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对回佛罗伦萨一路上的情景毫无印象，只记得太阳已经落山，天迅速黑了下来。这儿没有家乡的黄昏时段。路旁的沟渠里，昆虫——可能是蟋蟀——开始发出单调的鸣叫，打赤脚的农民时不时从我们身边经过，背上扛着篮子。

驶入市区，没了群山环绕产生的凉气，天又热了起来。与白天的炙热和灰尘飞扬的强光不同，夜晚是纯粹的闷热，房子墙壁和屋顶上积淀多时的热气全散发了出来。午后的懒散，午睡和日落之间的活跃，都被更深层次的活力取代，变得更有生机，也更紧绷。男男女女穿梭于市场和狭窄的街道，怀着别样的目的四处闲逛，仿佛他们这一整天都在静悄悄的屋子里躲着睡大觉，这会儿又像猫一样在市区游荡。市场上的摊铺被照明灯和蜡烛照亮，顾客们团团围住，伸手在摆着的杂货之间摸索。披着丝巾的妇女挤成一堆，或聊天，或谩骂；小贩们大声吆喝着叫卖。叮叮当当的钟声再次响起，这声音在我听来变得更有针对性。教堂的门被人推开，我看见了里面的烛光，人们略微散开，分立各处，又在钟声的召唤下聚在一起。

我在大教堂一旁的市场里付钱给马车夫，大钟在沉闷、了无生气的空气中鸣响，像一声声号令，引人注意，扣人心弦。不知不觉间，我随着人流走进大教堂，双眼盯着黑暗处，在一个柱子旁站了一小会儿。有个上了年纪的跛脚农民站在我身侧，身子倚在拐杖上。他一只盲眼看向祭坛，嘴唇嚅动，双手颤抖；女人们跪在我四周，披着纱巾，神神秘秘，跟着牧师刺耳的声音吟唱，粗糙的双手不停地拨弄念珠。

我左手仍然抓着安布罗斯的帽子。站在这宏伟的大教堂里，我显得渺小无比；在这座充满冷冰冰的美感和抛洒的鲜血的城市里，我是一个外来者。眼看着牧师对祭坛行礼，耳听得他吟诵古老肃穆而我又听不懂的词语，我突然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痛苦是多么沉重。安布罗斯死了。我再也见不着他了。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他再也不会对我微笑，再也不会低声轻笑，再也不会把双手搭在我肩上了。他的坚强意志，他的善解人意，再也不会有了。那受人爱戴的熟悉身形，斜躺在图书室的椅子里，或者倚着拐杖站立，眺望远处的大海，我再也看不到了。我回想起他去世的圣加利特大宅里光秃秃的房间，回想起壁龛里的圣母；直觉告诉我，在他去世的时候，那个房间，那栋房子，这个国家，都与他没有丝毫联系，而他的灵魂回归故土，回到属于他的山峦和草木之间，回到他挚爱的花园里，与那海水涛声融为一体。

我转身走出大教堂，回到市场。仰望一旁巨大的穹顶和塔楼，它们遥不可及，映衬在天空之下。经历了强烈的惊愕和抑郁，我才突然第一次想到，我这一整天都还滴水未进。我把思绪从逝者身上扯回来，重新关注生者。我找到一处靠近大教堂的吃喝场所，满足腹中饥渴之后，开始去找拉伊纳尔迪先生。大宅的忠实仆人给我写了他的地址，我拿着字条，用蹩脚的发音问了一两次路，终于找到了他位于阿尔诺河对岸、与我下榻的酒店一桥之隔的房子。河这边比佛罗伦萨中心区域更加黑暗、寂静。街上少有行人，门窗紧闭，就连踏在鹅卵石上的脚步声也显得十分空洞。

