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一）概念界定

鲁迅认为话本是说话人凭依的底本，“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56]。这个定义虽被多数学者质疑[57]，但还是被文学史、小说史及其相关著作普遍采用，如“话本小说”已作为一个文学术语被广泛运用，目前国内以“话本小说”命名的著作有多种，如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1980）、张兵《话本小说史话》（1992）、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1994）、石麟《话本小说通论》（1998）、萧欣桥与刘福元合著《话本小说史》（2003）、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2006）等；相对而言，部分国外学者则运用“白话小说”“叙事文学”这一范畴，如美国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1989），日本小野四平《中国近代白话短篇小说研究》（1997），德国莫宜佳《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史——从古代到近代》（2008）等，孙楷第也有论文集《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1953）。通过这些著作，不难发现外学界对于“话本”“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白话短篇小说”等概念并未达成一定的共识，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混乱与复杂的现象。

1.“话本小说”

众所周知，话本从“说话”艺人的底本演变而来，现今已成为一种小说文体的文类概念。据记载，“说话”乃隋唐以来所使用的习语，并不始于宋，它是以故事敷演说唱，与后来的“说书”类似。唐时盛行的是“转变”，“转变”歌咏奇事的本子称为“变文”。变文可分为两种：演说佛经故事的“讲经”与世间尘俗故事的“俗讲”。其中“俗讲”是佛教与民间说唱文学结合的产物，对宋代“说话”四家数之一“说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广义上说，唐时的“转变”与宋时的“说话”类似，只是名称的问题。正如孙楷第所言：“唐朝转变风气盛，故以说话附属于转变，凡是讲故事不背经文的本子，一律称为变文。宋朝说话风气盛，故以转变附属于说话，凡伎艺讲故事的，一律称之为说话。”[58]有宋一代，“说话”伎艺空前繁盛，据《都城纪胜》《梦粱录》等南宋时期的笔记记载，南宋“说话”分为四家数，如“小说”“讲史书”“说经”“说参请”，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小说”，故事精彩短小，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讲史”也有极大的影响，由于篇幅的原因，后来称为历史演义小说或章回小说。因此，“话本”用来指称由“说话”伎艺衍生出的所有作品，不仅包括《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等“小说”类话本，也包括如《列国演义》《隋唐演义》之类的“讲史”类话本，还包括少数“说经”类话本作品，同时还有元明时期盛行的《全相平话五种》《大唐秦王词话》等“词话”“平话”类话本[59]。我们的研究对象“话本小说”既包括宋元时期“小说”类艺人的底本，后经书会才人加工润饰而出版流行的短篇小说类话本，还包括明清时期由冯梦龙、凌濛初模拟“说话”情境而创作整理的拟话本小说。

2.“拟话本小说”

“话本”与“拟话本小说”相对应，话本包括“小说”类、“讲史”类等话本作品。顾名思义，拟话本小说的内涵理应囊括这些类别的话本小说，可是“拟话本”在运用的过程中产生了内涵萎缩的状况。最初，“拟话本”这一概念由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提及：“说话既盛行，则当时若干著作，自亦蒙话本之影响。”鲁迅并未对这个概念做出详细的解释，仅指出“拟话本”是受话本影响之作，并以《青琐高议》《青琐摭遗》《大唐三藏取经记》《大宋宣和遗事》为例进行说明[60]。在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中，鲁迅正式提出“明之拟宋市人小说”的概念：

宋人说话之影响于后来者，最大莫如讲史，著作迭出，如第十四十五篇所言。明之说话人亦大率以讲史事得名，间亦说经诨经，而讲小说者殊希有。惟至明末，则宋市人小说之流复起，或存旧文，或出新制，顿又广行世间，但旧名湮昧，不复称市人小说也。[61]

他还一并列举了“三言”“二拍”《西湖二集》等“小说”类作品集。其中“宋市人小说”指宋人“说话”伎艺之一“小说”类话本作品，“三言”“二拍”是“明之拟宋市人小说”的典范之作。如今，学界普遍认为的拟话本小说，即鲁迅指出的宋人“说话”伎艺之一“小说”类话本作品，而将“讲史”类等其他话本作品排除在外，如胡士莹在20世纪70年代定稿的《话本小说概论》中就明确言道：“拟话本则是文人摹拟话本形式的书面文学，实际上就是白话短篇小说。”[62]与此同时，学界对于话本的研究也过于偏重“说话”四家之一的“小说”类，将“讲史”类作品通常视为章回小说或历史演义小说，或干脆忽略，导致了话本小说的概念在运用中也专指包括“小说”类的话本作品及拟话本作品。鉴于话本与拟话本小说难以区分，有些学者甚至还提出取消拟话本的称谓[63]。对此，我们不予强行区分，而是将宋元“说话”艺术的短篇“小说”类话本及明清拟话本小说统称为话本小说。

