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戏曲与小说最大的共性在于它们的叙事性，即一个流传的故事，既有小说文本，又有戏曲文本。宋元时期，早期话本在故事性极强的“说话”伎艺之一“小说”的基础上演变而成，从根本上滋养了戏曲的成长，促使宋杂剧的故事性日以增强，加速了戏曲艺术的正式形成。明清时期，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拟话本小说与戏曲的故事题材也多有相同者（不包括之前已成剧作）。对戏曲而言，故事是联系它与话本小说的母体之间的脐带，因此对二者的研究向来是以故事为中心，在两种文体之间探讨故事的渊源与流变。

清代，人们已开始关注话本小说与戏曲故事题材的延续性，出现了以《传奇汇考》及《乐府考略》为代表的具有故事检索性质的目录学著作，其中有不少关于话本小说与戏曲故事渊源的分析。同时期的黄文旸奉旨修改古今词曲，得阅古今杂剧传奇，将古今作者各撮其关目大概，成《曲海》20卷。这本带有故事检索性质的目录学著作，以戏曲内容提要为主，后又经董康校订，将《乐府考略》与《传奇汇考》合并整理，成《曲海总目提要》一书，以戏曲情节分析为主，考辨故事来源。[29]

清朝统治者实行了严酷的思想统治，话本小说代表作——“三言”“二拍”被当作“小说淫词”列为禁书，遭到全毁或抽毁的命运，在清末曾经失传。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明刊本《喻世明言》等话本小说集在日本的发现，学界对话本小说的研究工作才正式展开。学术研究一直独尊原创精神，因此学者对话本小说的故事出处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主要以“三言”“二拍”等话本小说影响的剧目梳理为主进行研究。

1912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正式提出话本小说与戏曲的渊源关系：

宋之滑稽戏，虽托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表演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至其变为演事实之戏剧，则当时之小说，实有力焉。

此种说话，以叙事为主，与滑稽剧之但托故事者迥异。其发达之迹，虽略与戏曲平行；而后世戏剧之题目，多取诸此，其结构亦多依仿为之，所以资戏剧之发达者，实不少也。[30]

其中的“小说”是“不以著述为事，而以讲演为事”的“宋之小说”，即早期的话本。王国维指出，早期的话本不仅为戏曲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而且在结构体制、叙述方式等方面对戏曲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使戏曲摆脱了诙谐、针砭的表演形式，逐渐敷演有情节之故事，促成戏曲艺术的真正形成。

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古代小说与戏曲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陈平原对此描述道：

当本世纪初的中国学者开始把小说研究作为学术课题时，很自然以乾嘉学者之诂经注诗的方法来治小说，关注的重点是作者生平及作品的版本源流。索隐溯源和版本考辨，乃中国学者的拿手好戏，而“历史演变法”的理论命题，使大批学者“英雄有用武之地”。[31]

这种以追溯本事源流为中心、具有目录学性质的小说研究范式，同样适应于话本小说与戏曲关系的研究状况。在这一学术风气的影响下，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谭正璧等先生不遗余力地对话本小说开始了考源察流的研究工作。郑振铎《明、清二代的平话集》一文不仅证明《古今小说》即“三言”之一的《喻世明言》，解开了《古今小说》与“三言”的名称之谜，而且还考证了“三言”“二拍”故事的来源，郑氏将版本研究与追溯故事来源的研究范式对后来学者的研究影响很大。[32]孙楷第也先后撰写了《重印〈今古奇观〉序》《“三言”、“二拍”源流考》等长篇论文，写作思路与郑振铎颇为相近，也是以话本小说的故事考源为主。[33]他还编著了具有目录学性质的两部著作，《戏曲小说书目解题》与《小说旁证》。尤其是《小说考证》“征其故实，考其原委，以见文章变化损益之所在”[34]，对宋、元、明、清时期163种话本小说进行考证求源的研究，其中对话本小说影响的剧目亦有提及。

蒋瑞藻、钱静方等研治小说史的著作也值得我们关注，这些著作多从史论的角度出发，运用目录学的方法追溯戏曲、小说故事源流、分析评价，其中有不少篇目涉及话本小说与戏曲故事的源流考辨。[35]随后的赵景深，也倾尽心血考察同一题材在话本小说、戏曲中的演变，先后撰写了《〈喻世明言〉的来源和影响》《〈警世通言〉的来源和影响》《〈醒世恒言〉的来源和影响》《〈拍案惊奇〉的来源和影响》《〈二刻拍案惊奇〉的来源和影响》等一系列关于话本小说故事来源与影响的研究论文。[36]

