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古今墨评

墨子及其创立的墨家学派和墨家学说，因其影响巨大，历代学者在研究墨家墨学的同时，对墨子、墨家、墨学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其中也不乏尖锐的批评。

一 古代墨评

古代对墨子、墨家、墨学给予评价的名家很多，今选战国至清代数家之评，以窥其大略。

（一）孟子评价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从维护儒家学派的角度出发，孟子对墨子及墨学的排斥显得尤为突出。《孟子·尽心上》篇中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29]虽然后世将其视为对墨子的肯定，但实质上这是孟子对墨子的一种嘲讽。他又在《孟子·滕文公下》篇中说：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30]

在这段话中，孟子一改文质彬彬的风格，以近乎谩骂的语言来攻击墨子，将其视为阻碍儒家仁义之说发扬光大的绊脚石，这充分暴露了学派之间相互竞争和攻击的残酷性。总的来看，孟子出于竞争的需要，对墨子及墨家进行了带有明显偏见的评论，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对墨子及墨学的看法。

（二）庄子评价

庄子作为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在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方面必然与墨子有明显的区别，但庄子与孟子不同，他并没有展开凌厉的攻势，而是相对客观地对墨子进行了评价。《庄子·天下》云：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顺。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之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31]

庄子对墨子的这段评价，虽然带有一定的批评之意，但其中不乏钦佩之情，就像他在这段评价的最后所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三）荀子评价

荀子同孟子一样，也是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样是出于维护本学派的需要，他给予墨子的批评也很多。首先，荀子认为墨子过于重视功利，而不知道有礼仪，只会导致“政令不施”而无法治理国家。《荀子·天论》云：“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32]《荀子·解蔽》又云：“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33]

其次，荀子认为墨子所提倡的“节用”“非乐”以及以身作则、亲力亲为等观点也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不利于统治者对国家的治理，是造成天下混乱、贫穷的根源。《荀子·王霸》云：“以是悬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34]《荀子·富国》篇更是用较长的篇幅来论述他的这种看法：

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夫有余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

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胡不尝试相与求乱之者谁也？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堕之也，说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菽饮水，恶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35]

墨子“非乐”，将矛头指向了劳民伤财的礼乐制度，其出发点是想通过限制统治阶层过度的礼乐享受，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开支以减轻劳动人民的负担。但礼乐制度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因此必然会引起儒家的反击。荀子就是从这种立场出发，对墨子的“非乐”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批判，他在《乐论》篇中说：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先王之道，礼乐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于道也，犹瞽之于白黑也，犹聋之于清浊也，犹欲之楚而北求之也。[36]

从中不难看出，荀子通过夸大“乐”的作用来抨击墨子的“非乐”，他巧妙地回避了制造乐器、表演乐舞给劳动人民所带来的额外负担以及统治阶层沉湎乐舞、荒于政务所带来的危害。在他的这种观点影响下，世人多以为墨子盲目排斥音乐，不重视人们的精神生活，这对墨学的发展是较为不利的。

（四）司马谈评价

司马谈在他的《论六家之要旨》中概括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加以论述。其中，对墨家的表述为：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能废也。[37]

由于没有任何政治和思想的冲突，司马谈的这段评价就显得非常中肯，他既指出了墨家思想的不足之处，即“俭而难遵”，同时也认为“强本节用”是“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能废也”。

（五）班固评价

班固在作《汉书·艺文志》时，对汉代以前的各种著作及学术流派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其中，对墨家的表述为：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38]

班固的评价较为全面，基本上肯定了墨子贵俭、兼爱、尚贤、尚同、明鬼、非命等主张，但也对墨家的功利主义以及不别亲疏进行了批评。

（六）韩愈评价

汉代以后，墨学几乎不为世人所知，但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却慧眼独具，他不仅对墨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也有不同于其他儒者的理性评价：

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殁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未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39]

韩愈是在真正理解了墨学理论的基础上做出了上述评价，他深刻认识到墨学思想的重要性，对补正儒学思想不足之处具有重要的价值，所以，他才会提出“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七）毕沅评价

