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文化以立根

□传统文字的意义

在说到白话文时，南怀瑾先生说：五四运动为什么要提倡白话文？中国文学自五四运动以来，由旧的文学作品改成白话文后，有什么功用呢？几十年来亲眼所见，中国的教育普及了，知识普及了，对世界知识的吸收力增加了，无可否认，这些对于国家的进步有贡献。但对于中国文化，却从此一刀两断了。什么原因呢？中国文化库存里堆积的东西太多了，几千年来的文化都藉着古文保留着。至于接受白话文学教育的人们看不懂古文，当然就打不开这个仓库，因此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看，就此一刀两断了。

那为什么要实行白话文呢？在五四运动前后，一般人认为救这个国家，必须吸收新的知识，尤其要融会古今中外的学术文化，于是老牌留学生到外面一看，任何国家的语言和文字都是一致的，因此认为中国所以不进步，是文字工具害了我们，尤其四书五经“子曰、孔子曰”一塌糊涂，非把这个打倒不可，所以提倡了白话文。

对此，南怀瑾先生有自己的观点，他说：但是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看世界的文字，不管英文、德文、法文，虽然现在的文字和语言是合一的，但是语言大约三十年一变，所以一百年以前的英文、法文书籍，除非专家，否则是莫辨雌雄。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晓得语言和时代是要变的，所以把文字脱开了语言，只是用很短的时间，经过二三年的训练就会写出来，这个文字就单独成为一个体系，表达了思想。因此这种文字所保留下来的几千年以上的思想，在几千年以后的人看来，如面对现在，没有阻碍，它对于国家有什么错误呢？没有错。只是因为教育不普及，大家对于这个国文的修养没有学好。当时提倡五四运动的部分人士，求进之心是对的，在学问修养上，老实讲，还有商量的必要，于是这一文学革命就出了问题。

举例来讲，生活上每天必有的一件事——上厕所，我们小时候叫“出恭”，后来叫“解手”，现在叫“上一号”了，看看几十年来，变了好多。因此，我们翻开资料，对五四运动前后的白话文，现在看来，简直不通；到了现在的文章，说它不好吗？真好。好吗？文章看完了，价值也完了，多半没有保留的价值。将来怎样演变还不知道，所以你们为什么要文学再革命，我就不懂。

南先生说得不无道理。现实中，我们也有这种体会：看古文，言简意赅，意蕴深厚，而且富有美感，一旦吸收，就不容易忘却，而且往往影响一生。而看一些白话文，即使是很美的文字，但看过之后，心里明白了，但似乎没进入脑子里，也不大可能留存在记忆中多久。

就此意义讲，南先生说：“文学革命，我没有资格讲，你们也没有资格讲。为什么呢？如果古文、四六体、作诗、填词，都能露一手，然后发现这种文学有毛病，这才有资格谈革命。你们现在连‘命’都没有，还‘革’个什么呢？你们还有文学革命的资格吗？”

说得犀利，但不无道理。一语惊醒梦中人。如今的年轻人，回头去看古文的很少，不仅是因为他不想去看，没心情去看，更是因为他看不懂，所以看不进去，这样他怎么会有兴趣看下去呢？这就无形中造成古代文化与现代人之间的一种隔膜了。虽然知识文化界不停地在把文言文通俗化，于丹讲《论语》，易中天讲《三国》，加之其他人诠释传统文化书籍，在文化图书界，几乎形成了一种重新解译传统文化的热潮。但老实说，有几个是真正领会了原书作者真正意蕴的？大多不过是借助古人，自说自话罢了。看他们的解译，远不如看原文给人更深刻的教益。这是现代文的尴尬。

从客观来说，这些解译文字是有必要存在的，虽然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不去看它，但毕竟有更广大的普通读者需要它，因此也造成了如今解译传统文化书籍的风潮。自说自话本无可厚非，但最可怕的是误解圣贤思想，甚至“拿”来其中的智慧，做不义之事。现代文字如果为一些不义之徒起到助纣为虐之事，不仅是可怕，而且几近可悲了。

因为古代文字和文言文教育的缺失，致使传统文化在国人心中多是流于表面，而不能真正进入到心里。

为什么形成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回望？原因固然复杂。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期，经济、文化以及人心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也面临着精神和文化的裂变和重组问题。物质丰富，但人心浮躁，精神空虚，幸福和快乐指数下降，在躁动中思考，追寻生命的意义。而这个，现实的文化，似乎太流于形式，太变幻莫测，不能给人踏实和信任感，从现有的文化中，似乎也找不到可以让人安慰的答案，于是，只有回望过去，钻进历史的故纸堆中去寻找……不进则可，一旦投入到先哲创造的文化中，会惊奇地发现：很多话都让先哲们说尽了，很多聪明智慧已经被他们发掘出来了！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真正的“道”从来就没有远离我们，它一直还在左右着历史和人类前进的步伐，决定着我们生命的前始后终……科学和物质文明发展到如此的昌盛，但生命中真正的需要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不过是形式而已；人们的精神并没有因为物质的昌盛而丰实，反而有了倒退之嫌疑。

所以，南怀瑾先生在一次讲佛法时说：“站在物质文明的发展来说，时代愈来愈进步；站在人文、道德、精神来讲，愈来愈堕落，是退步的。所以我们现在讲时代进步，是站在物质文明的立场来说的，佛法是从人文的立场来看时代的。”

当我们遇到困惑时，在现实中找不到答案时，就不免回首过去，期望从历史中找到答案。所谓“以古鉴今”，历史是一面镜子，虽然它早已经过去，而天道和人情以及事理，毕竟没有远去，不同的只是形式而已。在历史中，我们会让自己在紧张而忙碌的生活中沉下来，进行思考，希望找到的不只是答案，更有精神的慰藉。也因此，古代的文字和文言文，我们看上去陌生，其实是那么的亲切，多么希望去了解它，去挖掘出其中的金子来，为我所用，指导我们当下的生活。南先生是钟情于传统文化的，对于我传统文化的思想和意趣是深解其中三昧的，他看到了其中的深藏的宝藏，所以，即使在人们久已漠视文言文的今天，先生始终如一地宣传着传统的文化精神，亲自践行着传统文化中的士人精神，让我们在一片苍白的现代文化中，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也因此，南先生引领着一起又一起的“国学”热。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传统文化的长久生命，所以转向对它的关注。于是，出现了解译国学的热潮。这是没办法的事，只是因为传统文字与现代文字间的隔膜，才让我们不得不这样解译，如果不解译，广大的人民群众看不懂，也不费心费力地去看，就只好如此了。南先生当然是看得懂古代文字的，但为了宣传传统文化，他不得不对传统文化进行解译，在研究的同时，自负一份使命，做着自己的工作。他深入浅出的解译，不仅继承了先哲的文化理念，而且有自己的独到创新和认识，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在这方面，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影响深远，也成就了自己“国学大师”的美誉。

只是，如今更多的解译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令人担忧的。不要说达不到南先生的解译，达不到于丹、易中天的解译，就是通读也是有困难的，不过是东抄西挪，东攒西凑而来的“快餐品”。这在图书界表现得十分明显，不能不令人担忧。

但是，我们已经没有了回头路，只有朝前走，只求一些有责任的人，能真正地遵从古文的意旨，用好古文，趁此“国学”兴起之风，不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继承宣传好，同时也运用好现代文字，使二者能真正结合起来，做到古代与现代的有机结合，相互为用，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承文化，让古文生命长存，让现代文不会因肤浅而流走得太离谱。

