精力跟客户打官司，别的客户看这个竹编厂跟客户纠纷不断，又怎么会产生信任感呢？生意人和气生财，如果脾气暴躁不饶人，就可能把潜在的客户都吓跑了。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典句明义

孔子主张“中行”，“允执厥中”，以“中庸”为最高的道德。在《中庸》中首先提出了“中和”的概念，把“中”与“和”联系了起来。人的七情六欲有适当的控制，不偏向一端，叫做“中”。《中庸》认为封建社会的各种礼节规章综合平衡了人们的各种情感，是人们各种情感最恰当的体现。因此，只要表露出来的各种情感符合礼节，则说明各种情感是平衡的、和谐的、适度的，因此就达到了“和”的标准。“中”是人的内在修养达到心平气和的境界，“和”是人在社会上处世的原则和要求，“致中和”就是达到“中”与“和”的极致。到了极致的中和状态，则天地各得其所，万物欣欣向荣，繁荣昌盛。

我们在处理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中，因为没有遵从自然规律，导致生态平衡受到破坏，遭到大自然的惩罚的事例数不胜数。世间万物，都有其性，人们应当按照天性，遵照天道，跟大自然的万物相处，才能和谐地生存于其间。万物生长都有规律，人也有自己的本位，如果不尊重这种自然秩序和法则，就会招来祸患。正如唐代政治家刘禹锡所说：“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在美国的一些地区，驼鹿繁殖过快，如果一味保护，不让捕杀，就可能泛滥成灾。而如果允许自由狩猎，人们习惯了吃驼鹿肉，穿驼鹿皮，那么驼鹿这个物种恐怕就濒临绝灭了。鉴于这种情况，当地州政府就立法规定每年中只有春天驼鹿交配的季节，才可捕杀成年驼鹿，其他时间禁止捕猎。这种做法就是“允执厥中”，看到了问题的两个极端，而采取能够使人和赖以生存的世界相互协调的措施。

我们面临的一大环境问题就是森林的乱砍滥伐导致生态失衡。森林不仅仅是供应人类木材的宝藏，而且也是许多野生动物的家，过度砍伐可能使许多动物无家可归，导致自然生态失去平衡，并且，由于食物链的关系，某种动物或者植物的消失常常连带其他靠这种动物或植物生存的生物大量绝灭。森林的作用远不止这些，森林还可净化空气。森林中植物的光合作用，能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产出氧气，具有空气净化作用，再加上很多植物能散发出一种挥发性物质芬多精，这种物质不但可杀死空气中的细菌，还能防止害虫以及杂草对人体的侵害。

人们现在已经渐渐认识到了大自然的威力，在砍伐森林的同时，也开始了封山育林，努力使大自然恢复元气。如果人类向大自然只是伸手索取，而毫无贡献，将不能保持长久的和谐关系。适当的砍伐其实对森林和人类都是有利的。砍伐掉生长不良或枯死的树，就可以让其他的树木有更多的空间生长，也可以长得更好，砍伐下来的木材可以做一些木材加工品。适当的采伐合乎大自然新陈代谢的规律，合乎“中”的根本原则，而过度砍伐就是违反了人与大自然“和”的关系。

不但自然界的动植物遵循天道，我们人体本身也是大自然的杰作，也应遵循大自然的规律。人的身体必须阴阳协调，劳逸结合，才能保持健康。金代医学家李杲在他的《脾胃论》中详细论述了人的喜怒哀乐对身体的影响以及身体各部分必须协调才能健康的道理。他说：“饮食失节，寒温不适，脾胃乃伤。此因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资助心火。火与元气不两立，火胜则乘其土位，此所以病也。”人的喜怒哀乐担忧恐惧等情绪，都会使人产生“火”，而“火”对人的“元气”伤害很大。因此，加强情绪的自制力，是走向健康人生的必由之路。

这位医学家还忠告人们，如果不对自己的欲望加以节制，就会伤害人体脏器，因此，过食会伤了人体正气，也就诱发了疾病。只有遵循中庸之道，无过无不及，才能终其天年，活到百岁高寿。保持健康的秘诀即“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

《中庸》的“中和”思想还可以医治当代人的心理疾病，重建个人心理世界的平衡与和谐。现代人只有通过修身、通过“致中和”，才能把握住生命的本性。只有认识到人的本性自我是什么，并在现实生活中采取保存和发展其本性的行为，才能消除心理疾病。

现代人的精神问题和心理疾病，往往是由于七情六欲在现实中得不到充分满足所致，因此，使自己的心态达到“致中和”的境界，不仅会让我们保持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而且也符合天地运行的法则和万物繁育的根本。

华夏史鉴

中都宰行仁政

孔子是春秋时期鲁国人，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理想是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样建立一个典礼完备、政通人和的大同社会。

