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学术意识的萌芽

一 童年经历

我于1955年3月出生在湖南靠近湘西的慈利县城,原属常德管辖,在张家界设市之后归属张家界。老家的城乡风光就如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小说《边城》所描述的那样宁静、自然、秀丽、迷人,但在边远之域而罕有人知晓。感谢几位画家后来到这里的山区写生,展示出其云山雾罩之中的神奇风貌,家乡的美丽风景如今才得以世界闻名。尤其是高新技术三维电影《阿凡达》问世之后关于“哈利路亚山”的热议,更让张家界吸引了全球各地的众多游客。从深山老林到世界名胜,我的家乡在我们这一代见证了时代变迁。

在慈利县城笔者度过了最早的童年,四五岁时常听妈妈唱歌剧《五朵金花》和《刘三姐》中的歌曲,而且多在妈妈背着自己在家与幼儿园往返的途中享受到这种美妙的歌曲,觉得特别好听,因此也能跟着哼上几句,迄今仍未忘怀。那时好像还看过妈妈演《五朵金花》,“蝴蝶泉”因此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50多年后我们全家到大理时还专门去了蝴蝶泉,终于一睹其美丽真面,可惜那时妈妈已经过世多年了,不无遗憾。妈妈出身不好,外祖母是地主成分,据说与贺龙的第一位夫人蹇先任很熟,也认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提及井冈山撤毛主席职务的杜修经。杜修经后来曾任常德师专副校长,但我入常德师专读书时他已被“打倒”,成为学校养牛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日晒雨淋、风雨无阻的“牛郎倌”生活反而使他的身板非常结实,夏天赤着黝黑的上身在外放牛,使人很难把他与很早参加革命但犯了严重路线错误的“老资格人士”相联想;杜先生有时也与我聊天,说他在慈利当县长时还抱过那时还很小的我呢。说起他的经历他很无奈,提及他曾两次被开除出党时也会老泪横流,不知是深感悔恨,还是感叹命运的捉弄。经常会有各地革命圣地纪念馆的人员来访问他,希望从他那儿得到一些共产党人在湖南早期革命的口传资料。但我也很佩服他们那一代人的勇气,甚至在杜修经被“靠边站”的时期,记得好像还有一位他的老部下、据说当时已是某大军区副司令员的军人穿着军装来看望他。在“文化大革命”前,阶级界线划得还不很严重,因此外祖母偶尔还能在我家住住,记得有一次我从学校借来的《中国少年报》无意被外祖母当做废纸剪了做鞋底的样式,听我说要把报纸还给学校,她又从垃圾堆中找回报纸被剪掉的所有部分,非常耐心地将之重新粘贴修补成一张几乎完整的报纸送还给我!现在看来这种事情还真是难以想象。外祖母的仔细、认真,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祖母的儿女们不敢再接她在家里住,因为必须与剥削家庭“划清界限”,于是外祖母只好靠在街上卖“醪糟”(我们家乡称为“甜酒”)为生;父母亲带我们上街时看到外祖母则总要我们吃碗醪糟,顺便悄悄地多给她塞点钱。对于这段“不赡养老人”的经历,外祖母耿耿于怀,后来“文化大革命”快结束、形势缓和下来时,她曾写信把几个儿女臭骂了一顿。

在当时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哪有“孝心”可言呢!甚至连小学、初中时幼小的我也因为妈妈的成分问题而带有负罪感,不时想到向老师“坦白”交代,生怕“隐瞒不报”而犯错误;很多年后自己开始研究基督教,由此亦体悟到基督徒的“原罪感”是个什么滋味了。我父母单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人被“打倒”,其中有领导、知识分子、转业军人、历史上的“右派”以及家庭“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坏”分子等,被视为“牛鬼蛇神”,他们不仅被“挂牌游街”,还要被勒令集体唱“牛鬼蛇神嚎歌”。那时自己年少无知,也看他们唱此“嚎歌”,因为有一个被“打倒”的是部队文工团转业的,故而让他担任指挥,这使我对此歌留下了深刻印象,迄今仍会想到他们当时那种不得已的苦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我有罪,人民一定把我砸滥、砸碎,砸滥、砸碎!”但那位复员军人指挥似乎已经超然事外,把这首歌也作为一种自我超脱的精神享受来唱,经常还听他唱出了一种极为独特的生命“抖音”(结尾处的颤音)!“文化大革命”是对人民和文化的摧残,是中国当代历史中的一场“浩劫”。这种对人性的扭曲、对人格的摧残给中国人的精神留下了巨大的创伤。所以,我不认为今天还会有很多人真的希望再回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的家乡是景美人穷,为生计而奔波的家乡父老乡亲们根本无暇,也没有心情欣赏周边的美景,他们可能连所谓“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感觉都没有,处于“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之状,肩负着巨大压力,向往着县城的生活,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懂这种游山玩水的情趣。奶奶经常带我们坐船从县城回乡下老家,因河水上游水流很急、逆水行船非常吃力,有不少纤夫在水下、河边拉船,他们都是黝黑的身躯、赤身裸体,听他们说如果穿衣服拉纤衣服会忽湿忽干,穿衣人反而容易得风湿病。我们在船上好奇而经常帮着划桨,“驾嗨、驾嗨”的号子声觉得比任何歌声都好听。这些年湖北神农架一些地方为了开发旅游,也用一些裸体的纤夫来吸引游客,据说引起了不少批评。我们那时所看到的纤夫拉船,却真是生命的赞歌。现在估计请人扮演也难达其真效。有一次我们回老家起得晚了一点儿误了大船,奶奶就带我们兄妹三人租一小船逆水而上,一叶轻舟河中漂游,三个孩童船边戏水,奶奶和船夫前后照应,真是一种别样的自然之娱、天人之乐。这种意境颇似常建《西山》诗云:“一身为轻舟,落日西山际。常随去帆影,远接长天势。物象归余清,林峦分夕丽。亭亭碧流暗,日入孤霞继。”但那时乡下生活也很清苦,记得小时候我曾随老乡上山砍柴,迎着曚昽晨曦出发,披着满天星斗归家,哪有什么诗情画意,只是感到山路太长、悬崖真陡、饮水难找、肚子好饿,根本就不会想到身边还有无限风光作陪、到处都是花香鸟语!有一次自己不小心在悬崖边摔了一跤,把仅大我几岁的叔叔吓得够呛。在叔叔眼里,我只是一个能吃却不会干活的“城里娃”而已。