毕沅对《墨子》的研究非常深入，对其治国理政之法也颇为了解，所以他对墨子本人的评价就显得比较客观公道。他在《墨子注》序言中说：

世之讥墨子，以其节葬非儒，说墨者既以节葬为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则由墨氏弟子尊其师之过，其称孔子讳及诸毁词，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称孔子，亦称仲尼，又以为孔子言亦当而不可易，是翟未尝非孔，孔子之言，多见论语家语，及他纬书传注，亦无斥墨词。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又云，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盖必当时为墨学流，为横议或类“非墨篇”所说，孟子始嫉之，故韩非子显学篇云，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韩愈云，辩生于宋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亲士修身及经上经下疑翟自著，余篇称子墨子，耕柱篇并称子禽子，则是门人小子记录所闻，以是古书不可忽也。且其鲁问篇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是亦通达经权不可訾议。又其备城门诸篇皆古兵家言，有寔用焉。[40]

（八）俞樾评价

俞樾在深入研读《墨子》的基础上给出了客观公正的一个评价，他在《墨子间诂》序中说：

孟子以杨墨并言，辞而辟之，然杨非墨匹也，杨子之书不传，略见于列子之书，自适其适而已，墨子则达于天人之理，熟于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战国百余年间时势之变，欲补弊扶偏，以复之于古，郑重其意，反复其言，以冀世主之一听，虽若有稍诡于正者，而实千古之有心人也。尸佼谓孔子贵公，墨子贵俭，其实则一。韩非以儒墨并为世之显学，至汉世犹以孔墨并称。尼山而外，其莫尚于此老乎……窃尝推而论之，墨子惟兼爱，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近世西学中光学、重学，或言皆出于墨子，然则其备梯、备突、备穴诸法，或即泰西机器之权与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倘足以安内而攘外乎！[41]

（九）孙诒让评价

清代研究墨学成就最突出的学者当属孙诒让，他对墨子及墨学的评价也最为中肯，他在《墨学通论》中说：

今观墨之非儒，固多诬妄，其于孔子，亦何伤于日月？而墨氏兼爱，固谆谆以孝慈为本，其书具在，可以勘验。而孟子斥之，至同之无父之科，则亦少过矣。自汉以后，治教嫥一，学者咸宗孔孟，而墨氏大绌。然讲学家剽窃孟荀之论，以自矜饰标识，缀文之士，习闻儒言，而莫之究察。其于墨也，多望而非之，以迄于今，习斥杨墨为异端，而未有读其书，深究其本者，是暧姝之说也，安足以论道术之流别哉！[42]

二 民国时期墨评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割地、赔款等屈辱接踵而至。各阶层知识分子纷纷探索救亡图存的思想和道路，儒学一家独尊的地位开始动摇，墨学重新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如果说清朝中后期出现了第一次研究墨学的热潮，那么，民国时期，研究墨子的学者越来越多，第二次研究墨学的热潮汹涌而来。这一时期的学者不但对墨子的思想及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还对墨子的人格和伦理道德等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梁启超评价

