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学术专业的训练
一 北京读研
来到北京三年读研，对我而言是一种“重生”。我对待学业基本上可以用如饥似渴、如痴如醉来形容。丢了近四年的时间没有学习的机会，而现在竟然来到首都北京，而且进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机构来从事专业学习，真感到是在梦境之中，是自己学术生涯中巨大的翻身解放。我在1978年入校的世界宗教研究系硕士研究生中年龄最小，那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师如林，同学中也藏龙卧虎，因此既有动力，更感压力，只能以拼命求学来报答这一春临大地的时代，报答慧眼识人的恩师，报答热情推荐的朋友，报答给我机会的乡亲，也报答为我考研而受足心理煎熬的母亲。我们最初借住在北京师范大学，而上课则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三处跑动，借阅专业图书还使我熟悉了当时设在白云观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图书馆，免费对我们开放的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以及在王府井附近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社会科学分馆等。北京师范大学为我们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生活条件，大学图书馆向我们开放，通宵亮灯的教室给我们自习。那时的学生们为了在图书馆占座学习，多次把图书馆的玻璃门挤破。当图书馆晚上十点左右关门后，我们就会到夜宵食堂吃碗热面或喝杯小酒，然后转到可以通宵自习的教室继续夜读。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也自搭了简易毡房作为教室，晚上室内生个火炉，让大家有学习之地。回忆起这段经历，真是让人激动难忘。
由于当时的大学本科及专科本来就没有宗教学专业，我们的读研从专业意义上实际乃从零开始，但感谢北京作为首都有着极佳的学术文化氛围，我们有机会在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领域得到系统训练。当时设在北师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全院研究生开设了大课，请来各个领域在国内最著名的专家授课，我们在这一层面曾听到周扬、于光远、许涤新、唐弢、宦乡、王佐良、傅惟慈等名家的报告，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世界宗教研究系的课程则为开放性的，我们至少可以旁听本院其他系的课程，如北京师大的相关课程以及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些课程，记得当时听过哲学所汝信、邢偾思、李泽厚等老师的哲学、美学课，北京大学张世英、朱德生、任华、陈启伟等老师的西方哲学课，朱龙华老师的世界历史课，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老师的社会学课等。我所听过的世界宗教研究系本系的课程有任继愈先生讲授的中国哲学史、佛教史、古汉语，赵复三先生讲授的基督教史，高望之先生讲授的犹太教概论，牙含章先生讲授的中国无神论史，吕大吉先生讲授的宗教学理论及外国无神论史，金宜久先生的伊斯兰教史，以及逻辑学、道教、东正教、宗教心理学等；加之当时广泛的阅读，自己觉得一下子就掉进了知识的海洋，有着久旱逢甘霖般的痛快。
高望之老师那时从北大调到了我们所，后来还担任过我们基督教研究室主任和科研处处长。他一生经历坎坷，据说年轻时他先后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北京的清华大学读书，当过地下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北大的校长办公室担过重任，那时他西服革履、倜傥潇洒，不料后来被打成右派，从而改做翻译和资料工作，并且变得少言寡语，说话迟缓，衣着也就不修边幅了，其面容也给人一种颇为痛苦之感。他住进崇文门社科院宿舍后离研究所比较近，因为当时修建社科院办公大楼而全所搬入了就在崇文门的社科宾馆，所以清早来所时我常看见他独自在外锻炼身体。据说有一次他烧不开水来所求教，人家上门一看原来只是煤气火没有开大而已，估计是他第一次用煤气而过于谨慎所致。他虽然生活上较呆，学问却做得不错，知识面很广，且至少精通英、法两门外语。后来他与著名钢琴家巫漪丽结婚，当时是中央乐团李德伦指挥为他们主持婚礼，从此才看到他罕见的笑容。我去德国后他移居美国旧金山，等我第一次去美国开会时再见到他已经时隔十多年之久。我们见面非常高兴，他还点评了我会议主题发言时说的英文太硬，一听就是带着德语味的英文。我后来去旧金山还在他家住过一晚，他热情地为我做饭，还非让我这个学生睡在床上而他却睡沙发，使我非常感动。他告诉说在网上看到美国国会山图书馆有一本他想借出来一用的中国古籍，但图书馆告诉他此书为珍本而不外借，却没想到图书馆反而免费把该书的复印本寄给了他。他在美国告诉了我们几个学生他身世的一个秘密，说他年轻时就已受洗入教，当时因为行的是浸礼而全身浸入水中，结果因为水太凉事后还重感冒了一场。后来听说他在美国去世，老师客死他乡，让学生也非常难过。通过他以及我导师的亲身经历，我早就知道中国基督徒有许多人加入共产党参加中国革命的这些事实，对此中外学者有不少研究，出版了相关著作。这些人的经历丰富而曲折，留有许多感人的故事。这种信仰意向上的复杂交织，其实也很值得实事求是地客观研究。在自己的探究经历中，也有触及不少这种情况的人士，其中一些人的处境也颇为复杂和艰难。例如，在2016年，我的导师在“文化大革命”初的1967年求助上级帮助他保护其身份的信函已被公开拍卖，且在网上流露传开。当时他们夫妻俩都遇到了这一难题且无处求助。所以，一些想当然的看法，与中国革命的复杂现实相距得实在太远。
我在研究生院第一学期就通过了全院的英文考试，可以不必再修英文，于是我选了法语作为第二外语，与不少研究英美文学的研究生成为同学。一开始在语音阶段我的发音不准，老师没有看上眼，但转入语法和阅读学习后我进步迅速，老师这才刮目相看。在二外学习结束考试时，我竟然考得全班第一。当时学习法语的动机是想研究新经院哲学即新托马斯主义的主要代表法国人马利坦等人，但后来再没有获得这种研究机会，所学法语也基本上忘得一干二净。
