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墨子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

墨子的政治思想源于他坚信“天志”所蕴含的正义性，因此他也将是否符合“天志”视为判断政治行为正义与否的最高标准，不过墨子并没有忽视从历史和社会角度去衡量政治活动，他将古代圣贤和当代百姓口碑也作为量度政治合理性的重要尺度，与此同时，墨子坚守民本和举贤原则，加之其谙熟儒家学说，从而形成了特征鲜明的政治思想。

一 来源于“天志”的政治正义论

政治正义是政治行为所遵循的基本理念，虽然不同人们对正义内涵的理解会存在立场差异，但无可否认的是，任何政治行为在设计过程中都会遵循某种正义理念，同时也会以此作为政治制度及其合法性的依据。

在墨子学说中，“天”是万物之主，是世间的绝对主宰，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天”也能够洞察秋毫，明辨是非，具备至善的德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墨子看来，“天”是世间正义的来源与效法对象，而作为正义理念的一个重要范畴，政治正义也就顺理成章地源自“天志”的滋养和规范。

在这方面，墨子提出，确立合理的政治法律制度，基本依据应来源“天”的意志。墨子说：“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1]

在这里，墨子具体阐释了“天”的正义表现，即“行广而无私”的至公性，“施厚而不德”的广泛性，“明久而不衰”的持久性。墨子认为正是这些原则支撑起来“天”的正义性，也为政治活动指明了方向，在政治活动中，“圣王法之”，后人也应遵循之。因此，确立合理政治秩序，就应做到“莫若法天”，也唯此才能保证政治行为的正义性。

因此墨子也就确认，为保证政治的正义性，“顺天之意”，通晓天意是必不可少的。如墨子云：“故古者圣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2]墨子又言：“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鬼神之有也，将不可不尊明也，圣王之道也。”[3]

墨子在这里已经明确指出，世人欲“除天下之害”，免于“祸祟”的惩罚，尊崇神明是必不可少的，而敬事“天鬼”的最重要途径就是通晓天鬼的“福”“憎”，并在此基础上顺天之意，兴利除弊，如此才能达到“除天下之害”的目的。

二 主张效法前代圣贤

如果说墨子认为“天”确立了政治正义的基本原则，那也应注意的是，由于墨子的“非命”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即便是他认为“天”是政治正义来源，但并不能依靠单纯虔诚的敬天来“顺天之意”，而真正落实还在于人事的努力，显然，墨子源于“天志”的政治正义论思想，尽管披上了神秘主义外衣，但实质上其落脚点还是在其“非命”学说之上，这也体现了墨子学说的一贯特色。

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墨子尤为强调效法尧舜文武等前代圣贤，将古代圣王之道作为自己政治思想体系的一面旗帜和行为依归，这是墨子政治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关于这一点，司马迁称“墨者亦尚尧舜道”。显然，从此处也可以看出墨子的“非命”思想。墨子常以古代君主的是非功败警示时人，指出以善政治国则国泰民安，滥用刑罚者则国家扰乱。至于统治者本身，墨子认为其也遵循道义为基础的成规，墨子从古代圣王的经验中，归纳出一种作为“自然法则”的“天志”，作为树立于君主之上的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来约束统治者，他强调天要比天子尊贵明睿。天希望“义”而厌恶“不义”，顺从“天志”者，就能够得到天之赏；反之，必将得天之罚。天之罚是无法逃避的，因此，“天子”务必谨慎警戒，按“天志”行事。[4]

如墨子说：“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5]

墨子又说：“然昔吾所以贵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临众发政而治民，使天下之为善者可而劝也，为暴者可而沮也。然则此尚贤者也，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同矣。”[6]

不仅如此，从前代圣贤中，墨子还总结出后人应该取法的内容。如在墨子十分推崇的“兼爱”方面，墨子说：

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尧舜禹汤文武焉所从事？曰：从事兼，不从事别。兼者，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观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无所不利，是谓天德。[7]

在这里，墨子指出古代圣王之所以能够做出丰功伟业，达到“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的目的，就是因为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顺从“天之意”，做到“从事兼，不从事别”。因此，在政治实践中，就应效仿古代圣王的“兼”，做到大国不攻小国，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从而既能“得天之赏”，也能下利国家百姓。

再如在选任官员方面，墨子说“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8]。就是说在选任官员方面，必须要效法“古之圣王”，只要可用之才，即使出身微贱，只要德能兼具，就应大胆任用。在用人方面，要“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也就是说对于所用之人要予以全面施展才能的空间，并且要做到用人不疑，“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主张打破旧的世卿世禄的等级制和贵族特权，建立新的上下尊卑等级。[9]

