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家的起源与基本功能

就其实质而言，政治其实是关于国家权力如何分配、运用的学问，因此研究墨子政治思想，离不开对墨子国家学说的探析。在“兼爱”“尚同”“尚贤”“七患”等篇中，墨子对国家的起源、功能、兴衰等方面都有论述，较完整地反映了墨子国家学说的概貌。

一 国家起源说

墨子认为，国家并非与生俱来。在远古期曾有过既没有国家机器，也没有君主官吏的时期。那么国家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为解释这个问题，墨子首先分析了国家产生的背景：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21]

墨子指出，在上古时期人类初现，尚没有国家，人与人之间也都是平等的，每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即所谓的“义”。然而，由于每个人的“义”各不相同，随着人口增加，相互之间就会产生纷争。即所谓“逮至人之众，不可胜计也，则其所谓义者，亦不可胜计”。以至在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相互怨恨、离散，以至不能和睦相处；天下百姓也都以放水、纵火、下毒相互残害。对有余力的人而言，也无法帮助他人；家中有剩余的财富即使烂掉，也不会用来分给他人；自己有好的道义学识也不教给别人，天下混乱不堪简直形同飞禽走兽世界一般。

因为没有国家机器，导致出现“天下之乱，若禽兽然”的恶劣局面，于是国家机器和官吏便有了出现的必要，也随之应运而生了。墨子接下来揭示了国家产生的具体过程：

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22]

为改变天下混乱的局面，产生了管理百姓的统治者，墨子称为“政长”。最高的“政长”是天子，墨子认为此时“天子”是通过“选天下之贤可者”的方式来推举的，体现了选贤与能的原则，天子之下是“三公”等各级官员，墨子认为这些官员同样是通过推举贤能的方式来任用的。而对于诸侯，则是由天子通过分邦建国的方式建立起来。由此，国家也就建立起来了。

有学者指出，墨子已经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利益相互交织，既有一致之处，也有相背离的地方，人与人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当社会利益关系受到冲击而发生改变时，人们会因为既有秩序的解体或无所适从，或因为社会约束的不复存在而无所顾忌，从而导致社会失范，社会秩序崩溃。为解决这一乱局，“必须在形成新的利益关系结构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秩序，即在人们重新认识相互之间的利益共同性和差别性的基础上重建互助合作关系。这种共同利益与不同利益的结合，利益的一致性与利益的对立性的结合，就形成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结构，国家也正因此产生”[23]。显然，墨子对于国家产生的看法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认为国家源于人们为免于恐惧而做出的权力让渡，否认了君权神授的认识樊篱，显然是有其历史进步性。

不可忽视的是，在墨子的国家学说中，墨子的人性论观点，即墨子所持的性恶论是其重要思想基础，这一点应予充分重视。

所谓性恶论，是人性论的一种重要观点，它认为人类生来就具有自私、追求欲望、好逸恶劳的天性，著名思想家荀子即主张性恶论，法家人物如商鞅、韩非子等也都力主性恶论。主张性恶的思想家不信任人们内在的道德良知，他们认为既然人性本恶，那么要想约束人们的私欲和贪婪，人们内心道德是靠不住的，唯有依靠外在的显性规则才对人们产生约束。

墨子之于人性论，既不是极端的性善论，也不是极端的性恶论，事实上墨子的人性论可以称为“有限性恶论”。在国家诞生说中，墨子指出国家产生的根源在于人们皆有私欲，互不妥协相让，利益不可协调，导致社会动荡，为破解这一难题，才会创造国家，在这里，即明确展现出墨子的性恶论的一面。

事实上，在近代欧洲启蒙运动中，一些启蒙思想家在论述国家起源时，很多观点也都与墨子近似。如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社会契约论》，就认为国家建立，来源于个人的权利让渡。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指出国家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而订立契约所形成的。而在自然状态后，就隐藏了一个深刻的人性论假设：人在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为了保存自己有时不免伤害他人。可见，孟德斯鸠、霍布斯等西方启蒙思想家与墨子国家起源说之间虽产生于不同的历史阶段，目的、内容、影响不尽相同，但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人性是国家产生的重要基础，从中也显示出了中西文化在人性论问题上的相通之处。[24]

二 国家的功能

关于国家的功能，在《墨子》一书中有多处记载，不过在《尚贤上》中，墨子通过分析贤者治国，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国家功能的看法。

贤者之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上有以絜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交接；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彊。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25]

这是说，贤人治理国家，清晨上朝直到晚上才退朝，审理案件，治理国政，因此国家治理有序，法制严明；贤人做长官，很晚才休息，一大早就起床，征缴关口、市场、山林、川泽的利税，用来充实国家的仓库，因而国库丰盈，财物不散；贤人治理城邑，早出晚归，耕作土地，种植庄稼，广收豆子小米等粮食，所以粮食充足，百姓足用，因此国家治理有序，法制严明，国家仓库丰盈，百姓富庶。对上可以清洁酒米，用来祭祀上天鬼神，对外能够多做货币钱财，与四方的诸侯交往，对内能够让饥饿的人得到食物，劳作的人得到休息，对外面还吸引天下的贤良之士。如此上天会使之富裕，外面的诸侯会争相与其交往，国内的百姓会亲附与他，外面的贤人也会前来投奔。这样谋事必有所得，做事必能有成，守城必能坚固，出征必军力强大。因而以前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用来统一天下，控制诸侯的方法，即在于此处。

从中可见，墨子谈到的国家功能包括：“祭祀天鬼”“听狱治政”“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耕稼、树艺、聚菽粟”“四邻诸侯交接”“万民亲之，贤人归之”“入守则固，出诛则彊”，涵盖祭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才等方面功能，是对古代国家职能比较全面的总结。

三 国家兴衰的原因

墨子认为，政治的最终目的在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国家的功能也在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才的综合发展，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定社稷之危。因此，国家就要做到“爱民谨忠、利民谨厚”“诸费必加于民利”“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

由此，墨子认为国家衰落就是由于统治者背离了政治根本目的和国家的正常功能，具体而言就是：七患居国，必无社稷。

墨子认为，对于一个国家的治乱来说，不仅有社会层面的原因，而且有统治层面的原因。他列举了七种为政之误，并认定是致乱之患。他说：

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廓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爱佼，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彊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26]

可以看到，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治乱兴衰。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人才、法制等任何一个方面。统治者在角色方面或行政方面出现问题，必然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是灾难性的结果。墨子曾谴责“城廓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现象，将其列为七患之首，其实就是对统治者一味贪图享受不顾国家百姓安危行为的批判，并以此警示其他统治者，告诫他们为政治国必须尽心尽力，认真履职，断不可玩忽职守、忘乎所以。[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