大概6岁时,我跟着到农村工作的父亲去岩泊渡乡下上了小学,有时夏天涨水把去学校的道路淹了,大一些的孩子则会帮助我们划船过去。不久后又随父亲转到柳林铺公社,公社的办公楼建在一个高高的山坡上,旁边则是一个打谷场,我那时晚上经常一个人坐在空旷的打谷场上等着大人们找点吃的回来,青蛙自然是最好的猎物,有时却一无所获。夏夜繁星满天,而我孤独一人望着头上的星空发呆,“澹然望远空,如意方支颐”,故而也就有着种种疑问和胡思乱想,面对无垠而神秘的夜空第一次有了好奇和惊讶,可能就是世界观的萌芽,但当时可没有康德那样“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之思的哲学境界。后来人们指出哲学、宗教就出自好奇和惊讶,自己在追忆中也确有朦朦胧胧的某些感悟。那时吃不饱饭,我们三兄妹中我是老大,每顿饭却都是一两米,妈妈为了搞好兄妹间的平衡,在吃食堂蒸饭时会在我的饭钵中放较多的水,而给我弟弟的饭钵中却放水较少,蒸熟后我钵里的米饭很满但也很软,而弟弟的米饭却少而硬,我这哥哥的饭多,自己和弟弟当然就都没有意见了,没想到从此养成我爱“吃软饭”、我弟弟则爱吃硬饭的习惯!

由于“文化大革命”武斗,城里比较危险,而我又喜欢跑到外面武斗场边等人家打完枪后捡掉出来的空子弹壳,父母决定把我们兄妹三人送到乡下老家让爷爷奶奶照看。老家所在公社、大队被称为杉木桥、豹子垭,一听就像“深山老林”。公社所在地新修公路第一次开来一辆拖拉机时,吸引不少人将之围得水泄不通,几个老头儿、老太太还不停地问道:“这么大的家伙吃的什么、要吃多少啊?”爷爷是个倔强的老人,为人很直,脾气不好,记得有一次雨天在水田扒秧,爷爷头上的斗笠被风刮下掉到水中,光光的头上淋着大雨,爷爷嘟哝着很不高兴地捡了起来重新戴在头上,没想到继而一阵风又把他的斗笠吹掉,这次爷爷大怒,把斗笠狠狠地按进水田泥中,昂着光秃秃的头冲着天空大声嚷了起来:“你淋!你淋!老子今天让你淋个够!”听说还有一次爷爷去山里砍柴,没想到被马蜂蜇了一下,这下子爷爷可不干了,连柴也不砍了,专门找到马蜂窝一把火将之烧掉这才解气!这种倔强的脾气传给了爸爸,也传给了我。我们父子俩性格都非常倔强,我到现在说话都不会转弯抹角,直来直去也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我8岁时离开农村回到了县城,但不久随父母调动来到了常德。爷爷有时也来常德住我们这儿,他最喜欢的就是去沅江边看江上驶过的大轮船,有次听到他喃喃自语:“唉,水太大了,没有看到轮船呀。”山里人见到水有着特别的情感,1981年我第一次去厦门,在厦门大学海边首次看到大海时也是激动不已,在海边足足呆了三四个小时,直到天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我在上大学之前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常德,只是在高中毕业时赖着硬上了学校运货的卡车去了一趟长沙,也顺便参观了革命圣地、毛主席的故乡韶山。那次是我第一次离开常德,也是第一次看到火车。最近老乡聊天,想起他们刚来北京时也曾骑自行车往返上百里去首都机场看飞机在机场是什么模样。在考研究生之前我也没有出过湖南,我父亲家属于土家族,回想自己身在封闭的大山区农村的这段童年经历,我后来也经常会自嘲“土到家了!”不过,学生不依不饶、得寸进尺,进而告诉我外面流行“土家掉渣饼”,我遂一语道破,“不仅说我土到家了,更是土得掉渣了”!其实,我的老家也离革命老区不远,贺龙的故乡桑植县实际上就是红二方面军的发源地,所以曾被国民党骂过是“土匪”“土匪窝”。我们当地有不少人跟随贺龙参加革命,因此离开家乡在外面当领导的也不少。记得父亲曾告诉我们兄妹,他小时候就见到过参加长征经过我们老家的红军,我们当时还幼稚地问父亲为什么没有跟随红军长征参加革命。那时还没有“红二代”之说,可我们是无意在做“红二代”之梦吧。当然,感谢改革开放,使我有机会走出湖南,随后又远游异国他乡,成为“土家族的洋博士”,而这与终生不离故乡的康德则有着明显的不同。故此,同事总结说,“一土一洋为之道”,可谓“大道至简”。

二 读书兴趣

我对于宗教研究的兴趣,始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大学的经历。1972年我高中毕业,正赶上当时所谓的“修教路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大学开始恢复招生,虽然以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为主,但也给应届高中毕业生开了一线门缝,允许极少数高中生直接上大学。当时非常渴望读书的我一下子兴奋起来,希望能得到学校的推荐,因为我自己感到是班上的主要“班干部”,有着“品学兼优”的条件,各科成绩常名列前茅,文史知识也相对丰富。早在从慈利转到常德读小学二年级时,卫门口小学的校长看到我慈利小学全优的成绩单时曾不满地对我说:“给你这么好的成绩,你们学校是不是包庇你呀?”当时我默默不言,也还不懂“包庇”其实是“袒护坏人”之意。但到我读到小学四年级时,这个小学就让我当了学校少先队的大队学习委员,这当时是给学习好的学生最高的殊荣了。小学时家穷买不起书,自己常去街上书摊站在别人身后蹭书看,这样也看了不少名著改编的连环画。刚到常德读小学时,我满口慈利话,弄得全班同学满堂大笑。但一年以后,同学们就会津津有味地听我复述课文,不再在意我的乡下口音了。虽然我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进的中学,但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也非常想有学习的机会。在还没有“复课闹革命”时,学校曾让我们几个年轻的初中生晚上值班“看管”被打倒靠边站的老师,其中就有我们中学的沈克家校长,据说他曾经参加《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在我们地方中学那就是了不起的外语人才了,我心中非常佩服他。那时他白天挨斗,晚上却安详、淡定地在日光灯下看书学习,恰好那时有一个老师挨斗想不开自杀了,我们晚上都非常紧张,生怕校长出什么问题;沈校长看出我们的心思,趁着没有大人在就把我们叫到身边悄悄地要我们睡觉去吧,说他不会寻短见的,如果真要想死,电线一拉就解决了,拦也拦不住的。他被“解放”后,我们几个喜欢英语的学生还专门去拜访他,对一些英语词汇的疑难问题,他也一一耐心作答。上高中时学校组织“收黑书”运动,让学生把家中的“黑书”统统拿到学校上交、统一销毁,作为班干部的我负责收书上交,看到上交来的书籍、诗集,我感到这哪是“黑书”啊,几乎都是名著、好诗,自己忍不住利用还有一个晚上才上交的机会,贪婪地阅读、拼命地抄写。