来到世界宗教研究所之后，才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十多个涉及国际问题的研究所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建立的，而世界宗教研究所是其中唯一由毛泽东主席建议设立的。毛泽东主席于1963年12月30日对中央外事小组“关于加强对外研究的请示报告”作了重要批示，其中特别指出：对世界三大宗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任继愈用历史唯物主义写的论佛学的文章犹如凤毛麟角，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世界史。根据这一重要批示，周恩来总理对开展宗教研究也作了具体指示：要研究世界三大宗教的理论、现状和历史，包括它们的起源、教义、教派、经典等。在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示下，任继愈先生于1964年组建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我国从此有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专门研究世界宗教的学术机构。知道我们研究所的这一历史，大家当然也非常自豪，无论是学什么专业，大家都找到毛泽东主席谈到的任继愈先生所著《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来学习，并津津乐道地讨论任继愈先生在此书最后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最基本的“三把钥匙”。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使我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尤其是世界宗教研究所也充满了感情，但没有想到此后大半生就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了，而自己最大的精力、最宝贵的时间也投入到世界宗教研究所及中国宗教学的建设发展了。虽然后来的道路走得有点坎坷，但基本上持守着无怨无悔的平静心态。
在基督教研究专业领域，导师给我们四位研究生进行了专业方向分工，包括天主教研究、基督教现状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因为我年龄最小且分专业方向时我碰巧不在场而派给我较难的专业，即基督教思想研究。导师为人谨慎，经常提醒我们要低调做人，这或许就与宗教研究相关吧。如何“低调”呢？大家想到了“低着头做人”“为人谦卑、礼让”等，而业内据传导师私下也有一句调侃之言：“老爷子穿开裆裤，装孙子！？”此后我也一直比较小心谨慎。硕士研究生毕业答辩时比较紧张，回答问题时无意中手指了起来；后来同学笑话我、说我很傲，答辩时竟敢拿手指指着导师们；我说，哪敢了，都是紧张闹的。1988年底回国后挤公交、挤地铁时经常被人踩了脚，我都会习惯性地脱口说一句“对不起”！有一次被踩脚后又习惯性地如此说，结果被一小青年骂了一句：“神经病！被踩了还说对不起，那我再补踩你一脚了！”
1981年我们这届研究生毕业，我也顺利获得哲学硕士学位。最初我的硕士论文写了10万字，导师看了一半就退了回来让我重写，理由一是太长，二是缺少对所研究对象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批判。后来我把论文缩减到不足5万字，又加了不少批判语言才算过关。原来曾可惜不少内容白写了，没想到十年后美国天普大学教授傅伟勋主编“世界哲学家丛书”、请我写一部研究尼布尔的专著，这些学术资料就都派上用场了，于1992年在台湾出版了一部约12万字的《尼布尔》专著。当时中国研究宗教的气候可说是早春二月、乍暖还寒。记得我们硕士毕业庆祝会前我和另一位同学随单位司机去采购东西，当时大家很穷，没有所谓“谢师宴”之说，就一点茶叶、小吃、水果也得由单位报销；在付款开发票时售货员就问，“开什么单位呀？” 我们说“开宗教所”，售货员就很惊讶地看着我们说，“那你们是和尚啊！”此时同来的司机反应很快，马上就指着我们两位研究生说，“他们两个是，我可不是！”那时社会仍有一种谈到宗教就避而远之的感觉，即使在北京也与我的老家没有两样。
硕士毕业后我被分配留所在基督教研究室工作，刚毕业就被研究室派到南方与同事们一道出差，去南方调查地方基督教发展情况。我们一行五人，因我最小而负责财务、后勤，当时我身上带着两千块钱，那是“巨资”，连睡觉都睡不踏实。我们的第一站是上海，当时还在上海社科院工作的曹圣洁牧师亲自来火车站接我们，我另一位导师郑建业先生专门设家宴为我们接风。随后，我们调研了上海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去了不少教堂，与许多信徒展开座谈，也走访了一些其他宗教场所。我们带队的老同志取名赫鲁，原名是什么已经记不起来了。他是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与当时全国妇联主席雷洁琼是大学同学，他解放前就参加革命，曾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工作，但后来被打成“右派”，到劳改农场几十年后才被“平反”，故也是刚来所工作不久。所以他非常“机灵”，那时坐火车没有对号入座一说，位少人多、谁挤上谁坐，本来我想上火车后能够为他“占个座”，没想到我们四个年轻一些的都没有挤上座，而他自己倒是挤上了座，让我们很感惭愧。但他安慰我们说，这是生活练就的本领，例如小偷根本就别想偷到他的任何东西。我们到杭州安置下来后，他交代我们不许去游西湖，还写诗说什么“为事业、不玩游”；不过他只是被安排临时负责一下，并没有真正的行政权威，故而我们四人就悄悄地参观了一下西湖。赫鲁同志说自己回北大（现北大校址即原来的燕京大学）讲课，同学们都说他不是“赫鲁晓夫”，而是不识时务的“堂·吉诃德”，并称他为“堂先生”！我们也都感到他不像“右派”，而明显是地地道道的“左派”啊！他是我的老乡，但是湖南湘乡一带的，我基本上听不懂他的话，包括他所说的普通话也很难懂。