□“三家店”卖的是什么

南怀瑾先生说：唐宋以后的中国文化，要讲儒、释、道三家，也就变成三个大店。佛学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五四运动的时期，药店不打，百货店也不打，偏要把粮食店打倒。打倒了粮食店，我们中国人不吃饭，只吃洋面包，这是我们不习惯的，吃久了胃会出毛病的。要深切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演变，不但要了解何以今天会如此，还要知道将来怎么办，这都是当前很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研究四书。

南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的三个比喻，十分形象贴切。只要对传统文化有所了解，就不能不为先生的这个比喻而深有意会。

的确，对于佛教来说，虽然它进入中国已经两千余年，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而且常深入到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上自皇上，下到平民，都曾把佛教当成一种儒教之外最重要的教育，而不仅仅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和崇拜。在古代，佛教寺院大大小小充斥在市井乡间，多如牛毛，它所起的作用，不只是佛教层面上的，更是教育意义上的。比如，古代的读书人，赶考路上，经常是借住在寺院的，可见寺院有学校的功能。古代的知识分子，读书入仕，功成名就后，一般也与佛家有密切联系的。为什么？出于一份修养的要求，也是暂时得出世之心灵的慰藉。

真正意义上的佛教从来就不是迷信的，不是市井小民苦难中的求保佑，而是一种与做人做事与修心养性相结合的教，所以佛教不是高高在上的空头理论。真正意义上的佛教从来也不是脱离俗世的，而是要求信徒从做人开始，做好了人，再去修佛，普度众生，从眼前的生活实践开始，以自己的经历和实践修证佛法，这样才可能成佛。也就是说，佛不在成天做样子的形式中，而是在自己的体悟中。真正的佛法，也不是消极的，叫人万念俱灰，心如止水，更不是告诉你一切是空，而是告诉你认识到个人不可超越的局限和人生的无奈，认识到欲望无底洞似的可怕，认识到一切是暂时的，转瞬成空，如风过竹林，曾有音响，但过去无声无痕。就此意义上，佛家说“空”，而不是叫人归于死水般，消极地等死，而是尽人事而听天命，精进的同时，远离祸患，修养自己，以利众生。如果一个人不好好做人，转求佛保佑升官发财，那基本是没用的；如果想逃避现实，躲进佛教世界求清静，那也基本是没用的。做不好人，不可能修成佛，不能自救，佛也救不了你。

正因佛教的这种现实意义，两千多年来，佛教融入我们的文化，并经过中国人的创造，对中国文化起到巨大的丰富和促进作用。但是，正如南先生所说，佛教犹如百货店，你有需要时就进，没需要时不进亦可。个人如果能安顿好自己，没必要一定接近它，如果接近不妨作为修养和知识的提高。但是就社会来说，佛教毕竟起着润滑的作用，所以它作用不可低估。它能够传承两千多年而不衰落，在如今浮躁的社会人心背景下，更有日益高涨之势，不能说没有它的道理。

道家文化，是我国的本土文化，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它有着高深的智慧。有一个人从小就研究道教，同时深通中医学，并一生研究道教。他曾说：“外国的文化，远没有我国文化的深奥和智慧。尤其是道家文化，里面的智慧是很深的。研究透了，一生用之不尽。”道家文化中，不仅有老庄自由洒脱，自然无为的思想，更有高妙的做人做事智慧。不仅有辩证统一的阴阳五行，更有变幻莫测的八卦理论；不仅有纵横捭阖之术，更有天文地理医学之妙。抱朴归一，阴阳相生，有无互变，否极泰来，物极必反，无为而治，避免纷争，守柔示弱，智者无言……等等智慧，都深刻地影响着自古以来的中国人。身体生病了，有中医学，草虫皆可入药，而且不仅治标，还能治本。心理有困惑了，为人处事出现了问题，束手无策，不知所措了，也可以把阴阳纵横术“拿”来，把抱残守缺，以退为进，守柔示弱等“拿”来一用，总能在变幻万千，但万变不离其宗的现实中找到应对的方略，为自己解开人生的迷局。所以，南先生说，道教犹如药店，生病了就感觉到它的必要性了。人吃五谷杂粮，怎么能不生病？所以道教文化其实从没离开过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历代的帝王将相，他们治国安民韬略，明哲保身，持盈保泰，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等，都没离开过道教。

作为本土宗教文化，真正的道教文化，也不是民间那种跳大神似的崇拜，但自有它的力量在。几千年来，道教以它强大的吸收力量，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有地位和玄妙不可测的文化魅力，吸引着一代代的中国人进行研究和传承。如今，在国学热潮下，道教文化也甚嚣尘上，虽然对它的解译良莠不齐，但毕竟由此可看出它影响深远的生命力。

儒家文化，以孔孟思想为主导，是中国几千年来传承不断的主导文化，也可以说是官方支持的正统文化。它虽然给人以堂皇正大之感，但毕竟是中正大气，大方得体，既有身份，又不失人性；既有严格不可犯的一套伦理观念，又有其符合人性人情的道义思想。几千年来，儒家因其正大光明又容易为人接受的教化作用，在中国代代相传，具有强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它一直统领中国的各流派文化；它以巨大的包容性，对于中国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润滑和和谐作用。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出只有先做好人，修身齐家，才能做好事，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材。坚守忠孝仁义礼智信，躬行温良俭让之风，由内修而外化，成就一个人，然后再去成就功名和自我人生的价值。与佛家的离世和道家的无为相比，儒家更积极，是入世的，在追求“明心见性”的同时，更追求“经世致用”之学；“尽性”，不泯先天的赤子情怀，不失本性，遵天命但也要“尽人事”，追求“立功、立言、立名”人生“三不朽”的事业，为此“安贫乐道”，甚至舍生取义，以达“内圣外王”的境界。

从内而外，儒家对于人生的态度是积极的。所以，儒家成为现实生活中国人奉行的“标准”文化。就像创始人孔子那样，在他的有生之年，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四处奔波，但终不得志，但他并不因此自暴自弃，气馁不振，也不为此仇恨社会，玩世不恭，自甘下流，而是坚持自己的人生理想，坚持走正道，积极地在有生之年“尽人事”，安贫乐道，乐此不疲地从事教育事业；但同时也遵守“天命”，知道勉强不来，成事在天，所以他又能“乐天知命”，不与命争，不做无谓的执著以自苦。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坚持又乐观的精神，成就了他的万世不朽之名。

由此影响所致，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份忧国忧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轻易舍自我，也不轻易弃社会的追求。所谓“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也是中华文化绵绵不绝的原因所在。也正因此，儒家文化，代代相接，为人所接受传承。

直到五四运动，掀起新文化运动的高潮，西方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的进入，从文字的打倒，到文化的打倒，儒家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以致数十年来几近断绝的命运。这不能不说是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的浩劫。好在，儒家文化影响深远，它已经深深扎入到国人的血脉中，流淌不止，从未在民间消失。

如今，随着国学的重新被重视，儒家文化重新被重视，其中“和谐”的核心价值和作用正重新被国人提起，并影响到全世界。

文化的回流，正说明其精神光华的光彩和力量，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南先生所说的，应该重新发现传统文化的价值，重新研究古代的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之学说，无论对于现实，还是未来，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所谓的思想在哪里

南先生说：我们知道，现在整个世界的动乱，是思想问题。所以我在讲哲学的时候，就说今天世界上没有哲学家。学校里所谓的哲学，充其量不过是研究别人的哲学思想而已。尤其是作论文的时候，苏格拉底怎么说，抄一节；孔子怎么说，抄一节。结果抄完了他们的哲学，自己什么都没有，这种哲学只是文凭！世界上今天需要真正的思想，要融会古今中外，真正产生一个思想。可是，现在不止中国，这是个思想贫乏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发挥自己的文化。