中学期间我们开始学习英语,原来教俄语的老师也改教我们英语了。记得第一堂课是政治动员课,教我们的老师就是原来教俄语的熊老师,她嗓音很好,热爱文艺,在动员课上就激励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学好外语,才能完成你们的神圣使命,这就是去华盛顿‘军管’(因为美国是帝国主义),去莫斯科‘支左’(因为苏联是修正主义)。”我们当时知道的“真相”就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受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待我们去“解放全人类”。后来我们又学会了“水深火热之中”的英文表达,即“in deep waters”,老师还专门告诉我们,“水”(water)平常是用单数,因为水乃不可数名词,但用在“水深火热”之表达时则必须用“水”的复数,在后面加上s,而成为复数之“水”(waters)。那时虽然提倡“复课闹革命”,但大家“复课”的积极性不高,读书比较敷衍。比如,学习英语发音要求我们学习国际音标,但大家认为太复杂了,加之湖南人的地方方言口音多元存在,更不愿意用音标标音了,而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英文单词后面附上相应的汉语作为标音,如英文“朋友”(friend)的汉语标音就是“不认得”,朋友就是不认得,听起来虽然滑稽好笑,却一下子就记住了。所以,最近有人说英语源自中国古代的“大湘西”,英语发音就是古代大湘西方言的转音,如英文的“黄色”(yellow)之发音就是来自当时“大湘西人”看到“叶落”变黄而联想起来的,听到此处,一下子就有了与“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中学生用汉语给英语标注音之“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了!我当时也曾是班上英语课的课代表,协助老师检查同学的英语水平,对于这种以汉语作为音标来标的做法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实际上,我们中学的课程基本上也就是敷衍学生,如教数学的老师课堂上甚至就是讲点“趣味数学”,逗大家乐一乐就算了事。不过,大家虽然不愿意“复课”,却很愿意学演唱革命样板戏,记得自己也经常被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同学拖到市京剧院缠着扮演李玉和的演员教我们演样板戏。但我身材不好,演技欠佳,故而演不了英雄李玉和。不过学校文宣队也会因材适用,如我的嗓子较好,属于少数民族的那种“原生态”唱法,因此就安排我喊李玉和出狱的那一嗓子“带李玉和”,然后演李玉和的演员就会唱“狱警传,似狼嚎”,从此我就与“嚎”结下了缘分:在农村工作期间有时散会回村已经天黑,一人走山路只好唱歌壮胆,由此也养成了自己“原声态”的“嚎”歌习惯。当我考上研究生来到北京住进大学宿舍时,因为心情高兴第一次在宿舍洗漱间洗衣的时候不懂规矩而想高歌一首,没想到刚唱出一句,宿舍里就传出了抗议的制止声:“谁在外面嚎啊!”这一下子吓得我几十年没敢再唱歌。前些年大家在集体活动时曾鼓励我唱歌助兴,我忍不住又放口开唱,这次大家拍手称赞,齐声喊“好”!可我因有心理阴影,怎么觉得大家为什么说的还是“嚎”啊!当时市剧团曾来学校招生,想让我去学唱戏;业余玩玩还行,而真走唱戏科班之路,家里却坚决不同意。不过家里也愿意我参军去当文艺兵,当时海政文工团和省军区文工团也来我们中学招过一次兵,但没看上我,说我“眼睛太小”。这可能是一种遗传吧,我儿子出生后,也有人说孩子长得不错,只是眼睛小了点,惹得孩子姥姥非常不高兴地回了一句:眼睛小也不少看事,将来可看大世界呢!

那个荒唐的时期以“文盲”为傲,社会上后来还出了“白卷英雄”,所以经常洋相不断。有一次我们中学文宣队扮演李铁梅的学生来学校后,突然发现自己的钥匙丢在家里了进不了门,只好急急忙忙向负责文宣但还未到的李老师写了一个回家取钥匙的请假条留下后就急忙走了,李老师来后看到写着“季老帅,我要回家拿药死”字样的请假条后吓得不得了,以为这个学生神情恍惚要寻短见,立刻组织学生去寻找、制止,结果虚惊一场。那时学生水平差是很正常的,而好读书的学生只敢偷偷读,不敢张扬,如果真正达到较高水平连老师也不会相信。记得高中时,有一次语文老师在班上宣读了一篇写得非常不错的学生作文,他读完后就顺嘴说了一句:“这不知道是从哪儿抄过来的吧”,马上就气得写这篇作文的女生痛哭不止。

那个时候,想读书真是一种奢望,而且不被大众所理解。初中、高中时我都被安排到了工厂、农村锻炼。那是学校的重中之重,初中有一个月我被安排到制酱厂,有些同学是送奶工;工厂安排我们两位同学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同住一屋,常德冬天没有室内供热,而且透风,晚上在瑟瑟北风中冻得发抖,老人冻得直叫唤,让我们过去给他暖身,我们俩吓得谁也不敢过去。工厂卫生条件不好,学工结束后我有很长时间不敢吃酱油、酱菜和粉丝。学农通常是安排夏天的“双抢”(收早稻、插夏秧)。有一次生产队安排我们插秧,城里的孩子不会插秧,既慢又不好,而且饭还吃得很多,气得生产队长怒骂我们。高中学工是在常德德山的工厂,给我安排的是“翻砂工”,是工厂最苦的工种,没有技术含量,但劳动强度大,那时工厂有句顺口溜:“伟大的车工,万能的钳工,吊儿郎当的是电工,最倒霉的是翻砂工。”此外,学校安排的学军则是“野营拉练”,在一段时间内背被包急行军几十里地,也把城里“娇生惯养”的这帮学生娃折腾得够呛,在行军第一天就有不少人的脚上起了水泡、血泡。

