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千年古韵
- 北流陶瓷100年(汉、英)
- 童团结
- 4000字
- 2021-11-10 10:58:15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蒋廷瑜先生介绍,广西陶瓷的发展,最早要从桂林的甑皮岩说起,那里曾经出土了万年陶器,叫做“陶雏器”,烧制温度在250℃以下(包括250℃),虽然还没有烧炼到陶化的温度,但已经具备了陶器的基本特征及相应的实用功能。“陶雏器”的出土为研究中国制陶业的起源和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开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因此,桂林甑皮岩是中国制陶技术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桂林是目前世界唯一拥有三处万年古陶遗址的城市,被誉为“万年人类智慧的圣地”。在广西桂林市临桂区境内的大岩遗址,人们也发现了距今约12000年的陶瓷碎片。
在距今10000—8000年的位于今柳州市区大龙潭南面的鲤鱼嘴遗址、位于今南宁市区的豹子头贝丘遗址,发现了粗砂陶,质地粗糙疏松,手捏或以泥条盘筑成型,烧成温度约700℃。据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彭书琳女士说,她以前在桂林资源县做考古发掘时,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把陶器直接堆放在地上进行露天烧制的“窑场”遗迹,这种使用露天平地堆烧陶器的方式,至今海南黎族还在使用。
夏商时代,北流河流域出现了制陶作坊,制陶工艺逐步成熟,绳纹陶器的出土,说明北流的制陶至少有3000年的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岭南地区开始盛行几何印纹陶器,即在未干的陶坯上用模压印,饰纹非常清晰,饰纹的种类有方格纹、编织纹、绳纹、篮纹等。从广西出土陶器的分布情况来看:桂东北是几何印纹陶最集中的地区;贺江流域的贺州、富川发现的陶器多,纹饰最丰富;西北的灌江流域,西边的思勤江流域,都有类似的印纹陶出土。这些几何印纹陶,绝大部分是泥质硬陶,也有部分是夹砂硬陶,烧制的火候比较高,达到了1000℃,极个别的器表已开始施釉。北流河流域也出土了印纹陶,现藏在北流市博物馆的一件“米字纹陶罐”,口径22.8厘米,高28.3厘米,足径16.3厘米,方格印纹,是目前为止北流发现最早的有史可查的陶器制品。
秦汉时期,瓷器诞生。东汉时,出现了“瓷”字,《说文解字》中释“瓷”字:“瓦器,从瓦次声。”释“瓦”字:“土器已烧之总名。象形。凡瓦之属皆从瓦。”即把瓷类归于烧制的土器。制瓷技术由制陶而来,瓷器的烧制经历了从陶到瓷、从原始瓷到成熟瓷的两大阶段,到了东汉时期技术才成熟。瓷器的成功烧制是一项伟大的发明,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青瓷是最早的瓷器,青瓷的出现宣布原始瓷退出历史舞台。石云涛所著《中国陶瓷源流及域外传播》中说:“广西地处南疆,但烧制陶瓷的历史非常悠久,春秋战国时期就烧制了原始青瓷,至迟东汉中晚期,已经烧造出成熟的青瓷。广西出土的东汉至南朝时的青瓷器遍及广西东部、南部和北部,数量多,质量精,别具一格。”特别是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南方社会安定,大批中原人迁移到岭南,中原文化不断向南传播,促进了广西手工业的发展。黄河流域先进的烧制工艺也传进了北流,北流河流域出现简陋的制陶作坊,秦时开始烧造灰胎、黄胎陶罐。随着烧制技术的提高,东汉初年,北流河流域出现富民坊,制陶业成为有商业利润的产业;东汉后期,北流河流域出现了釉陶窑,烧制出来的器物质地坚硬,工艺略显粗糙。
