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研究方法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85]。越是科学的方法就越能认识和揭示事物的本质，为了继承和弘扬传统设计文化，必须应用先进而科学的研究方法。本文以系统论的思想统筹全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采用实物考证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商至秦独辀马车的设计思想”进行系统研究。

1.3.1 系统与系统分析的思想方法

系统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是由部分组成整体的意思。中国的系统思想源远流长，早在五千多年前黄帝时期的著作《内经》就已经包含了系统思想和观念，老子思想中的“道”和“一”与系统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相通性[86]。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就设计和建成的闻名世界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被认为是成功的系统工程。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系统论学科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uduig Von Bertalanffy）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构建的。所谓“系统”是指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接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87]。系统的定义中包括了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四个概念，表明了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方面的关系。其中，结构是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组合关系和联接关系；功能则是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的规定性。结构是功能的基础，功能是结构的外化，是结构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进行的质量、能量和信息的交换[88]。系统的功能是由系统的结构决定的，结构不同，功能也自然不同；系统的功能同时受外部环境的制约。以现代系统论为代表的科学研究成果，使人们认识到事物是一个多层次、多时空的网络交叉结构，它促使人们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系统论认为一件产品、机器和一座建筑都是一个系统。具有复杂机械结构的中国古车是一个典型的“系统工程”，因此研究古车必须采用系统的思想和方法，绝不能仅仅对古车的本身进行研究，而要从古车产生和发展的自然地理、技术基础、人文思想背景入手，研究古车产生和发展的宏观语境、演进逻辑，甚至将中国古车和世界范围内的古车作为一个大系统进行比对研究。

1.3.2 实物考证与文献研究相结合

传统器物的设计与制作已然成为历史，现代研究与几千年前的事物产生联系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考古发掘出古代器物实物遗存，对发掘出的古车实物进行研究并总结出其中所包含的设计思想，该方法称为实物考证研究法；二是通过古代遗留下来的古籍文献进行研究，以求从中离析和诠释出古代造物设计思想，可将其称为文献研究法[8]。王国维曾在《古史新证》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89]。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中的二重证据分别指“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材料”。所谓“纸上之材料”，指的是传世文献、古籍记载；而“地下之材料”则是考古发现、史料，泛指种种考古文化遗存[90]。“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已有的纸上之材料，解释新发现的地下之材料；又以新发现的地下之材料，印证纸上的材料，两重证据互为表里，互相印证。

“二重证据法”被广泛应用于古史研究、考古学等领域，在设计研究领域的应用还较少。本文采用实物考证和文献研究“二重证据”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古车的设计思想进行研究。在实物考证方面，先后深入淄博、西安、洛阳、安阳、三门峡、郑州、南京、马鞍山等地的古车马坑遗址及博物馆实地考察（见图1.1），收集第一手实物资料数据，分析和掌握了上百辆古车的实物资料和照片，并采用三维软件构建了两辆古车电子模型（参看附录B和附录C）。在古文献研究方面，阅读了大量相关古籍和后世研究文献，诸如《考工记》《周易》；《周礼》《诗经》《尚书》《左传》《国语》；《论语》《墨子》《庄子》《孟子》《荀子》《老子》《礼记》等，这些著作论述精辟、颇多卓见，闪烁着中华文化的光辉，其中不乏有丰富的古代器物设计方法和设计思想的记载和描述，正是通过这些思接千载、历经千古的文献典籍才得以恢复对遥远先哲们的思想追忆。

1.3.3 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就是从物质生产、社会结构、人群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研究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并且比较各民族、各部落、各国家、各地区、各社团文化的相同点和相异点，藉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以及个别的文化模式，从而总结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91]。传统社会群体行为、价值观念、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都会对人类的造物活动产生影响，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解读传统器物艺术，不是停留在器物表层元素（如图案、造型等）的解读和描述，而是深入到艺术品产生所依持的文化根基、背景、语境之中，用最执著的信念去探究器物作品背后的文化运作规律，追问其深层的文化渊源。换言之，依据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器物艺术研究不仅要注重传统文本作品的解读，更要突破传统，张扬实践精神，到具体的器物艺术产生场景中去观察，对特定领域下的文化细节进行“深描”（thick description）。通过传统器物研究可以窥探人类的文化环境，器物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人类文化的表观符号[92，93]。反之，脱离文化的器物制造必然会与人类的价值观、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脱离和割裂。古代的车辆集学者和匠人的造物智慧，蕴含了社会文化符码、人文思想、生活方式，范围涉及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领域。因此，本文在研究思路上，并非只将目光聚焦在车辆本身，而是透过古车物象本身，从其使用、设计制造所处的人类活动情境等方面探讨文化对于古车的影响，也就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调查收集文献资料，并加以解构、重构与整合，据此达到预想的研究目的。

1.3.4 设计比较研究方法

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说：“外在的反思使差异物与等同和不等同有了关系，这种关系，即比较。从等同到不等同，从不等同到等同，来回往复”[94]。简单地说，比较就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比较的方法无论作为一种逻辑思维方式，还是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在很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比较方法首先要比较的对象之间具有可比性，用来比较的各方，在类型上必须同一或大体相同，在性质上应有某种联系，在质量上亦应相当或接近，在标准上应当合理统一，在条件上应该平等公正，这样的比较，才是既合理又科学。比较的角度有纵向、横向等分类[95]。

比较文化思想研究源远流长，在中外古代学术中早有雏形。既有思维学术领域的比较，譬如《庄子·天下篇》比较论述了墨家、道家、名家等派别的十五位代表人物的不同观点；也有具体的事物之间的比较，譬如将中外同一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作比较研究。本文将传统器物设计思想和现代设计理论及方法进行比较研究，传统器物设计思想和现代设计理论都是对人类造物活动的经验总结，而人类造物活动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为满足人类需求，是凝结了人类智慧的创造活动，共同的本质决定它们具有可比的共性基础。然而，由于二者所处的宏观语境的巨大差异，又使它们必然存在诸多方面的差异，这也将使比较更加具有实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