由于学校几乎不安排系统的读书,反而增大了自己对读书的渴望。以这种对书的痴迷和求知的欲望,自己也眼巴巴地盼望有上学的机会。所以在高中毕业时听说有推荐上大学的可能,心情极为复杂且不安。但不久全校推荐了三个学生上大学,我们班上也有一名,但与我无缘。那时,高中毕业的其余学生都要“上山下乡”,我也只好与大家一道开始做下乡的准备。不知是作为一种“安慰”还是另外的“安排”,学校又通知我进常德师范的中学教师速成班学习。由于这一“柳暗花明”的新机遇,我又获得了新的学习机会。当时流行的学习理念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此我在常德师范以学习数学为主,还当过数学课的课代表。那时我曾帮助数学老师整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关于数学的论述。这是我第一次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而且还按照老师的要求做了不少笔记。既然是从头到尾阅读,那时也就接触到恩格斯关于宗教的思想,这种论述尤其在《反杜林论》中特别多。如果说我最早从书本中了解到宗教,那就非《反杜林论》莫属了。

但我当时真正的兴趣是在物理,因为我妈妈在常德教育局下属的教学仪器站工作,所以有这种接触仪器的便利条件。妈妈在“文化大革命”初对“造反派”整老干部看不惯,也想不通,结果被作为“保皇派”而挨批评,后来又干脆安排她下乡劳动“改造”,这样就离开了原来的单位,回城后重新安排工作遂到了教学仪器站。我在中学时就对各种物理仪器有着浓厚的兴趣,曾当过班上物理课代表,并在母亲同事的指导下学习过自己装收音机、修理钟表等。而教学仪器站楼下就是常德地区新华书店,当时书店曾来过一本关于人造地球卫星的专业书,还是中学生的我经过软磨硬泡终于让书店售货员将店里唯一的这本书卖给了我。囊中羞涩的母亲为了支持我的学习,也节衣缩食拿出钱来把同事用过的各种有关物理的旧书买下来供我使用。但进了常德师范才知道学校没有物理专业,了解了我的兴趣爱好的师范周校长非常热心,专门为我借来当时湖南师院的物理教材,让我自学,我们的班主任数学老师也对我多有鼓励。在平静的约三个月师范学习之后,新的机缘又一次降临。那时我家乡唯一的一所大专湖南常德师专(现改为湖南文理学院)因抓教学质量而有一位“工农兵大学生”退学,而我们班由校方推荐过去的一位同学因为实在不愿意学外语专业,故此仅在师专呆了不久就重又回到了师范。原来,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大学与“工农兵大学生”待遇不同,“工农兵大学生”可以选学任何专业,而应届毕业生上大学却只能学体育、音乐或外语这三个专业。师范的校长好心地问我愿不愿意去师专,不知内情的我因想学物理而高兴地答应,到了师专,我虽然几经努力却仍被告之只能学英语专业而别无选择。这样,我就走上了学外语专科之路,没想到从此永远告别了中学时代想学物理、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之梦,但从此也养成了关注自然科学史的业余爱好。

因为进大学比别人晚上了约三个月的课,我到常德师专后非常勤奋,仅几个月就将学业赶上,但不久也就有了“白专”之嫌。那时的大学课程中一是政治学习和讨论较多,学生们经常公开或私下讨论,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国际歌》最后一句歌词“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曾让人们理解“英特纳雄耐尔”就是共产主义,其实“英特纳雄耐尔”是英语International的音译,原意本指“国际化”。现在“国际化”早已实现,而且人们已习惯用“全球化”来代称,但今天的世界贫富悬殊依然存在,国际冲突战争不断,“世界大同”仍然遥遥无期。因此,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也是不断推进、深化的。当时我们班的同学大多来自农村,吃不饱饭是常事,所以有一个同学就说“共产主义就是每天都能吃饱饭”,但另一个同学嫌这一回答要求太低,故补充说“共产主义就是每顿吃饱饭后还有一个苹果”。这种“饱饭共产主义”或“苹果共产主义”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以前苏联“土豆加牛肉”的“福利共产主义”。那时吃饭问题确实很严重,加之人们身体缺乏油水,且饭量还非常大。记得我上大学时非常喜欢吃湖南的米粉,没有肉的“光头”面或米粉(现在美名为“阳春面”),我一顿吃过三碗每碗三两的米粉。所以,改革开放后,我有一次去广西桂林出差,巧遇一个米粉自助餐饭店,故想试试自己对米粉的“夙爱”,不料在吃第四两时基本上就撑不下去了。我在农村工作队时,公社为了照顾工作队员,每个月安排一次回公社汇报,这样可以吃上一顿有油水的午餐,通常为青椒炒肉;从队里到公社往返几十里地,但大家都趋之若鹜,因为实在太缺油水了。过去人们如果能买一点肉也是首挑肥肉,因为可以从中炼点大油留下来,吃饭时如果可以在没有油水的菜中放点大油,那就太香了。所以我刚来北京上研究生时,家里还专门让我带了一罐大油备吃饭时补点油水,结果成为同学们的笑料。所以我们那时在大学各种谈论中最多的话题就是“吃”,真是应了“民以食为天”那句老话。二是体力劳动较多,“工农兵大学生”一周一天体力劳动,我们应届毕业生班则被安排每周两整天体力劳动,称为“补劳动课”。这样,每周的时间在这种日常安排的政治学习、生产劳动挤占下,基本上所留甚少。