3.“白话短篇小说”

就“说话”伎艺而言，“小说”“讲史”“说经”等伎艺的底本都称为“话本”。可是学界约定俗成的偏重于“说话”四家之一的“小说类”，久而久之，人们便将“话本小说”等同于“小说”类话本。白话短篇小说源于“说话”伎艺“小说”一家，从口头文学逐渐过渡到书面文学，“仿以为书，虽已非口谈，而犹存曩体”[64]，不仅保存了“说话”的结构体制，而且也沿袭了“说话”的叙述方式。尽管由“讲史类”话本演变而来的白话长篇小说也从“说话”演变而成，保持着“说话”的叙述方式，保留了“看官听说”、“且听下回分解”等“说话”伎艺特有的叙述语词标识，但是在结构体制上已形成独特的章回体特征，被冠名为章回小说或历史演义小说。

（二）研究对象及思路

“说话”艺术之“讲史”“小说”“谈经”等伎艺的底本，统称“话本”。宋元时期，“话本之属于讲史者是长的，属于小说者是短的。到了后来，因作者之才思横溢，讲奇闻杂事而篇幅直同于讲史，便有如讲史之小说长篇，如《金瓶梅》、《西游记》。亦有讲求体例，拟宋人而不失旧规，便有保存原来形式之小说短文，如冯梦龙、凌濛初、李笠翁等自作的单篇小说。”[65]孙楷第所言的“小说”类短篇话本约定俗成地被称为话本小说，即宋元时期“说话”伎艺之一“小说”艺人讲说、传授的依凭，后经书会才人加工而出版流播，是与“说话”伎艺之一“讲史之小说长篇”话本不同的短篇小说类话本。本书的研究对象“话本小说”，不仅包括宋元时期“小说”类短篇话本，还包括明清时期冯梦龙、凌濛初等文人整理加工或创作而成、模仿宋人“说话”情境而展开以白话叙述为主的短篇小说。

书中涉及的“戏曲”作品，是以学界公认的《京本通俗小说》《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清平山堂话本》为代表的宋元话本，或以“三言”“二拍”《西湖二集》《石点头》《醉醒石》《无声戏》为代表的明清拟话本小说为依据，涉及的宋元话本、明清拟话本小说的故事与以杂剧、传奇为代表的戏曲作品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考察话本小说与戏曲叙事的互动，以话本小说的正话与戏曲作品（包括杂剧、传奇作品）中人物、情节、结构的相同或类似为中心，入话影响的戏曲作品不予涉及。

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话本小说与以《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章回小说一样风靡于世，受到戏曲家的颇多青睐与关注。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话本小说与戏曲叙事的互动研究与“三国戏”“水浒戏”等蔚为大观的研究成果，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前者都无法与后者相提并论。一般来说，如果要探讨话本小说与戏曲叙事的互动，有两个基本的研究思路：一是对二者相互渗透的共通性研究，二是对二者互相影响时各自因文体制约而产生的差异性研究。这两个研究思路进行的前提就是话本小说与戏曲具有相同的故事，即二者共同内在的艺术特性——叙事性。

本书主要利用西方叙事学的理论框架，从戏曲与话本小说共通的叙事性入手，结合大量个案分析，围绕这两个研究思路进行研究：第一章分析话本小说与戏曲叙事互动的可通性，主要集中于叙事源流、文化语境、结构体制、审美趣味等方面的考察；第二章从话本小说与戏曲叙事模式的互动入手，不仅分析话本小说与戏曲在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的借鉴与渗透，还从话本小说与戏曲彼此渗透时因文体制约而产生的差异性入手，揭示二者互动过程中叙事模式的转换与变异；第三章结合个案分析，分析话本小说与戏曲叙事主题的互动，从叙事主题的影响与变更、主题虚拟的叙事建构、主题重释的叙事演绎方面展开论述；第四章结合个案分析，探讨话本小说与戏曲叙事人物的互动，从叙事人物的互动与演变、人物整合的叙事沿袭、人物塑造的叙事演变进行分析；第五章结合个案分析，考察话本小说与戏曲叙事情节的互动，从叙事情节的依托与变异、情节追加的叙事整合、情节演变的叙事变异进行探究。

