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1.2.1 传统器物设计思想研究

1.2.1.1 商至秦造物古籍文献研究

从大的文化背景研究看，“重道轻器”的传统思想对器物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致使长期以来文人士子不重视“器”，将从事器物制造视为“末业”“小道”，君子不为。从事器物制造的工匠往往由于没有地位与学识，没有能力将造物实践做理论总结，更无所谓的思想升华；而重道轻器思想又阻隔了文人士子与工匠阶层的联系，致使许多工匠经验和设计思想被湮灭在造物和设计研究的历史长河中。另外，这种重道轻器思想导致文化研究的对象更偏重于“道”的哲学意义研究，如先秦诸子的著作大多关注哲学思辨、政治经济等，极少有专门针对器物制造的主题论述。然而，先秦诸子虽没有系统地论述工艺造物，但从散见于他们的哲学、政治和经济著作中，仍可看出各自的设计思想和观点，这些思想和观点较为突出地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倾向，即“物”与“人”的一种道德层面的关系。“用物”关系到“做人”，关系到“治国”，制器造物与圣贤之道密切相关。如《老子》在论述“天地无为而生，圣人无为而治”[4]观点时，提及的“橐龠”（风箱）的工作原理（《老子·第五章》）；在论述“有、无”命题时，提及的“车、陶器、房屋”的“有、无”空间辩证关系（《老子·第十一章》）；在论述“天之道”和“人之道”时涉及“拉弓射箭”的基本规律（《老子·第七十七章》）。《老子》还提出了“天人合一”“和谐共生”“朴散为器”“大制不割”“有而不用”等器物设计思想观念和使用原则（《老子·第二十八章》《老子·第八十章》）。在《庄子》中亦涉及多种器物，《庄子·天运》记载了“引之则俯，舍之则仰”[5]的农业灌溉机械“桔槔”；在《天运》《列御寇》《秋水》等篇中记载了使用车辆和舟船等交通工具的情形，并论述了舟船与车辆的功用和差异；《天下》篇中论及车辆“轮不碾地”以及镞矢和弩上发矢的机件；《列御寇》篇中提及车辆作为当时社会财富的象征，已成为赏赐的物品，也反映了当时车辆制作的情况。《庄子》还提出了“技近乎道”“道通为一”“以天合天”“与物无际”“忘适之适”等器物设计制造思想和观点。《墨子》关于造物的史料更为丰富，书中论述了战国时期的颉皋、云梯、橐、轩车、轺车、连弩车等机械器物的设计制造及使用情况，显示出了在机械工程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工艺技术造诣。《墨子》还提出“兴利”“节用”“法仪”“巧拙”等器物设计制造思想和观点。《孟子》对事物的客观属性有理性的认知，得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6]的观点（《孟子·滕文公上》）；并强调设计要有法度可依，“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6]（离娄章句上）；对分工和设计管理亦有独到见解（《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离娄章句上》）。

除了先秦诸子的著作论述之外，《考工记》《周易》《礼记》《尚书》等古籍也是研究商至秦造物设计的重要文献资料。《考工记》是关于先秦造物技术的专著，是先秦极为重要的手工业文献，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博士视其为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史的最重要文献[7]。《考工记》记载了官府手工业多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详细阐述了制车技术、铜器制造技术、皮革加工技术、建筑水利技术等先秦手工业生产技术和工艺美术成就，汇集了一系列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造物思想观念。《周易》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哲学著作，内容包罗万象，也最为晦涩难懂，涉及“道”“器”“象”“数”“阴”“阳”等重要哲学术语和概念，并提出“制器尚象”“备物致用”“开物成务”等重要的造物策略和思想理念，这些论述已经为其后历代的设计思想和观念奠定了基调和方向。《礼记》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礼制典章制度书籍，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伦理思想，内容涉及造物百工的地位、造物与设计规范、用物制度等，反映出礼制约束下的造物观念和设计管理思想。《尚书》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官方史书，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涉及丰富的造物设计资料和论述。《尚书》中提及了桑树、漆、丝、竹、桐木等多种材料及其产地和运输方式，传达了大量的工艺设计相关信息；对于礼器、家具、武器等器具的器型、色彩、材料工艺等也有较多的记载和论述；阐述了“神本”“人本”的思想转化以及以阴阳、五行、四方为基本要素的整体有序设计思想。