他非常勤奋，我们那时出差只能住集体合间，包括赫鲁同志也只能与我们住在一起；只是在杭州时地方同志为了照顾他给他安排了一次单间，这才使我们有机会开溜去看了西湖。住在一起时他清早都起得很早，然后在房间里小声念英语，他念得很快，而且夹着湖南方言，让我一句都没有听懂，故而使我对他非常敬佩，毕竟是老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嘛！不过，有意思的是，后来我们所请一位美国教授作学术报告，由我来翻译，报告后进入提问、讨论环节，赫鲁先生第一个站起来提问，就像连珠炮一样直接用英文说了一大堆，我在佩服之余却没有听懂，心想那就请美国教授直接回答吧，但没想到的是这位美国人眼睛直直地望着我等待翻译，我说他讲的是英语，不料这个美国人向我摇摇头，用他会讲的中文说了一句“听不懂”。这下让我乐了，原来这个美国人和我一样，都一句也没有听懂我们这位老先生讲的英语啊！在温州时，我们不仅调查了城市、乡村基督教发展的情况，与刚恢复的爱国教会进行交流，而且也在地方宗教局同志的允许下，单独与当时不愿和爱国教会合作的所谓“地下教会”的基督徒见面座谈，他们告诉我们，其实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已经恢复了宗教活动，不过是处于“地下”状况而已；鉴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经历的遭遇，他们因而持有怀疑和顾忌，不愿与政府及爱国教会合作。这次调研给我深刻印象：就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高压也没能“消灭”宗教，只是会使它转入地下而已。所以我后来坚持主张对宗教应积极引导而不同意打压，意识到打压宗教只能是适得其反，而不可能根本解决宗教问题。从温州之后我们兵分两路，赫鲁带另一位出生于广东的同志去广州，而我们剩下的三位则在一位原来在团中央工作过且是福建人的同事带队之下去了福州、厦门等地。福建的同志知道我们带队者是福建老乡，又是曾在胡耀邦总书记身边工作过的人，对我们热情款待，使我们的调研获得圆满成功。
回到北京后，我的导师那时已经调到院部工作，他就让我去院外事局挂职，希望能够培养我的“办事能力”而不至于太书呆子气。当时的外事局长是王光美同志，导师介绍我是湖南人时，王光美局长还非常高兴地说“那我们是半个老乡了”，因为刘少奇就是湖南人，他的故乡在1963年之前与我的老家属于同一个地区。但在外事局挂职没有多久，任继愈所长觉得可能对我的专业研究会耽误时间、有不利影响，故又让我回到所里从事研究工作。可以说，任先生和导师对我的学术都是无微不至地关怀，让我深受感动。记得在1981年有一次有欧洲的外宾来访我所，让我担任翻译工作，任先生宴请外宾，请季羡林先生作陪，宴席上有茅台酒，我第一次见到茅台酒非常好奇，也就悄悄地喝了一小杯尝尝。但这个细节被任先生看见了，散席后他关心地告诫我，以后不要学喝酒啊！这句话我牢牢记着，一直就没再喝白酒，直到20年后的2001年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才在同学们的“怂恿”下“破了戒”，但也只敢稍稍地“浅尝辄止”。
在研究所我马上就得到了一个外事接待任务，丁光训主教的一位老朋友、加拿大多伦多神学院的一位美国教授白理明（Raymond Whitehead，我们当时戏称他“白头”）访问中国。他毕业于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博士论文是《毛泽东的伦理思想》，“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五次来中国访问，而且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接见，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是一个铁杆“毛粉”。他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认为那种“理想”很好嘛。那时他的女儿在北京邮电学院进修，穿着一身解放军的军装，特别惹眼；他还把他在香港领养的一个孤儿当作女儿，这次也带到中国来了。他的计划是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作学术报告，然后来北京既到我所作学术访问，又要遍访各界人士，以解答他的疑问、解开他心里的疙瘩。于是，我先去上海热身，陪白理明教授参观、看戏，做其生活翻译，而他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的讲座则由沈以藩先生翻译。他来北京后，我除了做他的讲座的学术翻译之外，还随他访问各个相关单位，他想直接听到各界人士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应，除了知识分子之外，他还问了工人、农民、军人、企业家等行业人士的见解，记得那时他还拜访了雷洁琼女士等知名人士，去过全国妇联、清华、北大等单位。甚至有一次他带着两个女儿想看长城日出，清晨三四点就出发去八达岭，不料天气预报不准，去后大雨滂沱，根本看不到日出，于是他就非要我找早来的游人与他交谈，用他的口气就是以“随机”方式来了解真实情况。这次访问估计对他触动很大，以后他不再询问“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也没有再公开赞赏“文化大革命”的“理想”了。但我们迄今还保持着联系。那时除了外事接待之外，我的主要精力是学习英语，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英文进修班，准备出国留学深造。
二 德国留学
留在所里工作后一开始并没有具体科研任务，而研究所也打算让我出国留学深造。为了公平竞争，所里组织了留所相关研究生英文考试及专业考试，那时我忙着接待外宾而根本没有时间准备，但考试时我仍然是第一个交卷，后来院里打分的老师告诉说别的考生英语水平根本就不在我这一档次，而专业考试的老师也说我的答问颇有新意、见解独到。这样，我也算“脱颖而出”，获得了出国留学的候选资格。但后来我去德国留学，也纯属阴差阳错、歪打正着。最初曾经原定公派我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那儿是世界中世纪哲学研究最好的机构之一，但赶上我当时还没有毕业，单位有异议而改派他人，失去了机会；后来则计划安排我去美国留学，我自己最初曾考虑德鲁大学，因为对方提供了可能的机会；但导师说帮我联系芝加哥大学，因为美国宗教学最有名气的就是芝加哥学派和哈佛学派，那时两派的领军学者一是在芝加哥大学的伊利亚德教授，另一位则是在哈佛大学的史密斯教授，而正好伊利亚德的同事百川三夫等教授与我所有一点联系，故而可能会找到去芝加哥大学留学的机会。为此，我曾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出国人员英语培训班，在80多位学员中，我曾在班上“托福”模拟考试考了第一，在后来参加教育部的出国英语考试中也与另一位在香港出生的学员成为这个培训班参考人员中的并列第一名。