我终于来到门前，按响了门铃。没过多久，有个仆人打开门，连我的名字都没问，径直领着我上楼走过一段路，然后敲敲门，把我带了进去。我站在那儿，突如其来的灯光刺激得我猛地眨眼，接着看见一个男子坐在桌边的凳子上，正透过一摞文件往外看。他在我进入房间的时候站起身，目光钉在我身上。他比我略矮一些，大概四十来岁，面色苍白，几乎没有血色，脸庞瘦削，五官像鹰。他的表情透露着傲慢和轻蔑，仿佛是个对白痴或敌手绝少怜悯的人；但我想最吸引我注意力的是他的双眼，黝黑的眼眸，眼眶深陷，乍一看到我时，那双眼闪现出认出我的感觉，一瞬间又消失无踪。

“拉伊纳尔迪先生？”我说道，“我叫阿什利。菲利普·阿什利。”

“嗯，”他说道，“坐吧？”

他的嗓音冷酷强硬，意大利口音不重。他给我推来一把椅子。

“见到我你很惊讶，没错吧？”我仔细地观察他，说，“你不知道我来了佛罗伦萨？”

“不，”他答道，“不，我不知道你来了。”

他说话很谨慎，但这可能是因为他说英语不太在行，所以开口比较小心。

“你知道我是谁？”我问道。

“我想我对你们的具体关系很清楚，”他说，“你是已逝的安布罗斯·阿什利的堂弟，对吧，还是侄子？”

“堂弟，”我说，“也是继承人。”

他用手指捏起一支笔，拿笔在桌子上轻轻敲打，似乎是要争取时间，或者分散注意力。

“我去了圣加利特大宅，”我说道，“我看了他去世的房间。仆人吉塞佩帮了很多忙。他给我讲了所有细节，但指名要我来找你。”

是我的幻觉吗？还是那双黝黑的眼眸确实露出了掩饰的神色？

“你来佛罗伦萨多久了？”他问道。

“几个小时。从午后算起。”

“你今天刚到？那么你表姐瑞秋还没见过你。”握笔的那只手放松下来。

“没有，”我说道，“大宅的仆人说她葬礼结束后的第二天就离开了。”

“她离开了圣加利特大宅，”他说道，“没有离开佛罗伦萨。”

“她还在这儿，在这座城市里？”

“不是，”他说道，“不是，她现在已经走了。她希望我把大宅租出去。有机会就卖出去。”

他的举止异乎寻常地不自然和冷漠，好似每说一句话都要先思考一番，在脑子里捋顺了才能告诉我。

“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我问道。

“说不准，”他说道，“她走得突然，事先没有安排。她说等到给将来定好计划的时候，她会写信给我。”

“或许她跟朋友在一起？”我孤注一掷。

“也许吧，”他说道，“可能性不大。”

我有种感觉，就在今天，甚至是昨天，她还跟他共处于这个房间，而他对我有所隐瞒。

“你应该明白，拉伊纳尔迪先生，”我说道，“从仆人口中骤然听闻堂哥的死讯，给我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整件事就像一场噩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没人跟我说他病了？”

他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我，目光一刻不离我的脸。“你堂哥去世得也很突然，”他说，“我们也都深感震惊。他一直生病，没错，但我们当时觉得不至于要人命。许多外国人夏天来这儿都会发烧，造成一定程度的身体虚弱，他也抱怨说头痛欲裂。女伯爵，就是阿什利夫人，甚为担忧，可是他这个病人不好应付。他本身就对医生有成见，至于原因为何，很难说。阿什利夫人每天都希望他的身体状况能有所改善，当然，她也无意让你和他身在英国的朋友们担心。”

“可我们确实很担心，”我说，“我正是为此事而来。我收到了他寄的几封信。”

这么做或许有些冒失，也很鲁莽，但我不在乎。我把安布罗斯写给我的最后两封信从桌子上递过去，他仔细地看了一遍，表情毫无波澜。接着，他把信还给了我。

“是的，”他语气平静，一点都不惊讶，“阿什利夫人之前就担心他会写这样的内容。直到最后几周，他变得神神秘秘，行事怪异，医生们才有了最坏的预想，并且通知了她。”

“通知她？”我说道，“通知她什么？”

