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边笔记：孟子说的，充实之谓美
物有本末，事分始终
物有本末，事分始终。这是曾子的话。
自然界一个新的轮回又开始了，每年伊始，我都要浮躁那么几天，盼邮局的订户往天上走，盼印刷厂的纸价往死里跌。今年的西安雨水勤，这是天赐的好事，但编辑部十一间房有八间漏了雨，三台电脑的脑子进了水。新年过后马上又是农历的年，过年是过关，人不寻事事寻人。鞠躬作揖，消灾化事。下班出了门还要折头回去，小心火烛，关门闭户掩柴扉。平凹主编嘲笑着说，“你要从容。”我接过他递来的一只烟，问他，“掌柜的，你见过哪一家的店小二从容过？”
还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读书人，多年赶考未果，儿子渐渐也大了，有一年父子两个一起赴考。榜示的那一天，父亲不敢去，躲在客栈里洗澡。儿子回来之后高兴地隔着门喊：“爸，我考中了！”
“考中了喊什么！又不是你一个人考中。”澡盆里的声音是从容的。
“爸，你也考中了！”
“啊！”父亲一把拉开门，精着身子就跑出来了。
能从容，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但难着呢。
窗外的那棵树是从容的，风也来，雨也走，每天看上去都稳稳的，几年下来，它已长了那么高。楼下还有一只小狗，肥嘟嘟的，但天生是扁塌的鼻子，好像硬挨人打过一拳。它的职业是门神，可每天趴在门边上睡觉，陌生人来了眼也不睁一只，但人们宠它，有肉没肉的骨头全给它。
这天中午，平凹主编请我吃了一顿饭，一人一碗面，我的是大碗。席间他还说了些去医院看病人说的那类暖话。人心暖了，气是往脚底下走的，让能从容的去从容吧，我还是浮躁我的，我也要精着身子出门呀。
棒喝的指向
棒喝，是和尚界的话。指的是要有所领悟和醒悟，指的是禅机。棒喝没有生活层面的意思，生活中的棒喝用处不大，棍棒之下无孝子。
读秋雨先生文章，很少见他直接发力的，他擅长于心悦诚服。比如曾发表的《丛林边的那一家》，他用文化的眼光打量魏蜀吴三国，重新衡量曹操和诸葛亮的高低短长。视角独立，心意远大。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厨，用家常材料，用萝卜白菜调配出的却是盛宴珍肴。
在《重峦叠嶂间的田园》里，秋雨先生发力了，且劲力十足。文化是什么？文化心理是什么？独立的文化人格又是什么？他是“此中有真意”，我是“欲辨已忘言”。
我读这个文章时，是在出差途中，在河北正定的大佛寺内。方丈大和尚给大家泡茶，说闲话。我偷看一本佛门的旧书，叫《临济录》。佛门的书不太好读得多，但这部书是个例外，记述的是禅宗师祖的言行，很有点起居录的意思。大和尚境界高，见我喜欢，很慈悲地送给了我。
裁取这本书的一段序做秋雨先生文章的响应：
黄檗山头，曾遭痛棒。大愚肋下，方解筑拳。
院临古渡，运济往来。把定要津，壁立万仞。
夺人夺境，陶铸仙陀。三要三玄，钤锤衲子。
常在家舍，不离途中。无位真人，面门出入。
两堂齐喝，宾主历然。照用同时，本无前后。
菱花对像，虚谷传声。妙应无方，不留朕迹。
拂衣南迈，戾止大名。兴化师承，东堂迎侍。
铜瓶铁钵，掩室杜词。松老云闲，旷然自适。
面壁未几，密体将终。正法谁传，瞎驴边灭。
史书是给什么人写的
史是用来资治的，是大书，是为皇上乃至各等官爷写的。
读书人多好读史，眼睛亮一些的以为自己看出了门道，其实不过是明白了些热闹而已。常听人夸谁谁读通了二十四史，史就不是给读书人写的，读通了就一定通鉴吗？毕竟是两行人，是隔着山的，而且山那边还是山。中国开始有独立的读书风气，往大里说不过百年的时间，和三千年的酱缸史比起来，不够弹指一挥间的，远没有熬到“分庭抗礼，对面送座”的年份。美国的大学教授可以做总统，演员也做得，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历史”。我们的读书人读史，即便不是纸上谈兵，也只适宜著书，哄些版税，做个“不是篷船手，偏来弄竹篙”的角色。但著书尽管著，究竟能不能立说，这还要看人家的脸色。
