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边笔记：高度和深度
人是活精神的
十五周年本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今年伊始庆贺一下的意思，是因为还小着的原因。我们国人过日子是呵护两头，放松中间的。六十祝寿，七八九十更要添寿，既求青山自在，也是让后人多烧柴。满月要庆，周岁要庆，半大的孩子都是父母的心病。在古代的时候，女孩子长到十五岁，叫及笄，把头发绾起来，插上簪子，即将成人，小女子把脸面弄齐整，可以粉面人生了。名画家庆仁兄以“诸多吉庆”厚爱《美文》，他的画就是给我们头上插的簪子呢。丁亥是猪年，陕西人把猪肉叫大肉，但愿今年的收成会更好些。
人是活精神的，散文要活起来也须出精神。但精神不能强求，强扭的瓜不仅不甜，也会遭及秧。精神来自写作者诚实的态度，来自本真。“有如小孩的玩耍，忽然看见一个土堆，不免要爬了上去，有一根棒，忍不住要拿起来挥舞一回，这是他快乐的游戏，也即是他诚实的工作。”（周作人）但如果让那个小孩子在土堆上插个什么旗帜，或提起棒去打虎，就是在强求，就是失真。散文浑实一些才好看，浑然是天成。我们有些散文出现的强求和失真，在于着急的心态，有什么可急的，日子长着呢。
《美文》今年有两个新打算，一是找写的好的且长些的散文，多年以来我们强调散文言简意赅，以至于散文似乎必须短小精悍了。金鱼是鱼，鲨鱼也是鱼，金鱼在缸里，鲨鱼在海里，都是各自的景观。当下散文写作还有不少认识上的限制，需要我们不断地去突破，先从散文的长短做起吧。二是重点发些海外华人的散文，这项工作我们一直在做，今后的分量再加大些。捷足先登的是冯秋子和五月。两位奇女子，一手好文章。
去年《美文》的几个专栏文章，为我们赢得读者的不少叫好，今年承蒙熊召政和陈彦两位仁兄不弃，得续上回分解。今年又请到两位先生，王培元人文并重，是写让人久违也久仰的编辑大家。眼下出版物在增加，而编辑精神和人文态度却在淡漠。庄稼才渴，水就来了，是及时的雨。傅剑仁从《史记》出发，穿旧鞋走新路。他是有职有位的公务员，是一路的诸侯，为官而以心读史，以古鉴今，让人敬重呢。
这期杂志印出来的时候，新年就开始了，我在这里替编辑部的同事，替平凹主编，给大家鞠躬祝平安，同时，也愿大家更多地关心和支持我们。
比真理更神奇的东西
有一种比真理更神奇的东西，叫力量。
真理在初级阶段是渺小的，多数情况下不受欢迎，甚至遭人反感，使人反对。真理是发展着的，在清朝是真理，到了民国多数成了谬误。我们今天已公认为真理的一些东西，在二十年前还被视为异端邪说，被有组织地批判着。老话告诫人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老话是人间大道理，是大智慧。道理是对人而言的，真理是对事物而言的。世事多变，一时的真理怎么可能永远靠得住。
但是力量发自于真理，力量产生于对真理的深切感应。
文学的力量有多大呢？
在旧朝代里，每个朝代都有禁书，禁书是一个朝代里“思想文化战线”的底线，衡量一个朝代文明进程的标高，看所禁的书就知道了。清朝的文字狱，有多桩是滑稽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做得太过分了，因此有着百年基业的秦国建立起来的伟大秦王朝不过二世而已。
一个坐不住的小孩子，因为一本童话书乖了一个上午，这是文学的力量。一只手为一本书中的一段描写而拍案，指头都拍疼了，这也是文学的力量。在电影院里，因为一个细节或一个场景，观众们哭成一片，这都是文学的力量。
文学又是最没有力量的，在读到前苏联发配一个作家去西伯利亚的“通知”时，在读到曹雪芹四下托人保存手稿的传奇经历时，我就想，文学真是没有丝毫的力量。这种状态下的文学是极其脆弱的，但是这种脆弱又给后人以力量。