所以,我最初曾想利用政治讨论的时间看业务书,但在挨了学校“工人代表”的批评后则改读马恩著作。每次政治讨论时我都会拿着一本马恩著作理直气壮地阅读。有一次小组政治讨论时,“工人代表”看见我又在读书,实在忍不住了就出面制止,我当时拿的是恩格斯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故声明自己是读马恩著作,生了气的“工人代表”大声斥责,说此时读马恩的书也不行,必须与大家一起讨论政治。主管教学的校长知道此事后也批评了我,并说我是“调皮捣蛋”。在“白专”压力下的我不敢再专心读英语专业书,而开始广泛涉猎。我们班有一位从长沙下放来我校的资深英语教师比较关心我的处境,她鼓励我多读各种书籍,指出要真正掌握一门语言就必须了解作为这门语言背景的文化,具有相应的文史哲知识。她还以“为学有如金字塔,既要博大又要高”的警言来给我提醒。这样,我就开始拼命地阅读学校图书馆所藏的各种文史哲书籍,一周读书达十本之多,视力也从入校时的1.5迅速下降,到第二学年就配上了眼镜,并从班上最后一排移到了第一排就座。本来我曾是学校篮球队的高分“投篮手”,但因近视后看不清篮板而被校队淘汰。在那个“不读书”的年代,学校图书馆有了我这样一个热心读者当然很高兴,每年图书馆写总结,馆长都要对我借书读书加以肯定。当时学校有一个眼睛高度近视的中文老师来自北京,普通话说得很好听,上课也富有感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讲张继《枫桥夜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时会半闭着眼睛,嘴里慢慢地哼着“铛、铛”,好像真有钟声从远方传来。他读苏东坡《赤壁怀古》“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时,也会情不自禁地用形声词“哗、哗”来表达水波抵岸的声音。他在课堂上还曾故弄玄虚地问大家“看”如何更准确地用英文来表达,故此反而使得学生们不敢轻易回答,然后他会微微一笑地说,最好的表达那当然就是直接用“eye”了!我很喜欢他的风格,因此有机会总是找他聊聊天,学学知识。此外,在学校也结识了一些青年教师,大家谈得比较投机,而且大都也各自胸怀壮志,只是有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遗憾。

我在广泛阅读西方文史哲著作时发现,西方文化与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有着不解之缘。从此我就渐渐对宗教产生了浓厚兴趣,有着某种“潜意识”的关注。这一过程也决定了我此后研究宗教的进路及其重点,即由关心文化而关注宗教,重点放在基督教与西方社会文化,并从广义的文化角度来研究整个宗教现象,因为我觉得宗教的发展是依附于人类文化而发展的,宗教与文化有着天然的关联。以了解基督教为主,那时自己的学习兴趣之余光也扫到过伊斯兰教及佛道教等。

应该说,我下决心读书始于在常德师范的教师速成班经历,那时失而复得的学习机会使我成了读书“狂人”,不顾别人的不解而独立单行。而真正喜欢上文科、关注社会科学的相关领域则是在常德师专的求学时期。当时自己年轻,记忆力超好,所以课堂上的课程上得很轻松,经常是三节课上完,第四节自习课时就可以把半天新学的英文课文一字不落地全部背诵下来,而且从来没有课文预习,课外时间都用来读别的书了。虽然那时学生可读的文科类著作很少,但我除了自己在图书馆借阅书籍之外,还找学校的一些关系较好的青年教师借一些“内部”书籍来看,多为翻译著作和社会科学类的书籍。通常是周六下午向老师借到书,利用周六、周日两个晚上和周日一整天在家读书,周一清早就必须还给老师;有时一个周末就要读两册或三册的成套书,确实很辛苦。连我的母亲都常常说我成了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在学校也是如此,我们班上有两三个同学成了悄悄读书的“另类”。当时学校规定晚上十点熄灯,这样我们就只能或是在路灯下看书,或是躲在蚊帐中打开手电筒看书,而最佳办法是半夜偷偷溜到教室里点上自备的煤油灯看书。我们班教室在三楼,而那位说我“调皮捣蛋”的校长就住在二楼。我们只能轻手轻脚地走进教室夜读,而那时的宿舍房没有卫生间,一旦校长夜里跑下楼到外面上厕所,我们几个同学听到楼梯声就吓得马上吹灭煤油灯静等,直到校长回到房间重入梦乡,我们才开始继续学习。

可是当时学校重视、关注的仍然还是学生的“学农、学工、学军”,所以在我们短短的两年半读书时间还安排了至少三个月的上述“三学”。我们“学农”是在常德县的蔡家岗公社,即我们班后来集体下放劳动锻炼的地方。下放后发现那儿离我们初中毕业后一些同学被分配工作的一个工厂只有十几里地,故而时不时偷偷带着下放的同学们跑到那个工厂看露天电影,记得《闪闪的红星》这个电影就是在此工厂所看,而且记忆深刻,到现在电影里面的歌曲几乎还都会唱。我们“学工”安排的是湘西钨矿,在此矿山我们下过地下十几层的地下采矿隧道,观摩过炼金出金的过程,也知道了什么是“矽肺病人”。在钨矿时我们还爬山越岭去过附近深山老林中的一个“花香湾”山村,沿着只能一人通过的山路走好几个小时才来到村里。村民是清朝时躲兵荒战乱而移民者的后裔,当时吃了村民提供的“金银饭”(一半大米、一半玉米),了解到一位女教师独自一人扎根山村教书育人的感人事迹。而我们“学军”则安排到了部队农场。我从初中就有想当兵之梦,小时候一个人在家玩时也喜欢把床上、桌子、椅子上摆满象棋子、军棋子,甚至用硬纸板剪出来的“部队”去布阵打仗。我曾写信请求一个在县武装部工作的远房亲戚帮助我当兵,也曾在高中时利用为新兵值勤的机会缠着接兵的干部让他们把我也带走。中学时有为数不多的同学作为红军子弟而没有毕业就去当兵,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但这次真的到了部队农场,早上听着军号起床下田,晚上听过军号收工睡觉,除了有军号陪伴之外,也感到跟农民没有什么区别。