鲁国贵族季平子很尊敬孔子，让孔子担任过委吏和乘田吏。季平子死后，他的儿子季桓子也对孔子以礼相待，并向鲁定公推荐孔子，让孔子担任了中都宰的职务。

就这样，孔子带着弟子们走马上任了。孔子给弟子们上的从政第一课就是讲治国的根本。他告诉弟子们，治国的目的就是要使百姓们都富裕起来，富裕起来以后，再教化他们，使百姓文明有礼。如果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百姓就会感激和回报为政者。孔子作了这样一个比喻：“要统治好百姓，必须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狂奔的马，时刻有绳断翻车的危险。”

担任中都宰之后，孔子带头走村串户了解民情，他与弟子们一起做了一番社会情况大调研之后，就制定了一整套整改的措施，着重于改良社会风气、预防水旱灾荒、提倡节约并革除奢侈恶习。孔子在施政时，力行中庸之道，不做过激的事，不走极端，处理政务合法合理，着重于长远的功效。

孔子号召社会重视教育，并采取实际行动。他让弟子们晓谕中都民众：少年人要送去修学，四个乡添设一个乡校，贫寒人家的子弟也要上学去；青壮年不能游手好闲，要掌握一门技能，趁年轻力壮成家立业；年纪大的人，要保养身体，加强修养，以减轻晚辈的负担和压力。

当时鲁国有一个叫沈犹氏的商人以贩羊为业，他用便宜的价格买进羊之后，就把大把盐粒掺杂在草料中，羊吃了总想喝水，一只羊因为口渴不停喝水，能增重十来斤，这个奸商趁着羊喝水喝得肚大腰圆时，赶快卖出羊获利。接手买羊的人发现，买来的肥羊不出五天就一命呜呼了。对这种奸商如何治理，孔子听取了颜回的意见，让颜回写了告示。

不久，颜回写的要求公平交易不准欺诈，特别是不准卖灌水羊的告示就贴到了大街上，在奸商沈犹氏的家门口也贴了一张。沈犹氏一看风头很紧，就不敢再卖灌水羊了。然而他没想到的是，生意反而比以前好了。原来人们在他家门口看了告示，知道他不敢违抗禁令，就放心地到他这里来买羊了。沈犹氏没想到不做假反而能赚更多的钱，以后就以身作则，还告诫同行要诚实做买卖。

孔子管辖的中都当时有奢侈浪费摆阔气的不正之风。慎渍氏是当地一个大富翁，吃穿都很讲究，为儿子娶媳妇，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大气粗，竟然模仿太子大婚的气派搞铺张浪费。这样做一来是不合礼制，二来是助长了社会上摆阔的不良风气。

养尊处优的慎渍氏有一天起来梳洗一番之后，闲来无事，走到了大街上，他听说有个戏班子刚排了几个新曲子，就叫戏班子来唱戏。正在他美滋滋地欣赏着新曲子的时候，家仆来报告说，有人来访。慎渍氏的兴致被打断了，很是扫兴，一问才知道是中都宰派人来商量事。他哼了一声，不屑地说：“不就是那个迂腐的穷书呆子吗？一个教书匠有什么事跟我商量？莫非是请我去喝酒？”慎渍氏那天确实无事，客人既然来了，虽然心中不耐烦，还是请进来了。慎渍氏一看来人，吃了一惊，忙整理一下衣服，正襟危坐起来。来人是谁呢？原来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路长得膀大腰圆，一脸肃杀之气。子路见了这位富豪，拱拱手不紧不慢地说：“最近边境上不太平，您富甲一方，理当为国分忧，中都宰的意思是想请中都地方富绅出钱，穷人出力，加强练兵，劳烦您捐助一些练兵费，数目已经议定好了，我三天后过来取。”慎渍氏惶恐地说：“敢问先生怎么称呼？”“我叫子路。”子路因为身材高大，勇力过人，在拜孔子为师之前已经大名鼎鼎了，谁都知道子路很凶悍刚强，所以，慎渍氏毕恭毕敬地把子路送出了家门，才松了一口气。后来，慎渍氏托人为他说情，承认自己以前奢侈炫富的错误和造成的不良影响，保证以后再也不放肆张扬、铺张浪费了。

对慎渍氏的处理方法，孔子的一些学生提出了异议，说：“老师，您总是说人要正直行仁政，可是对慎渍氏的做法，是不是有机变欺民之嫌呢？”孔子说：“对守法的良民要正直无私，然而为了一方整体的利益，对肆意妄为的恶人是无法机械地实行仁政的，机变有时候有杀一儆百的功效，没有别的良策的时候，偶尔也可一用。”

孔子凭着一颗仁爱的心，使百姓的生活有了提高，这在春秋时代的乱世中给渴望和平安宁生活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和光明。孔子的儒学仁政也从此深入人心，成为千百年来沿用的治国大道。正如他主张的那样，“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治国的人只有遵循中和的大道，才能使社会有秩序，有礼仪，才能惠及世上万物，使万物都得到恩泽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