如南先生所说，如今的世界，科技发达，信息爆炸，物质昌盛，但精神贫乏，人们普遍找不到精神的归宿，信仰和价值失落，道德下滑，精神空虚无着，如浮萍，没有根依，漂泊无寄；如流沙，随波逐流，完全不能自主。人为物役，人为钱使，脚步匆匆，奔波忙碌，却不知走向何方，归往何处，也懒得去想，于是，大部分的生命就这样浑浑噩噩，工作为了生活，活着为了活着，至于是否感觉到充实、满足、幸福和快乐，似乎根本也不去想。如佛家所说，生命在这种“被逼迫”中前行，如被风裹挟着的孤独一叶，任由风吹，漂来漂去……生命中所谓的快乐也多是浅层次的，肤浅的，甚至是庸俗的，如同今天经常吃的快餐，太忙了，不吃不行，但吃过了，实在没有味觉的享受。

快乐和幸福以及满足感，应该说都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来自于内心。而真正的快乐和幸福感，也许与物质有关，但实在说所需很少，不需要所谓的名利、金钱和地位，当然，人因为欲望，总认为这些与快乐相关，而只有当你得到这些时，才发现并明白，真正的快乐与此无关，也由此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真正的快乐，也许与人有关，但并不能指望别人能为自己带来，而只有自己去寻找，去体悟。

总之，快乐和幸福，在自己的心里，在自己的努力争取中。那么，如何找到它们呢？回答是，你要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深度。换句话说，真正的快乐和幸福来自于思想，来自于内心的充实和满足。

那么，思想来自于哪里？回答是，来自于自觉的反省和自觉的学习中，来自于对生活的实践和感悟中，来自于自觉的完善和修养中，来自于对自我的发现、充实和证明中，来自于对自己的释放和对他人的奉献中。

而这些，都需要真诚而投入地生活，需要沉静地修养自我，需要自觉精进的进取之心。只要你做个有所追求的有心人，不随波逐流，不失自我，有自己的操守，守护好自己的精神家园，如古人那样，先修身，做好人，然后才能做好事，内外兼修，在有生之年不断完善己，实现自己，为此上下求索，九死而不悔，那么，你的内心就永远不会空虚。心中充实有物，有坚守，就会有自信和力量在，这样，自然每走一步都是沉甸甸的扎实，生命的质量和快乐当然也会相伴。

一个内心丰富，有修养的人，自然也会拥有更多智慧和从容，应对人生中面临的顺逆得失，成败穷通，无论幸与不幸，他都会调整自己到最佳状态，坦然面对，积极应对，明白进退取舍，也知道人生也有无奈和遗憾，所以有些事情尽心尽力就已经足够，不必太勉强，太执著。既能吃苦也能享受人生，不安现状，积极进取，开拓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释放自己，在有生之年，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同时又能安分守己，知足知止，乐天知命，乐观豁达。所以，一个有思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可以活得既成功又快乐的人。

这是从个人的安身立命角度谈思想的重要性。

从国家和民族的大文化角度，思想的重要性更不必待言。思想性，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思想是文化之魂，而文化是民族之魂。所以，思想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所在。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虽然它看不见，一句话说不清，但它无形中在起着巨大的纽带作用，使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历久弥新，如今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一切，源于文化和思想。而这个思想，如果要寻找它，最好钻进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因为它们承载着我们伟大的民族思想和精神。

中华民族自古有“慎终追远”的思想，这虽然是说对祖宗的思念和敬爱，但也能说明我们文化的承上启下的理念，在回望和止溯中，我们怀念古代的文明，追思先哲的伟大人格和思想，怀想过去，遥想未来，在这种远思冥想中，我们传承先人的思想，融入自己的生命中，也把这种思想的命脉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师道精神不可丢

南怀瑾先生说：谈到过去的道，在人文世界的道中，就有这三道：一个是“君道”，讲究如何领导，如何当家长，如何当国家的领袖，乃至如何当一个班长，这都是“君道”。其次是“臣道”，就是说我们怎样做一个忠实的部下，怎样帮助人完成一件事。再其次“师道”。中国过去的文化中，这三道是合一的，所谓作之君、作之弟、作之师。换句话说，那时的教育、行政、司法和教化集于一身。那么师道的精神就形成了中国人尊师重道的观念，所以老师称学生为弟子，弟等于兄弟，有朋友之间的友情，又等于自己的孩子，所以学生称弟子，再传承门下，这个观念和习惯是这样来的。

古代的君臣、父子、师徒等关系，有一套严格的制度规范，也是封建伦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应该说，还有一个“师师”，每个人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做好自己，这样整个社会的礼制才会有条不紊，秩序不乱。无论对于个人，还是整个社会，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不仅有道德上的约束，更有外化于形式上的礼仪规范，使人们有章可持。

君主礼贤下士，仁政为上；臣子忠君如孝亲，尽忠效力。而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呢？又像父子，又像兄弟，所谓亦师亦友的理想关系。像父子，说明师道的尊严，老师必须有布道者的威严；像兄弟友人，是说师生在学问上是平等的，互相切磋技艺，教学相长，互相砥砺。

在传统社会，师道尊严很是受尊重的，老师对于学生的影响是终身的。从蒙学开始，到长大后的求学，老师对于学生的影响是深刻的，也是一生的。为了激励学生向上，老师不光是循循善诱，而是软硬兼施的，不只是因材施教的鼓励，也有学生不自学时的体罚，比如，用戒尺打学生的手掌心，甚至用鞭子抽一下学生的屁股，这种事是常有的。

毕竟，一个人的成长是曲折的，在幼年时期的学习，往往是不自觉的，需要有老师的引导和监督。人不是生而知之的，往往需要后天的学而知之。玉不雕，不成器。所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人性并非天生良善，欲望也需要有所规范和节制，所以，要想真正走向正道，并且有所成，人要走的路很曲折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些必要的限制和规范，有所不为，有所戒除，怎么可能成器呢？所以，传统社会中，老师用“戒尺”对学生进行善意的体罚，是有必要的。传统社会教育的严与宽，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现代社会，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所谓的个性和自由抬头，以为传统社会的一些必要的小体罚是对人性的不尊重，对个性的伤害，对自由的无视。这实在是没有道理的一种片面误解。传统社会中，那些功成名就的杰出人士，也并没因小时候受过某老师的体罚而记恨终生的，相反，没有不对自己的老师心怀感激的。而今天的学生，稍微受到老师一句指责，就可能诉之为人性的恶毒伤害，更不要说动学生一根指头了。时下的人们，很少有人会对哪个老师终身感谢的，时下的老师，也很少有能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的，更不要说影响学生的一生了。

时下的人们，对老师的尊重，也很难说是真正的尊重，多是为了学到所谓的知识，考试能通过，或者得个好分数。从幼儿园，到大学，对老师的送礼成风，老师们也似乎受之理所应当。有几个老师，是真正以布道者自居，以教学生做人为上的？有些恐怕连他自己做人还没做好，又怎么能教好学生呢？有些学生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对老师表示真诚尊重不够？即使是老师越来越受到重视，待遇如同公务员的今天，社会上的尊师重道之风还是多流于形式而已。

大教育家孔子已经算是圣贤了吧，他对学生严宽结合，因材施教，学生对他崇敬，与他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而孔子本人，敏而好古，对几岁的儿童也可以做到不耻下问，对年长于自己的资格老者更是毕恭毕敬的。