散文要写出力量，仅仅“陶冶情操”和“寓教于乐”是不够的，没有力量的散文，剩下的只是概念罢了。
田炳信先生的《大海航行靠自己》是一种力量，王培元先生的《聂绀弩：我将狂笑我将哭》是一种力量，熊召政先生的《君子与小人》是一种力量。一个人在屋子里读书，读到了会心处，不禁要莞尔，而读到了显力量处，会不自觉地拍桌子，桌子和手都很疼呢。
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被历史定格后有两种可能，一种成为时代的高度，一种成为时代的阴影。
崔济哲先生写杀人的菜市口，隔着还不算太厚的雾气，对着一个老的焦点场景出神。王培元先生写大编辑家秦兆阳先生，为五十年前那一团触目惊心的焦点尘埃而感慨。凡是焦点的人和事，无论新的，还是老早发生过的，都最难写，因为仅有眼光是远远不够的，有认还要有识。只有在这样的题材面前，胸襟和境界才显得迫切。海是沧桑的，俗话叫沧海。人心却比海更沧桑，深浅是很难看出来的。最后一遍审读这期稿子，我是在西安的政协会上，找中午和晚上的空隙时间。这些年写稿边笔记一直是我的乐事和趣事，这一期却不想写，觉着苦。我的苦就是来自于这两个文章，都读过十几遍了，每一遍都苦。味苦格高是一句老话，文心雕龙是另一句老话，是龙都要被雕的吧。
上个月，台湾麦田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来西安到杂志社访问，夸讲了《美文》不少客气话，走的时候送了一本他们的杂志做交流。《巴黎夜幕》就是登在那本杂志上的，原题还有一个副题，叫“罗兰·巴特的私密情欲日记”，觉得商业气过重了。因为罗兰·巴特在日记里多处写到了自己的同性恋，才在栏目上标出了“供您参考”。《美文》转登此文还有一层意思，我们的男作家在散文里很少写个人的情感生活，或许是不屑，或许也有别的什么原因，记得多年前读过梁实秋先生的《槐园梦忆》，当时读着就觉得是一流的丈夫文章，现在仍然还是这样的看法。
散文怎么自己
一个老笑话，说一个人有一妻一妾，日子过得应该不错，小康吧。家里蓄着妾，囤里该有些余粮的。但他讨好妾的办法是说大话。今天说和绅士甲共进晚宴，明日说乙领导招待吃饭。这一天又说有个场面要去应酬，妻便悄悄尾随，见去的竟是大户人家的墓地，吃喝的是祭祀酒肉。妻回家抱着妾大哭了一回。笑话就此止住，没有了下文，也不知两个女人是否戳穿了丈夫的体面。
散文要“自己”，要有自己的看法，也要有自己的语言味，就像农家豆腐，有营养，还要有豆香。老舍有，张爱玲有，梁实秋有，一读就明了是他们的方式。读有些散文，觉得有些话实在没有必要说。小说里说些大话还马马虎虎过得去，海大沟深能藏得住，见识浅的人会真以为是鲸鱼呢。但写散文靠说大话硬撑着不行，写散文最忌的就是摆架势和张海口。写散文是要有气的，但这气要有出处，来路要自然，出自丹田的话自不须讲。用一句邻居劝和的话说，三寸气要千般用呢，忍着点。
彦火先生是编辑大家，主持着香港的《明报》，这一期选发的是他的编刊语，属工作文章，但这文章有意思，是心得，有想法有看法，同时透着深度。陈超先生是著名的学者，他说了些对某些编辑的“成见”，曲肱而枕，自得其乐。万燕的散文有一种健康人的体温，她的文字别有一种软，春天的树在发芽之前先让枝条变软，这种软很难得，源自强的生命力量。
去大学做演讲