梁启超对墨子思想及人格颇为敬佩，他在《墨子学案》第二自序中说：

本书既概述墨学之全体大用，而结论则太息于秦汉以后墨学之中绝。及细思之，而有以知其未尽然也。凡一切众生所造之共业不共业，其种子必持续于后而永不灭。虽极微细之事相且有然，况墨学者，战国二百余年间，其言盈天下；而谓易代之后，遂如饕风卷叶，一扫无迹；天下宁有是理？吾当谛观思惟：则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坠，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盖有之矣。墨教之根本义，在肯牺牲自己。墨经曰：“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为读去声）也。”经说释之曰：“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墨子之以言教以身教者，皆是道也。是道也，秦汉以后士大夫信奉者盖鲜，而其统乃存于匹夫匹妇。今试行穷乡下邑，辄见有弱嫠襁负呱呱之子褴褛而行乞者。吾人习见，莫之或奇，莫之或敬也。而不知此种行为之动机，乃纯出于“损己而益所为”，纯是“为身之所恶以成其子之所急”。其在文化与我殊系之民族，则妇女为葆其肤颜之美姣而弃子弗字者，比比然矣。又恒见有壮夫侍其老羸废疾之父母昆弟，因以废其固有之职业，虽有百艰而不肯舍去。亦有齿落发白垂尽之年，不肯稍自暇逸，汲汲为其子孙谋者。若此之类，就一方面论，或可谓为妨害个性之发展。就他方面论，则互助精神，圆满适用，而社会之所由密集而永续也。夫所谓“摩顶至踵利天下”者，质言之，则损己以利他而已。利亿万人因利他，利一二人亦利他也。泛爱无择固利他，专注于其所亲亦利他也。己与他之利不可得兼时，当置他于第一位而置己于第二位，是之谓“损己而益所为”，是之谓墨道。今之匹夫匹妇，曷当诵墨子书？曷当知有墨子其人者？然不知不识之中，其精神乃与墨子深相悬契。其在他国，岂曰无之？然在彼则为畸行，在我则为庸德。呜呼！我国民其念之：此庸德者非他，乃墨翟、禽滑厘、孟胜、田襄子诸圣哲，溅百余年之心力以莳其种于我先民之心识中，积久而成为国民性之一要素焉。我族能继继绳绳与天地长久，未始不赖是也。复次：我国人二千年来言军旅之事，其对于开边黩武，皆轻贱而厌恶之；对于守土捍难，则最所尊崇。若关羽、张巡、岳飞之流，千百年后妇人孺子犹仰之如天神者，皆损躯于所职以卫国土御外难者也。此种观念，皆出于墨子之非攻而尊守。故吾国之豪杰童话，与他国多异其撰。故吾国史迹中，对外虽无雄略，且往往受他族蹂躏；然始终能全其祖宗疆守勿失坠，虽百经挫挠而必光复旧物者，则亦墨子之怯于攻而勇于守，其教入人深也。而斯义者，则正今后全世界国际关系改造之枢机，而我族所当发挥其特性以易天下者也。吾覆校所讲，竟得此二义，辄写以为第二序。既以见学术之影响于国民性者至钜，且以见治古学者之当周于世用也。至墨子之经济理想，与今世最新之主义多吻合；我国民畴昔疑其不可行者，今他人行之而底厥绩焉；则吾书中既详哉言之矣。[43]

梁启超将墨家思想视为“则正今后全世界国际关系改造之枢机，而我族所当发挥其特性以易天下者也”，足见其对墨学的推崇。正是在他的影响下，诸多学者展开了对墨学的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二）张纯一评价

张纯一对墨学的研究非常深入，他充分认识到墨学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他在《墨子集解》自序中说：

墨学集成于墨子，与道儒鼎峙。立说多与孔老符，而又独鸣其异。如尚劳贱，务平等，宛尔农家，学兼名家兵技巧家。有今远西所谓形学、光学、重学等不胜书。……嗟嗟墨子，祖夏禹之俭勤，恢张显学。本史佚之捷给，精创语经。为人重而自为轻，亟称晏子知道。于神厚而于体薄，无殊老氏存身。谊恉至深远也。是书据前贤诸说，择善从长，拾遗义，振玄纲，冀转世闲有漏之道学，为世出世闲无漏之至仁。庶冥符墨圣贵兼之真，先民而后身。凡有血气者，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而交相尊亲矣。副墨止此，吾思渺矣，吾才竭矣。窃叹墨道之大，一兼无外，泯楚越之畛域，尽心力以利爱。钧天地之有，夷生人之等。诚神州文化之秘藏，世界大同之扃鐍也。愿读是书者，张皇幽眇，明贞日月，无欲恶而备世之急。则墨家心传，终古不绝矣。[44]

（三）唐敬杲评价

唐敬杲对墨学的研究也相当深入，其评价也比较客观公正，他在《墨子选注》中评价道：

墨子之学，在我国古代学术中，实最多科学实验之精神者，其经上下诸篇，既为名学之先导与欧洲之逻辑，印度之因明，相为辉映，故其学说之立论，无不取首尾一贯之论理形式……墨子全书之论证，殆无不出于此方式，墨子斥空想，崇实行，其所以重视论理之应用者，盖非偶然也……墨子之根本主义，厥惟兼爱。彼此为天下之祸乱，皆起于不相爱，不相爱，则思亏人以自利，人各思亏人以自利，则攻杀篡夺，社会不可以一日安矣。墨子非攻之说，即自此兼爱主义直接衍出，而上同、天志、明鬼等说，则为所以遂行此兼爱主义之必要方法。实利主义亦为墨子根本观念之一。彼以为人类不能不有利欲之冲动，必示之以利，方能使行之终身不厌，殁世而不倦，故其所提出之教义，无不以有利与否为标准。墨子之所谓利，乃利于最大多数人之利，而非少数人之私利。墨子所谓利即犹西洋乐利派之所为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也。墨子又主张极端之勤劳主义，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45]