三 基于“三表”法的政治评价标准

在墨子政治思想中，不仅包括政治活动所应遵循的原则，也涉及如何衡量政治活动这一问题。在墨子看来，既然政治正义源自“天”，那从根本上讲，对于人们政治行为的评价也应由“天”来作出，并以祥瑞灾异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一点其实与儒家等学说的看法如出一辙。

不过墨子认为，“天”虽然至高无上，但其发挥作用主要还是依赖于人为因素。因此墨子在肯定“天”奖惩的同时，又从“非命”角度出发，否定了有预见的“命”，将“人”作为评价政治优劣的衡量尺度，这突出表现在墨子提出的“三表”法中。

所谓“三表”法，内容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还要“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10]这就是说，评价事物的标准有三：一要依据古史传说中古代圣王成功的经验；二要根据广大人民的亲身体验，即百姓对政治的评价；三要看它是否符合国家和百姓的利益。

这三个标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尤可注意的是，“三表”法特别注重从古代政治中借鉴经验，将古代帝王的治理国政的成功经验作为衡量政治优劣的最重要尺度之一。事实上，墨子提出的“尚贤”“尚同”“非命”“节用”等一系列政治主张，都从古代政治经验中汲取养分，加以推陈出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三表”法既是墨子的政治评价标准，也可以被称为墨子政治思想的方法论和价值源泉。

四 民本主义政治目的论

作为下层百姓的代表，墨子深刻了解民情、世情，因此墨子对政治的理解也带有强烈的民本主义色彩。墨子曾指出：“贫且乱政之本。”[11]在这里，墨子将治理贫和乱视为国家政治根本要务。他认为，要杜绝乱政，就必须防止“贫”“乱”的发生，将治理国家和老百姓的贫穷当作治国的首要之举，针对“贫”“乱”的病因辩证下药。

墨子来自社会下层，深知百姓的“贫”“乱”究竟是何物，他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12]墨子所云的民之巨患就是“饥”“寒”“疲”这三者，百姓辛苦终日，饭不得饱，衣不得暖，累不得息，百姓安能不“贫”“乱”，国家又何能太平？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墨子认为政治的最终目的，不是政治参与者“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而是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出发点，在政治活动中“爱民谨忠、利民谨厚”“诸费必加于民利”，使得“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定社稷之危”。从而使百姓富裕、国家治平、人丁兴旺，最终达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的目标。

墨子认为为达到实行善政的目的，必须要洞晓为政的难点所在。墨子曾说“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使能为政也。是故国家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13]。

就是说古代不少“王公大人”为政治国，他们也都想将国家治理好，但结果却往往上下失序，国政混乱。究其原因，墨子认为主要是因为这些王公大人，其所用之人没有搞清楚为政治国的根本目的，所以才会出现“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这样本末倒置、政治紊乱的局面。因此，墨子主张用懂得政治之道的贤良之士治理国家，他说“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可见，墨子认为“夫尚贤者，政之本也”。[14]显然，墨子希望推崇贤者，能够选贤任能，来解决国家面临的政治问题，实现国家的富强。[15]

五 以“尚贤”“尚同”为核心的政治措施

墨子不仅提出了顺天、法古、非命等政治活动的路径，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治举措。在这方面，墨子提出具体对策可以归纳为“十论”，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十论”其实就是墨子的政治思想方法论。墨子曾结合不同环境，具体解释了“十论”的具体运用。如墨子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16]可见，这十论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墨子针对不同政治问题给出的不同解决方案。[17]

为更加详细阐述自己的政治措施，墨子还用古史传说的材料，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弊端，以古喻今，进行了颇为详细的论述。

如在选人方面，墨子从古史传说中尧举舜、汤举伊尹的史例中得到启发，认为当政者在任职之前要经过一番仔细考察，“听其言、迹其形、察其所能”，在此基础上“慎与之官”。也就是说，墨子主张对当政者在任前要经过一段考察、试用的时间，合格后再任命其为官长。[18]再如墨子主张统治者要允许老百姓和各级官长监督自己[19]，“闻善与不善，皆以告其上”“上有过则规谏之，有善则傍荐之”。自己要做到“兼爱天下”“移百姓之意”，这样天才能够“以为从其所爱而爱之，从其所利而利之，于是加其赏焉”。[20]

应当说，相当数量的政治举措的存在，为墨子政治理想的实践提供了路径，使墨子政治思想显得更加具体化，也利于其实践。

六 儒墨结合的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

墨子早年学儒，深谙儒学思想，而作为小生产者的代表，墨子对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政治状况又有深刻认识和强烈的改变渴望。因此这也造就了墨学既继承儒学等前代文化遗产，同时又反映社会中下层劳动者利益，多有创新的思想格局。墨子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借鉴了儒家忠惠慈孝的政治伦理，同时，提出“节用”“非乐”等政治道德主张，体现的正是墨学承传性与革新性的结合。对此，下面将有专门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