由以上商至秦古籍文献分析可知，商至秦时期是我国哲学、艺术、美学思想的发源时期，产生了大量关于制器造物的论述和思想观点（虽然多数是附带论及），这为本课题的器物设计思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然而，受“重道轻器”传统思想的影响，后世学者对于商至秦时期造物思想的研究相对稀少。譬如，有学者就认为后世学者对《考工记》的研究更具有经学立场，很少有工艺本位的研读，更缺乏对其所蕴含的设计思想的深入研究；即便作为我国考古学前身的“金石学”，其研究重点也多数不是在器物制造上，而在文人士子所关注的道上面[8]。后世学者对于商至秦器物设计思想的研究缺乏，也就凸显了本文研究的必要性和价值。

1.2.1.2 传统器物设计思想研究

国内从事古代造物思想研究的学者大致来自工艺美术、设计艺术学、美学、科技史四个领域，他们分别从各自的专业视角对古代器物设计思想的不同层面进行研究[9]。

20世纪20至40年代，陈之佛、雷圭元、庞薰琹等从事工艺美术理论研究，确立了图案理论体系。20世纪50年代至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和陶瓷系的王家树（《中国工艺美术史》《装饰艺术史话》）、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工艺美术概论》）和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的张道一（《工艺美术论集》《造物的艺术论》）等从工艺美术角度探研传统器物艺术及其设计思想，他们着重对古代器物的材料、工艺、造型、装饰以及艺术风格进行研究。

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开始了从工艺美术到设计艺术的观念变革，西方现代设计理论及方法大量引入，致使中国设计“从设计方法、作品风格到设计教育都在裂变之中”[10]。在吸收和借鉴国外现代设计理念和方法的同时，国内学者也逐渐开始尝试从现代设计艺术（工业设计）的视角对传统器物艺术和设计思想进行研究，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研究路径来归纳梳理。

（1）以传统器物对象为主线进行设计思想研究，该类研究多数选取某一特定领域或者特定时段的传统器物作为研究对象展开论述。清华大学柳冠中教授五位博士分别对“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人为事物”进行研究，采用了“事理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11]。吴卫以传统升水器械—桔槔、辘轳、翻车、筒车、渴乌为研究对象，选取明末作为研究时段，分别从文化思想层面、造物认识层面、设计技巧层面、技术美学层总结了明末升水器械的设计思想。胡飞从“巧适事物”的角度探索了古代钟、钺、锁等“金”之人为事物的设计思维方式，并初步尝将传统设计思维方式应用于现代设计中。高炳学对古代炊事和冶炼相关的人为事物进行研究，提取了“火”之人为事物设计思想，并阐述“谋事”与“造物”的关系。杨瑞对木设计文化进行研究，分析了木设计文化的宏观语境、象征意义和核心精神。李咏春对生土建筑进行研究，并将中国古代生土建筑和美索不达米亚生土建筑进行比对，探讨了设计的适应性问题。东南大学张道一教授的博士徐飚对先秦工艺造物进行研究，从“器”“道”等层面总结先秦造物思想，遵循“贯通道器，关照本质”的思想原则[8]。徐飚还对战国专用灯具、东周随葬器、圆钱等典型器物的演进逻辑和设计思想进行研究[12]。朱广宇将中国古代陶瓷分为“实用陶瓷”“陶瓷礼器”和“丧葬陶瓷”，并逐类总结了陶瓷的造物艺术思想[13]。朱广宇还通过分析夏商周三代逐步发展完备的礼制思想，阐述了从青铜礼器到陶制礼器乃至瓷祭器的发展脉络[14]。南京艺术学院王琥教授的博士生程颖对中国传统权衡器具的设计特征及其设计文化价值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5]。江南大学张福昌教授及其研究生许衍军对传统造型进行研究，并提取中国传统设计元素，尝试在现代产品设计中进行应用[16]。