对于当时的大学问家老子，孔子是久已仰慕的。只苦于没有当面聆听受教的机会。公元前521年的春天，孔子的学生宫敬叔奉鲁国国君之命，要前往周朝的京都洛阳去朝拜天子。孔子认为这是一个向周朝守藏史老子请教“礼制”学识的好机会，于是，在征得鲁昭公的同意后，他与宫敬叔同行了。

到达洛阳的次日，孔子便徒步前往守藏史府去拜望老子。当时，老子正在书写《道德经》。当手下人通报说孔子来拜见了，老子也不敢怠慢。毕竟教育家孔子也是名闻天下了。老子赶忙放下手中刀笔，整顿衣冠出迎。

孔子刚一进大门，就看见一位年逾古稀、精神矍铄的老人从室内走出来。他心想：这一定是我要拜见的老子了。也赶忙快步走到老子的跟前，恭恭敬敬地向老子行了一个庄严的弟子礼。

然后，孔子跟在老子后面，一前一后步入大厅。进屋后，孔子再拜，然后才落座。

老子问：“孔丘此来，所为何事啊？”

孔子离座站起来，恭敬而真诚地回答：“学生学识浅薄，对古代的‘礼制’一无所知，今天是特地来向老师请教的。”

看到见孔子如此好学，态度诚恳，老子也当仁不让，侃侃而谈，讲了自己对于“礼制”的独到见解。孔子在一旁专心聆听，频频点头，表示出赞同和敬佩之情。老子也似乎得到了知音一般，越说越有兴致，两人相谈甚欢。此行让孔子受益匪浅，老子对孔子的影响也从此开始了。

回到鲁国后，学生们也十分踊跃，想听听老师孔子从老子那里学到了什么知识。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向老师发问，请老师传授学识。

孔子一开口就忍不住赞叹说：“老子真是了不起的人啊！他学识渊博，通晓古今，深解礼制，通晓礼乐之源泉，明白道德之始终。他果然是名不虚传，确实是我的老师啊！”

对于老师的崇拜之情，溢于孔子言表。他还打比方赞扬老子说：“鸟，我知道它能飞翔；鱼，我知道它能游动；地上的野兽，我知道它们能够跑。对于那些善于跑的野兽，我可以结网来逮住它；对于水中游的鱼儿，我可以用丝条缚在鱼钩来钓到它；对于空中高飞的鸟儿，我可以用良箭把它射下来。但对于龙，我却不知道它是如何乘风云而上的。老子，其犹龙邪！”仍忍不住浩叹不已……

孔子拜见老子的故事，不仅说明了老子确实有其高明的智慧，更说明了大教育家孔子尊师重道，谦虚求学，不耻下问的精神。

古代的儒生们，对于修身求学，是十分虔诚的。而那些在学术上有非凡成就的儒生们，就更是一生秉承尊师重道的求学精神，为此历尽艰辛，上下求索，不辞辛苦，以求道为人生的最大旨趣。“程门立雪”的故事，就能说明古代儒生们的虚心求学，尊师重道精神。

宋代的程颢、程颐两兄弟，在当时就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了。当时有个进士叫杨时，他一心向学，有志于学问之道。为了丰富自己的学问，他毅然放弃了高官厚禄，独自一人跑到河南的颍昌，去拜程颢为师，虚心求教。程颢见他如此心诚，很乐意地收他为徒，他学习也十分刻苦，日日在老师门下聆听受教，精进不已。

程颢死后，杨时还不满于自己的学问，他要继续求学。于是，他又跑到洛阳去拜程颢的弟弟程颐为师。

一天，他和一个志同道合，同样想求学的朋友在一起，到程家去拜见程颐，希望能拜在门下为徒。不巧，程老先生正闭目养神，当然不方便打扰。

此时，外面开始下起雪来。但杨时和他的朋友，并没因此离开。因为他们求师心切，但又不能打扰老师，于是，两人便恭恭敬敬地侍立一旁，等待老师。

等程颐睁开眼睛时，门外的雪已经积了有一尺多厚了！老先生定睛一看：有两个大雪人，恭恭敬敬地站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呢！这是谁呢？问及下人，才得知是两个慕名求学的人。无比感动，当下收下两人为徒弟。

这就是“程门立雪”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当时就已经是口口相传，流传很广了，可见当时学风之盛。这个故事代代相传，成为人们对尊师重道，虚心求学经常引用的典故。

近代伟人周恩来，对自己的老师也是十分敬重。即使贵为共和国的总理，他在老师那里，也总是以学生自居，从不摆架子。

1952年2月，周恩来的母校——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突然患脑血栓逝世了。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十分悲痛。

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他推开其他事务，专门抽出时间，来参加老师的丧礼。并送上自己敬献的花圈。周总理在花圈的白色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

张伯苓逝世后，周恩来在百忙中，也并没有忘记老师的家人。1961年国家困难时期，周恩来专门给张伯苓的夫人送去了500元人民币，并嘱咐相关部门，要加倍关照张夫人及其子女。

在国家困难时期，我们这位共和国的总理，有多少事情要处理啊，但他从来不会因为国家大事，而忘了一家之小事。通过这件小事，可见周总理对自己老师的尊敬，犹如尊长孝亲，令人感动。事情虽小，但小事见出大风范。伟人做小事，更见其高尚之道德。

□温、良、恭、俭、让

南怀瑾说：“温”是绝对温和的，用现代的词汇来讲就是平和的。“良”是善良的、道德的。“恭”是恭敬的，也就是严肃的。“俭”是不浪费的。“让”是一切都是谦让友好的、理性的、把自己放在最后的。上面这五个字，也可以说是五个条件。描写了孔子的风度、性格及他的修养。这五个字包含了许多，也就是中国儒家教人作为一个人，要在这五个字上作重大的研究，多下功夫。

这五个字，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对孔子的评价，其实是说孔子的修养。

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修养也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儒生的修养标准。温、良、恭、俭、让，可以说，集中了古代知识分子“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品质的外在表现。这些不是虚的，而是学识和修养的结果。

孔子的常识和悠闲自然不必多说，所以他的修养自然是高深的。他既是儒家的创始人，又是万世之表，其学识和为人处世的风范为人们所敬仰，所效仿。

修养，是一个人追求、人品和学识的外化，是他长期自觉修养自我的结果。修养怎么来呢？不仅需要学识学问，还需要生活经历、体验和用心的感悟，更需要对自我的反省和自觉修炼，当然，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往往很曲折，是一个不断磨砺的过程。所以，真正的修养，又是时间沉淀下来的，是内外兼修的结果。平常我们看到一个人谦谦君子，或者文质彬彬，温文尔雅，是装不出来的，而是知识文化熏陶出来的，是生活经历磨砺出来的，是自我思想和智慧自然的流露，所以，让人看上去肃然起恭敬之心，生谦谦文明之礼。

孔子为什么能表现出如此的风度和气质？当然是他长期修炼的结果。所谓“人有人相，鬼有鬼相”，圣人之表，自然是正大庄严的；小人的形象，往往不是獐头鼠目，就是庸俗猥琐，不能坦然正大的。

一次，孔子的学生子夏问孔子：“老师，颜回这个人，为人怎么样呢？”

孔子回答：“颜回的仁德比我强。”

子夏问：“子贡的为人怎么样？”

孔子回答：“端木赐的口才比我强。”

子夏问：“子路的为人怎么样？”

孔子回答：“仲由的勇敢比我强。”

子夏问：“子张为人怎么样？”

孔子回答：“颛孙叔的矜庄比我强。”

子夏听到此，有些坐不住了，起身问道：“可是，老师，这四个人为什么来做您的学生呢？”

孔子说：“别激动，坐下来我告诉你。”