（四）方授楚评价

方授楚在他的《墨学源流》一书中说：

夫自乾嘉以迄今日，关于墨学之著作，多矣。吾今别为一目录，以附于左。然则此即墨学之复活耶？曰否，否此抱残守缺之功夫，非墨家所重也。若墨子复生于今日，见此在蟫编蠹简中讨生活之情形，其必嗤之以鼻，而谓吾辈不可教矣。但非墨学有复活之机，何为墨子之书，又独显于此时耶？故此可谓墨学之声影而非所谓墨学之精神也。惟自清季以来，至于今日，彼抱一信仰，努力实行，“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此有名无名为革命而牺牲之志士，期真墨子之精神复活哉！[46]

（五）叶玉麟评价

叶玉麟在他的《白话译解墨子》一书序言中说：

夫墨子洵古怪特之魁也哉！甚为书博辩周浃，务为恢诡奇谲，以餍人心，兼爱故尚同，尚同故非攻，非攻必求备御。兼士别士之说，兼君别君之目，皆与杨子相攻击。既本其偏执之性，穷究事物之情，深颦夫是非利害，日夜相磨，机阱变，相代而横溢，于是就求其兼爱齐一之方，以为是可以熄天下之争夺，平物类之搏噬也，用心亦良苦矣哉！[47]

（六）胡适评价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功力深厚，在墨子学术思想研究方面颇有心得，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

墨子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只在于他的应用主义，他处处把人生行为的应用，作为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兼爱、非攻、节用、非乐、节葬、非命，都不过是几种特别的应用，他又知道天下能真知道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不过是少数人，其余的人，都只顾眼前的小利，都只明小物而不明大物，所以他主张一种贤人政治，更使人上同而不下比，他又恐怕这还不够，他又是一个很有宗教根性的人，所以他主张把天的意志，作为天下之明法，要使天下的人都上同于天。因此哲学家的墨子，便变成了墨教的教主了。[48]

三 当代墨评

在民国时期研究的基础上，随着研究条件的改善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当代墨学研究又上了一个新高度，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所研究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一大批学术成果相继问世，对墨学思想有不少知名学者都有自己独到的心得体会，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例如：

（一）钱穆评价

钱穆在《中国思想史》中说：

近代有人说，墨学很像耶稣教，但墨子从未想像过人生世界以外的另一个人生，他从未提供过死后天堂与乐园来作现实人生的补偿，他刻苦了人生，没有鼓舞着人死。在这上，墨子依然在东方思想里，他只能做东方一圣人，不配做西方一教主。[49]

（二）李渔叔评价

李渔叔在他的《墨子今注今译》中评价说：

最近几十年来，学人多喜研究墨子，原因是墨子中除兼爱非攻等主要学说外，比较重要的还有两部分：第一是墨经，包含着许多关于科学上的问题，如数学、光学、力学、天文学等。最先还很少人注意，等到清末海禁大开，外来的科学，多与墨经相合，于是引起不少前辈学者的注意，著书发其旨趣，以后即循此途径，加深研讨，而治墨学者亦愈多。其次是墨家的论理学，即从前所称的“墨辩”，它是印度因明三段论的先驱，西方穆勒名学的前奏，二十世纪逻辑的滥觞，它在那一个时代，就懂得如何立辞，如何归类，如何推理，这些艰深奥博的理论，亦甚能吸引许多学人，发生兴趣，相继钻研。以上应该即是多年来，群起治墨的缘故……因此，我们今日整理墨学，一方面应该接受前辈学人许多精密的治学方法与创见，及其收获，加以发扬光大；一方面也应该把那些诐辞谬说，从慎思明辨上，予以廓清。使真正的墨家思想体系，及墨子本人孤怀宏识，得以重新显示于今日，这一点，应当是当今治墨的学人们所应当加倍努力的。[50]