以器物对象为主线的设计思想研究偏重于对象本身的物理特性和文化属性，通过对器物产生和演进的自然、人文背景考察以及器物本身形制、结构、材料工艺、装饰等层面的剖析和探索，结合相关文献描述归纳器物设计制作及使用中所遵循的设计经验和思想。

（2）以古籍文献为主线展开的器物设计思想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是选取某一本或者某一类书籍作为主要研究载体进行设计思想离析。清华大学李砚祖结合古籍文献提出了“工艺设计观”的六个方面[17]。他的《设计的智慧—中国古代设计思想史论纲》一文对中国古代设计思想史的发展进行了宏观描述，并阐述研究古代设计思想的意义。李砚祖又分别从《周易》《礼记》《庄子》等古文献的角度系统总结了古代的设计思想[18～20]。杭间也结合古籍文献总结了工艺美学思想的六个特征，即重己役物、致用利人、审曲面势，各随其宜、巧法造化、技以载道和文质彬彬[21]。李立新博士初步归纳了孔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管仲等诸子的设计思想[22]。苏州大学陈正俊博士分析了《尚书》中与艺术设计史论关系密切的材料，试图阐明《尚书》在艺术设计史论领域的地位和价值[23]。谭秀江结合诸子著作以及《淮南子》《礼记》《诗经》《论语》等古籍文献，对历史主题及其阐释体系进行回溯和研究，试图在设计的遗构陈迹和传统惯例之间，在设计思想史的转换与衔接及其关节选择方面，推测并检验中国设计文化原型的衍义以及古典设计阐释体系的主要模式[24]。郭廉夫探讨了《淮南子》中对工艺规程的论述及其设计创新、尊重自然规律的设计思想[25]。梅映雪对《周易》的工艺文化人类学、工艺文化生态学、工艺文化符号学进行了研究[26]。肖屏等试图离析《考工记》中所蕴含的古代器物设计思想[27]。陈见东将《考工记》中的造物原则和设计思想与亚里士多德造物“四因说”进行比对研究，得出古希腊人的造物思维比较强调线形逻辑原则，而《考工记》则强调和谐原则的结论[28]。

以古籍文献为主线的器物设计思想研究偏重文本的分析，重点通过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的言论和文献记载离析造物设计经验和思想观念。

（3）针对设计思想的本体研究，注重阐释设计思想的本质和内涵外延。苏州大学诸葛铠提出了设计思想的三种模式，即模仿型、继承型和反叛型，并进一步提出“设计思想是一种观念，也是设计师的世界观，是设计过程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29]。潘鲁生提出工艺造物的三个方面：工艺造物制品多与农耕业相关；对自然材料的巧妙利用，制作技术的灵活随机性与创造器物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密切结合；造物过程重经验、感性和规矩、范式，所以制品形态具有人情味和程式化的双重特性[30]。香港理工大学梁町教授对中国古代设计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其研究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入手挖掘传统设计理念，并将这些设计理念和西方设计理念进行比对研究[31]。

从美学、古代哲学角度研究古代设计思想的有李泽厚（《华夏美学》）、武汉大学范明华及其研究生王彩虹（《“天人合一”与中国古典园林的审美追求》）、曹芸（《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中的〈周易〉美学思想》）。张道一的博士生也略有涉及，如易存国（《乐神舞韵—华夏艺术美学精神研究》）等，这些研究主要从审美的角度研究古代造物的美学思想。

从科技史以及建筑设计角度研究古代设计思想的有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刘克明（《中国古代机械设计思想与设计方法的研究》《中国古代机械设计中的创新意识》《中国古代机械设计思想的科学成就》《中国建筑图学的科学成就及其文化内涵》《中国古代有色铸造技术的设计思想和方法》）等，他们注重从技术的角度，对古代机械和建筑的技术原理、设计方法、设计思想进行科学求真研究[32]。