春节事少，拿一本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说辞来填空。一个西方政治人物说，“小说仅比历史真实一点点”。说这样的话，实在该让写小说的人丧气，政治在想象力上都占尽了风头的。往细里想想，在我们中国，小说家不过是绩麻捻草，政治人才做无米之炊，实实地要虚高一筹。
剑仁兄是官爷中的一位，用今天的话叫公务员。多年来他偏爱两本书，《史记》和《汉书》，这是他的床头书，自己也不知道念过多少遍了。读书人讲“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是疑，是不信。剑仁兄读史在信，在致用，尚没超出忠孝节义的层面。看真伪，分虚实，忍身上事，防心中贼。
忠孝节义四个字讲了几千年了，但在今天仍是最要紧的话，当下流行着的两个字是“诚信”，诚信是什么？无非是四个字的浓缩而已。
行与止
人讲行，讲行路难。行是流动的水，孔子也去水边伤心：逝者如斯夫。
佛讲修行。修行为知止，戒呀定呀都是知止的意思。佛不说“多劳多得”的话，也不说人定胜天。佛远在天边，但讲立地成佛。
庄子推崇止的境界，但不是适可而止的止。流动的水不能当镜子用，“人莫鉴于流水”，庄子说松柏知止，“冬夏青青”，温不增华，寒不改叶，庄子的止是守常，和佛的“平常心”的意思差不多。庄子不是一般人，是圣人。
今早去“止园”见一个人。止园是杨虎城将军的官邸，如今做了宾馆。杨虎城是伟人，是大丈夫，当年的西安事变，与张学良主演了一出“捉放曹”的大戏。他心中的止是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我要见的人是多年前的一个朋友，来西安办事，人没见到，他给我留了一个条子：“穆涛，我因事提前返回，这次就不见面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这个朋友每次来西安都住止园，他崇拜杨虎城，因此就当行则行了。
充实之谓美
“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这是孟子的话。
《美文》的美，取的是充实。“大散文”的大，取的是充实而有光辉。《美文》所倡导的，是区别于周作人先生概念里的那类“美文”的。
散文怎么样才充实，怎么样既充实了又有光辉？我觉得可以用庄子做参照。庄子的文章境界大，但取材都很具体，来自于具体可感的生活。有植物，大小动物，“朝菌”“蟪蛄”“大椿”“鲲鹏”“冥灵”“鹪鹩”，还有一个接一个的历史掌故和民间传说。事物虽具象，但指向都是大的，朝向通途大道。有人生的道理，也有人不死的道理，不死就是永生，就是物质不灭。庄子把自己的文章写成了千古事，代代薪传。庄子还是把大事举重若轻，真正做到轻描淡写的第一人，这样的例子在他文章中俯拾皆是，比如他把帝王治世，比作厨师做菜，劳心劳神劳力，食客还会挑肥拣瘦，说三说四。但如果食客一味说些好吃的话，厨师的掌勺水平也不会有大的提高。他把世事看得透彻呢，因为透彻而超前，超了几千年的前。
作家写到了一定的境界，就自信了。自信是什么？就是漂亮姑娘看镜子，怎么看自己都是世上最好的一个。大街上的漂亮姑娘，没有一个是蹑手蹑脚的，基本上全是招摇过市，因为她们是自信的。但不像样子的衣服，不成样子的发型，又都是有些姿色的人穿戴出来的，这也是因为她们的自信。自信是要以充实做基础的，要有基本的审美，要是一门心思去求别开生面，而疏忽了基本，就会露笑柄，出笑料，更何言光辉呢。