然后，他接着说：“颜回虽然仁德，却不懂得通权达变，子贡虽有辩才，却不知收敛锋芒，仲由虽然勇敢，却不懂得畏怯，子张虽矜庄，却不懂得随和。以他们四个人的优点，来和我交换，我也不答应的。这就是他们拜我为师的原因啊！”

从这里，我们不仅看到孔子对他的学生的认识能力，能看到每个学生的优缺点，但也更说明孔子是多么有自知之明，而且心怀谦虚，善于学习，该当老师时就当老师，该当学生时就当学生，可谓思想灵活，作风正派。

孔子既是一个圣人，当然就有他的过人之处。不是所谓的功成名就，而主要是指他坚持一生追求的伟大事业。正是这种事业追求，让他对自己严格要求，无论是学问，还是生活，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能做到非凡，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为此上下求索，九死不悔，坚持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休息只在坟墓。那么，他的这个最高标准是什么？当然是一种超越了个人意义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泯灭，也不会因人因事而改变他的价值。

为此，他能够忍受现实的一切挫折和不遇，始终不渝，耐住寂寞，安贫乐道，乐天知命，不改初衷，善始善终。因为他相信，他追求的事业，是有意义的，不仅功在当代，而且利在千秋，是千秋事业，在身后，迟早会大放光彩的。果然，在他身后五百年的汉朝，他的思想被堂而皇之地名以重教，成为儒教之显学，福泽万代，他本人，也终成万世之表。

南先生说：孔子的目的，就是中国古代的“淑世主义”，他具有救世救人的思想，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他的千秋大业。千秋大业就是学问思想，千秋事业在当时是很寂寞的，例如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等等，在当时并未受人重视，可是德及万世，名震千古。孔子这种千秋事业是要集中国文化、思想、精神之大成，认清楚自己的任务，牺牲现实的荣华，才能够做到。所以子贡对子禽说，你们问到老师究竟为什么？你看看老师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你一定要认为他对政治有野心、有要求的话，恐怕他所要求的，也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

别人不理解，什么关系？一个人只要自己认定了，也无须听别人的意见，更无须理会别人的误解和长短之论。这样，才能专心致志做自己的事业。孔子一生坚持苦学、苦修，即使在不遇时，在挫折时，也不气馁，总是积极乐观地坚持前行，也从不对社会人心生出不满、牢骚或抱怨，而是坚持走正道，绝不走邪辟之路，所以，他以自己的一介知识分子之身，能成就正大庄严，可为后代上自皇上，下到平民都可受用的儒家思想，既有严肃正统的思想，更闪烁着人性的光芒，所以，他的学说具有亘古常新的生命力。

人有高下，品有高低。一个有着如此标准和风格追求的人，他的修养当然也是超出一般人的。温厚，善良，恭敬谦卑，朴素节俭，谦退有让，就是所谓的“温、良、恭、俭、让”了。孔子的修养和风范，自他的儒家学说大行其道后，他的这种温良恭俭让之风也成为传统知识分子言行风范的追求标准，深刻影响着中国自古至今的士人和知识分子阶层。

但是，不能不说，今天的一些知识分子，与传统社会的相比，少了几分对自己做人和修养的要求，更没有孔子及其后一些知识分子不惜一生寂寞，也要坚守道义的文化追求，自然表现在外面的，就少了几分正大庄严，取而代之的是受时风影响下的热心于自我宣传，如明星般的走穴，少了谦卑敬畏心，更没有了俭朴的赤子情怀，倒多了许多浮夸张扬之风，不能不说是文化的悲哀。

一个人，尤其是文化人，没有文化的责任和使命感，不注意修养自己做人做事的风格，不以道义自律，无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命脉，就不可能继往开来，完成自己做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当然，连人也完不成的人，更难以完成什么文化事业。

□儒家对诗文的重视

南怀瑾先生说：儒家何以对诗的教育看得那么重要？因为人生就有痛苦，尤其是搞政治、搞社会工作的人，经常人与人之间有接触、有痛苦、有烦恼。尤其是中国人，拼命讲究道德修养，修养不到家，痛苦就更深了。我经常告诉同学们，英雄与圣贤的分别：“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圣贤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将自己的烦恼交给别人去挑起来，圣人自己挑尽了天下人的烦恼。”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希望每个人能完成圣贤的责任，才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

南先生在这里，说的是一个从事政治的人，在面临事业和人生等种种问题时，难免痛苦，而痛苦如何解决？没人能够帮得上忙，唯有靠自己。靠自己什么？靠自己内心的力量。内心的力量表现何在？主要是指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丰富和能量，弹性和张力，而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人面对外在世界的修养问题了。而修养靠什么？光有知识当然不行，最主要是生活的磨砺，在体验基础上的用心感悟，在感悟之中思想、智慧和力量的生发。

儒家所谓“明心见性”，道家所谓“抱朴归一”，坚守“真元”，佛家所谓“修心养性”，都是说，一个人修养自我，保持“本性”和“真我”，在纷纷扰扰的世俗中，在为生存，为名利地位而忙碌的生命中，不能随波逐流，失去自我，而是要刻意地为自己的内心留出一片干净无尘的绿地，并守护好自己的这片精神家园，以做到“以不变应万变”，出入、进退和取舍皆能达到智慧而自如，在不可自主的世间，保持一份独立和宁静，保持一份超脱和自由，这样，才能远离世间的假恶丑的侵蚀和祸患，减少那些无谓的“执著”之苦，减少个人局限性和人生的无奈带给自己的无尽烦恼和痛苦，让人生在洒脱中多一份快乐和不羁的自由。

而所有这些，知识本身是给不了的，功名富贵也是不能解决的。即使是修身养性本身，似乎也是十分枯燥痛苦的。而诗，作为“言志”和“言情”之载体，却能给人的精神以极大的满足、轻松和愉悦。为什么呢？诗不仅言情言志，有抒情作用，可释放一个人的心志，还原一个人的真实情怀，让人有回归天然本性的畅快感，同时，诗富有音乐韵律感，让人生出乐陶陶之愉悦，还能生出富有空间美的画意来，此所谓“诗情画意”也。人生因为诗而多些诗情画意，变得快乐增多，意义增多。在一个心中有诗的人眼里，世界和现实的丑陋也会淡化许多——因为他只看到了其中的美、真和善，看到了那份回归天然的简单和淳朴。

古代的从政的官员，本来都是通过读书而入仕的，当时的科考制度，本来就是以做诗文为主的，他们自小就与诗书文章结下不解之缘，所以，入仕后，也把这份诗情带入日常的工作和仕途经济中。作诗作文，是他们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在忙碌之暇的一种休息。从上古时的《诗经》开始，到后来的《离骚》，辞赋以及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理学诗学，等等，都说明了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尊重天性，追求诗情画意，崇尚诗歌的国度，诗歌对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和文明起到巨大作用。而那些作诗的作者们，也多是走入仕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员，而并非后来与政治关系不大的职业诗人和写手们。

由此可见，诗歌在古代，不仅是一种修养自己，娱乐性情，陶冶情操，提高审美的文艺爱好，更是一种安身立命，修养自己，步入仕途，求取功名的重要途径，任何一个读书人，都要会作诗。所以我们看到，古代的蒙学教育中，早早就让幼儿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培养作诗作文的语感，到后来的《诗经》《离骚》以及四书五经等的必读，诗歌渗透在读书人的整个读书生涯和人生之中。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五六岁、七八岁时，就能作诗赋文了。与此同时，情志的培养，做人的修养也从小树立，这是十分了不起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所以，我们看到儒家，十分重视诗歌教育，从中也可体现出其重文尚德之风，