综合上述分析，从工艺美术史、美学以及科技史角度所进行的中国古代造物思想研究已经由来已久，相关著作、论文亦十分丰富；而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入手对古代设计思想进行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相关研究成果还很欠缺。关于古代交通运输工具（尤其是古车）的设计制造思想研究尚十分缺乏。

1.2.2 中国古代车马国内外研究进展

关于中国古代车马，考古界和科技史界的研究人员已经做了比较多的探索和研究，为本课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参考依据，以下从不同角度对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总结。

1.2.2.1 车马殉葬研究

车马殉葬是我国古代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车马殉葬研究可以更加真实地获取古车研究资料，并对车马葬中所反映出来的民族文化特性有较全面的认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写的《商周考古》中对车马葬所反映出来的等级制度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中国车马葬的学者逐渐多了起来，郑若葵将商代车马葬分为“车葬坑”“马葬坑”“车马合葬坑”三类，对商代车马殉葬制度进行研究[33，34]。北京大学吴晓筠以发现的商周时期独辀马车及其相关遗迹为研究对象，采用背景考古学等方法对车体型态、马车、车马器所在墓葬和墓地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35]。赵海洲对目前我国所发现的东周秦汉时期有关车马埋葬的遗迹、遗物进行了系统梳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利用类型学等方法进行型式分析，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36]。

1.2.2.2 古车车制以及制作技术研究

从车制以及古车制作技术入手的研究人员注重探索古车的形制、结构、材料工艺、装饰等，目的是为了揭示古车设计制作“是怎样的？”以及“为什么是这样？”。最早的研究是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期的《考工记》，其中《轮人》《舆人》《辀人》《车人》等章节对先秦车舆的设计、制作进行了详细的记载。随后历朝历代的学者对《考工记》中的车制做了各种考辨与图解，如戴震的《考工记图》、程瑶田的《考工创物小记》、阮元的《考工记车制图解》、郑珍的《论舆私笺》、王宗涑的《考工记考辨》、钱坫（dian）的《车制考》等，但是他们由于未见过商周时期的马车实物，只能依据文献资料进行考究，所以复原的车制难免会出现一些谬误。20世纪上半叶（1920—1960），郭宝钧、石璋如等致力于先秦（尤其是殷商）车制研究及其复原工作，主持发掘了大量重要的车马坑遗址。郭宝钧在其《殷周车器研究》（1998）一书中分转动、曳引、承载、系马四个部分讨论殷周时期的车马形制，并根据车马器的形制、尺寸、出土状况复原部分不清楚的木车结构部件[37]。石璋如致力于殷代马车的复原工作，关注对象为殷墟出土的车马及车马器，曾根据考古车迹进行实物复原，发表了《殷代的车》（1968）、《小屯四十号墓的整理与第一类甲种车的初步复原》（1968）、《殷代第一类车的舆盘之演变》（1974）、《殷代第二类车》（1976）、《殷代车的研究》（1979）、《殷车复原说明》（1987）等多篇研究殷代车的文章。文物学家孙机运用文献与实物相互对照、互相印证的方法，在古车舆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孙机提出的中国古代车制发展三个阶段说，为中国古车本土起源说提供了很有力的证据，在系驾法方面也有较深入的研究。孙机在《中国古独辀马车的结构》（1985）一文中结合大量的古独辀马车考古遗存对中国古独辀马车的结构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图文并茂地论述了中国古独辀马车的车舆、盖、轴、轮、辀、衡、轭以及马具与马饰的形制与结构[38]。王振铎和李强从东汉入手研究车制，并且身体力行地复原东汉车舆[39]。刘永华综述了中国古车的发展历程及其各个时期的典型出土古车遗存资料，资料丰富，作者本人画的车舆图片也十分精美[40]。