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为瓷器生产的主流产品,产地由浙江东北部沿海地区扩展至浙江中部、南部,江苏南部以及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和北方的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北流河流域出现了龙窑,随着龙窑的出现,窑仓增大,烧成时间缩短,产品增多,质量提高,灰胎、黄胎、白胎表面施釉的陶器较多,陶器的造型浑厚饱满,釉层加厚,烧结良好。表面施釉的温度在950℃至1000℃之间,属低温釉。
隋唐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辉煌灿烂的时期,中国的文化处于世界巅峰,中国陶瓷是最佳的见证。隋代,白瓷完全从青瓷中脱胎而出,成为瓷器的一个新品种。唐代,白瓷主要产于北方,从而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除青瓷和白瓷以外,唐代的主要陶瓷器还有黄瓷、黑瓷、花瓷、彩绘瓷和唐三彩釉陶。青花瓷最早出现在唐代,河南巩义窑是青花瓷最早的诞生地。隋唐时期,北流开始出现特色釉陶器,釉色除黄色、灰色外,还出现偏绿色、微黑色甚至褐色,釉面光滑,具备了原始青瓷的某些特征。
宋代,是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上繁荣昌盛的黄金时期。瓷窑遍布全国各地,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商业城市和集镇,这些城市和集镇成为陶瓷制品的主要市场。皇室、贵族、官僚和富商在家居装饰、观赏收藏上的需要,催生了精品瓷器的市场,从而使宋代瓷器发展出供观赏和陈设用的高级瓷器。另外,由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社会风气的影响,瓷器在宋代生活中得到了普及,一些酒楼、茶肆以瓷器的清洁招揽顾客,妇女使用瓷器作为脂粉盒,瓷枕开始在民间流行。宋代瓷窑出现了官窑和民窑之分,形成了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龙泉窑系、景德镇窑系、越窑系和建窑系等八大窑系,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等五大名窑以及综合性瓷窑吉州窑。广西瓷业在这个时候也是繁盛一时,形成了青瓷和青白瓷两大瓷基地。广西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在《广西宋代瓷窑的发现与研究》一文中说:“广西宋代瓷窑,自1963年在兴安严关发现窑址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知宋代窑址遍布广西32个县、市,多达62处。这些窑址,有的规模很大,产品丰富,烧造技术很高,但在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广西宋代所生产的瓷器属中国南方青瓷,从胎、釉和装饰风格的差异,又可分为青瓷和青白瓷两大类,在广西境内形成两个不同的密集分布带:青瓷类,以湘江上游—漓江—洛清江一线为主,包括全州、兴安、灵川、桂林、临桂、永福、柳城等县、市;青白瓷类,以浔江—北流河一线为主,包括桂平、藤县、岑溪、北流、容县等县、市。”北宋时,北流的制瓷业达到了发展的巅峰,北流河上游岭垌村及附近岭南、碗窖、仓田等村周围,方圆20平方千米范围内分布着十多个窑区,有近百处瓷窑,规模大,产品多,除烧制普通的碗、盆、杯、碟等数十种瓷器以外,还烧制出非常考究的“镂花熏炉”“瓷腰鼓”等瓷器。特别是南宋时的“影青斗笠瓷碗”。胎薄、釉润,雕饰精细,图案精美,白里泛青,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宋代北流陶瓷业的繁盛从出土的印花模具就可见一斑。这些模具制作精致,是在陶或者瓷印模坯上雕刻花纹或采用翻模制作,晾干后入窑烧制而成,形状多样,有的像带柄蘑菇,有的是拱圆形的碗印模,有的是斗笠形的盏印模;纹饰丰富多彩,菊花、海棠、荷花、牡丹等缠枝花卉和折枝花卉各具美感,即使放在全国范围内比较也不遑多让,属于艺术中的珍品。特别是一些刻有年份和字号款识的印花模具,是宋代瓷窑分期断代的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史料研究价值。