上大学从同学那儿,我借到了湖南师院、北京大学的英语教材或相关读物,看到了一些英文原版书和教材,也获得少量哲学社会科学的著作。此时我知道了中国科学院有一批文史哲领域的名家,而且还有一个有点“神秘”色彩的世界宗教研究所。那时也接触到任继愈先生撰写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并阅读到当时还没有出齐的任先生主编四卷本《中国哲学史》(当时已出三册),从而也从书本中接触到佛教、道教及儒家思想。在那没有复印机的时代,抄书留存就成为我极大的乐趣。两年下来,不知不觉竟然抄满了十几个笔记本。抄书的内容不仅包括英语专科书籍,而且更多是文史哲书籍的记录,记得也把一本自然科学发展的编年史抄得差不多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以后,研究生院曾经让我们给博士生出点自己最喜欢读的书籍目录,我给出的目录中的不少书就是这个时期读的,如捷克著名作家伏契克的《绞刑下的报告》、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所以,前几年著名硬笔书法家庞中华先生来我所讲演时说他自己练字练得手指上起了老茧,我也戏谑自己虽然字没练出来,却也抄书抄出了老茧!大学读书期间,自己不仅抄书、记笔记,而且当时还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但由于这些日记、笔记中有太多“文化大革命”流行的“豪言壮语”、空洞口号,自己来北京前觉得不合时宜,且惨不忍睹,故下决心全部销毁处理,不留痕迹,以便在改革开始的新时代做一个全新之人,也希望是一个平静而实在的人。现在回想没留下这些历史的真实印痕还真是有点后悔了。

三 走向社会

常德师专毕业后,我们还是下农村补了一年劳动课之后才分配工作,我则被荣幸地留校任教。我们班仅留了两个人,一位是我们的支部书记,一位是我,因此同学们评论说是留了一个“红专”、一个“白专”。但刚宣布留校,校办就通知我们俩人都参加农村工作队,从不久前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转变为去“教育贫下中农”。这对我们班支部书记来说是强项,对我却是软肋。工作队期间我们的书记经常受表扬,作先进事迹报告,我却是一个默默无语、默默无闻的边缘角色。这一去就又是接近三年的光阴。这次下乡与第一年的“劳动补课”已截然不同,因为集体下放去“劳动补课”没有孤独感,同学们在一起毕竟很热闹。而此次基本上是我一个人深入农村,真正体会到农村的贫穷、农民生活的艰辛、农业发展的落后。很小时候我们就学会了一首歌“我有一个理想,一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要把农民当”!但真的“当了农民”、体会到农村的困苦,这个“理想”就“破灭”了,成了“噩梦”。当时的知青都想尽早回城,农村的年轻人也想去城里工作,那时可没有现在的农民工啊!记得我们村有一个刚刚复员回到农村的退伍兵就曾愤愤不平地说道:“凭什么就得让我们一辈子在农村啊”?现在改革开放条件好了,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在农村买了一些地,建起了别墅,种点果木庄稼,过起田园诗一般的生活。大概这才是我们小时候歌中所唱“当农民”的“理想”吧。

我刚下农村时曾带了一些专业书想抽时间自习,但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后,马上就感到农民太苦,对我们却又很热情,这样就唤醒了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从心底里觉得在此种处境中还抽时间来学习实在于良心不忍、与环境和使命不符,因而有着一种“负罪感”,于是也就自觉地放弃了自学的念头,真正开始与农民打成一片。当时年轻而富有热情的我曾一度写下“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申请书,但终因放不下“学习”情结而未上交,否则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我了。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在德国留学时曾遇到一批来自北京的“文革知青”,其中有一位女士在上山下乡之前曾作为北京知青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誓“扎根农村一辈子”,“文化大革命”结束回城后却深感被那个时代所愚弄,所以出国以后就连再回国工作的考虑也都干脆没有了。“知青”是那个时代的奇特现象,是我们这一代人多数人的命运,也是一种拼搏、贡献和悲壮。所以大家说起那段经历,总会有一种极为复杂的情怀,一方面觉得往事不堪回首,另一方面却也不能简单释怀,多少都有一些缅怀,甚或也会为之说不清地、莫名地发呆。

农村的三四年间开始真正接触社会、认识社会,也观察到一些民间信仰现象。那时中学毕业即下放的同学们务农两年后陆续回城,远在农村的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寂。我们工作队有重点蹲点安排,也有一般性蹲点安排,重点生产队有两到三位工作队员,而我们作为一般性蹲点的全大队只有两名工作队员。我们工作组长身体有病而经常回城,全大队经常就剩下我一个工作队员,有时大队支部书记也闹点情绪,所以常去公社开会的只有我一人。公社书记常戏称我“一代加二代”,即一代(替)工作组长,二代(替)大队支部书记。当时一人在农村做群众工作、解决村民各种纠纷,甚至帮助协调处理好婆媳关系等家庭矛盾,而且还介绍进步青年入党,过足了“党外布尔什维克”的瘾。有一次我们工作队员从公社开完会回村,路遇雷阵雨,便躲到一家农户的堂屋内避雨,我坐在有线广播的喇叭下方,恰巧上面屋顶漏雨,于是我就起身移开,刚刚挪窝,就听到“咔嚓”一声巨响,一道闪电劈下一团大火球,就落在我原来所坐的地方。后来才了解到这道闪电在全公社劈坏了十几座农房,我们大队小学的墙壁也被劈垮了半截。对照后来的人生经历,也真有“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味道。那时大队晚上开完会后经常摸黑走夜路回住户家,我眼睛近视被人称为“瞎子”,故而路上不慎摔倒是常事。有一次与也有点近视的大队副书记一起回生产队,两人因路滑而同时摔倒,于是他就说起了俏皮话来自我解嘲:我们就两个瞎子,且同时摔倒。他还知道三个瞎子同路而先后摔倒的故事:三个瞎子同路而行,路遇前面一个大坑而不知,第一个瞎子摔倒在坑里而不吭声,结果第二个摔倒也没吭声,待第三个瞎子摔入坑里后,大家开始埋怨、辩解。第一个瞎子解释说:甲子乙丑丙寅丁,不知前面有个坑;第二个瞎子回应道:甲子乙丑怒中火,先绊你来后绊我;第三个瞎子则当和事佬:不管甲子不甲子,同坑就绊三瞎子!当时生活、工作虽然非常辛苦,但大家情绪仍然比较乐观。