上个世纪初流行过一阵子军界的要员去大学做演讲，那个年月里时局无定数，国家的大势由军阀们割剧着，请统摄一方的“诸侯”坐讲坛，估计有安稳师生心神、且兼习时政的含义吧。毕竟那个时候办大学是新生事物，瞎胡闹的事还比较少。到了80年代末期以后，一些企业家去大学做教授开始惹出争议，近两年又有影视界的突出人物入驻讲坛，争议演变成了非议。一位名教授说：“做了十几年的主持人就可以做教授，我爹种地六十年，该去农大做博导了。”这教授的话没有从实际出发，现在的大学产业化了，产业化就是市场化，大学一年连一年扩大招生，教授资源紧缺呢，不“扩招”怎么行。再说，新设了那么多时尚专业，收了那么多学费，多少也该教给学生一些实际本事吧。几天前，在一次教育问题的会上，一个朋友的话给那个高潮的会降了温。她说：在80年代初的时候，国和家都很穷，但农村的城市的孩子都能上得起大学，学生还能拿到国家的助学补贴。现在的GDP涨了那么多，却有那么多人上不起学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她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因为她孩子今年的学费还没有着落。
建功先生是著名作家，他没有去大学做报告，去的是广州的市民大讲堂。在网上见到了他的这次演讲，读着很喜欢，就选过来转发了。建功先生谈的是当下滚滚红尘中文化和情感的沙漠化问题，话是朴素着说的，但读着真有些触目惊心呢。
生动
散文怎么样写才显得文学些呢？
这个问题该由评论家和大学教授给出定义。但现在是一年里的中间阶段，按惯例，评论家要等到年终才肯开金口“综述”，且在一些大学教授眼里，研究散文不及研究小说易出“成果”。今天下班回家，和作家老吴顺路，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县长下乡路过一个村子，汽车轧伤了一只公鸡。司机和鸡主耳红脸涨地各执一词，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县长掏了五元的赔偿钱，鸡主却嫌少，不肯成交。僵局之中走过来一位老汉，他听明了事情的原委后，把三人招呼到一起，先是批评鸡主没觉悟，为了一只鸡耽误领导的大事。再是批评司机年轻气血旺，领导身边的人要注意言行呢。接下来对县长说：“您是县长，是大领导，轧伤了一只鸡不能掏钱说赔的，脱离群众么。但这只鸡是我们村子唯一的公鸡，全村的母鸡都指望着它呢。此外，这只鸡早晨还要负责三件事，一是提醒村长回家，二是招呼娃们起床上学，三是催媳妇们生火做饭。现在这只鸡受了伤，该算公伤吧，谁也不要说赔钱的话，给鸡看病是最要紧的事。”县长听完连连作揖，又掏出50元钱，说：“麻烦老叔，替我给这鸡找个好医生。”
老吴说：按现行的文学理论，司机、鸡主、县长的话是散文，老汉的话是小说。老吴又说：散文为什么就应该不生动呢？
《南雨北雪都是雾》和《格格驾到》是一种生动，《美国小镇的政坛“骑士”》是一种生动，《思想杂碎》是一种生动，《大笑大笑还大笑》和《严文井：“一切都终归于没有”》是一种生动，《〈药师经〉与现代生活》是一种生动。正襟危坐和一筹莫展不是散文，至少不是好的散文。散文家们行行好吧，让散文多生动一些。
散文的新
这里说说散文之新。
先引三个大人物的说法：清代的纪昀说：“不出新意，则不能耸听，不排旧说，则不能出新义。”
民国的鲁迅说：“要推倒旧东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涩，有时候简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经古人做得圆熟了的旧东西还要坏。”
英国的兰姆说：“新，不是新话题，老的快掉牙了。”
新是平常的事，如同户添丁，树萌芽，在天经地义之列。但文学写作不同于自然科学，一种认识非要推翻另一种认识。树叶到季节了自己会脱落，但有些树种又多年不落叶，新旧并生。水捧着喝，枣打着吃，自然万物各有各的宿命。鲁迅先生对“太做”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但其间的度谁又能总把持得准确，再说矫枉总是要过正的，否则不会产生大的效果。
