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九月第一周，我回到了家。堂哥逝世的噩耗先于我到达——那个意大利人说他写了信给尼克·肯德尔，他没有撒谎。我的教父已把死讯通知了仆人和佃户。威灵顿和马车在博德明等我，马身上绑了黑布，威灵顿和马夫也一样，他们拉长了脸，表情肃穆。

回到祖国的宽慰十分强烈，一时间悲痛蛰伏下来，或许也可能是因为横跨欧洲返家的长途跋涉让我感情麻木；但是我记得见到威灵顿和车童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对他们微笑，然后拍拍马儿，询问两人是否一切都好。我仿佛重回孩童时代，刚从学校返家。老车夫举止僵硬，有种不同以往的拘谨，年轻的车童恭敬地替我打开马车车门。“令人悲伤的返家之旅，菲利普先生。”威灵顿说。当我问候西科姆和其他仆人的时候，他摇摇头，告诉我他们和所有佃户都悲痛至极。他说，自从死讯传来，街坊四邻就一直在谈论此事。教堂整个周日都挂着黑布，庄园里的小教堂也不例外，但最沉重的打击，威灵顿说，莫过于肯德尔先生告诉他们主人埋在了意大利，尸骨不会被带回来与家人同葬。

“大家都觉得这样不行，菲利普先生，”他说道，“我们认为如果阿什利先生还活着，他也不会赞成。”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只是登上马车，让他们载我回家。

说来奇怪，看见老家的那一刻，过去几周来起伏的情绪和旅途的劳顿消失殆尽。所有的压力从我身上抽离，虽然路途遥远，我却觉得平静、安宁。时值下午，太阳照在西苑的窗户上和灰扑扑的墙壁上，马车穿过第二道门，沿斜坡向房子驶去。几条狗在那儿等着迎接我，可怜的西科姆跟其他仆人一样，右胳膊绑了条黑布，我刚握住他的手，他就哭成了泪人。

“您让我等得好苦啊，菲利普先生，”他说道，“好苦啊。您知不知道我们多么担心您也发起高烧啊，阿什利先生？”

我用餐的时候，他急切地询问我吃住得好不好，我很感激他没有追问我出行途中的事情，也没有提到他主人的生病和去世，只谈他自己和家事，比如钟声响了一整天，教区牧师致悼词，人们送来花圈悼念。他说话的语气充满了非同往常的殷勤。我变成了菲利普“先生”，不再是菲利普“少爷”了。我发现车夫和车童对我的称呼也变了。这种变化出乎意料，但莫名地让人心头一暖。

用过餐后，我上楼回到房间，四处看了看，然后下楼去图书室，又出门去花圃里，心中充满了古怪的喜悦，我没想到安布罗斯去世会让我产生这样的情绪。离开佛罗伦萨之时，我已经跌到了孤寂的深渊谷底，希望尽失。横跨意大利和法国之时，我脑海里充斥着挥之不去的幻象。我看见安布罗斯坐在圣加利特阴凉的庭院里，挨着那棵柏树观赏滴水喷泉。我看见他在楼上那间光秃秃的小房间里，身子靠着两个枕头，大口喘着粗气。耳之所闻，目之所及，全是那个我从未谋面的可恨女人模糊的身影。她幻化出那么多面孔，伪装出那么多样貌，还有女伯爵这个称号——仆人吉塞佩和拉伊纳尔迪称呼她女伯爵，却不喊她阿什利夫人——给她蒙上一种前所未有的光环，让我把她视作另一个帕斯科夫人。