从小没离开过，影响一生，长大入仕后，当然也离不开它。这就是诗歌对于古代知识分子和官员的价值。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诗文确实对一个人的修养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南先生所说，从政的成天忙于公务，可谓身心疲惫，面对现实的种种压力、纷争和倾轧，内心的痛苦自不待言，此时，如果以诗文娱乐，可减却不少人生之累。无论司马相如，还是屈原，无论是曹操，还是李白，无论是苏轼，还是乾隆皇帝……无论男女老幼，无论地位尊卑，不要说读书人，上自皇帝，下至草民，都能随意唱和一下诗文，是一种社会之风气了。

而现在的人呢？诗文传统早已离我们远去。不要说从小能作诗作文，就是长大成人后，让他写一篇文章也成为抓耳挠腮的难上加难之事。如今通讯发达，电脑工具化，知识满天飞，忙碌而聪明的现代人，就更不必像先人那样，费尽心思的“一句三年得，一语双泪流”地苦吟了。心情浮躁着呢，生存压力太大，忙着赚钱呢，哪里有心情“犯酸”作诗作文呢！不如复制、粘贴过来，省时又省力！从政的官大爷们呢？诗文更是离我远去，哪里有闲心弄那个？还不如没事“搬砖”，或者去歌舞厅潇洒一番，更加爽快尽兴呢。当然，也有不少喜欢舞文弄墨的官员，比如在公众场合写写书法，题题字，就已经算是文化不浅的大人了。真是今非昔比，社会人心已然大变。让人不能不感叹。究竟是哪种活法好呢？

所以，南先生说：碰到人生的烦恼，西方人就付诸宗教；中国过去不专谈宗教，人人有诗的修养，诗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么无法化解的烦恼，自己作两句诗，就发泄了，把情感发挥了。同时诗的修养就是艺术的修养，一个为政的人，必须具备诗人的情感、诗人的修养。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过去的大臣，不管文官武将，退朝以后回到家中，拿起笔，字一写，书一读，诗一诵，把胸中所有的烦闷都解决了。不像现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将或跳舞去了。这种修养和以前的修养不同了，也差远了。

儒家为什么如此重视诗歌教育？当然与其积极实践人生，追求人生“立功、立言、立名”的“三不朽”事业有关。人生态度很严肃，也对自己有较高的期望，重名节，为此可以忍受人生的诸多苦痛，做到“安贫乐道”，他们得遇时，则努力实践人生理想，实现抱负，不遇时则“潜居抱道”，以待其时。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就是多数儒生的人生理想。而为官有位时，为了追求个性与社会共性的相融合，追求“内圣外王”，平时走中庸中正之道，以求达到内外的和谐发展。

当仕途坎坷不遇时，他们以诗文抒发心中的块垒；当意气风发，怀抱得展时，也以诗文表达心中的快意。诗文对他们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生须臾不可离的亲密朋友。当不遇时，他们以诗文自娱自乐，修养自己，他们为什么能忍受生活的困苦，是因为他们内心中还有那份功利情结——如果没有入仕之机会，至少可以诗文遗世留名。司马迁屈辱中著《史记》，曹雪芹衣食无着中十年增删，坚持写作《红楼梦》，不就是典型的例子吗？虽然大部分文人不可能成为司马迁，成为曹雪芹，但这并不妨碍仍有千千万万的读书人做着这个千古流芳的美梦！可见诗文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巨大感召力量。

南先生在感叹今天从政者修养的同时，建议他们不妨增加些诗文或人文方面的修养。他说：由此我们已了解，孔子说《为政》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人，除了领导思想不走邪路以外，对于自己的修养，更要有诗人的情操，才能温柔敦厚，才能轻松愉快地为政。十分有道理，只是不知道，今天的从政者，是否真正能听进去，或者真正能做到。

□也谈教育存在的问题

南怀瑾先生说：今日的教育，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经常觉得，中国这几十年来的问题，根本发生在教育上，而且很严重。过去我们虽没有明文规定的教育宗旨，但读书人根本上要把品德修好，这是公认的目的。可是近几年来，跟着西方文化转，尤其是现在美国标榜“教育就是生活”的教育方针，大家体会到的生活就是现实，不外物质。教育的目标也因而转移，完全忽略了心性的修养。搞到现在怎么样呢？有一个学生，是前几年师大毕业的，已得到硕士学位。一天来看我，我问他认为我们的教育目的是什么？他说：“老师！我们的教育目的是考试啊！”这句话讲到很沉痛，我们只好相对苦笑。

现代教育，是什么时候开始偏离了教育先育人的根本宗旨？应该说也发端于“五四运动”对旧文化的否定，对西方民主和科学的盲目崇拜和学习开始的。由于中国的落后于世界，上下求索的爱国知识分子们，看到了旧中国文化的所谓腐朽思想之不如科技工业文明之实用，看到封建社会那套思想文化体系的笨重不堪，早已不能与世界相匹敌，成为发展的负担。所以，国人在打倒旧文化，兴起新文化的同时，也几乎全盘否定了旧社会的文化和伦理及其制度。

从那时起，国人丢弃文言文，转用白话文，书面语与口头语近乎一致，通俗易懂，原本是好事，只是从此，国人越来越看不懂先人的文字和文化，从此与旧文化一概隔膜起来了。而教育呢？从那时起，从理念到实践，也都以模仿西方人为上了。以家庭教育为主的蒙学教育和私塾教育代之以集体同步的幼儿园教育，孩子们从此也不必念毫不懂的《三字经》和《百家姓》之类嚼之无味的东西了。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以来，教育更是以满足政治的需要为宗旨，启蒙阶段对孩子做人做事的教育更是流于形式。在教育和文化空白的“文革”时期，就更不必提了。经过几番反复，改革开放后，由于宣传自身传统文化的需要，国学重新被人们提起，从而引发一轮又一轮的国学热潮。走向世界的孔子学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也日益扩大，影响日益深远。应该说这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如今的国学热，很多是流于形式，缺少实质，并不能真正融入国人早已被西方文化浸染已久的心灵中。在不少城市，也兴起了儿童背诵诗词的活动，搞得声势很大，但是雷声大，雨点小，也多是哄闹一时，不能真正融入现实的教育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只要是认同传统社会中家庭和蒙学教育的人们，都明白幼儿时期背诵诗词的重要意义：不仅可培养孩子语言表达的语感，增强记忆能力，最主要是陶冶性情，培养美感以及对生活的热爱。而这些东西，看似无形，孩子们也并不能领会诗文的真意，但却能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无形的熏陶，这种熏陶如细水长流，涓涓流入孩子们幼小的心田，其影响是深刻的，是终生的。

应该说，这些在孩子们中间进行的背诵古诗活动，初衷当然有好的一面，只是结果不能如愿，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究其原因，应该说首先还是与现实有关。现实的社会，诗文传统不再，诗文的主导地位不再，现在甚至还没有演艺事业受人尊重，更有实惠，那么，从小学习诗文，请问有多大的用处呢？又不能像古代社会那样，重视诗文，以文章入仕。现在的考试制度，晋身方式，早已大变了。对于古人来说，文章是千古事，对于今人来说，文章不做，照样有多种办法显身扬名，而且不必像古人那样半生苦作诗，半生修养，安身立命，现在人可坐不住，还不如做点生意，赚钱享受来得实惠呢？而至于赚钱的方式，也不必像古人做生意那样，讲什么“君子生财有道”，不取“不义之财”，所谓的诚信，如果以赚钱为代价，还不如不讲呢。而古代的诗文教育，从幼年时期的背诵开始，就与做人修身紧密连在一起的，所以，今天你搞这个活动，而且是重视形式，怎么能行得通，能起到实效呢？所以说，社会环境首先是造成这种教育无法真正履行的原因。