在北流河中下游沿岸的容县、藤县,制瓷业也非常发达。容县县城发现了两处宋代瓷窑,瓷窑烧制出的青白瓷和绿釉瓷,胎白而薄,釉面温润。在藤县发现的中和窑,所产的影青白瓷,胎薄釉润,改变了以往影青白瓷归为景德镇特产的认知,扩大了中国瓷器属地范围,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现北京故宫博物院中珍藏了数件中和窑的瓷器。《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中说:“过去只知道青白瓷是江西景德镇宋代烧造的,也在安徽、福建以及潮州等地宋代瓷窑烧造,但都比不上广西藤县中和、容县城关、北流岭垌等瓷窑的品种美好。”
元代,江西景德镇成功烧制青花瓷。广西当时的瓷窑数量不多,所烧造的基本都是青瓷,为民间日用粗瓷,造型厚重结实,纹饰简单,工艺粗糙。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影响,北流河流域的制瓷工艺相比宋代有了较大的退步,容县城关、藤县中和、北流岭垌和碗窑村已基本停止生产,北流岭垌、仓田等瓷窑生产极不正常,对外销量极少。考古专家韦仁义在《广西北流河流域的青白瓷窑及其衰落》一文中说:“诸如北流河流域青白瓷窑之类的民间瓷窑难以继续维持生产而纷纷陷入衰落破产。北流河流域青白瓷窑之所以在宋元之际衰落还有它自身的特殊原因。这就是宋元之际,尤其元朝一代广西地区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激化,使瓷业的生产失去了安定的社会基础。”元代北流河流域陶瓷生产基本陷入瘫痪状态,但元末明初,大批中原和江浙地区的移民进入北流,带来了先进的制瓷工艺,北流陶瓷慢慢恢复发展。
明代,手工业各部门进入工场阶段,日用瓷器的生产遍及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山西、河南、河北、甘肃等省。江西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代表明代瓷业的最高水平。北流河流域制瓷业开始慢慢复苏,以烧造青白瓷为主,已开始烧制青花瓷。产品装饰纹样单调,写意山水、花鸟、人物等画法出现,造型装饰独特,艺术性强。
清代,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中国瓷器生产达到了历史高峰。清人陈浏在《陶雅》中说:“世界之瓷,以吾华为最;吾华之瓷,以康雍为最。”这一时期,釉上彩丰富多彩,出现了五彩、珐琅彩、粉彩、斗彩和素三彩等品种。这一时期,北流制瓷业大繁荣、大发展,出现了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生产的规模空前发展,瓷窑的数量、产量超过了宋代。北流河上游的岭垌至蟠龙段,龙窑数百,窑炉林立,烟火不断。在距离北流县城十公里的蟠龙村,村民纷纷设厂烧制瓷器,鼎盛时9条龙窑同时烧制,并兴办了怡隆、泰隆、怡隆泰等碗厂。北流河上游的岭垌有近百条龙窑,出现了“延袤百余里,民窑二百区,工匠人数不下万人。四方商贾,贩瓷者萃集于斯”的繁华景象,并兴办起百兴、逢兴、福兴、宝生等碗厂。仓田、碗窑村也有数十条龙窑。清末至民国,岭垌、蟠龙、陈冲、白米等地瓷厂烧造的产品数量巨大,“北流碗”闻名岭南,享誉两广。二是工艺极大提高,达到了历史的较高水平。北流的制瓷业水平高超,技艺精湛,生产青花瓷的技术尤其高超,生产出的青花瓷产品制作精致、线条柔和、构图典雅、色泽圆润,无论是装饰、造型,还是风格、烧制技艺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水准。三是商业高度繁荣。在清中期的时候,随着北流制瓷业的不断发展,北流的岭垌、三江、石碗嘴、平政、隆盛、蟠龙等地成为当地著名的商埠,北流成为广西最为富裕的地区。四是外贸的高度发展。北流陶瓷产品源源不断地南下粤西,顺北流河而下直抵广州,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播及外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