但研究所最后决定改派我去联邦德国留学，其理由是德国的学术口碑很好，德国是哲学的故乡，包括德国的哲学、神学、宗教学研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我当时年轻还可以多学一门外语等，而直接原因却是当时来我所访问的德方人员主动提供了奖学金，希望我所派人去德国留学。导师推荐了我之后，德方直接帮我联系好了慕尼黑大学，找好了指导老师。我问国内导师应如何进行专业准备，导师借给我一大厚本英文的《世界文明史》让我通读，并要我最好还能读读英文翻译的四书五经。
因为不了解情况，我拿到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后一看是同年下半年入学，于是就主动放弃了教育部安排我去上海同济大学脱产学习德语一年的机会，急急忙忙托人找了一位私人老师教了一点德语基础就闯到了德国。到了慕尼黑才知道入学还需通过大学德语考试，我于1983年5月底到达慕尼黑，大学入学德文考试是同年9月，而这时离大学考试时间就只有三个多月了。慕尼黑大学当时在读学生5万多人，是西德那时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据说其语言考试很严，许多外国学生都是先到其他城市上语言学校，考试入当地大学就读一年后再转学到慕尼黑大学就读。而中国来的文科学生一般都是学习德语专业的，而其他专业的学者、学生也至少要学完一年语言之后再去考试。同学生宿舍的中国留学人员感受到了我的压力，向我们使馆教育处的同志汇报了我的情况，然而那位同志看似安慰、实有压力地回答说，“没有关系，考不过就回国吧”。听到这一回答的转达，我不甘心，倔劲又上来了，决心一试，就来次拼搏吧。于是，我在忙完入住、办居留手续后，在6月初联系到大学的德语辅导班就读，为大学考试紧锣密鼓地准备：上午听课，下午完成作业，傍晚上大街或公园找人练会话，晚上看电视练听力直至深夜，而为多记德语单词甚至还翻烂了一本5万多字的德语辞典。其辅导班的课程安排是一年后参加大学考试，先上四个月的初级班，然后初级班考试通过入中级一班再学四个月，最后进入中级二班就有资格参加考试了，但通常其课程也是四个月。为此，我上了一个月的初级班就申请初级班结业考试，并以考试优良的成绩进入中级一班，在学了两个月后听说可以申请跳级，于是请任课老师推荐我跳入中级二班，终于有资格参加入学考试。在中级二班学习不到半个月就去参加大学入学语言考试，并且又参加口试而终于顺利通过。学习语言期间为了补齐不会听说的短板，我傍晚常去宿舍附近的英国公园想找德国人练习对话，但德国人一般都比较高傲，基本上不会搭理我们这些初学者，有一次终于碰见一个非常热情的中年人，聊了几句后才知道他是来自捷克的移民，急着找人练习德语，没想到我们两个初学者竟然碰到一起了。当听到我三个月德语学习就能通过大学考试的消息后，一位已到德国两年的中国留学生特地来找我打探考试的诀窍。我和他开玩笑说：“那你就找个德国女朋友来帮助你提高德语吧！”但他满腹疑云地回答道：“可我的老婆就是德国人啊！”原来他是与去中国的德国女生结婚后被带到德国的。他的这个意外之答却一下子让我转不过弯、说不出话来。当时尽快练好德语听说的捷径就是看德语电视，我们学生宿舍有一个公用电视室，晚上基本上被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所占据。而当时播放最多，看起来和听起来比较省事的则是美国西部牛仔片的德文译制版，等看得太多、摸出了规律，大家就开始了调侃，最后有一位研究美学的老师总结说，“左联：英雄美女大洋马，右联：开枪接吻打群架，横批：西部影片！”虽然当时大家的生活比较清苦，学习压力较大，但也学会了适当地找机会加以释放。
入了慕尼黑大学以后第一次去上课，自觉德国人要求很严，故西装革履地去了教室，这才发现学生们穿得都很随便，只有教授才西服领带俱全，弄得我很尴尬。教授让大家欢迎我时，同学们都是一只手敲桌子，又吓了我一跳。第一次出国很觉新鲜、不知轻重，许多生活常识也准备不足。有一次教授带我们赴远郊游，然后去他家晚餐，步行六七个小时后快到他家之前，看到一个修道院卖慕尼黑出名的黑啤酒，又热又渴的我一口气喝了三大扎（平日我最多能喝一小杯），当时感到解渴解热真过瘾，但没想到刚入教授家里的院子，啤酒的后劲就上来了，难受得我在教授家小院草地上只想打滚。这次知道了啤酒的厉害，此后五年多在德国我也基本上不沾啤酒。回国后不少人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不会喝啤酒，因为德国也是啤酒的故乡，特别是慕尼黑每年十月的“啤酒节”全世界闻名，节日期间慕名而来慕尼黑喝啤酒的人数比慕尼黑本城的人口数还要多，但他们都没有想到我曾有如此的“醉酒”经历。
为了按照研究所让我五年读完博士学位的要求，我订了一个计划并向德国导师汇报。导师平静地回答说，“你可以在五年内争取修完学分，然后回国去写论文，等什么时候写好论文，然后再来德国参加答辩吧。”根据德国教育部门的相关规定，已拿到硕士毕业文凭的外国留学生一般首先要到大学外事处和各系考试委员会得到承认或部分承认其学历的许可，才能获得读博士的资格。通常在有些教育制度与西德相似的国家毕业的留学生和攻读个别较特殊专业者能够直接读博士，而中国留学生由于国内没有与之相同的研讨班教学制度，一般则需要部分或全部补齐学分才能写博士论文，有些专业甚至还需要参加一种博士资格考试。当时在德国大学和其联邦及各州文化教育部有一份中国大学的名录，如果中国学生在国内所上的大学在这份名录中，认证学历就比较方便。我在国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毕业，但当时我们的研究生院是新成立的，尚不在其名录之中，结果我的学历就被送到波恩的联邦教育部去认证，几经折腾才部分承认，即在修完全部硕士、博士学分的前提下可以直接写博士论文；此外，我在中国的学历是哲学硕士，因此在慕尼黑大学只能以哲学为主科，其他专业可以作为副科来修，这样，我就在哲学系以基督教思想研究和宗教哲学专业为主科了，而这也是慕尼黑大学在本专业领域最为有名的“瓜尔蒂尼教席”，其讲座教授最早是专门为瓜尔蒂尼所设，第二任为著名天主教哲学家及神学家卡尔·拉纳，但他因为讲课并不十分成功而转到他校，由我的导师毕塞尔担任第三任教授，毕塞尔教授退休后因找不到合适的哲学家接任而让曾经担任过巴伐利亚州文化部、教育部部长的迈耶尔教授接任，讲座专业名称后来也相应改为基督教世界观与文化理论。