庄子还给人一点启发，就是他对天地的敬畏。一个自信自足的人，若是心中再充满敬畏，那么这个人就很难被战胜了。
孙犁老人六年祭
孙犁老人2002年7月21日离开的这个世界，已近六年的时间了。
我有老人一幅字，“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笔法谨严守正，安祥显力。这幅字本是写给我一位朋友大星兄的，他是篆刻家。我见了很喜欢，于是借过来看。1993年初我从河北到西安工作后，就把这个事给放脑后了。大星兄心肠宽，也没催还过，字一直被我“借”着，“看”了这么多年。
我喜欢这幅字除了书法意义外，还另有一个原因，是我做编辑经历里很愧疚的一件事。我在《长城》杂志的时候，编发过老人一组书信辑，记得是四十几通吧。当时年轻，做事不知道轻重，杂志印出后有一处字误。（手稿不太清晰是一个原因，若用心细致些，或再请教老编辑即迎刃可解）老人从天津捎过话来表示了意见，但也给了谅解和安慰。孙犁先生是当代作家中最珍重语言的，能给谅解已是他的高厚风节了。我为此一直自责，借看这幅字，也有当座右铭的意思。还有一个巧合，字是1992年9月写的，《美文》是杂志也是在那个月创刊的。
我拘礼膜拜的作家还有汪曾祺老人。曾祺老人和我有过三天“交情”，当年他和老伴施松卿老师在石家庄呆了三天，我跟班照顾日常起居，还陪他喝酒，一天晚上老人高兴了，给我且写且画。字是“午夜涛声壮”，鼓励我要敢说话。画面是一只鸟站在一个枯枝上，鸟很生动，枯树枝因此也带了精神。我到西安工作后，把这幅画挂在了办公室墙上，墙的另一边坐着平凹主编，事就出曲折了。平凹主编说这画挂在了他的墙上，又说做事不能偏颇，要平衡，墙另一边也要挂几天。我见他存了掠夺心，就约法挂七天，七天后一清早我就去做了完璧的工作。平凹主编记忆力好，一年后，他帮我解决了生活中一个难题，我问他怎么感谢呀，他笑着说汪曾祺的画呀。我那只生动的鸟就这么飞走了。但他也慷慨，给我回画了一只上了山的虎，至今还在我的办公室里。
汪曾祺老人1997年山高水长后，我专门编辑了一组他在美国写给老伴的几封家书发在《美文》上，那不是一般的家书，有广泛的生活思考，有他的文学观，是研究晚年汪曾祺的珍贵资料。
今天早上，读到了阎纲老师《孙犁的话题》，百感交集，立即回家取了孙犁老人的字，复印了送平凹主编看。我不带去真迹，是担心主编贪墨。果然他连说几遍字好，又自言自语说，孙犁老人去世有六年了呢。
2008年的地震
我家住20层，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偏安在楼下，妻子一个人在楼上大摇大摆，整面墙的博物架也倒了，我收藏的罐子、酒、珍稀品的复制件侥幸者寥寥。稍可惜的是元代的一个酒壶，体型粗犷，瓷白细致。上下开纽，可悬挂在将军大汗的马背一侧。分析是元后期作品，是南方的窑烧出的。可惜的原因是刚刚找人鉴定过，才弄明白原委。平凹主编家里的形势比我还严峻，汉罐们相互自残，画框纷纷跌落，唐代一个佛头轰然而落地，在地板上砸出了一个坑。“佛立地后，世界终于安静了”。震后第五天，平凹主编和我在他家里商量如何编好“5·12纪念专辑”。他描述完地震当天的情景后说：“欢迎你到我这个小灾区来。建议你去重灾区，到现场去，多请当地的作家、作者实实在在地写这一场灾难，给历史做记录，尽我们杂志应有的责任”。“你是好主编呀，想的正是大家所想。这几天，几个年轻的编辑争着要去呢，拦都拦不住”。两天后三个编辑和我分别出发去了成都和绵阳。出发的时候，平凹主编说：“要确保编辑平安回来，你做副主编多年了，无所谓了，可以多表现勇敢。”