其次，家庭教育的缺失，也是造成现代人对传统文化隔膜的重要原因。按理说，现代人很重视早期教育了。孩子没出生，准父母们就开始学习胎教早教了，市面上此类书籍爆满；家庭条件好了，孩子们越来越多上全封闭的贵族学校了，接受最优秀的、国际先进的教育，而且从小就进双语学校，从小学外语，同时还要参加各种奥数、钢琴、舞蹈等培训班学习各类才艺，以通过各级考试为荣；有不少孩子被送往国外，到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直接接受先进于国内教育数倍的西洋教育，然后再出口转内销，为他的前程铺就黄金之路……所有这些，不能不说家长们不费心思，比起传统社会来，似乎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说到效果呢？就很难下定论了。如果以考分和证件为凭，那是优秀；如果以能力和人品为准，就不得而知了。

而传统社会的家庭教育，以私塾为主要形式，自小就注重蒙学教育，不只是学文化，更有做人的学问；不仅学知识，更要学做人。比如，自小就要求孩子孝敬父母，尊敬师长，从洒扫做起，自小开始做力所能及之事，而且有一套严格的家规、校规，这套规范与社会的伦理规范相结合，让孩子自小就树立起求学与做人，做人与做事相结合的理念，所谓先正心、修身，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家庭教育开始，就教育学生把完成一个人与做好一件事相连，如此，才能做好人，做大事。

但今天的家庭，父母都忙于自己的事业，很多都无暇照顾孩子，又没有私塾教育，有条件的被送往贵族学校，与家人分开，受所谓的培养独立能力的贵族教育，没条件的，只好由老人带养着，父母作为第一老师的职责不能尽情发挥，所以，今天孩子们所受的教育，根本来说是缺失家庭教育的教育。而家庭教育是影响孩子一生的重要教育，不可忽视。这不能不说是现代孩子和教育面临的尴尬。

第三，是现有考试和用人制度对于教育的误导。现在的教育，准确来说，是应对考试的教育，孩子们从小受的就是这种考试教育，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中教育，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用人考试制度，无论是孩子们自小参加的各类培训班，还是成人评定职称，都是以考试为评定标准。如果以考试为评定的标准，现在中国的学生，是总能拿高分的，是无比优秀的。国家各级教育部门，都为各种教育设定多种层级，只要通过，就是优秀。以考分为准，以获得的证件为凭，以此考量学生的优秀与否。在用人上，官方机构也多是以此为凭，不是211学校毕业的本科生不录用，有国外教育背景，或是国内北大、清华学历的自然就高人一等。可见，现今的教育是多么的势利。只是，如果以能力为准，就很难说那个高才生，那个得分最好的好学生，是不是真正社会需要的人才了。

现代人一生中，面临着太多的考试，太多的证件。只是等你成人立业后，却发现，这些证件有多少是有用的？能说明什么。但是社会需要这些。不这样，又怎么办呢？所以现代教育的处境十分尴尬。没成人时，不得不接受此教育；而成人后，这种教育多被人否定。现代教育似乎已经走入了一个不能回头，又不知如何前进的死胡同，不能不让人担忧。这是为什么呢？除了对自己传统教育体制的漠视和疏离，就是对西方教育的盲目学习和模仿。

教育的根旨是先培养学生如何做人，而不是就知识而教知识，不是充满功利的技艺。古人说“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这个文武技艺，从来与修身齐家，与道义相连，有着一套完善的价值体系的。不仅有自我的自觉规范，更有社会伦理和制度对做人的要求和规范。而且古人十分推崇“才德兼备”，认为有德者，才能最终成就大业。

如南先生所说，如今教育存在的最严重问题，就是对自己文化和教育理念的不自信，对别国教育和文化的盲目崇拜。不正视自己的传统，不承接好自己原有的基础，就是学习、模仿也最终成为“四不像”，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骂中国文化的都是自己人

南怀瑾先生说：现在中国人“骂”中国文化的太多了！真使人感慨万千，我们这个国家在五代那八九十年中，也是最乱的，是当时认为的外族侵略进来的时代，有许多中国人变成什么样子呢？很难看，也很坏，他们帮助外族侵略自己中国人，所以唐末司空图有一首感慨的诗：“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音。汉人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咒汉人”。将来百把年以后，写我们现代的历史，可能有人也会这样写。现在骂中国文化的，不是外国人，而是我们自己中国人。

中国文化到底到底有没有价值？光中国人自己说不行，当然需要世界的认可。我们固然不必总是以文明古国，以自己的源远流长的文化而夜郎自大，孤芳自赏，自说自话，但无礼这种悠久历史和文化，以其老大负重，说其虚而不实，因此瞧不起，甚而否定自己的文化，这同样是一种自卑的思想。

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在科技和工业文明上的领先，受其影响，国人对西方文化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自“五四运动”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改革开放后，更是影响深远，以致使国人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起来越隔膜，越来越陌生。不要说去看古代的文章，就是关注一下的兴趣，对于时下的年轻人来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所以，一谈到屈原，可能还有人不知道是谁，说到李鸿章，居然有人认为他是美籍华人呢！但如果你让他说起麦当娜和杰克逊，说要去吃洋快餐，他倒格外来兴趣，说话也是时下流行的半中半洋，动辄“My god”，言行作派也是以洋味为追逐的时尚。而你要问他祖籍在哪里，祖上三代的名称，他可能不知道呢！其中，有不少中国中产阶层的子孙们，包括富二代们，很多都有留洋经历，从小接受的几乎是西方教育，不仅理念受其影响，其生活方式也全是西方化的，而对于中国的文化，他多半一概不知。如果偶尔有人向他兜售，他常常是嗤之以鼻，大不以为然。

对于这类人，老实说还不如华侨们呢，华侨们虽生活在西方，却往往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居留，恋恋不舍，难以忘情，总有一颗中国心的。而新一代的中国小生们呢？多半不中不洋，半瓶子晃荡。让他到国外生活吧，他可能还不能独立，不能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因为从小没有吃过苦，也不知人生之艰，父母也断不放心把他一人留在国外；而让他在国内生活吧，他不仅看不起中国，也不能理解中国国情，所以为人处事上，往往还与国人不能和谐共处，产生出种种矛盾来。本来送他到国外是让他受先进教育，结果弄得做人做事都不能顺利，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此时，聪明的父母们大概才能明白：真正的学问不在书本中，而是在生活里，在社会中，知识只有和做人，和修养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更多做人做事的智慧。所谓人情世故，各国有各国的文化和风俗，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更是有着自己独有的人情世故，你生活在这片土地，就必须要了解，要解人情世故。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就是这个道理。而这个书本上没有的学问，别人告诉，你一时也不能立即领会，只有亲身体验的学问，怎么获得？没有捷径，只有在学习的同时，深入生活，用心感悟，提高修养，增长智慧，从而学会察言观色，通晓人情世故。

当然，这里的人情世故不是让人变得城府和世故起来，而是一定要了解人生，了解人性，从了解自己开始，到了解他人，保持个性，但同时让个性与社会共性相连，从而达到与周围的和谐相处。这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最大学问。这个学问以做好自己、修养自己为基础。这个，怎么可以一下子学成呢？既非一日之功，当然更不是从小受外国思想渗透的中国富二代、富三代们所能一下子学会的。没办法，只有慢慢来。谁让你还没受中国教育，还没了解中国，就盲目地到外国学习呢？所以，只好再慢慢来。