在学科安排上，德国大学一般要求文科学生选一门主科、两门副科，并且都得通过考试才能毕业。根据国内研究的专业需要，我的留学主科全称是哲学系哲学研究所的基督教世界观与宗教哲学专业，第一副科在神学系宗教学研究所读比较宗教学专业，第二副科在文化科学哲学系东亚研究所读海外汉学专业，搞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德国文科这种学科设计的优点是，学生知识面较广，为今后就业或转行提供了灵活性。例如，攻读硕士的学生首先应上初级研讨班。一般而言，至少主科要修两个初级研讨班的学分、每一副科各修一个初级研讨班的学分后，才有资格申请升级考试或上高级研讨班的课程。读完初级班的时间通常为两年，然后可进入高级研讨班学习。申请硕士考试的学生必须至少修完主科两个高级研讨班的学分、每一副科各一个高级研讨班的学分（即至少四个高级班学分）才能到考试委员会申请考试，通常应提前半年申请，可以提前交硕士论文，也可在笔试之前交上。论文题目由学生在选修高级研讨班时找导师商定。硕士考试分为笔试和口试两种，笔试主要为主科，时间一至二小时；而口试分为主科和副科，主科为一小时，每一副科各半小时。口试主要了解学生在有关专业上的知识深度和广度，其内容可能与硕士论文毫无关系。所以德国的硕士、博士口试就叫口试，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答辩。论文上交后由导师打分，然后考试委员会将论文评分、笔试和三科口试成绩相综合算出总分，通知考生。这样，学生一般只知道总分成绩。当然，笔试和口试的单科成绩有时也能打听到，或者在考完后由主考教授告诉学生。硕士和博士考试综合成绩的总分可分为4分（不及格）、3分（及格）、2分（良好）、1分（优秀）和0.5分（特优、即满分）这五等。只有总分在2分以上者才可申请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读博士学位者必须修完主科4个高级研讨班学分、两门副科各2个高级研讨班学分，共8个高级班学分，比硕士多一倍。学生可边写论文边修学分，也可在修完学分后再写论文，此即我的德国导师让我在五年内修完学分之意，这样就可以让我随之回国去慢慢地写论文，其时间不限。
为了满足博士生修学分的需要，教授也专门开有无固定主题的博士生研讨班，其学分与高级研讨班学分功效一样。博士论文题目由学生与导师一道商定，学生在写作前应向导师出示论文提纲，征求意见。博士生必须提前半年向考试委员会申请考试，申请时除了交上所需要的全部学分证明外，还须交上两份已经打印好、装订成册的博士论文。博士考试只有口试，其中主科为两个小时，两门副科各一小时。博士论文除交导师打分外，还由考试委员会指定另一位教授打分。最后由考试委员会综合论文评分和三科口试成绩算出总分，通知学生，发给成绩证书。通过考试者的博士资格按规定从通过最后一门口试的那一天算起，但博士学位证书则必须等考生上交完所需数量的博士论文后才能颁发。德国大学对硕士、博士论文的页数有一大概性规定，通常硕士论文应为A4纸150页左右，博士论文应为300页左右。硕士论文不用成批打印上交，而博士论文必须打印120份上交考试委员会，由大学分送到国家和各大学图书馆。如果博士论文能在某一学术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且在出版时标明为某大学某系的博士毕业论文，则只需上交给考试委员会5本样书，留校保存。根据上述规定，我在三年内完成了博士主、副科所需的全部8个高级研讨班学分，用半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另外又用半年准备口试，结果主科口试得到0.5分，各科综合成绩总分为1分，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当我在四年内完成所有学分、博士论文和答辩后，这位德国导师很有感慨，说我是一个非常谦虚、低调的人，没想到我有这么多的知识储备和如此高的研究悟性，对我倍加赞扬，并热情地将我的博士论文纳入他主编的学术丛书中出版。在他所带的博士生中，还没有这么快就按照大学要求读完博士学位的，更不用说刚来时还不会德语的外国留学生。在他身边至少有十位来自亚洲的博士研究生，有一位韩国学生已读了十年都还没有什么时候可能毕业的迹象；而且，我的博士论文在两位审稿导师那儿也都是一次通过，所以让他们多少有些惊讶。其实，梅花香自苦寒来，我并没有什么天赋，而只是付出了比德国学生更大的艰辛，因为每篇学分论文连写带修改，至少都会三易其稿。几年后望着堆了几麻袋的论文草稿，我真正体会到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所描述的数学家陈景润的执着和辛劳。虽然有这么多的论文草稿，但我在德读博期间却没有公开发表一篇论文，而且学校也没有如此要求，自己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专业基础知识的训练和博士论文的撰写上了，而慕尼黑大学本学科的博士答辩也几乎不涉及学生的博士论文本身，所考范围就是学生平常读研期间的专业学术积累和知识把握，以及由此形成的独到学术见解及理论观点。这种教育方式明显有其扎实和优势之处。现在国内读博只有三年时间，却还要学生在读期间发表够级别刊物的论文，这会直接分散学生撰写博士论文的精力，占去其潜心研究的时间，属于学术方面的“急功近利”和“大跃进”式的冒进，从专业学术发展来看确实感到有些滑稽、荒唐，也不知道怎样就形成了这样奇怪的规定，而且还要求无条件地执行。在学术道路上如果基础不牢则走不太远。其实，大多数留学生选择了“慢读”的方式，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是我认识的一些来自中国台湾、韩国等亚洲国家及地区的留学生一读就是十年、二十年，最后读着读着就留在德国了，其中有些人后来根本就没有完成学业，这在我看来就难以理解。不过，他们对我的“快读”方式也很是诧异和不解。当然，反思自己当年的选择可能确有不妥之处，只是自己从国内需要及单位要求而不得已为之。如果能够“慢读”，我则可以至少再花三年时间把专业要求的相关古典语言如古希伯来语、古希腊语和拉丁文比较系统地学学，至少能有基本的掌握；对于一个起初连德语都不会的外国留学生而言，十年读完这一文科博士学位也是非常合理的。所以说，对我自己无奈选择的“快读”，也只能是留在自己内心的永久遗憾了。