《美文》生来就重视散文写作的新视野、新写法和新作者，不推陈，求出新。去年五月出了新散文的扩大号，前年开始，每期展示几位散文新家的得意之作，这些做法得到了很多读者和行内专家的肯定。自本期始，开辟“散文新势力”专栏，这里说的散文新势力泛指网络的散文写作，标新但不立异，像运动会的入场式，今年又新增了一路队伍。
贾平凹的手指头
平凹主编学会手机发短信后，到编辑部坐班就少了，大小事都依靠手机。这天半夜两点我的手机上显示一句话：“明早你若有时间，到家里来一下？”一大早我敲开他的门，他神情愉快，说：“喝茶，我们喝好茶。”就去取桌上的茶罐，我说我来吧。在他的家里，我坚持着两个不，不抽他的中华烟，不喝他沏的茶。中华烟只有假的他才舍得抽，茶也是沏隔年的。我知道他是有新茶的，新茶都存在专门的冰柜里。见我取出一包，他说：“去年的还有那么多呢，”接着又说：“喝吧，喝吧，今天高兴，当过节呢。”
我们坐下后，见茶几上厚厚一叠手稿，“《高兴》写完了？”我问他。他说写完了。我说祝贺你呢！他说有什么好祝贺的，说着伸出右手两个指头，上面又是一层茧子。他不会使用电脑，每一本书写完，这两个指头都积一层茧子。我说：“这俩指头长在你手上，就是命苦，是苦瓜，是劳模。”“福也是它们享，好烟都是它们两个夹着”。“也夹假烟。”他听了嘿嘿笑。我抱起书稿，一如以前的手稿，厚厚几百页，整整齐齐，一字不乱。我说我带回去先睹为快吧，他说复印了一份，看复印件。出门的时候，他又叫住我，递给我打开的那包茶，说：“以后要学着过日子，啊！”
《高兴》二十五万字，我是用三天的时间读完的。这是一本写弱者的书，时髦的词叫“弱势群体”。小人物也是人物，比如大衙门里的衙役，那些盖公章的，发证件的，登记注册的，脸上的表情都是物化的。但弱者是什么都不是的，是草芥中最草芥的那一类。除了漫长的卑微宿命，便再无一所长了。中国人常说人往高处走，但能走到高处的是极少数。《高兴》这部书最闪亮的地方是写透了人往高处走的不易。但不易也得走呀。
《六棵树》这个文章是《高兴》写完后写得的。写他老家村子六棵消失了的树种。《高兴》写了几个人离开那片土地到西安城的求生和挣扎，《六棵树》是留在那片土地上的宿命。人和树互为镜子，相映出人间的苍凉。读完这个文章，我给平凹主编发了一条手机短信，建议他把《六棵树》作为《高兴》的后记。他的回复很简单，两个字：准奏。
读书人
我们的文化传统是重视读书的，有真学问的人也多以读书人自荐。
金圣叹是中国第一等的读书人，他笺注的《水浒传》《西厢记》，重文心的快乐，个性的高蹈，不奢言志，工感悟，长觉悟，自赏自得自足，也自鸣得意。朱熹读书的方法让人头大。武夷山是一座复杂的山，那是诞生了朱熹和柳咏两位迥然相异的人物。读书最低的一等是找答案，这是当学生要被训练的基本功。老师布置了几个题目，说去读书吧，学生就埋头读书了。朱熹读书的办法也是找答案，只不过是答案中最大的——经国治世。
读书如看名山观沧海，心中有高度感的便看出山的高度，胸中有波澜的方可察估深海的世界。
骥野读文怀沙，有认识，有欣赏，文短心长，相映相印。
新，不是翻新
散文写作的方法要出新。但这新，不能只是翻新。
我听说过一个事情，是一位书法家说的。一个城市掘一座古墓时挖出了一个碑子，铭文简约，笔法也是少见的拙。消息散布后，立即吸引了不少书家临摹和研究，一时间搞得碑拓纸贵。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位中学历史教员公布了他的考据结果。墓主人是一个妃子，因犯律惹怒了皇严，被赐死，但口谕厚葬。依例墓内要有墓志，但臣属官僚中没有人愿执笔，办事的公务员也不敢染指，为求尽快交差，就交代给石匠让去看着办。留下来的旧东西并不都是传统，书法讲究的拙是巧之后的拙，和石匠无奈之中的拙是两回事。