在后三章个案的选择标准上，以一篇话本小说为中心进行考察，即此篇话本小说不仅在该故事的所有文本中有一个较为完美的总结，概括原始材料的主要内容，而且奠定了故事的基本框架，对后世的叙事文学作品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此篇话本小说还有大量衍生的戏曲作品。以此为出发点，重点选取至今活跃在大众记忆中的“点秋香”“白罗衫”“李白”的故事，从这三个故事衍生的作品出发，对话本小说与戏曲叙事的主题、人物、情节的互动进行研究。

---

[1] 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1页。

[2] 蒋瑞藻：《小说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3] 蒋瑞藻：《小说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37页。

[4] 钱静方：《小说丛考》，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

[5] 此种观点由宁宗一在《戏曲与小说的血缘关系杂谈（二则）》一文中提出，且多次被国内其他学者接纳与引用。宁宗一：《戏曲与小说的血缘关系杂谈（二则）》，《戏曲艺术》1996年第4期。

[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7] 刘师培：《论文杂记》，《刘师培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页。

[8] [美]鲁晓鹏：《从史实性到虚构性：中国叙事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9]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笺注》，伊永文笺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62页。

[10] 南宋《都城纪胜》载：“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可见杂剧在散乐中的重要地位。《〈都城纪胜〉（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11] 《梦粱录》，《〈都城纪胜〉（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12] 谭正璧：《话本与古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190页。

[13] 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4]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6—234页。

[1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16]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1页。

[17] 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

[18] 谭正璧：《话本与古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154页。

[19] 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80页。

[20] [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1] 张寅德：《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22] [美]杰拉德·普林斯：《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徐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23] [美]鲁晓鹏：《从史实性到虚构性：中国叙事诗学》，王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24] 对于叙事文学作品中“诗学”的阐释，美国学者鲁晓鹏认为，中国叙事话语具有史学的叙事功能，随着俗语文学在宋元两代的广泛传播，中国叙事话语已从史实性向虚构性进行转变与演进。中国学者徐岱《小说叙事学》中指出小说创作理论中有“主史派”与“主诗派”之分，“主诗派”叙事作品讲究主观感受的真挚表达，注意作品的内在意境和叙述情调。中国古代诗歌有“言志抒情”的传统，同样也为小说、戏曲所注重。这种叙事思想与“纪事征实”的历史叙事思想一样，属于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的组成部分。[美]鲁晓鹏：《从史实性到虚构性：中国叙事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徐岱：《小说叙事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8—33页。

[25]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26] 兹维坦·托多罗夫《叙事作为话语》一文把叙事问题分为三个部分：“表达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之间关系的叙事时间，叙事体态或叙述者观察故事的方式，以及叙事语式，它取决于叙述者为使我们了解故事所运用的话语类型。”也即三个范畴：时间范畴，表现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的关系；语体范畴，或叙述者感知故事的方式；语式范畴，即叙述者使用的话语类型；之后的法国热拉尔·热奈特以兹维坦·托多罗夫提出的划分为出发点，在《叙事话语》中列出五种叙述分析的重要门类：顺序、时距、频率、语式、语态。[法]兹维坦·托多罗夫：《叙事作为话语》，张寅德《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页；[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7] 高尔基认为文学的概念如果限于“叙述体文学”——戏剧、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它的内容就几乎全部包括在这三个要素之中，即语言、主题、情节。这种分法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过时，且近代文学创作也逐渐颠覆了以往的传统观念，因此我们不予采用。[苏联]高尔基：《论文学》，孟昌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35页。

[28] 详见附录。因资料有限，戏曲作品在流传过程中也不断佚失，因此所辑“三言”“二拍”为影响杂剧、传奇的数量并不代表改编的实际数量。

[29] 董康：《曲海总目提要》，天津古籍书店1992年版。

[30]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疏证》，马美信疏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31]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和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

[32] 郑振铎：《郑振铎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0—431页。

[33] 孙楷第：《沧州后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6—45页；孙楷第：《沧州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6—137页。