德国被称为“哲学的故乡”，我很喜欢德国学术界的思辨氛围，自己感到在德国留学哲学专业也就像是在“哲学家之路”的徜徉，很有意境、触动颇多。在寻觅古代先贤的踪迹时，我也借游历德国最早大学诞生之地海德堡之际，曾专门攀走过其郊外山林之中著名的“哲学家之路”，并写过具有随笔性的相关感触：“漫步在哲学家之路，思想随着山风而飘荡、聚散。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于‘路’都有着独特的感情。屈原在其《离骚》中留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绝句。鲁迅先生在其《故乡》一文中也曾有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至理名言。马克思关于只有在崎岖的小路上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顶点之精辟分析，曾激励了几代人的艰苦奋斗、锲而不舍。而现代哲人海德格尔那脍炙人口的《林中路》亦诗化了哲学，给人带来幽邃之美。”[1]的确，漫步在其上就会充满与这些哲学大家“同路”的感觉。当然，要想与这些思想先驱“同步”，则仍需付出巨大的努力。参观欧洲各地的名胜古迹，发发思古之幽情，也是当时留德时期的一大乐趣。利用假期，我还跑了不少地方，正是以这种“行万里路”的精神，到发生过历史大事之地去身临其境，方才会有“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之共鸣。
为了争取我的博士论文在德国出版，我又花了一年时间修改、润色、编辑、校对论文。其间因为自己的学习时间已比过去宽松，所以受我国驻德使馆教育处委托一度担任了中国留学生慕尼黑党支部书记工作，并与当地中国留学生会一起组织了慕尼黑的“中国文化周”活动，包括一场音乐会、一场文艺联欢以及一场乒乓球表演赛等，当时我们尽力联系了在德国留学或定居的著名艺术家、运动员参加“中国文化周”活动，慕尼黑最大的报纸《南德日报》还专门有过报道。在这段时间，我也开始撰写中文学术著作，为回国工作做好准备。
做留学生党支部工作，则得力于我在国内社会工作中所获得的经验。早在我农村工作时期就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我还动员、“介绍”了当地村里的政治队长入党，除了不能举手表决之外，其余工作基本上都由我来承办，但当时根本没有人关心我本人争取入党的这一努力。记得我们的工作队长是一位年轻的团委书记，有一次我随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去县城卖砖，碰巧遇到队长坐面包车去县城开会，他只是和我开玩笑说：“你的官比我还大呀！因为你坐的车比我小啊！”与货车相比，那时“官”越大，坐的车也就越小（小轿车）。他除了关心各大队的粮食等农作物产量之外，其余都不关心。工作队当时流行一句话：只要有了粮棉油，一切经验在里头！农村的这段经历曾一度使我心灰意冷，不再关心政治；但考研来到北京的第一天，我就感到了心灵的震撼，来北京站接我们新生的是研究生院的党委副书记，听说他是副军级的领导，却坐在一个小马扎上迎接我们新生，一下子就感到这个党真伟大。所以，我在上研究生时经同学介绍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记得当年支部吸收我入党时有党员同志说过这样的话，现在考验你如何还看不出来，你肯定会出国留学，所以考验你的关键就是在于将来你学成后是否回国。虽然当年动员、介绍我入党的一些同学相继到国外定居，但我自己可以说一直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国留学就抱定了尽快学成归国的决心，没有被任何挽留、邀请所动摇。而且，在慕尼黑时我们党组织活动是不公开的，直接受我国驻德大使馆党组织领导。使馆同志看我进入出版论文阶段，时间相对轻松一些，所以就动员我出面负责慕尼黑留学生党支部的工作。
在那段时间德国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记得有一次德国方面不顾中国反对而要邀请达赖喇嘛访问德国，准备从蒂宾根入境，为此我国驻德使馆向我们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希望动员各方力量来减少其负面影响。为此，我也专门联系了蒂宾根大学及当地教会的朋友，给他们讲明其利害关系，并希望他们出面做一做有利于我方的工作。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那次德方终于把达赖喇嘛入境蒂宾根的时间安排在半夜，而且也只是在半夜时对之作了简单报道。在涉藏问题上，德国人有着非常复杂的心境，有一次在波恩附近德国天主教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发完言后有一个“藏独”分子提出了颇为挑衅性的问题，我义正词严、口气很重地给予坚决反驳；到会议休息期间有好几个德国神父过来询问我，说我平时温文尔雅、态度温和，怎么在会上回答那一问题时言辞尖锐、显得有些“凶”啊？我回答说，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行为。后来我回国后有一次应邀访问德国，碰到达赖喇嘛又在德国活动，我在当时学术会议上就直接批评一些德国人在这一问题上持有偏见，并且打了个比方说，我来免费给大家作报告，结果只来了50多个德国人，而靠卖门票给达赖喇嘛筹措资金、让其作报告，德国人却去了近5万人，这也是你们德国人根本不公平、持有偏见的选择。虽然这一比较不一定恰当，却也说得在场的德国人哑口无言。