自打去了大宅，她就变成了一个怪物，一个比生活本身还要庞大的怪物：双眼极黑，五官跟拉伊纳尔迪一样形似鹰隼，悄无声息地在大宅发霉的房间里蠕动、游荡，仿佛一条毒蛇。我看见她在安布罗斯断气之时把他的衣物收进行李箱，书籍、财物全不落下，然后咬紧嘴唇，溜去罗马，溜去那不勒斯，甚至躲在阿尔诺河边那栋房子里，隔着百叶窗偷笑。这些幻象纠缠着我，直到我跨过海洋来到多佛尔。如今，既然我已回到家里，它们就像破晓时的噩梦，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辛酸也消失了。安布罗斯重新回到我身旁，不再遭受折磨，不再蒙受痛苦。他从未去过佛罗伦萨和罗马。仿佛他就在这里去世，在自己家里去世，与他的父母、我的父母葬在一起，悲痛也不再是我不能克服的东西；悲伤仍在，但悲剧已无。我自己也回到了属于我的地方，家的气息只围绕我一个人。

我穿过田地，人们正在收割，成捆的玉米秸秆装上了大篷车。看到我，他们全都停下手头的活计，我走过去跟所有人打招呼。老比利·罗打我记事起就是这个庄园的佃户，对我从来都是恭敬地称呼菲利普少爷，我来到他面前，他用手摸摸额头，他的妻女和其他佃户一起向我行屈膝礼。“我们想念您，先生，”他说，“没有您在场就开始收玉米不合规矩。我们很高兴看到您回家里来。”换作一年前，我会像其他农场工人一样卷起袖子，拿起一把杈子，可现在有东西阻止我那样做：我察觉到他们会认为这样不合时宜。

“我也很高兴回到家里来，”我说道，“阿什利先生不幸逝世，对我而言是巨大的悲痛，对你们也一样，但现在大家都要好好活下去，不辜负他的希望。”

“会的，先生。”他说道，然后又用手摸了摸额头上的头发。

我留下来说了会儿话，接着把狗召唤过来，就走开了。等我走到树篱旁，他才招呼工人们继续干活。走到位于房子和坡田之间的养马场时，我停下脚步，越过下陷的树篱向后望去。远山上的大篷车只剩下轮廓，等待拉车的马匹和移动的人影像是地平线上的黑点。落日的余晖把玉米秸秆垛照成了金黄色。海水湛蓝，淹没石头的地方近乎紫色，呈现出涨潮时的幽暗深邃。打鱼的船队已经启航，正借着陆地上的风向东航行。家里的房子此时处于一片阴影之中，唯有钟楼顶部的风向标反射着一道淡淡的灯光。我缓缓穿过草地，走到敞开的门前。

百叶窗开着，因为西科姆还没派仆人来关上。那些拉起的窗框给人一种亲切感，窗帘轻轻飘动，窗户后面的所有房间都为我所熟悉，为我所珍爱。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飘得又高又直。猎犬老唐年老体弱，身体僵硬得难以跟我和小狗们同行，它在图书室的窗下扒拉石子，我一走近，它便缓缓扭头看着我，摆起了尾巴。

有个念头从我得知安布罗斯的死讯后第一次强烈地击中我的心房：我现在看到的一切，目之所及的所有事物，全都归我所有了。我不用再跟任何在世的人共享。那些墙壁和窗户、那个屋顶、我经过时敲响七次的大钟、房子里的所有活物，这些全都是我的，独属于我一个人。我脚下的青草、周围的树木、身后的山峦、一块块牧场、一片片林地，就连在那边田地里耕作的男女工人，都是我所继承的遗物的一部分——它们全属于我。