[34] 孙楷第：《戏曲小说书目解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孙楷第：《小说旁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35] 相关著作还有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1920）、庐隐《中国小说史略》（1923）、范娴桥《中国小说史》（1927）、胡怀琛《中国小说研究》（1929）、刘永济《小说概论讲义》（1930）、蒋伯潜与蒋祖怡父子《小说与戏剧》（1942）、蒋祖怡《小说纂要》（1948）。蒋瑞藻：《小说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钱静方：《小说丛考》，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36] 参见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

[37] 《话本与古剧》上卷《话本之部》全部完成于1949年以前。谭正璧：《话本与古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0页。

[38] 吴晓铃《〈古今小说〉各篇的来源和影响》一文于1949年发表在法国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中心的《汉学》第二卷第四期，后经翻译发表在《河北师院学报》1991年第1期。

[39] （明）冯梦龙：《古今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明）冯梦龙：《警世通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明）冯梦龙：《醒世恒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明）洪楩：《清平山堂话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明）熊龙峰：《熊龙峰四种小说》，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京本通俗小说》，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40] 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古本戏曲丛刊》（五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本戏曲丛刊》（七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古本戏曲丛刊》（九集），中华书局1964年版。

[41] 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2] 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3]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38—593页。

[44] 分别载《浙江日报》1956年12月16日与1957年2月22日，后收入胡士莹《宛春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5] 参见叶德钧《戏曲小说丛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61—576页。

[46] 吕兆康：《白蛇传和戏曲》，《文汇报》1979年2月18日；段美华：《白娘子嬗变的历史价值》，《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丰家骅：《杜十娘故事的来源和衍化》，《宁波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谭正璧：《玉堂春故事的演变》，《话本与古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阿英：《玉堂春故事的演变》，阿英《阿英说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4—60页；袁卓：《〈十五贯〉与〈错斩崔宁〉》，《艺术百家》2006年第4期。

[47] 段启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述评辑略》，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48] 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王森然：《中国剧目辞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李修生：《古本戏曲剧目提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49] 许并生：《中国小说戏曲关系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李玉莲：《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关系》，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黄大宏：《唐代小说重写研究》，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董上德：《古代戏曲小说叙事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徐大军：《元杂剧与小说关系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0] 徐大军：《话本与戏曲关系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2004年版。

[51] 郭英德：《叙事性：古代戏曲与小说的双向渗透》，《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

[52] 董上德：《古代戏曲小说叙事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53] 郭英德：《稗官为传奇蓝本——论李渔小说戏曲的叙事技巧》，《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沈新林：《同花而异果——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创作手法比较》，《艺术百家》2001年第2期；邹越、陈东有：《论中国古典戏曲艺术对古典小说的渗透与影响》，《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皋于厚：《古代小说、戏曲的相互渗透及小说戏剧化手法的演进》，《艺术百家》1999年第4期；谭帆：《稗戏相异论——古典小说戏曲“叙事性”与“通俗性”辨析》，《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

[54] 徐振贵：《中国古代戏剧统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55] 徐文凯：《有韵说部无声戏：清代戏曲小说相互改编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57] 叶德钧、增田涉等先生提出了一些异议，叶德钧引《刘生觅莲记》之文认为，明人所谓“话本”兼指传奇体；增田涉对“话本”的定义做了更进一步地探索，指出“话本”只是一个可以包含传奇体、调戏等概念的抽象语。除增田涉的观点外，“话本”都与供人阅读的故事本子有关。“话本”虽然不如鲁迅所言是“说话人凭依的底本”，但是它确实与“说话”伎艺紧密有关。叶德钧：《读明代传奇文七种》，《戏曲小说丛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增田涉：《论“话本”一词的定义》，王秋桂：《中国文学论著译丛》，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

[58] 孙楷第：《沧州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3页。

[59] 元代的“词话”相对于宋代的“说话”，“讲史”在元代被称作“平话”。明代延续元代对于“词话”“平话”（又为评话），同时又有“说书”的称谓。

[60] 《青琐高议》《青琐摭遗》，后人大多视为文言小说；《大唐三藏取经记》《大宋宣和遗事》，后人多认为它们是话本。

[6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

[62]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9页。

[63] 吴小如：《谈谈话本小说的几个问题》，《北京日报》，1993年12月29日；周兆新：《“话本”释义》，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6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65] 胡士莹：《沧州后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