对于中国文化的不了解，造成了此类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和漠视，但相信随着他们了解的加深，必将改变原有的认识。但比这更让人感叹的是，那些了解中国文化，对外国文化不了解而盲目崇洋媚外的中国人。他们对外国文化知道得也是一鳞半爪，也许尝到些甜头，然后就攻击中国文化，说老大之中国的多么腐朽，所谓的古老文明并没多少实用价值，多虚幻不实，与西方的科技和文明相比，中国文化并不能给人生带来实惠，所以这种文化是老朽的，应该放弃，不如借鉴外国文化，拿来为我所用。这实在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看法。“五四”时这样的看法，如今一些崇洋媚外者也是此类看法，动辄以外国文化为标准。对中国自己的文化不屑一顾。

也因此，南先生说，骂中国文化的都是自己人。为什么这些人骂中国文化呢？完全是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为什么没有自信？当然还是对自己文化的浅尝辄止。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其实此类人，既对中国文化了解不深，对外国文化更是了解不多，就简单地以外在现象而论长短，看到发达国家的先进，就否定中国文化。

岂不知，随着中国的重新崛起，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尤其是在整个世界科技和物质文明昌盛，但精神空虚无着的情况下，在资源日益受到破坏，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化，物质文明并不能带来心灵幸福，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生存发生危机时，在思考中，人们越来越发现，极端发展经济和物质，不重视精神文明的沉重代价；并终于明白，自大的人类原以为人定胜天呢，岂不知上天日益在用各种灾难性危机在惩罚着人类呢，人类在为自己挖掘着走向灭亡的坟墓。

与此同时，包括外国的有识之士们，也日益把目光转向中国古老而深奥的传统文化，并认识到其中深藏的巨大智慧。由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重新被挖掘利用在今天显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做的，也能够做的，就是把老祖宗的深厚智慧充分发掘出来，让尘封了近一个世纪，不被重视的传统文化重新大放光彩于世人面前。当然，当中国传统文化被世人重视的时候，也是中国这头东方巨狮重新崛起的时刻。

□孔子的担忧，文化的担当

南怀瑾先生说：孔子说了他担忧的四点：“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也是每一个人和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通病，尤其碰到衰乱的世局，任何一个国家社会，都有可能有这四种现象出现，由此可见他的心情，所以说孔子是淑世——救世主义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怕亡国，因为亡国可以复国，最怕是把自己文化的根挖断了，就会陷于万劫不复。这里所记孔子的感慨，也就是担忧人文文化迷失了的后果。我们再看古今中外的历史，一旦国家文化消失了，即使形态存在，但已动摇了根本，难以翻身，这是一定的。犹太人虽然亡了国，他立国的文化精神，始终建立在每一代犹太子民的心目中。文化看起来是空洞的，但它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脉，孔子在这里不谈国家政治而谈人文文化，实际上这正是民族历史的重点。国家天下，尽在其中。

孔子虽是一个大教育家，但更是一个思想家，所以，他关注的就不可能只是教育的问题，更有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的思想和文化问题。虽然他个人一生坎坷不遇，但他关注重心依然是思想和文化。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历来是有着家国情怀的，他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入仕有位的知识分子，则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求自己，希望在有生之年，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完成“立功、立言、立名”之三不朽之人生理想。儒家知识分子们，一生坚持着这样的追求，这是所有知识分子自负的人生理想和崇高使命。可以说，正是他们，一代代的知识分子，共同维系着中国文化的命脉，使之代代相传，直到今天。

但是，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的漠视和打压，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的伤害。传统文化的人文价值方面的优势曾一度被误解，甚至是否定，致使一线文化命脉遭受到的前所未有的伤害，传统文化几近面临断代的危险。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和外宣工作的发展，传统文化再次绽放其长久不衰的生命力，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回望。如今，一轮又一轮的国学热充分说明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极大生命力。而它的魅力何在？就是其中的充满智慧和人性的人文思想，这些思想在儒、释、道中，其“中庸”和“和和”的和谐之道，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在今天地球日益变小，各国交往加深的情况下，更显示出其伟大的现实意义，为世界人民所称道。中华文化已然引起世界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每个炎黄子孙的骄傲。

然而，在这背后，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当下的中国，甚至包括整个世界，由于发展经济，对物质资源的极端掠夺，对物质的扩大化追求，业已造成对人类赖以生存资源的极大破坏，人类已经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无论近些年的天灾，还是人祸，都向人类告示着：人类是不可能“人定胜天”，即使人类的科技已经十分发达。人类应该有自知之明，有所敬畏，节制欲望，放弃不必要的执著，明白乐天知命，安分守己，知止知足的深刻哲理。否则，只能自取灭亡。

试看当下世界，物欲横流，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信仰危机，人们在经济大潮的裹挟下，脚步匆匆，顾不上欣赏一下人生路上的风景，也顾不上思考，如风车一样，完全不能自主。但是，究竟在追求着什么？得到了什么？一片茫然，或者是得不偿失。但是，作为个人，面对时代的大潮，似乎又无从选择，不知所为何来，归向何处……物质丰富的外表下，隐藏的是一颗颗空虚寂寞和压抑痛苦的灵魂。

为了所谓的金钱和物质利益，可以唯利是图，可以不择手段，如孔子担忧的那样，人的本性和善良不再，天道人道不讲，仁义不存，人心不古，互相传染，致使世风日下，那么，整个国家和民族也将走向衰亡。

佛家说：我们都在一种逼迫下生活，所以人生就无法摆脱烦恼苦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命运，作为个人的命运，当然也必须与时代相随。但是，这种苦闷，能不能减少些呢？作为个人，我们能够把握的究竟是什么呢？恐怕还得从内心去寻找。而这个内心，就要靠自己的努力了。现实的节奏太快了，从中无法找到精神的归依，也找不到方向和出路，所以，很多人，开始把目光转向过去，到历史中去寻找。

当一个人真正沉静下自己的心来，以史为镜时，他的视野也就打开了，见识才变得更加深厚，成长变得更加有根基，走得更加扎实有力。而我们传统文化中富于人生智慧的人文思想，其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思想，更有着可慰藉心灵的灵丹妙药，让人读之心归沉静，思之意味绵长，而且，在怀思遥想中，会自然升起一份根祖意识，在获得精神充实和力量的同时，很自然地产生一份家国情怀；产生了这份情怀，你的血液里自然就流淌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线命脉了。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巨大的魅力和感召力量，在每一个投入它怀抱的国人心里，是那么的熟悉、亲切、可感，所以，只要你进入，就会自然地喜欢上它。

如果每一个国民心中都有一份对自己文化的根祖情怀，产生像古代知识分子那样的家国情怀，把自己的命运自觉地与祖国相连，并投入到为之奋斗的实践中去，那么整个民族的文化命脉就会代代传承，并不断有新的发展。这个民族和国家才是最有希望和前途的。而任何一个无视自己本土文化，盲目学习外来文化的民族，最终将走向灭亡。

文化对于一个人，在心中会扎下一个根；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更是一个根基和灵魂，如果没有了文化中闪烁着人性光芒和智慧的人文思想，那么这个文化的生命力也将不久，由此导致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危亡。

所以，面对当今社会文化和物质建设的失衡，南先生认为，如今的文化正面临重建的时期。他说：对于文化重建的工作，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太重了，绝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一代的手中断送掉。这是很重要的，像孔子在这里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夏朝虽然亡了，成了历史的名词，但夏朝的文化，一直流传下来，现在我们也还接受。譬如过年，我们喜欢阳历年还是阴历年呢？平心而论，还是喜欢阴历年。阴历年就是夏历，是夏朝留下来的文化。很多很多我们现在的文化，还是夏朝的文化。所以孔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政权的存在而没有文化的精神，那有什么用呢？因此文化精神一定要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