孙楷第等学者以乾嘉学派校勘经史的治学方法对话本小说与戏曲故事的考源察流取得了开创性成果，然而他们的关注点在于一篇话本小说从肇始到成熟的过程，忽略了同一题材在话本小说与戏曲之间的演变。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谭正璧为代表的学者才开始全面考证话本小说与戏曲的故事源流。谭氏《话本与古剧》上卷《话本之部》广征博采，弥补了赵景深等前辈学者的考证疏漏，将话本小说的来源与流变结合起来考证，并对话本小说影响的戏曲剧目做了全面的盘查，对梳理话本小说及其影响的戏曲剧目做出巨大的贡献。[37]另外，吴晓铃撰写《〈古今小说〉各篇的来源和影响》一文，虽然仅关注《古今小说》一部作品集，但是对于各篇作品来源与影响的研究独树一帜，并首次提出《金瓶梅词话》对话本小说故事的承袭。[3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话本小说与戏曲故事源流的考证工作继续深入，学界开始重视整理话本小说影响的戏曲剧目。首先，久未面世的话本小说集陆续出版[39]，由文化部文物管理局等编辑的《古本戏曲丛刊》等戏曲作品集也相继刊行[40]。另外，由傅惜华编著的“中国古典戏曲曲目总集”系列，《元代杂剧全目》《明代杂剧全目》《明代传奇全目》《清代杂剧全目》陆续出版。[41]这些话本小说集、戏曲作品集与戏曲曲目集的出版，有利于学界进一步做沿流溯源的文献梳理工作，为探讨话本与戏曲叙事的互动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中以谭正璧先生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厚，他集数十年之功，查阅数百种参考书，于1961年完成《三言两拍资料》，征引详赡、内容丰富，将“三言”“二拍”的故事资料做了细致的排比，对话本小说与戏曲本事之间的源流关系见解独到，基本梳理了“三言”“二拍”影响的戏曲剧目，足以代表20世纪话本小说与戏曲叙事互动方面的文献研究与整理的成果。[42]胡士莹先生对话本小说的源流研究也用力甚勤，其著作《话本小说概论》对现存宋、元、明、清时期的话本小说与戏曲故事渊源与嬗变的关系也做了全面考辨。[43]此外，他还撰写了单篇论文《白蛇故事的发展——从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谈起》《杜十娘故事的演变》，论述白蛇故事和杜十娘故事的演变发展，揭示话本小说与戏曲叙事的互动过程。[44]另外，叶德钧《古今小说探原三则》《三言二拍来源考小补》两篇论文也对“三言”“二拍”部分话本的来源有所补充。[45]

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对话本小说与戏曲叙事的互动研究逐渐脱离文献学的范畴，研究范围更为深广，研究方法亦逐步更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话本小说与戏曲本事的文献梳理与考证工作继续深入，主要集中于一些单篇流传故事在话本小说与戏曲之间的互动与演变，如吕兆康《白蛇传和戏曲》、段美华《白娘子嬗变的历史价值》、丰家骅《杜十娘故事的来源和衍化》、谭正璧《玉堂春故事的演变》、阿英《玉堂春故事的演变》、袁卓《〈十五贯〉与〈错斩崔宁〉》等论文，从同一题材的角度将话本小说与戏曲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同一故事题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46]资料汇编整理方面的集大成者有段启明编《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述评辑略》，著作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小说与戏曲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并加以简要的梳理和论析。[47]此外，一批引人注目的戏曲工具书也值得关注，如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王森然《中国剧目辞典》、李修生《古本戏曲剧目提要》等，这些工具书对于话本小说与戏曲叙事的互动与演变也多有揭示。[48]

第二，话本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宏观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对小说、戏曲血缘关系的研究不断升温，出现如许并生《中国小说戏曲关系论》、李玉莲《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关系论》、黄大宏《唐代小说重写研究》、涂秀虹《元明小说戏曲关系论》、徐大军《元杂剧与小说关系研究》与沈新林《同源而异派——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比较研究》等系列著作、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对小说与戏曲的互动关系进行综合性的宏观研究，对话本小说与戏曲之间的叙事问题也多有揭示。[49]2004年，徐大军又一力作《话本与戏曲关系研究》探讨话本与戏曲的关系形态及其二者发展进程中的意义，其中也大量涉及话本小说与戏曲叙事的互动分析。[50]

第三，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话本小说与戏曲之间的互动与演变，主要涉及二者之间艺术特征、创作手法等，如郭英德《叙事性：古代戏曲与小说的双向渗透》一文在肯定戏曲和小说文体差异的前提下，从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话语三个方面探讨古代戏曲与小说所共有的叙事性特质，并分析了这些特质的审美内涵。[51]董上德的著作《古代戏曲小说叙事研究》也从小说与戏曲共通的叙事层面入手，不仅对戏曲、小说叙事若干主要的共通性作出理论表述，且通过叙事现象揭示了故事世代流传的心理因素，探讨故事流传与人们之间的关系。[52]此外，郭英德《稗官为传奇蓝本——论李渔小说戏曲的叙事技巧》、沈新林《同花而异果——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创作手法比较》、邹越和陈东有《论中国古典戏曲艺术对古典小说的渗透与影响》、皋于厚《古代小说、戏曲的相互渗透及小说戏剧化手法的演进》、谭帆《稗戏相异论——古典小说戏曲“叙事性”与“通俗性”辨析》等论文，也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戏曲与话本小说在叙事艺术技巧方面的互动。[53]徐振贵所著《中国古代戏剧统论》第十章“论中国古代戏剧艺术的影响”，论述了中国古代戏剧对小说的渗透，对戏剧描写在小说中的作用、戏剧对小说写作艺术和小说发展演变的影响作了比较透彻的阐述。[54]徐振贵之女徐文凯的《有韵说部无声戏：清代戏曲小说相互改编研究》立足于文献整理，对清代戏曲小说改编状况做了全面的考索。[55]

尽管话本小说与戏曲的叙事研究成果卓著，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零散且不成系统，不能全面反映二者关系的总体面貌；受文体及研究专题限制，无法对话本小说与戏曲叙事的互动关系进行全面阐发和深入揭示。因此，利用西方叙事学的理论，结合话本小说与戏曲发展的实际，在系统整理发掘话本小说与戏曲关系史料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而全面、深入反映话本小说与戏曲的叙事研究，其意义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