“说可能有东西压迫他的大脑，”他答道，“肿瘤，或者增生，尺寸不断地迅速变大，引发了他的症状。”

一段被遗忘的意识漫上我的心头。肿瘤？终究被我的教父给猜中了。先有叔叔菲利普，后有安布罗斯。可是……为什么这个意大利人紧盯着我的双眼？

“医生们说是肿瘤致死的吗？”

“肯定是，”他答道，“肿瘤在发完烧后身体虚弱时突然发作。到场的有两位医生，我的医生，还有另一位。我可以派人去找他们，你想问什么都行。有一位能说点英语。”

“不，”我缓缓说道，“不，不必了。”

他打开一个抽屉，从中拿出一张纸。

“我这里有一份死亡证明，”他说道，“两位医生都签了名。看看吧。已经往康沃尔给你寄了一份副本，另一份寄给了你堂哥的遗嘱委托人尼古拉斯·肯德尔[1]先生，靠近洛斯特威西尔，也在康沃尔。”

我低头瞥了眼证明。我没心思去看它。

“你怎么知道，”我说道，“尼古拉斯·肯德尔先生是我堂哥的遗嘱委托人？”

“因为你堂哥安布罗斯身边带了一份遗嘱，”拉伊纳尔迪答道，“我看过很多遍。”

“你看过我堂哥的遗嘱？”我不可置信地问道。

“那是自然，”他答道，“作为女伯爵——阿什利夫人的委托人，阅览她丈夫的遗嘱是我的职责所在。此事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们婚后不久，你堂哥就主动给我看了遗嘱。事实上，我还留了一份副本，但我无权给你看遗嘱内容。那是你的监护人肯德尔先生的职责。不用说，你回国之后，他自会给你看。”

他知道我的教父还是我的监护人，这事连我都蒙在鼓里。除非他说错了。过了二十一岁，谁都肯定不再有监护人了，何况我已经二十四岁了。不过，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安布罗斯，他的病和死因。

“这两封信，”我固执地说道，“不是出自身体衰弱的病人之手。只有被人加害，身旁全是不可信赖的人，才会写出这样的信。”

拉伊纳尔迪镇定地看着我。

“这些信是一个脑子犯糊涂的人写出来的，阿什利先生，”他答道，“原谅我口不择言，但最后几周我见过他的状态，你没见过。那段经历对我们任何人而言都不甚愉快，更别说他妻子了。你看看他第一封信里说的，她没有抛下他，我可以为此担保。她昼夜不离。换作别的女人，早就找修女来照顾他了。她放下全部身段，亲自护理他。”

“然而于事无补，”我说道，“看看这些信，听听这最后一句，‘她终于受够我了。瑞秋，我痛苦的根源……’这话你怎么理解，拉伊纳尔迪先生？”

我大概是激动得提高了嗓门，他从椅子上起身，拉了拉铃。仆人过来，他吩咐下去，仆人端来一个杯子、一些葡萄酒和水。他给我倒了一些，但我不想喝。

“说吧？”我说道。

他没坐回椅子，而是走到房间一侧摆满书籍的墙壁前面，从中拿出一本书。

“阿什利先生，你可曾学过一点儿医学史？”

“没有。”我说道。

“你看看这里，”他说道，“可以找到你要找的信息，或者你可以质问那些医生，我非常乐意给你他们的地址。大脑所受的痛苦中，有一种很特别，这种症状最可能在有增生或肿瘤的时候出现，即患者会被幻觉所困扰。他幻想自己被监视，以为最亲近的人，比如他妻子，要么意图对他不利，要么不守妇道，或者想谋取他的钱财。一旦这种怀疑生根发芽，无论何种程度的爱或劝说都不能使它减轻。若你不相信我，不相信这里的医生，回去问你的同胞，或者读读这本书。”

他巧舌如簧，语气冰冷，充满自信。我想象着安布罗斯躺在圣加利特大宅里那张铁床上，饱受折磨，手足无措，任由眼前的男人观察他，一项一项地分析他的症状，或许中间还隔着那三折的屏风。我不知道他说的对错与否，我只知道我恨死了拉伊纳尔迪。