由西安到绵阳本是半天多的路，火车却走了近两天，不停地晚点。我没和家里人说去绵阳的事，在途中，妻子才知道了我的行程。我们两个互发了三条短信：“不许住房子”，“可住的房子估计也没有了”。“住帐篷吧”，“那里的帐篷比房子还缺”。“那怎么办？”，“我自有办法”。到绵阳后一切都顺利，做成了两个专辑。《美文》上半月刊以“我们的责任”为总题。下半月刊叫“5·12以后，我们更加坚强”，因为读者对象是中学生，就以中学生作者为主体。尤为难得的是约到了近三十位北川中学幸存学生的现场亲历记述。两个专辑合计15万字，还有近60幅珍贵的现场图片。平凹主编也忙碌，和我之间的短信联系不断，坐阵审读稿子，并且为受灾伤亡严重的北川中学题写书法：“少年强，则中国强——写给余震中复课的北川中学”。我从绵阳回来后，又知道他分别在几处捐款六万多元，就开玩笑夸他既出钱又出力。他说你是居功想让我请你吃饭吧。我立即拱手请辞。
多年来，我是衷心地不情愿平凹主编请吃饭的，不划算，通常是麻酱凉皮，最奢侈的是牛肉面，并且有每次饭后交待一堆事情的陋习。
散文题目
说说对散文题目的看法。
散文写作中有那么多问题，干嘛偏偏说题目？我是从编辑的实际出发，实在忍不住了。来的稿子里有些题目太不用心，如“散文三篇”，还有“外一篇”这种擅自讲论类的。有些又太用心，刻心求意得过了。
题目是人的帽子。要显眼，要分明，一眼望上去就知道了是警察，还是医生，警察中还有治安和防暴的区分。医生戴的要看仔细，高低适中。再高耸一些是厨师，低伏贴切的是教友。生活中的帽子要讲究艺术，更要讲分寸。大帽子是出滑稽效果的，一个短文章配一个重型题目，是小孩子戴钢盔，吓唬不住旁人还会惹起笑声的。帽子反戴是别致的一种，但如果帽子下边的脸是端庄严谨的，要赶紧把帽沿儿正过来。帽子是人戴的，是具体生活中的，时装展览上的那种是特定场合围观用的，不适宜走在大街上，会引人侧目。
人是可以不戴帽子的，但文章不能做无冕之王，谁家的孩子能没有名姓呢。诗歌作品中的“无题”本身就是题，而且是大题，不给你设置思维的栅栏，你敞开了胸襟去想吧，你的胸怀有多大，我的境界就有多宽。抱着辞典给孩子取名字的那种标题也不妥，显着生硬，也有炫耀之嫌。我们是不太喜欢有钱人显摆的，有学问的人在题目上最好也“低姿态”些，把“珍宝”藏入文章中，像过去的老财主把银两挖地三尺深埋进院子里。
题目是文章的组成部分，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要重视，要冠冕堂皇，同时也要自然合适。
自省的散文
自省的散文是难得的。
自省是一个人对经历过的事情去幡然觉悟。圣人说“一日三省吾身”，指的是掌控命门的大人物，普通人三年一省吾身也耽搁不了太重要的事。自省的核心是清醒，醒脑醒心，明心见性。过去了的事叫历史，用时兴的术语说，一个人的历史叫“个人心灵史”，一群人的历史叫“集体记忆”，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段集体记忆。帝王也好，平头老百姓也罢，都有不能免俗的一面，俗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闹出的不清醒笑话，比在现实中闹出得还多。皇家“钦定”的历史，是要划出“禁区”的，史官不敢什么都写。一个莽夫在村头大槐树下红口白牙地“话从前”，也是绕过自己“不光彩”地带的。不幸败走了麦城，也是别人造成的。最典型的例子是项羽，他大势已去后在江边拍着大腿高呼——“天亡我”。眼下“名人”传记出版得多，层出不穷，是“个人心灵史写作的高峰时期”。但在书店里，把这些“名人传记”摞成一堆儿看，“趣味”可以横生，书店成了村头的那棵大槐树了。自传是体面的吹牛，像猫洗脸，用自己的唾液取悦自己。
阎纲和李星两位先生也在话从前，但他们面对的是我们集体记忆里一段“不光彩”地带，李星先生讲“文化革命”序幕拉开时的“大串连”，阎纲先生讲这场闹剧即将谢幕的尾声。首尾呼应，相得益彰。这两个文章的最难得处，是散发着清醒的自省力。