（三）严灵峰评价

严灵峰在他的《墨子简编》中自序说：

晋人鲁胜虽注《辩经》，惟其书失传，难以稽考。迄于中唐，昌黎文起百代之衰，力辟佛、老，以道统自承，其于墨子却独具只眼，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韩氏之用心良苦，无如曲高和寡，历两百载，墨学竟无传人，亦可悲也已！[51]

（四）孙广德评价

孙广德在他的《墨子政治思想之研究》中说：

至明末，西学东渐，思想界渐起变化。逮乎有清乾、嘉、道光之间，墨学渐次复兴，嗣经鸦片战争，历天平天国，以至于民国二十余年，中国发生前所未有之巨变，墨学亦较往昔任何时期为发达。考其原因，当是墨子富救世精神，其实利主义，非命之说，以及逻辑、科学等，合于图强之要求，又足与西学相较之故也。吾人立于当今之世，以观墨子之政治思想，以为平等、尚贤诸义，与民主精神一致，实利、非命之说，与科学精神相符，均宜提倡。而其中最宜倡导鼓吹者，则是兼爱、非攻主义，盖当今列国纷争，几与战国无异，复加种族之歧视、仇恨，其情形较诸战国尤为恶劣，且今日核子武器发达，战争之毁灭性较诸昔日远为严重，欲避免人类同趋灭亡，能不倡导兼爱鼓吹非攻也哉？[52]

（五）高亨评价

高亨在他的《墨经校诠·自序》中说：

墨经约计一百八十余条，五千七百余字。它的内容：大部分是晚周时代墨家的名学，就是墨家的逻辑学，还有少许墨家的政治观点和论理观点，如论功、罪、赏、罚、仁、义、忠、孝等是；还有少许自然科学，如几何学、力学、光学；还有两条经济理论。总之，它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反映出我们祖先当晚周时代，在几个方面的光辉创造。这是祖国文化遗产中很珍贵的一种史料。研究祖国的思想史、逻辑学史及自然科学史等，都必须细读墨经；就是一般人士愿意知道我们祖先在晚周时代的学术成就，也不能不略看一看墨经。……总之，在墨经里时时看到墨家反驳当时各家的说法，其中论点，大部分是“有的放矢”，但是因为晚周古书多所残亡，诸子遗说有些湮没，墨家反驳的对象，有的可以明确指出，有的不能明确指出了。无论如何，我们细读墨经，便可以认识到墨经是墨家与其他家辩论的根据，是墨家在学术上与其他各家斗争的武器，其中有些理论是比较单纯，有些理论是深刻而细致，足以启发我们的智慧的。[53]

（六）冯成荣评价

冯成荣在他的《墨子思想体系研究》自序中说：

今天正是复兴中华文化高唱入云之时，除孔孟学说之外，墨子学说很少过问，实为憾事。吾国文化历史悠久，经五千年先圣先贤的创见，始汇为巨流，不论就其学术思想史、逻辑学史、自然科学史而言，墨子都应该得到崇高之学术地位。再如墨子智德并修，兼爱救世的思想；创造发明，逻辑论辩的倡导；知行并用，利人牺牲的见解；克难实践，自苦为极的主张；尚同尚贤，民主政治的作风；生产节约。消费分配的理论；防御非攻，抵抗侵略的战术；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诲人不倦的精神；都是极高明而切实际，实值吾人予以尊崇与敬仰。同时我们要想医治媚外西化病，墨书中的经上下及经说上下就可以对症下药。要想洗刷外国人给我们“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耻辱，就要发挥墨子的团结号召。要想得到个人成功立业的基础，墨子就是我们做人的好榜样。[54]

（七）任继愈评价

任继愈在他的《墨子与墨家》中说：

墨子是公元前5世纪末中国具有独创精神的伟大思想家。他对劳动者有着深切的关怀，对那些不顾人民死活、穷奢极欲的王公大人的腐朽享乐生活提出了严正地抗议。他对于破坏生产、残杀百姓、掠夺民财的兼并战争深恶痛绝，并提出了兼爱、非攻的主张。他一生为改善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提高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而斗争。他提出极有价值的认识论和思想方法。他还创立了艰苦力行、求真理、爱和平、有组织、有纪律的学派。在墨子的影响下，形成了后期墨家。后期墨家进一步发展了墨子哲学的精粹，完善了中国古代的逻辑科学，并且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一些突出成果，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科学认识水平，成为鼎盛于战国中后期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特别是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成果闪耀着其他学派难以企及的光彩。[55]

