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德运与正闰：历史序列的重新编排
证明了宋王朝得天下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完成了对宋王朝在整个历史序列中的合法性论证。如果说前面只是承认了历史的事实，那么现在就要上升到价值层面，对历史序列进行评估，从而为宋王朝在历史的观念序列中的合理存在找到价值依据。“五德终始说”与“正闰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工具。
“五德终始说”本来是阴阳家的理论，它用一种超历史的先验图式去解释历史。儒家理论体系将它吸收以后，糅合了儒家的价值关怀与政治期望，“五德终始说”成为古代史学家、政治家诠释历史运行的一个重要观念。“正闰论”与“五德终始说”密切相关。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于是乎有“统”；又因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于是乎有“正”与“非正”（闰）之别。[3]“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一也。”（欧阳修《原正统论》）但哪个王朝为“正”，哪个王朝为“非正”，其间就包含了价值判断。人们价值观的差异，造成了判断的差异，因此历代对正闰问题聚讼纷纷。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著“正闰论”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若以道德者为正耶？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资治通鉴》卷69）由于立论标准各异，这一直是一个历史难题。
宋太祖于建隆元年（960）三月壬戌“定国运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宋史》卷1《太祖本纪》一）。其根据是“国家受禅于周，周木德，木生火，合以火德王”（《宋会要辑稿》运历一之一）。这就承认了本朝与五代的历史一脉相承性。但官方的这一立场以后多次遭到非议。太宗雍熙元年（984）四月，布衣赵垂庆首先发难，由此引发了长期的争论。他认为，本朝应该越过五代而上承唐统是为金德。何况梁继唐，历经五代，正好走完一个终始，到本朝也应该为金德。他还举出大量的白色符瑞作为“证据”，希望朝廷改正朔，易服色，“以承天统”。经尚书省集议后，被常侍徐铉等人驳回。此后真宗朝开封府功曹参军张君房又上言主张“金德说”。他比赵垂庆更进一步指出，五代立国短暂，根本不足以立统，而南唐自称唐后，宋平江南而一统，应承土德而为金。主金德的还有大理丞董行父。真宗天禧四年（1020）光禄寺丞谢绛又上书提出宋应绍唐运而为土德，他认为应仿效汉为尧后黜秦绍周的先例，还为“土德说”找出了很多“证据”。
针对如此种种异议，朝廷多次加以驳斥。第一，“五运迭迁，亲承历数，质文相次，间不容发，岂可越数姓之上，继百年之运？”如果无视五代历史的存在，直承唐统，就割断了历史的连续性，那样历史序列将是残缺不全的。第二，朱温篡唐，不足以立统；后唐庄宗中兴唐祚，“重新土德”，五代的历史序列应该是“晋以金，汉以水，周以木”。根据五行相生的原理，至宋代为火。第三，本朝自国初以来祀赤帝为“感生帝”，奉火德之运已是既成事实，“此事体大，非容轻议”。（《宋史》卷70《律历志》三）所以徐铉等人强调“宜从定制，上答天休”，“圣宋永为火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官方一再重申这一立场。
虽然德运之争在真宗朝告一段落，但正闰问题远没有解决，学者私议不绝。王钦若、张方平、欧阳修、苏轼、章望之、毕仲游、陈师道、司马光、刘恕、廖行之、张栻、李焘、朱熹、叶适、黄裳、周密、郑思肖等人对正闰问题都有专门论述。[4]五代的历史地位问题，是当时的史学家、政治家关注的焦点。因为只有确定了五代的历史地位，才能确定宋朝在历史序列中的位置。德运与正闰之争，远言之是关于历史序列如何编排的问题，近言之则是赵家王朝如何承统的问题，所以已经超出了单纯学术争论的范围，而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理论问题。从历史进程本身的轨迹来说，宋朝的前身是五代的乱世。但两汉以来形成的伦理化历史观，在事实上的历史进程之外确定了一个理想化的历史序列。这个序列以重治世，轻乱世，尊正统，黜僭乱为原则。在五代，儒家的政治伦理经受了严重的打击。如何使超越的“伦理化历史”与活的历史实际协调一致，首先关系到一个评判标准的问题。据此，宋代学者对正闰问题的争论大体可以分为重名（形式）与重实（内在本质）两派。前者以欧阳修、司马光为代表。欧阳修认为“五胜”之说是“秦世不经之说”，而汉以后所传的“正统论”不合“《春秋》正统之旨”（《欧阳文粹》卷1）。所以欧阳修、司马光在具体的历史编纂中对历史序列的编排较为尊重历史的客观实际。而“重实”一派则力图通过自己的主观设计，整理出一个伦理化的历史秩序。所以王钦若等人列出“闰位”与“僭伪”（《册府元龟》“闰位部”“僭伪部”），章望之区分“正统”与“霸统”。陈师道提出解决正统问题的四法宝：天、地、人、义。他说：“正之说有三，而其用一。”（《后山集》卷13）三者指天、地、人；一者指义。虽然天时、地利、人和，但如果得之不义，则不得预于正统。这种重视“历史本质”的态度，给历史顺序的编排带来了困难。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自认为的正统标准，每个人就有一部主观化的历史。相比之下，欧阳修等人更能简捷地把握住历史的实际。所以苏轼评论欧阳修与章望之的正统论说：“欧阳子以名言而纯乎名，章子以实言而不尽乎实。”（《东坡全集》卷44《正统论三首》）也就是说，尊重客观的历史进程，比用主观的道德评价去把握历史更为真实。尽管如此，围绕正闰问题的名实之争仍没有解决。“膺运”问题事实上是对王朝合法性的自我确认。新王朝是否有坚实的理由建立并延续下去，得到当代人和历史的认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尽管德运与正闰问题有诸多争论，但宋王朝官方始终认定火德，这一立场对宋代政治文化有许多影响。火德、赤色成为宋王朝的象征，国家的政治性祭祀——腊祭相应地定在戌日举行，赤丹之物成为国泰民安、天命眷渥的瑞应。国家每遇危机，往往重申火运，显示大宋江山不会中绝，以增加王朝的自信心和天下的向心力。如至道元年（995）知通利军钱昭序献赤乌、白兔各一，并上表说：“乌禀阳精，兔昭阴瑞，报火德蕃昌之兆，示金方驯服之祥。”（《宋会要辑稿》瑞异一之九）赤乌为阳，白兔为阴，阳必胜阴，故西方必定驯服。当时王小波、李顺在四川举事，波及范围很广，所向披靡，朝野震动。钱昭序在这时献赤乌、白兔等祥瑞之物，增强了朝廷平定内乱的信心。北宋被金灭后，高宗赵构南渡，改元建炎、绍兴，实寓重振火德、延续宋祚之意。（《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3）光宗时廖行之作《问正统策》，要求诸生“考古知今”，推明南渡以来正统接受之详而论其故（《省斋集》卷9），显然也是利用天命观念、正闰理论等传统思想回答一个现实的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