1980年随着秦陵铜马车的发掘，对于中国古车制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发掘报告和研究文献不断涌现。由于秦陵铜马车完全由金属制造，所以其形制保存完整、清晰，也使得很多车制研究中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澄清。袁仲一等全面考察铜车马的形制、结构、鞍具及其系驾方法、车载兵器及其他杂器、制造工艺等内容，并考释有关车制与铜车马各部件的名称，论证翔实[41，42]。其后，袁仲一又结合古籍文献以及车马实物遗存对秦始皇陵铜车马有关部件的名称做进一步深入的考释[43]。党士学结合古籍文献以及铜车马实物对秦陵一号铜车马的车制问题、车舆结构及其附件与兵器做了详细的阐述[44]。赵士禛等研究了秦陵铜车马的文化渊源及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剖析了秦陵铜车马的特点，用形制典型、驾系方式科学、车舆结构完备等来概括[45]。渠川福在对太原晋国赵卿墓车马坑的研究中，对东周车毂、车、车轮等结构的制造工艺进行讨论[46]。也有一些研究人员专门针对车轮、车辖、伏兔、当兔等零部件进行研究。李强通过文献及出土文物对汉代车轮进行分类研究，考订了其结构与名称，并进行了复原，另外他还对汉代制轮工艺特点进行了考察[47]。戴吾三对《考工记》中有关车轮的检验内容做了新的探讨，将轮的检验方法归为表观检验和定量检验[48]。张方涛、常军等通过考察相关资料将两周时期无键车辖与普通车辖对比，得出二者功能近似，但使用方法有别的结论[49]。朱思红和宋远茹结合大量的古车遗存对伏兔、当兔的形制和结构尺寸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对其减震原理进行探讨[50]。

还有一部分研究人员对古车摩擦学、力学、机械等方面的科学原理进行探究。刘克明和杨叔子讨论了车轮制造技术中所反映出的中国古代摩擦学成就[51]。党士学结合力学原理，通过对铜车舆底结构、轴辀装配和牵引系统的考察和分析，探索了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力学应用问题。党士学还对原来称作协驱挂带的“U”字形吊带，在释名和用途方面提出了全新的见解，指出并分析了该部件在马车下坡刹车、制动停车和转向调头等驾控中的重要作用[52]。黄富成探讨了先秦马车在构造技术上的车辆重心平衡与协调问题[53]。黄富成还对两周至秦独辀马车的衡、轭形制和结合构造；曲辀与直辕优劣对比；伏兔、当兔与车辆平衡；车辆利转（摩擦处理）以及“夹辐”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54]。

针对古车设计制造中的具体技术、工艺等方面，胡永庆在讨论先秦时期的细木工榫结合工艺时论及了车牙、车舆等部件的榫卯连接结构[55]。张彦煌等在对考古发掘的商代马车所进行的复原工作中，对车的结构（特别是轮、轴、毂、舆、牙）以及车上各部件榫结合结构进行了特别的关注[56]。贺陈弘和陈星嘉除了根据《考工记》及其他文献记载的古代马车尺寸予以查考转换为现代公制尺寸外，更依据出土文物和工程力学知识推算出文献资料记载不详的部分，使古代独辀马车的主体部件完整确切地转换为现代的工程图纸，进而能够制造出该车制的实体[57]。李民和王星光论述了《考工记》中车的制造以及工艺，对《考工记》中造车的一系列工序和检验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58]。李民和王星光还对《考工记》中车的制造规范进行探讨，将其概括为坚固、轻巧、快速、平稳、舒适、通畅和美观[59]。

1.2.2.3 古车马系驾法的研究

对于中国古代马车系驾法的研究，有助于探讨中国古车的起源问题。孙机先后发表了《从胸式系驾法到鞍套式系驾法—我国古代车制略说》《中国古代马车的系驾法》《中国古马车的三种系驾法》等关于中国马车系驾法的文章，论述详实，观点新颖。他的《中国古马车的三种系驾法》（1984）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马车的三种系驾法：轭靷式、胸带式和鞍套式，指出轭靷式系驾法使用于商周至战国时期，这种系驾法是中国发明创造的[60]～[62]。郑若葵也对商代马车的形制和系驾法进行复原研究[63]。

1.2.2.4 车马器的研究

关于中国古代车马器的古籍文献记载不多，只有少许文献中附带提及。后代学者对于中国古代车马器有一些考证，如清代的阮元在《金解》和《革解》中提到了车马器制度。由于缺乏实物进行验证，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古文献记载层面。

