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家巷里

清风明月亦不便宜

外省的一个人写信给我，要来做陶渊明，请我说说南山里的事。我便去拍了一些照片，有度假村的，有军工厂的，有养殖塘的，有木地板生产公司的，寄去约计几十张。他写信又感慨，言灵魂已无去处，这陶渊明是做不成了。

此君在大学任教，收入不厚，写的几本书又没有出版社肯出，风传曾合股去炒公司又不成，自己倒负了满股满臀的债务。先不论此君想落草成陶公的居心，有一点大抵无疑，他思念的不是心淡，而是陶公的轻松与虚名。如今什么也不做便尽得虚名的时代已是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的文化传统是一条千转百汇的河流，水质纯清，性子急的人喝了不好消化，因而转向注目河岸上衍生的草木，见了李白便酗酒，认识了竹林七贤便不洗澡，大发牢骚以为和屈原先生共舞，幸亏政府总查禁着秦楼楚馆，否则柳永、关汉卿的队伍一定最为壮观。

前几天读了北京一年轻学者的文章，文内大致有这么一句：我怀民体民的方式便是与“面的”司机聊天，口气实在过于腐臭。悠悠万事惟有读书高，那是古人的事，而且那时候也没有过多的事可做，除了几部经典也没有多的书可读。读掉几本书便可做“县委书记”，当年的县老爷太好当，破几宗公案便是好官。那位年轻学者所代表的倾向实在不好命名。说是遗少？新中国以后才出生的，没有人遗他。说是“士大夫”，士还沾些腥，离“大夫”太远，没有谁肯给他“大夫”做。即便这类人物做了“大夫”，也是那般“踏花归去马蹄香”的角色。若是北京一位“面的”司机读过那篇文章，恰好那位学者又坐了他的车，他一定会微笑着说：“我正忙着呐，没空儿和您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