应该说，出国深造是我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大变化，而留学之后决定回国则是自己当时一个重大的选择。在国外一旦学有所成，而且适应了国外生活环境之后，是选择回国还是留在外面，对留学生而言都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和面对的问题。当时不少中国留学生已经有车有房，用开玩笑的话说，已经享受到国内副部级的待遇，过上了国内21世纪的生活。有些人甚至一出国就作了不再回国的打算，甚至包括不少公费留学生。我自己虽然是拿的国外奖学金，却都自觉按照国内留学人员的标准将超出部分上交给使馆，而归国时也是自购机票，没有要求国家的任何补贴。后来的留学回国人员可以享受到各种补贴或待遇，我当时回国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有些人曾经说我是因为拿了国内的留学经费而讲良心才回国，其实我除了出国机票之外当时没有拿国家一分钱，而且主动给中国使馆上交了两年多德国提供的奖学金超过中国留学生标准的经费，所以决定回国与其说是自己的“良心”，不如说是自己的“党性”起了关键作用。
与自然科学研究尤其是科技研究不同，我所从事的宗教研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乃鲜为人知的学科，而且就是在文科中也是国内最为敏感的学科之一。与我同在一个基金会的中国留学人员也只有我一人学习这一专业，他们或是留在德国，或是选择去了美国或澳大利亚，几乎都留在了国外，除我之外基本上都没有回国，甚至我回国后导师又推荐的一位中国学生后来也没有按期回国。但我这一“硕果仅存”也使德国该基金会感到欣慰和解脱，他们的律师几次拜访我都不相信我真会回到中国，因为他负责追回那些留在德国且工作、生活都很不错的中国留学生的奖学金，这是他们的制度及当时的合同所规定的。当他得知我真的回到中国之后，还专门写出并发表了对我的采访报告。
自己在国内就读硕士学位时就因宗教学专业而曾遇到别人的种种不解或误解，碰到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局面。而在西方国家，宗教研究却是一门领域很广、参与人员很多且很受人尊重的学科，有着许多相关研究和工作的机会。当我四年之中拿下博士学位后，德国导师就让我留下来继续做德国特有的教授资格论文研究，因为他身边就有几个从韩国来的非本专业的毕业生在随他读博士后，这种教授资格论文最长可以做八年，一般也要求至少做三年。我的博士导师毕塞尔教授当时是慕尼黑大学最有影响的教授之一，他的教课也成为该校的一个品牌。他的前任、著名天主教神学家卡尔·拉纳讲课因为过于艰涩、枯燥而听者甚寡，故感到实在难以为继而仅待了三年就离开了慕尼黑大学。而我的导师上课之前半个多小时就有人去占座，经常200多人的教室挤得水泄不通，学校不得不临时改换可以容纳五六百人的最大教室来供他讲课。而且听他课的以老年人为多，所以慕尼黑大学在我导师退休后不得不又办了一个老年大学，请我的导师担任老年大学的校长，据统计在这所老年大学注册的就有六七千人。为了保障我导师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学校为他专门配备了两个助手加一个秘书，并有专项经费。我的德国导师一生共出版了50多部学术著作，十多部讲道集，其中有不少著作就是由他口述而由其秘书记录下来，再由他整理、修改和完善记录稿而写成的，故此才有这样的快速度、高效率。德国高校甚至可以为担任系主任或相关领域的著名教授专门配备两个秘书，以帮助他们的学术研究及科研工作。我国研究中世纪经院哲学泰斗托马斯·阿奎那的著名学者段德智先生，在其翻译的托马斯名著《反异教大全》之“汉译者总序”中也曾指出：“托马斯著作等身，如果将其著作汉译出来，恐怕有两千万字之多。但其写作生涯却并不太长，只不过20年之久。他之所以能够在如此短暂的写作生涯期间取得如此众多的学术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学术秘书的帮助。据说，托马斯一生‘亲笔书写的著作’很少，其著作大部分是由他‘口授’，由其秘书‘记录’而成的。”[2]我院哲学所研究托马斯的专家傅乐安亦证实，托马斯的著作“亲笔书写的较少，三分之二是口授，由秘书记录”。[3]记得我刚回国时参加院里会议讨论如何使我院专家能够减轻负担、多出成果，我就曾头脑简单地提出过为资深学者配备学术秘书的建议，并指出这是德国学术界的经验和惯例，但会上没有人吭声，会后有人悄声告诉我是“犯傻”，因为配备秘书在中国是一种“待遇”，只有副部级以上领导才有此“资格”，我一下子无言以对。后来当我每月工资大概能挣两千时，有一位在社会闯荡上很有经验的同事告诉我，可以考虑在社会上聘请秘书以减轻我的学术及工作负担，于是我好奇地问了一句大概的费用，那位同事回答说，如果按照我目前既要能干又要懂外语的标准，估计月薪需要五千。我一听乐了，开玩笑说让他介绍我出去给别人当秘书吧！其实，自己后来从事研究所行政工作二十多年，实际上意味着自己不仅没有能够“享受”到有学术秘书帮助的待遇，反而是为研究所干了二十多年的行政秘书工作。
我的博士导师不会开车，但经常骑着他的摩托自行车到各处讲课，据说破纪录的是他一周最多的讲课次数达二十多次。而且他还是当地著名的天主教神父，慕尼黑大学的天主教堂专门为他设立了每周日的讲道，有时还有现场转播。他把他的大部分学术专著都赠送给了我，但其讲道集一本也没给我，他说我需要专注于学术研究，而没有必要听他或看他的讲道，由此把学界学术和个人信仰分得比较明确。所以，我想留在他的身边继续几年研究是根本不成问题的。但这一切都丝毫没有让我按期回国的决定有过任何犹豫或动摇。我回国后导师还多次派他的好朋友伯克博士来北京看望我，询问我的情况。伯克博士在蒋南翔担任教育部部长时就与我国教育部有密切联系，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职业高等教育的积极引进者和推动者，《光明日报》就此曾有大半版关于伯克博士的专门报道。我的导师曾担任欧洲科学艺术研究院世界宗教学部主任，其中成员还包括曾当过前任教宗本笃十六世的拉辛格等人；在我导师去世前，德国就已经为其设立了以他命名的基金会。此外，当时美国也有大学提供了让我去读博士后的机会，甚至有美国学者还和我调侃，说我可以把我的硕士论文写成英文，在美国再读一个博士学位。而国内单位则表达了让我尽快回国的愿望，我也毫不动摇地坚决选择了及时回国工作。我后来访问美国时专程去过芝加哥大学，告诉他们我失去了在芝加哥大学读博的机会，但仍会认真研究伊利亚德的宗教学术思想理论和芝加哥学派。此外，我也去过几次哈佛大学，与其世界宗教研究中心主任沙里文教授等学者建立过学术联系，我们研究所也一度与之有过合作，向该中心派出过访问学者。