散文写作的方法是形式。但形式不是人的衣服，不是外套，是皮肤，和血肉密切关系着的。
散文的新，意识的新是第一重要，要先看清楚，再想清楚，更要和当下的生存有血肉关系。
王观胜与和谷是文坛的两位老干部，但从不以量取胜，而以清醒见功夫。他们的写作和多数作家区别着，而每一篇也和自己区别着，这样的写作让人尊重。
饮鸩止渴
饮鸩止渴是成语。
鸩是大鸟，传说比鹰还大，该和鲲鹏差不多吧。鸩的羽毛有剧毒，用羽毛浸过的酒是毒酒里的老大。《后汉书》里记载：“止渴于鸩毒，未入肠胃，已绝咽喉。”
想到这个成语是在一个文学杂志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座谈会上，大家皱眉苦脸地说着社会的快节奏，让文学杂志成了低谷，成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这样的抱怨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赛跑，落在后边的人也会抱怨冠军那厮跑得太快。但千万不敢当真。如果社会进步得人们都不读书了，再不欣赏艺术了，这样的说辞是成立的。但事实不是这么回事，而是人们欣赏艺术的水准提高了，这就要看文学杂志提供的作品在不在那条水准线之上。
一个行当要是普遍的不太景气，原因虽是综合的，但主要的原因一定在行当内部。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文学杂志通行一种“有偿文学服务”，通俗地说就是做文学美容。只要有人或企业肯出些钱，文学的大门就敞开了。美容师傅并捉笔刀吏笔下生花，全方位进行包装打理。这类商机文字被冠以一个高贵的名字，叫报告文学。但短短的十几年下来，“报告文学”这种严肃的文体基本上被毁掉了，在读者心中失去了原有的神圣和尊严。
用经济羽毛浸泡过的这杯文学酒，是最新版的饮鸩止渴。
中国人有敬业的老规矩，这是我们的传统。老话里说的七十二行，行规之首均为自守行当，自重行当。自己不爱护，还能指望着谁呢。
文而不化
綦崇礼是宋朝的翰林，李清照的乡党，两个人还是不算远的亲戚。李清照日子难过的时候，曾写信向他诉过苦，有《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在史。綦崇礼当年身家大，是替皇帝写诏书的，几百旨诏书，被诏书界后辈奉为写作指南。“所拟诏书，文简意明。潜心词章，通晓音律，为文工巧润饰，文采斐然”。对他的这个评价不算过头，应该还算低估。写诏书这个活，仅仅“文采斐然”是远远不够的，还当深明大义，心高眼亮。读《毛泽东手札》一书，见到过他代中央委员会拟的中共中央文件，觉得他老人家一定短缺綦崇礼这样的人才。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旧体诗人，在文革期间，还是最热的歌词作家，当然后者是百姓的群口颂唱的。旧朝的官员都是有些学问的，因为学而优则仕，官员们也都擅写文章，很多人的文章被后人传颂着，却忽视了他的官位官德。老话说“文章千古事”，指的是醒人醒世。所以文而不化不叫有文化，肚子里装了几架子书，却对社会和人的进步不发生意义，真是拖累了肚子。
今年中秋，余秋雨先生是在西安过的，他应邀出任西安市唐大明宫改造工程的文化顾问。我先是听了他的唐文化主题的报告，很是过瘾。晚上一起赏月吃饭的时候，我请他给《美文》写些这方面的散文，他说好呀，给你们写三篇。于是就有了这期的头条《从何处走向大唐》。
西安今年的中秋月是少见的大而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