考古学引入中国以后，大量的车马坑被发掘，大量车马器实物遗存的出土使得古代车马器研究开始活跃起来。1932年浚县辛村1号墓的发现，为车制研究提供了很多实物材料。郭宝钧的《浚县辛村》提及了诸多车马器[64]，他在《殷周车器研究》一书也附带论及车马器。石璋如对殷墟出土的车马及车马器比较关注，他的多篇文章中对殷墟出土的车及车马器进行研究，并致力于殷代马车的复原工作[65]。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继郭宝钧和石璋如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车马制度和车马器进行研究和论证，主要是以车马器讨论车制和系驾法。杨宝成对于殷商车制研究也都做出了独到贡献，对商代马车的起源、形制、车马器等均有深入细致的研究[66，67]。张长寿和张孝光依据铜车马器的形状、大小、位置，综合年代相当、结构相近的车，对殷周车制进行了复原[68]。朱凤瀚在《古代中国青铜器》（1995）中的《车马器》一节对几种主要的车马器进行了简单的型式分析。汪少华和许嘉璐所著《中国古车舆名物考辨》对现代考古研究中车舆马具定名进行审视和研究，评判各家观点和争论。吴晓筠基于大量的考古发掘材料，利用类型学的方法对几乎所有现有的车马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谱系分析，为铜车马器应用于墓葬断代以及其他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69]。

1.2.2.5 战车与车战、车马礼仪制度等研究

战车与车战也是中国古车马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方面。杨泓依据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对于上古战车形制、结构、车战方式等做深入的探讨[70]。杨英杰以古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中外历史相比较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战车的形制、分类、挽马、武器、旗鼓金、甲士与步卒、编组以及车战的战阵、战法、兴衰等做了深入全面的论述，力求复原先秦时期的车战的编组、战阵及战法[71]。郭物对战争与礼仪、战车、战争兵器做了系统的阐述，战车部分主要讲述了战车在中国的出现及其形制、结构和战车在社会活动中的功能[72]。

关于车马礼仪方面，《仪礼》《诗经》《舆服志》等古籍文献都有关于车马礼仪及制度的记载。后人也多基于这些古籍记载来研究车马礼仪，如台湾曾永义就从《仪礼》中所使用的车马、驾车马术考、马车结构、车饰和马饰等四部分进行研究[73]。杨文胜根据《诗经》中的记载结合《周礼》以及考古材料对周代的用马、战车类型、周王赐车、车马器等方面进行论述[74]。杨之水对《诗经》中的车马车制、车马器、车战的情景做了详细深入的论述[75]。张连举针对《诗经》中所描述的乘车、战车、田车等三类车的意象传承进行表述[76]。戴吾三和张鸷中研究了古车被赋予的社会功能，古车和社会文化观念的相互影响[77]。黄富成和衡云花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论述殷周贵族行车中的礼俗[78]。

1.2.2.6 国外对中国古车的相关研究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生物化学和科学史学家）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中专门用一节的内容讲述各种车辆，内容涉及过去被人忽视的牲畜挽具[7]。林巳奈夫（HAYASHI Minao，1925—2006，日本考古学家）对中国马车的起源进行探索，并对东西方的马车结构和系驾法进行比较研究。他在《周礼考工记之车制》一文中将《考工记》中轮人、舆人、辀人的记载逐条进行考释，并进行尺寸换算和图像复原[79]。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汉学家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荷兰学者李特尔（M.A. Littauer）和克伦威尔（J.H. Crouwel）、英国考古学家皮格特（S. Piggott）等都对中国古车的起源问题有过研究[80]。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器物艺术研究不多，专门针对中国古车的研究就更少。中国传统器物设计艺术的研究工作还是要依靠中国学者去完成，应该是通过国人的研究，将成果传递给国际同行，从而让世界了解中国古代的器物设计，真正做到促进人类设计文化的交流。