在最初到农村任工作队员时,我大病初愈、身体很虚,一下子就参加繁重的农业劳动,加之收工回农户家后还要帮住户挑水干活,真感到吃不消。当是觉得看书学习的梦是做不成了,必须面对的现实是生存挣扎。雨季来临,屋外大雨,屋内稻草房顶漏雨,蚊帐顶上铺的塑料布成了堰塞湖底;一旦塑料布破,像酱油颜色一般的积水就会从天而降,因此晚上还需时不时起来用瓢舀水,以缓解天湖的压力。还有一次,秋天快熟的稻田闹虫灾,遍地的虫子太多了,我们只好伸手去捉,没想到不知是什么虫毒性特大,手一碰上就会起一个水泡。此外,生产队为了烧砖卖钱,我也参加其内,有一次搬运石煤岩因不小心而砸掉了自己手指的整个指甲,由此体会到十指连心之疼。为了学会生存和方便与人交往,我在农村也学会了抽烟,一抽三年多,但限于经济状况每天只能抽一包,因此1977年回城后马上就戒掉了。烟的价格很贵,但给国家贡献的利润税收也很高。前几年我去国家烟草总局党校讲课时,自我介绍说也曾抽过几年烟,台下报以我雷鸣般的掌声。几年社会经验使自己获益匪浅,这一时期自己虽然做不了学问,吃足了苦头,却体会到社会底层民众的疾苦,意识到自己那点苦之历练乃微不足道,由此而认识到人们在痛苦、困难之际所需要的精神支撑和安慰,也认识到社会之态及人之心态的错综复杂,此后我基本告别了理想主义而比较欣赏现实主义,这对于自己后来研究社会科学,特别是理解宗教很有帮助,如我选择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就是一位基督教现实主义思想家;面对现实、正视现实且经历现实,也的确是我的重要人生体验。

四 考研波折

1977年底,前后在农村劳动、工作快三年半的我终于从农村回到了学校,此时自己虽然已有肩挑百余斤之力,长满老茧的手却已握不住笔。记忆力从以前的过目不忘到此后的丢三落四,学习外语的黄金时代从此也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后来在社科院工作中,我对研究生毕业后马上离开专业岗位去“挂职锻炼”一至两年是持保留意见的,除非是将来从事必须接触实际的社会工作或担任领导干部那确有必要,因为乃一种体验和热身;其余情况若离开本专业两年后再回到本专业,可能是一种“智力的浪费”,以前的基本功可能至少丢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就是以后的努力也多会事倍功半;而与没有挂职的同行相比则或是被淘汰,或是基本上只能在别人后面徒劳猛追。或许,特别聪慧者与比较笨拙的同行相比会有例外。我个人性格比较直,敢于讲真话、实话,因此经常在院工作会议的讨论中不习惯那些不痛不痒、虚言应付的发言,而直接谈出自己的上述看法,于是往往出现讨论的转折,后来的同志发言接着也就敢讲真话、不绕开问题了。记得有一次我发完言后中间休息,负责小组记录的两位年轻同志走到我面前和我交流说,他们就是正在挂职的,而挂完两年职之后他们也在考虑转行或干脆去做行政工作,因为专业基本上遗忘,而搞专业研究也很难再赶上他们那些没有挂职而一直在研究部门或高校工作的同学们了。因此,实事求是地讲,那么“挂职”安排确实不应该一刀切。

从农村回单位之后,学校终于决定派我到湖南大学进修三个月,给了我重操学业的宝贵机会。住在长沙湘江边上,我每天早上跑步到岳麓山边的爱晚亭锻炼,在课余则到山下广场设在自卑亭的大学图书馆借书处为自学借还图书。自卑亭为岳麓山登山之始,取“登高自卑”之意,源自《礼记·中庸》“引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的说法。这极符合我当时人生和求学的心境,即以自卑之情,来从头自下求知。在长沙三个月的进修期间,我除了完成湖大英训班的课程、到湖南师范学院英语系插班旁听之外,还从自卑亭借到“文化大革命”前大学英语专业四年的八册教材自学。在进修期间曾经考虑调到新成立的湘潭大学工作,我们同一进修班的湘潭大学谷老师答应帮我打听一下,但回信说人家不需要工农兵大学生,自己听后一下子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傻在那儿了。如果再不想办法努力精进,那么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将会是被改革开放的时代所淘汰。在那年人们积极准备“文化大革命”后全国恢复高考第一回大考的热情鼓舞下,我的读书梦重又浮现,听说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开始恢复招收研究生,心情格外激动,生出跃跃欲试之念,既然不可能再上大学,那就试试考研吧。在友人的介绍和推荐下,我知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招收宗教学研究生,于是就根据自己的英语专科背景和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报考了宗教学基督教专业硕士研究生,开始为考研做准备。

不料当时的学校领导知道我报名考研后大为恼火,还是那位说我“调皮捣蛋”的校长找我谈话,一见面就劈头盖脸地问道:“你想干什么,想去当和尚啊?”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又进而指责说:“你就是要当和尚也不要当洋和尚啊!”这就是当时社会一些舆论对我们考宗教学基督教研究专业的认识和评价!从此,我的外号就从“洋和尚”一直喊到“小神父”,也为宗教学专业研究付出了沉重的心理代价。中国社会上对宗教的误解和偏见也影响到对宗教研究者的不利或轻蔑看法,四十年来,自己多次被人笑称为“和尚”“神父”,多次遇到对自己的研究嘲笑、轻视、不屑一顾的眼神或言论;不少人干脆把我们的研究视为另类,觉得我们这些研究者是“脑子进了水”“精神有毛病”!甚至我的中学班主任对我研究宗教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经常替我感到可惜。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后,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我去复旦大学作学术讲座时谈到了我的上述经历,结果报告结束后两名学宗教学专业的女生告诉我她们的遭遇,本来考上复旦大学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却因学了宗教学而抬不起头来,两人放假回乡时就听到村里人对她们指指点点,说“那两个小尼姑回来了”!二是我去武汉大学访问,宗教学系的老师告诉我,武汉大学哲学本科生是学完一年才分科,两位分配上宗教学系的女同学因想不通而哭了一通宵。正是有了这些切身体验,我才会反复呼吁在我们的社会让宗教“脱敏”,希望人们要“善待宗教”;也正是这种人生经历,使我渐渐有了“宠辱不惊”的平常心。当年为了让当地领导支持我考研,自认为有点人脉的妈妈带我去教育局求人,但到处都是冷漠或嘲讽,一向开朗的妈妈也受到巨大的心理打击,从此感到莫名的压抑,甚至当知道我考上研究生的消息后也再难高兴得起来。妈妈后来有了老年抑郁,可能也与这一刺激有关。