当时我国驻德使馆教育处在慕尼黑组织留学人员会议，动员已经学成的人员回国，尤其是希望学习自然科学的人才能够尽早回国服务。但当时会上无人表态，场面比较尴尬；在这种情况下，我主动表述了马上归国服务的意向，选择了回国工作这条道路。当时使馆的同志非常高兴，回到当时西德首都波恩不久就联系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记者来专门采访我，并很快发表了“半路出家，学贯中西”的采访报告。后来才听说国内同仁对这一标题颇为反感，因为没有人敢说自己“学贯中西”的。其实这也不过是记者为了促成我尽快回国的激将法而已，自己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也根本不会这样来自我认为，他人对之其实也不必过于认真或太在意媒体之说。1988年，在我的博士论文正式出版后，我按照要求回到了祖国，从而成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在国外读完宗教研究方面博士学位的学者，也是这一领域第一位学成回国的学者。在慕尼黑大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内地来留学文科的学生，我是第二位拿到文科博士学位的；第一位是德语专业以德语作为外国语教学方向的博士，但其后来选择去了美国并在美国定居。由于上述学术、文化、思想和传统的强大差别，虽有许多中国人后来在国外也读完了宗教研究方面的博士学位，但大多数人选择留在了国外，迄今真正回国的仍似凤毛麟角。
应该说，五年多的德国留学生涯，使我受到学术上的系统训练，为我的专业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我自己也感受到一种质的突破。这一时期虽然我几乎没有公开发表任何学术论文，却有着系统、深入的专业阅读，以及对本领域各种国际研讨会的积极参与。在德国期间，我几乎参听了大学里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所有学术讲座，其中关于马克思思想学说的系列讲座以及著名解释学专家伽达默尔和里克尔两人的对谈，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记得当时慕尼黑大学学生抗议学校规定读硕士学位的年限，把大学主楼围了起来；但听讲座的人仍然挤满了大礼堂，有人想搀着高龄的伽达默尔走上讲台，被伽达默尔一把推开，坚决要自己走到台上。在外地组织的各种大小专业会议，只要是有条件、有可能，我都会参加。在读书方面，也是尽量广泛阅读，而回国之后也就再也没有机会像在德国那样有密集的时间读书了。俗言道：看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利用在德国的机会也去欧洲各国参观访问，在集体组团参观时我甚至还当过翻译，虽然自己德语口语并非那么地道，但因为有丰富的文史知识而理解、翻译比较到位，所以翻译效果也较好，很受大家的欢迎。
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因此我也利用留德学习的机会专门去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参观马克思故居，那儿也有德国社会民主党专门设立的一个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有一位金老师曾留学特里尔专门研究马克思，我们还曾在他的家里小住。此外，我也专程去过恩格斯的故乡乌帕塔，那儿已经没有专门介绍恩格斯的纪念馆了，但有一个介绍当地社会发展，尤其是其纺织工业发展变迁的纪念馆，馆中陈列有不少关于恩格斯生平、著述、活动的图片及文字解说，故而也至少能够捕捉到恩格斯早年生活的蛛丝马迹。恩格斯曾在他父亲的工厂实习，因而了解到工人阶级的困苦，或许是不方便在其父亲工厂调研的原因，恩格斯选择去英国社会基层调研，并写出了他那本著名的、我在上大学时就曾读到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因为自己研究宗教，故此我也利用在德国的便利条件查阅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的德文、英文著作，包括不少尚未翻译成中文的内容，同时也参阅了其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评议，以前慕尼黑曾有一个专门研究苏联的研究中心，出版了不少著作，其中也包括从俄文翻译成德文的著作，通过这些著述我也了解到德国等西方国家对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宗教情况的研究。回国后，我在宗教学探讨中因而也非常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我对一些误解或无知之说也只能是一笑了之。有人可能自认为自己哲学水平很高，故曾在我拿到博士学位后直接问我哲学水平如何，有什么学术成果来证明，让我无以回答，只好说我拿到的就是德国著名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但不知道自己哲学水平究竟如何。其实国内也刚刚有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呢！想想原因，我有时会调侃地自我解嘲说，大概是我留学的大学名称的中文翻译没有译好吧？“慕尼黑”在德文原文中读München，直接音译应该是“明星”，那我应该就是“明星大学”的哲学博士，多么响亮，多么自豪啊！可是现在的音译是根据其英文Munich而译成“慕尼黑”，结果就成为“抹你黑”了，“明星大学”读成了“抹你黑大学”，不把你“抹黑”才怪呢！历史上有许多地名的外译表述留下了遗憾，远不如最初的高雅。如“康桥”比“剑桥”更富有诗意；而比起“佛罗伦萨”，“翡冷翠”则更具神韵。西方曾有学者抱怨中文翻译“佛教”“伊斯兰教”用了“单人”旁，但汉译“犹太教”却用了“反犬”旁，觉得不太公平。当然，这只是一句调侃的戏言而已，而个中的酸甜苦辣也只有自己知道。但不管怎样说，五年多的留德系统专业训练，使我从此有了自己的学术思考、研究规划及基本立论，按照国内导师的说法即具备了“哲学头脑”。此时自己的知识之积淀、视域之开拓以及思想之敏锐，已远远超越了过去的境界。
[1] 见拙著《神圣与世俗之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
[2] 托马斯·阿奎那：《反异教大全》第1卷，段德智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iii页。
[3] 傅乐安：《托马斯·阿奎那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