我走入屋里，背靠打开的壁炉站在图书室里，双手揣进口袋。爱犬照常跑进来卧在我脚下。西科姆过来问我明天上午对威灵顿有没有什么吩咐，要不要收拾马匹和马车，还是替我给吉普赛装好马鞍。不用，我对他说。我今晚不使唤任何人。明天我吃过早饭会自己去找威灵顿。我希望他在往常的时间叫我起床。他回答道：“是，先生。”然后走出房间。菲利普少爷已成历史，阿什利先生大权在握。这种感觉很奇异。一方面，它使我更加谦逊，另一方面又使我产生奇怪的自豪感。我感受到以前从未体验过的信心和力量，还有全新的得意。我仿佛一个士兵被任命指挥一个连队，这种所有权，这种骄傲，这种占有感，就像多年担任副职的大校获得提拔一样。但与士兵不同的是，我永远不需放弃指挥权。我将终身拥有它。我相信，当我站在图书室的壁炉前想到这时，心头一定涌起了之前没有、将来也不会再有的幸福感。正如所有的幸福时刻那样，它突如其来，又顷刻消失。日常生活里的某种声音打破了咒语：或许是一条狗的骚动，是火里落下来的一撮余烬，又或许是仆人在楼上去关窗户的脚步声——我记不得究竟是什么了。我只记得当晚的那股子自信劲儿，仿佛什么长眠的东西在我体内躁动，一下子恢复了生机。我早早地上了床，一夜无梦。

第二天，我的教父尼克·肯德尔前来拜访，露易丝也跟了过来。由于没有其他的近亲，遗赠仅限于西科姆和其他仆人，以及习惯上给教区的孤儿寡母和穷困潦倒的人捐一些，他的所有地产和房产全部留给了我，尼克·肯德尔在图书室里单独把遗嘱内容读给我听。露易丝到花圃里散步去了。尽管遗嘱有许多法律术语，事务却相当简单直接，唯独一件事除外。意大利人拉伊纳尔迪说得没错，尼克·肯德尔果然被指定为我的监护人，因为只有我年满二十五岁，这处地产才会真正归我所有。

“这是安布罗斯的一个信条，”我的教父摘下眼镜，把遗嘱递过来让我自己看，“他认为年轻人到了二十五岁才会有主见。你可能养成酗酒、赌博或狎妓的毛病，限年二十五岁的条款相当于上了一道保险。你尚在哈罗公学读书的时候，我帮他起草了这份遗嘱，虽然我们都知道你没有这些坏毛病，但安布罗斯仍建议保留。‘对菲利普没坏处，’他常说，‘还能教育他洁身自好。’唉，事已至此，也改不得了。说实话，这一条对你没影响，只不过在接下来的七个月里，你需要像以往那样来找我拿钱，用于地产经营和个人花销。你的生日是四月，对吧？”

“您应该知道的，”我说，“您是我的资助人。”

“你以前也是个滑稽的小虫子，”他笑着说，“你会用迷茫的眼神看着牧师。安布罗斯刚从牛津回来，他捏着你的鼻子想把你弄哭，结果吓着了他姑妈，也就是你妈妈。后来，他向你可怜的父亲下战书比赛划船，两人从城堡划到洛斯特威西尔，累得满身大汗。菲利普，你曾经因为无父无母而难过吗？我常常想，你母亲早逝，这对你来说很残酷。”

“我不知道，”我说，“我从来没深入想过。除了安布罗斯，我谁也不想。”

“那样是不对的，”他说，“我常跟安布罗斯这么讲，但他听不进心里。家里该有个人，有个顾家的，远亲也行，是个人都行。你从小就没女人照顾，等到你结了婚，你妻子的日子会不好过。早饭时我还跟露易丝提到此事。”

他突然停住，面露些许不自在——如果我的教父会有这种表情的话——仿佛说漏了嘴。

“没事，”我说，“到了那一天，我妻子能应付所有困难，假如有这一天的话，不过这不太可能发生。我觉得我跟安布罗斯太像了，况且我现在知道了婚姻给他造成的伤害。”

我的教父默不作声。接着，我把去大宅和见拉伊纳尔迪的情况告诉他，他也把那个意大利人的信拿给我看。信的内容大致如我所料，拉伊纳尔迪用故作正式的生硬词汇解释安布罗斯的病情和死因，表达他个人的哀思，以及那位遗孀的震惊和悲痛，按他的话来说，是痛不欲生。