在我考研报上名之后,学校为了以示警诫,令我到一所县城中学作为借调人员下放半年,以借中学一位曾去非洲给援非农民当过翻译的老师去师专任教,随之还派一位副校长亲自“押送”我去中学。其实这既是对我的惩罚,也是一种明显的人格羞辱,因为当时我正给77级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首届通过高考而入学的大学生上课。我们班近40名学生中有约三分之一年龄比我大,约三分之一与我同龄,仅约三分之一的年龄比我小,因此我很紧张,全力备课以达教学的最佳效果,而且也正被学生们所认可。刚进入教书之佳境,不料关键时刻却被学校领导叫去县里代课,而且恰好还是我在农村工作过的那个县。我因想不通而向当时接待我们的中学校长和教务长讲述了自己要考研的情况,两位中学领导听后通情达理,当时就决定说,“你既然已是我们中学的人员,由我们负责你的工作安排,那么我们就给你放两个月的假,回家复习考研吧!”这一“绝处逢生”使我又带着行李坐着同一辆车与那位与我同行但尴尬而一言不发的副校长回到了常德,然后我一头躲在家里复习,不再去师专上课。5月份考研初试完的第二天清早,我就自己买票坐长途汽车去了那所县城中学,并以知恩图报的心情拼命教课,辅导准备高考的学生。直至接到来京考研复试的通知后,我带着感激的心情才离开那曾有我农村工作两年,又有我中学特殊教学几个月这种不凡人生经历的小县,从此开始走出常德,走出湖南,并且走向世界。

但现在回头想来,当年学校领导对我的嘲讽和批评其实乃为“很及时”的提醒和警告,实际上也是对我走上研究宗教之路的客观劝阻,也无意中点穿了这一研究的艰辛和不利。但这些领导估计没有意识到,这种打压也有可能就会“埋没人才”,使人才难以脱颖而出,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少了一些成就或“精彩”呢!据说当时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碰巧不在单位,他回校后听到我考研的遭遇,与其他校领导则有着不同看法,对我有所同情。我当时年少“无知而无畏”,只是想在考研上一意孤行、毫不后悔,故才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地走上了这条艰难之路。我那时的确人生阅历不够,不知道其利害关系,只是希望有更好的学习机会把耽误的近四年时间多少能够补回来一些,而没有考虑学什么专业、不学什么专业,尤其没想到学宗教学还会那样遭人反感,所以也就注定了在这条费力不讨好的路上要吃够苦头了。当时就有学校的同事很关心地问我,万一我考研失败、学校领导要收拾我,我会不会选择自杀?我就说绝没有考虑这种选择,但会准备被下放底层、浪迹天涯吧。而且,对自己的母校我还是以德报怨来回敬,留学回国后我曾专门回到常德师专作过讲座;此后学校在“专升本”、努力准备迎接上级检查的过程中,曾专门来北京找我帮忙请赵朴初先生题写校名,因为学校前面就是常德最有名的创税大户常德卷烟厂,而其厂名就是启功先生所题,而常德师专是一个教育文化单位,故其题名者身份不应低于启功先生啊,学校的领导因此压力也很大。我接待校领导后非常同情他们的想法,所以想方设法联系赵朴初先生求其墨宝;非常感谢赵朴初先生非常慷慨地题写了“常德师专”四个大字,解决了这一难题,从此也使我对赵朴初先生更加敬重。母校专升本成功,后来又改名“湖南文理学院”,而其校名题字我也一如既往地尽力帮助解决。我从来没有为了自己本人找名人求过字,但为了母校我却尽了一而再之力。现在一算,在这条道上走了近42年,从报名考研后立即遭到师专校长的指责,到前不久网络媒体上仍然还有对我拼命维护宗教学的“孤臣孽子”之情怀的批判,也真是走了一条充满骂名和陷阱、费力却不讨好的艰难之路!

在离开学校之前,或许学校领导突然发现了我的“价值”,于是在我在校所余下的时间段内安排了满满的工作,除了教学之外,还安排了我参加省招生工作,这样使我在离开湖南之前有机会去了湖南其他地方和其他高校,特别是去湘西招生,在吉首大学的时日,我感到特别的亲切。正是这次招生之旅,使我这个湖南人在离开湖南之前更多地认识了湖南,更好地了解了自己的家乡。

应该说,对于宗教的研究出于无意和偶然,好似冥冥之中一种命运的安排而入了这一行。年轻时充满好奇感,拼命地涉猎各个领域,吸收各种知识,加上那个时期选择余地有限,不知不觉地就闯入了宗教学研究领域,而且注定一生都得奉献给这一学科了。虽然最初时期自己在书本上读到不少关于宗教的知识,在农村中也碰见一些现在看来即属于宗教信仰的现象,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今后就会对之展开专门的研究,而且是要为之奉献一生。有时自己静下心来也想,如果不搞这一行,或许还有更好的发展?改行的机会其实也是随时都有的,但我自己湖南人的秉性和受德国教育训练的习惯,可以说导致了自己的固执、死板、执着、一条道走到黑的性格。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这话或许不假。不过,细细想来,自己参加宗教学这一行,或多或少为我国宗教学的发展也有些许贡献吧!至少自己从所经历的世界眼光来看,宗教研究其实对我们国家不仅非常必要,而且还是特别的重要,只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太少了。现在才明白了毛泽东主席为什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称赞任继愈先生的宗教研究如“凤毛麟角”,难能可贵。我们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都是不可缺少宗教学研究的。面对各种困境,以及迄今仍未中止的误解及批评,我想自己研究宗教也只能持无怨无悔的态度来淡然处之了。我想,只要人类还存在,那么宗教学则就能在褒贬毁誉中永生。我们从事宗教学的个体学者,也不过就是其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珠、充其量一朵浪花而已。那就让我们争取做一朵灵动、潇洒的浪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