“为什么她不写信叫我来？”我问道，“如果安布罗斯对她失去了信任，为什么不写信叫我？我最了解他。”

拉伊纳尔迪“啪”地合上书本，把它放回原处。

“你还年轻，对不对，阿什利先生？”他说道。

我凝视着他，不知道他此话何意。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问道。

“用情至深的女人怎会轻易善罢甘休？”他说道，“说这是自负也行，固执也罢，随便你怎么想。尽管所有证据都指向相反的情况，但她们的情绪比我们的更为原始。她们固守着自己追求的东西，从不屈服。我们男人征战挞伐，阿什利先生，可女人也会抗争。”

他用深陷的冷漠眼眸看着我，我知道多说无益。

“如果有我在这里，”我说道，“他就不会死了。”

我从椅子上起身，朝门口走去。拉伊纳尔迪再次拉了拉铃，仆人过来领我出门。

“我已经写信了，”他说道，“给你的监护人肯德尔先生。我向他巨细无遗地说明了一切。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你会在佛罗伦萨久住吗？”

“不会，”我说道，“我为什么要待在这里？这没什么可留恋的。”

“如果你想去参拜一下坟墓，”他说，“我给你写个字条，你交给新教徒公墓的守墓人。那儿相当朴素简约。当然，还没有立碑，不久就会立起来。”

他转向书桌，草草写下一张字条递给我。

“墓碑上要写什么？”我问道。

他顿了顿，仿佛在思考，敞开的门边候着的仆人把安布罗斯的帽子交给我。

“我想，”他说道，“我指示他们写的是‘怀念安布罗斯·阿什利，瑞秋·科林·阿什利挚爱的丈夫’，当然还有日期。”

闻听此言，我当即决定不去公墓，也不去看他的坟墓了。我不想去看他们埋葬他的地方。如果他们乐意，他们可以先立墓碑，之后再过去献花，可是安布罗斯永远也无法看到，也不会在乎。他将和我一起回到我们的西方国度，埋进自家领地的土壤里。

“等阿什利夫人回来，”我缓缓说道，“告诉她我来过佛罗伦萨。告诉她，我去过圣加利特大宅，看过安布罗斯去世的地方。你还可以跟她说说安布罗斯给我写的那些信件。”

他伸出手，那只手像他本人那样冰冷、生硬，而他依然用那躲躲藏藏的、深陷的眼眸看着我。

“你表姐瑞秋是个冲动的女人，”他说道，“她离开佛罗伦萨的时候，把所有财物全带走了。恐怕她不会再回来了。”

我走出房子，走上黑魆魆的街道。我如芒在背，仿若他的目光透过紧闭的百叶窗仍然追着我看一样。我沿着鹅卵石大街往回走，过了桥。回去酒店休息之前，我再次站在阿尔诺河边上。

整座城市沉睡着，唯有我独自徘徊。肃穆的钟声也归于沉寂，只剩河水在桥下呼啸。水流似乎比白天更湍急了，仿佛在长时间暴晒下压抑、疲累的水流，因为夜晚的到来，因为这宁静，而找到了宣泄口。

我俯视着河水，看着它起起伏伏，汹涌向前，消失在黑暗之中。透过桥上一盏独自摇曳的提灯的灯光，我看见棕色的泡沫翻滚。紧接着，那水流之上，一条狗的尸体四爪朝天，僵硬地打着旋。它漂过桥底，消失无踪。

在这阿尔诺河边，我暗自起誓。

我发誓，无论导致安布罗斯去世前遭受痛苦和折磨的是什么，我都会原样奉还到身为始作俑者的那个女人身上。因为我不相信拉伊纳尔迪的鬼话，我只相信我右手里拿着的安布罗斯写给我的两封信。那是安布罗斯写给我的最后的信。

总有一天，我要设法报复我的表姐瑞秋。

[1]即前文中菲利普的教父尼克·肯德尔。“尼克”是“尼古拉斯”的亲昵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