我还听说过另一宗一头一尾的事情。1957年“揪右派”的时候，一个文化部门因为“揪得彻底”拔了行业的头筹，赢得了一面锦旗，二十年后给右派平反时，因为“平反得彻底”又得了一面锦旗。世事茫茫难自量，历史上的事和现实中的事一样，要一边看一边斟酌呢！
一本好书《东坡志林》
《东坡志林》是一本很有境界的闲书，闲也致用，识与趣并行。尤其难得的是其中的世俗心和人间气。在我读来，这本书的水准丝毫不逊于作者的文或词。
苏轼一辈子重视生活的质量，注重生活感。集雅也集俗，佛道与异数，医与巫，竹与肉，都是行家。在调侃上也不外行，在《养生难在去欲》一则中借太守杨君采的嘴说：“‘苏子卿（苏武）啮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少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穷居海上，而况洞房绮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为记之。”多年前我读这本书的时候，记住了一句“真人之心，如珠在渊，众人之心，如泡在水”。现在再读，觉得这句话好还是好，却不及“养生难在去欲”了。胆敢这么想，胆敢这么写，就是去了人生之路的台阶感的，是走在平地上。其实人生的境界，并不都在高处，大部分是散在平地上的。
读这一期三校的时候，恰是中秋节小长假，三天的时间，就这么恍惚着过来了。“北京大学学人散文专辑”里，尽是我仰视多年的人物，行文却“低姿态”“拉家常”，但文字的背后透着风清节重，世事沧桑。不是文心雕龙，是人心雕龙。文学是人学，最起码的一条，要懂得人生。
那句老话说得真不错，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呢。
贾平凹的几句话
今天是西安文联换届会，平凹主编继续是主席，上午念了近两个小时的报告。中午才吃过饭，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要是没事，到我房间”。见到他后，我说：“站着念了那么长时间，也不累？”他说：“嘴疼。”我说：“嘴疼是领导的职业病，写报告的人手疼呢。”“就是，手艺人命苦”，接着他又说：“咱抓紧时间，说说明年编刊的事。”我立即坐好，平凹主编每次主动说编刊，都是深思熟虑了的。
“明年要有变化。”他说：“不仅仅是编辑手段的变，社会在变化，变化得很快。西安的街道一年一变，这几年的西安让老西安人快认不得了。西安只是国家的一个城市，国家的变化更是这样子。咱见到的还只是外在的形式，见不到的是思想和观念，这些精神的东西在形式的前头呢。咱要找这种精神的走势。《美文》这些年围绕着这些做了些工作，明年步子再迈大些。文学是随时代的，大散文的这个‘大’字要进一步明确，就是在社会变化的大势上。”
他收住话，给我一支烟，我说，您继续说。他说，等着你理解呢。
我说：“主编说到点子上了。现在确实是与时俱变，都变了。深圳的出租车司机已经不收港币了，人民币成了港澳台和邻国的硬通货。文学观念也在变，前几天我去上海评‘春申原创文学奖’，读者推荐入围的几十本散文书里边，只有少数几本是传统概念里的散文。马未都、易中天、于丹、熊召政、章诒和的书遥遥领先，读者不太买散文理论家的账了。文学是随时代的，文体也不是死的，唐朝是四平八稳的唐诗，到宋朝男人女人一窝蜂都瘦了，美的观念变了，文学也瘦身成了宋词。”
“有点悟性，还可以继续做副主编。要研究散文专家和读者之间的这些差距，但不宜偏废，读者是重要的，专家同样是重要的，你也是专家么。”
“主编客气了。”
“还有一点，也很要紧。就是朴素，朴素是文学的根本。”
“《美文》创刊以来，一直坚持审美的朴素，但朴素也涉及到怎么去理解的问题。老观念里穿旧衣服是朴素，行为低姿态是朴素，有钱舍不得花也是朴素，您基本上就是朴素的化身。请主编再说说文学的朴素。”