“痛不欲生，”我对教父说道，“以致葬礼结束后的第二天就像贼一样一走了之，卷走安布罗斯的所有财物，只留下他的破帽子，大概是给忘了吧。毕竟，毫无疑问，那帽子太破，不值钱。”

我的教父咳了一声。他浓密的眉毛拧成了结。

“确实，”他说，“你不会是嫉妒她拿走了书籍和衣物吧？得了，菲利普，她也就只有那些而已。”

“什么意思，”我问道，“只有那些而已？”

“嗯，遗嘱我已经读给你听了，”他答道，“白纸黑字摆在你面前。内容跟我十年前起草的一模一样。没有附加条款，你知道，与他结婚有关的附加条款。遗嘱里没有跟娶妻相关的内容。过去一整年时间里，我原本期望他会抽时间至少谈谈财产授予的事。人之常情嘛。但是我想他人在国外，难免把这事给疏忽了，而且他一直想着回来。之后，因为生病，任何事务都没办法处理了。让我有点惊讶的是这个意大利人，这个拉伊纳尔迪先生，你好像对他很有成见，他对阿什利夫人的权益只言片语都没有提及。从他那方面来说，这是极微妙的做法。”

“权益？”我说道，“老天啊，你我明知是她把他逼死的，还说什么权益？”

“此事还不能下定论，”我的教父反驳道，“如果你要用这种方式来谈论你堂哥的遗孀，我不听也罢。”他站起身，开始收拾文件。

“你信了肿瘤那一套说辞？”我说道。

“我自然是信的，”他答道，“这是那个意大利人拉伊纳尔迪的信，还有死亡证明，两个医生签过名的。我记得你叔叔菲利普的死因，这你不记得了。两人的症状十分相似。当安布罗斯的信寄过来，你跑去佛罗伦萨的时候，我就担心上了。只可惜你到得太晚，没能帮上忙，这种不幸谁也没有办法。现在想来，这或许并非不幸，而是幸运。你不会想看到他痛苦的样子。”

这老家伙，如此顽固，如此轻率，我真想揍他一顿。

“你根本没看过第二封信，”我说道，“就是我走那天早上收到的便条。你看看。”

那张便条我还留着，一直放在胸前的口袋里。我把便条递过去，他重新戴上眼镜看了起来。

“很抱歉，菲利普，”他说，“但是这令人心碎的胡写乱画仍然改变不了我的观点。你必须面对现实。你爱安布罗斯，我也爱他。他一去世，我便失去了一位最好的朋友。想到他经受的精神折磨，我跟你一样难受，或许比你更难受，因为我曾见过同样的情形。你的问题在于，我们所认识、赞赏、敬爱的安布罗斯在死前头脑不清醒，你却不肯直面这个现实。他遭受了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无论写了什么、说了什么，都不算数的。”

“我不信，”我说道，“我绝不相信。”

“你这是不肯相信，”我的教父说道，“既然如此，我多说无益。但为了安布罗斯考虑，为了所有认识他、敬爱他的人考虑，包括这个庄园和整个郡的人，我要求你不得向其他人传播这种想法，否则会给他们造成烦恼和痛苦。如果闲言碎语传到他的遗孀耳中，不管她身在何处，你在她眼里都会是个卑鄙小人，给她留下起诉你诽谤的口实。若我是她的事务代理人，那个意大利人似乎就是这种身份，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起诉你。”

我从没见过我的教父用这么激烈的语气说话。他说得没错，此事无须赘言。我已经得到了教训，以后不会再提了。

“咱们把露易丝喊回来吧？”我略有不快地问道，“我觉得她在花园里逛得够久了。你俩留下来和我用餐吧。”

我的教父在用餐时一言不发。我看得出来，我之前说的话让他仍然震惊不已。露易丝问起旅途中的事、我对巴黎的看法、巴黎的乡村、阿尔卑斯山和佛罗伦萨，我心不在焉地回答她，弥补谈话中断的尴尬。不过，她很机灵，看出了不对头。正餐结束后，我的教父把西科姆和仆人叫来，跟他们吩咐遗赠事宜，我则过去和她一起坐在客厅。