以上针对中国古车马的研究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绝大多数是从考古或者科技史的角度，对中国古车的形制、结构、材料工艺、装饰以及所涉及的技术原理等进行陈述或者剖析，大多基于“物”、着眼于“点”，是一种器物的“物理”描述。而基于设计艺术视角，从“美”和“真”相结合的角度对中国古车进行系统研究还比较缺乏。国内武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钟正基以及宁波大学的麦秀好和沈法等从《考工记》的角度初步总结了中国古代车辆设计思想[81，82]，然而仅从《考工记》的描述比较难以全面地探索古车的产生及发展社会文化及自然背景，更难以从社会文化、哲学思维等较抽象层面探索其设计思想。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欧阳晋焱简单地分析了秦汉车辆的形制和结构，最后初步归纳了秦汉车辆的设计思想[83]。可见中国古车设计思想研究尚十分缺乏，仅有的少数几篇论文也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需要更多现代设计学人去进行更深入系统的探索和挖掘。

1.2.3 课题国家项目来源及论文背景

论文研究的课题来源是湖南大学主持的“中气专项”—《中国高水平汽车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子课题。该项目的目标是开发一款接近量产的中高档级别的行政轿车概念车，运用并整合现代汽车设计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培养中国汽车设计制造的创新能力。本课题主要负责行政轿车外观造型设计及设计理念研究工作。课题从2007年12月开始，至2008年12月为止已完成一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造型设计工作，该课题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本论文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工作基础。

经过大量的考察，最后选定古代陆上交通工具—古车作为论文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从器物制造技术及方法角度，中国古车零部件繁多（如秦始皇铜马车每辆零部件多达三千多个），涉及转动机构、摩擦处理、各种部件之间的连接技术等，包含了大量的技术原理，代表了传统造物的技术精华，最能体现传统造物的科学技术水平。中国古车还采用了金、银、铜、铁、玉、骨、木、皮等多种材料，涉及了多种材料加工工艺。古代造车由多个工种分工合作，所谓“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体现了古代造物者的造物智慧、技术策略以及设计、生产、管理思想。先秦重要的科技典籍《考工记》继总论开篇之后论述的第一个专题就是造车，从篇幅上看，《考工记》全书总共6981字，仅谈车就占1589字（包括后面的“车人为车”所说的大车），可见车在先秦造物领域的地位之重。

先民造物在满足其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往往给器物本身赋予更多的“文化意义”—即通常所谓“载道”，“器以载道”思想贯穿整个中华民族的造物史。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古车都是主要陆上交通运输工具，在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等领域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是古代文明的物质载体。通过对中国古车的研究可以挖掘古车所承载的文化意蕴、设计思维、审美范式、价值观念等，对于中国现代设计的本土化发展至关重要。

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历史时段的古车进行论文研究同样重要，本文选取“商至秦”时间段来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在中国古车发展历程中，“商至秦”是古车发展的黄金时期和高峰时期。“商至秦”时期古车形制、结构、材料工艺、装饰等已经非常成熟和完善。孙机研究认为，“在这2000年中，车制虽然不断发展，若干局部构造也有不少改进，但是总的来说，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84]。另外，商至秦是古车的一个完整的发展时期，自汉朝开始中国古车的发展呈现出种类不停增多的趋势，而且缺乏明显的演进关系，给研究带来很多干扰。

“商至秦”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工艺家、文学家、政治家，学术思想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孔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等先哲学识渊博、思想深邃，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对于整个华夏民族世界观和价值观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诸如《考工记》《周易》《礼记》《尚书》《论语》等各种文献著作层出不穷，这个时期先后出现了如此多文学上、哲学上、科学技术上的伟杰，不能不说是以这个时代为历史背景的。

从研究的客观条件来讲，“商至秦”时期的丧葬习俗讲究厚葬，贵族士大夫的墓里埋葬了大批古车，这些古车的发掘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真实可靠的研究素材，使得本文的研究更加有据可循。汉武帝时期废除了车马实物埋葬制度，所以从汉朝起，车马坑出土的实物研究资料已经十分稀少[36]。

虽然本文限定的研究时段是“商至秦”，然而却不想以此为框框对研究做一个机械死板的时间限定，也不会从商至秦将中国古车逐一阐述，而是抽取其中的重点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