“打个比方吧，胡锦涛说建设中国是朴素，村长说建设中国就是华丽。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朴素，我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就矫情，我可以说我是棣花镇的儿子。”
“主编是领导，心里装的是大干部。我也打个比方，鸟类举办朴素美选拔大赛，最后的角逐者剩下麻雀和孔雀，麻雀一举夺魁。事后孔雀很冤枉地抱怨说：我这身羽毛也是天生的呢。”
“这个例子有点才气。核心就是这些了，给你一个月时间，拿出明年两本杂志基本的编辑办法，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大一点，一个月后咱两个再定。”
“下届文联换届我给您写报告，写十万字，把你牙累掉。”
“我找播音员念呀。”
《秦腔》获茅盾文学奖
知道《秦腔》获茅盾文学奖的消息，是一个下午，我随即去了平凹主编家里，见面后，我们俩个却是谁也不提这件事，说美国的金融危机，说鸡蛋里的三聚氰胺。过了一会，来了一些记者，都是熟人，开始很热情地说祝贺的话，也很放松地提写作上的问题。平凹主编一边致谢，一边给大家倒茶，说：“让穆涛替我说吧，我还有一件要急办的事。”之后去了另外一间屋子。
大家看着我，我也看着大家，这个时候我真是不知道该替他说些什么，但还得说呢。
“我说两句吧，第一句是，在家乡商州的题材上，他再也写不出《秦腔》这样结实又浑实的小说了。第二句是，《秦腔》是他获重要奖最多的一部书。从出版当年的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奖，到2005年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到2006年香港首届“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大奖”，再就是这个奖。可以透露一个花絮，是余秋雨先生告诉我的，他说平凹2006年去香港浸会大学领奖，致谢辞的时候，在场的人基本没有人听懂他的商州话，但结束时仍是全场一片热烈掌声。”
《秦腔》是平凹主编写得最辛苦的一部书，五易手稿，每一稿都是一字一字手写出来的，加起来有二百多万字，手指头都磨出了茧子。他的手稿非常清晰工整，可以直接出影印本。我读的是第四稿，一边读，一边感慨他对写作的宗教一样虔诚的态度。当时读手稿的时候曾有两点感触，一是写出了当下中西部农村最复杂的社会状态。思考中国的问题要用中国的视角，尤其是中国的农村，中国农村的传统是“耕读传家”，但现在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淡薄了，感情变了，心理变了，观念也就变了。这部书难得的是写出了这种演变。第二点是写作手法的重要突破，《秦腔》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但用现实主义创作理论那一套却框架不住它，典型环境呀，典型人物呀，在这部书里全部失灵。他写的是一个村子，却不是“农村缩影”的那种写法，而是像医生做“病理切片”那样，也像石油勘探的“取样”那样。一个作家能在写作手法上有所突破，并有所建树，该叫一个作家的使命吧。
《秦腔》是2005年4月出版的，我运气挺好，当时得到了他的一本样书。记得拿到书的时候，我说：“要签名的，如果多写几个字的话，我就不说你吝啬了。”他沉吟了一会，很大方地写了一首诗，准旧体的：“四方八极唱秦腔，今日雾翮扶风起。两年惊恐在大堂，老琴变调声苍凉。乙酉二月卅日晚收到此书，送穆涛。”此诗要有注释的，大堂是他的书房名，二月卅日是那一天农历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