（八）杨向奎评价

杨向奎在他的《墨经数理研究》中说：

一部《墨经》无论在自然科学哪一方面，都超过整个希腊，至少等于整个希腊。……墨子是中国古代的大哲学家，更是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光学成就已经有人注意到并加以论述、阐释，其实他在数学和力学上的贡献尤其突出，这牵涉时间和空间问题，他也许是世界上最早对此加以科学解释的人。……我们以有墨家而自豪，西方人艳称古希腊，以为后来西方文明的正统，我们亦艳称先秦时代之百家争鸣，这种争鸣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我们的四大发明，我们的张衡、祖冲之及僧一行不是没有光辉背景的，墨家是这光辉背景中最光辉的一组，他们是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知己知彼，他们并不骄傲，但有自豪感，他们曾经说：“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的确一直到现在，子墨子之言的“墨经”仍然闪烁着灿烂的光辉。[56]

（九）孙中原评价

孙中原在他的《墨学通论》中说：

墨子及其后学所创立和发展的墨学，是包含多学科的综合性学术思想体系，如对经济、政治、伦理、教育、哲学、逻辑、自然科学技术、军事等，都有精深独到的创见，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墨学研究是跟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就愈能发现墨学的重要历史价值和巨大的现代意义。如墨家崇尚自然科学技术和逻辑的精神，墨子后学感性和理性并重的认识论等，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墨家阐发积极防御军事思想的著作，与《孙子兵法》相配，恰似中国古代军事经典宝库中的双璧，在以和平为主题的现时代，越发显示出其重要价值和意义。[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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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9年版，第1938页。

[2]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406页。

[3]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073-1074页。

[4] （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20页。

[5] 梁启超：《墨子学案》，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73页。

[6] 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6页。

[7] （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0页。

[8] （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76-477页。

[9] 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6页。

[10]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57页。

[11]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185页。

[12]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9年版，第3116页。

[13]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270页。

[14] 王天海：《意林校注》，贵州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15] 郭成智：《墨子鲁阳人考论》，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231、234页。

[16] 郭成智：《墨子鲁阳人考论》，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61页。

[17] 陈金展：《墨子在鲁山的史料及传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4页。

[18] 萧鲁阳：《墨子元典校理与方言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第467-468页。

[19] 陈金展：《墨子在鲁山的史料及传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7页。

[20]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57页。

[21] （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0-3291页。

[22]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071页。

[23]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459页。

[24] （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25] 薛柏成：《墨家思想新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26] 薛柏成：《墨家思想新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27] 薛柏成：《墨家思想新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54页。

[28]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8-3159页。

[29]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16页。

[30]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6-457页。

[31]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067-1071页。

[32]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7-378页。

[33]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63-464页。

[34]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52-253页。

[35]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18-220页。

[36]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48-450页。

[37]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89-3291页。

[38]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38页。

[39] （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40] （清）毕沅撰，戴望校并跋，谭仪校：《墨子注》，任继愈主编：《墨子大全》第1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41] （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俞序，第1-2页。

[42] （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俞序，第733-734页。

[43] 梁启超：《墨子学案》，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4页。

[44] 张纯一：《墨子集解》，成都古籍书店1988年版，第1-2页。

[45] 唐敬杲：《墨子选注》，《墨子大全》第3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295页。

[46] 方授楚：《墨学源流》，《墨子大全》第4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页。

[47] 叶玉麟：《白话译解墨子》，《墨子大全》第4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

[48]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154页。

[49] 钱穆：《中国思想史》，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25页。

[50] 李渔叔：《墨子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页。

[51] 严灵峰：《墨子简编》，《墨子大全》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52] 孙广德：《墨子政治思想之研究》，《墨子大全》第5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

[53] 高亨：《墨经校诠》，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页。

[54] 冯成荣：《墨子思想体系研究》，《墨子大全》第5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55] 任继愈：《墨子与墨家》，《墨子大全》第8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56] 杨向奎：《墨经数理研究》，《墨子大全》第7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5、141页。

[57] 孙中原：《墨学通论》，《墨子大全》第7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