“我惹怒了我的教父。”我说道，然后把来龙去脉告诉了她。她用往常那种质询的姿态看着我，脑袋略微偏向一边，下巴上扬，这种姿态我已经相当熟悉了。“要知道，”我讲完之后，她说道，“我觉得你的想法可能是对的。我敢说可怜的阿什利先生和他的妻子生活并不和谐，而他自尊心作祟，不肯在生病之前写信告诉你，后来或许他们吵了一架，事发突然，于是他就给你写了那些信。那儿的仆人对她有什么说法？年轻貌美，还是年老色衰？”

“我没问啊，”我说道，“我认为这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他去世的时候并不信任她。”

她点点头。“真可怕，”她表示赞同，“他一定觉得很孤单。”露易丝的话让我心中一暖。或许正因为她年纪轻轻，跟我同龄，才比她父亲有更多的体会。我的教父老了，我心想，是非不分了。“你应该问问那个意大利人，问问拉伊纳尔迪她长什么样，”露易丝说，“要是我的话，我就会问。这一定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再问问伯爵的事，就是她第一任丈夫。你不是跟我说过他死于决斗吗？你想啊，这就很能说明她有问题。她可能有好几个情人。”

对于瑞秋表姐的这一方面，我还未曾想到过。我原先只想着她心思恶毒，像毒蜘蛛一样。虽然内心满怀恨意，我却不由自主地笑了出来。“小姑娘家家的，”我对露易丝说，“把情人都扯出来了。又是昏暗的楼梯上暗藏凶器，又是隐秘的台阶，我真该带你一起去佛罗伦萨，你一定会比我挖到更多信息。”

我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脸红到了脖子根，我心想女孩子们可真古怪，就连和我一起长大的露易丝，都听不懂笑话。“不管怎样，”我说道，“无论那个女人是不是有一百个情人，都跟我没关系。目前来说，她大可以在罗马、那不勒斯或者任何地方躲起来，但是总有一天，我要把她揪出来，给她好看。”

话刚说完，我的教父正好出来找我们，我便没再说下去。他似乎心情好多了。西科姆、威灵顿和其他人肯定对于他们收到的那点遗赠感恩戴德，而我的教父出于善良的本性，觉得自己也出了一份力。

“经常骑马过来看我啊，”我扶着露易丝爬上单马双轮马车，对她说道，“你待我好，我喜欢有你陪着。”她的脸又红了。这傻姑娘拿眼睛瞥向父亲，看他作何反应，好似我们以前从未无数次骑着马看向彼此。或许她被我的新身份给镇住了，在我了解到自己的处境之前，对她而言我不再是菲利普，而是阿什利先生。我走回房子，想到露易丝·肯德尔就笑了起来。几年前我还扯她的头发，如今她却对我毕恭毕敬。下一刻，我把她和我的教父从心头抹去，因为离家两个月，一回来就有诸多事情要处理。

鉴于收庄稼以及手头的其他事务，我预计两周内不会再去拜访我的教父；然而，一周刚过，他的马夫就在一天上午骑马传来主人的口信，要我过去看望他——他因略感风寒无法亲自前来，但是有消息要告诉我。

我以为此事无关紧要——当天运了最后一批玉米，便在第二天下午骑马过去。

我在他书房里找到了他，书房里只有他一个人。露易丝不知去了何处。他的表情非同寻常，既有困惑，也有尴尬。我看得出他很苦恼。

“唉，”他说道，“如今箭在弦上了，究竟该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你必须拿出主意。她已经乘船抵达普利茅斯了。”

“谁抵达了？”我问道。不过我想我知道是谁。

他扬扬手里的一张纸。

“我这儿有封信，”他说道，“是你表姐瑞秋寄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