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天命与嬗代：宋受周禅的官方解释

经过五代十国的剧烈动荡，到赵宋王朝建立，中国历史又走完了一个分久而合、乱极而治的圆圈。按照儒家传统的说法，王朝之兴必由天命，而同一传统又宣称“天命靡常”，也就是说天命并不是恒久不变的。

汉代的董仲舒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天人感应”理论。符瑞、灾异被看作天命得丧的重要启示。同时，儒家德治主义与民本思想又使他在天、地、人的宇宙结构中，强调人的中心地位，主张人是天人感应的主体。故董仲舒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义证》卷7《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天予”与“人归”是兴王的两个必要条件。赵普在“陈桥兵变”时劝宋太祖黄袍加身时就说过：“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新的王朝已经建立，百废待兴。宋太祖虽是一介武夫，但他逐渐认识到治天下须用儒生。而儒生士大夫们也开始了新的思考，很多重大的现实理论问题亟待他们去解决。首先，新王朝的建立是否具有天命的神圣性？其次，新王朝是否有延续下去的坚实基础？再次，新旧嬗代模式是否合法？最后，这一切是否与儒家价值系统相冲突？诸如此类的问题，迫切要求他们尽快地加以论证，并做出回答。对如此种种问题要做出合理而又令统治者满意的回答并不容易。

宋太祖受禅，实际上是一场兵变，与五代诸帝并无二致。因此如何对此事进行解释，确实令当时的历史学家们头痛。今天我们看到的宋人记录，较具有权威性的如《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清一色地使用《春秋》笔法，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对这一事加以粉饰。据宋太祖的《即位谕郡国诏》说：“六师方次于近郊，一夕遽生于大变，告予以丹商之事，谓予有舜禹之功，注矢横戈，势不可遏。”（《宋大诏令集》卷156）据诏书的说法：第一，兵变乃兵士幕僚所为，与太祖本人无关；第二，强调即位是“人心”所向，并非巧取豪夺；第三，不讳言武力威胁在事件中的作用。这代表了宋初官方对周宋嬗代的立场。但这一立场后来又有了变化，特别强调“禅让”而讳言兵变。据魏泰《东轩笔录》记载，仁宗朝李淑出知郑州，奉祠祀于周少主恭陵而作诗：“弄耜牵车晚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荒坟断陇才三尺，又道房陵半仗来。”仁宗将该书送交中书讨论，翰林学士叶清臣言：“本朝以揖让得天下，而淑诬以干戈，非臣子所宜言。”仁宗“亦深恶之”，遂褫李淑所居之职。（《东轩笔录》卷3）兵变夺权对宋朝君臣而言很不光彩，因此要千方百计地加以掩饰，并让天下人接受周宋更代是效法尧舜的禅让。

既然官方立场上确定了宋受周禅是效法尧舜，那么还必须解决新的问题：宋有何德而王天下？天命观被宋代的儒家士大夫沿用。

首先，编造帝王神异之事，借以说明天命非他莫属。据称，太祖出生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长大以后，“容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宋史》卷1《太祖本纪》）又相传赵匡胤尚未显贵之时，曾乘酒兴到南京（今河南商丘）高辛庙求签，占卜自己一生的名位，“自小校以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皆不应。忽曰：‘过此则为天子乎？’一掷而得圣筊”（《石林燕语》卷1）。这件事在民间流传颇广。而在宋代，南京高辛庙香火兴旺，制度甚雄。晏殊在南京留守时于庙中题诗：“炎宋肇英主，初九方潜鳞。尝因蓍蔡占，来卜天地屯。唐唐大横兆，謦咳如有闻。”（《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29引《蔡宽夫诗话》）经过文人士大夫的渲染，这些传说散布民间，成为佐教辅治的有力工具。

其次，附会符瑞，说明宋祚之兴乃得于天启。据《宋史》载，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北征途中阅四方文书而得韦囊，中有木三尺余，题曰“点检作天子”。（《宋史》卷1《太祖本纪》）这条史料显然系宋人伪造。同卷又载陈桥兵变之日，军中善占星术者苗训和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日者君也，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如今天有两日相斗，预示着人间有一个君将取代另一个君。天以其昭昭之象，显示了人间王朝嬗代的合理性。文人士大夫以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初步证明了宋太祖代周合乎天意。第一，非常之人必能成非常之事；第二，王之将兴，天必示吉。这些都本于神道传统。其政治学意义在于，真龙天子应天而生，并已君临人间。由此揭示，新王朝一经建立，其神圣性不容置疑，“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应期”（《宋史》卷484《韩通传》）。太祖也颇以此自得，曾对臣僚说：“帝王之兴，自有天命。周世宗见诸将方面大耳者皆杀之，我终日侍侧，不能加害也。”在位期间，他还多次微服出行，群臣谏阻，则说：“有天命者任自为之，不汝禁也。”（《宋史》卷3《太祖本纪》三）言外之意，是向臣僚显示天命对自己有所独钟。

最后，“神道设教”的政治功能，促使宋代史学家在追述君主出生行事时无一例外地涂上了神秘主义色彩。元修《宋史》本于宋人记录，记太宗母“梦神人捧日以授，已而有娠”，太宗出生之夜“赤光上腾如火，闾巷闻有异香”。（《宋史》卷4《太宗本纪》一）宋代每位帝王之母都有“梦日有娠”的经历，每位帝王出生时都“赤光照室”，这些神异怪诞的记录背后，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政治功利，并非仅仅用迷信、虚妄所能解释。“帝王感生”之说来自古老的“神道设教”，而“五帝”信仰则自秦汉以来一直沿袭，“感生帝”即五帝之一。“帝王之兴，必感其一。”（《宋史》卷100《礼志》三）从北齐、隋、唐以来专门祭祀感生帝，隋唐还以祖考升配，宋沿唐制。宋朝“五德”中的“火德”，奉“赤帝”为“感生帝”，故历代帝王出生时都以“火”“赤”附会，以表明赵家天子都是“赤帝”之子。

对君主人格的神化，一方面有利于增加社会的向心力，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另一方面，儒家士大夫还借以表达自己的理想主义精神，敦促君主向善慕道、敬天爱民。司马光说：“自幼学先王之道，意欲有益于当时。”（《司马光奏议》卷3《日食遇阴云不见乞不称贺状》）可以代表具有济世精神的儒家士大夫的心理。胡宏说：“天者，道之总名也。子者，男子之美称也。此之谓大道。为天下男子之冠，则可谓天子矣。”（《胡宏集·知言》）天子奉天而行道，“赏罚一毫不得其当，是慢天也。慢而至于颠倒错乱，则天道灭矣。灭天道，则为自绝于天”（《陈亮集》卷10《六经发题·礼记》）。所以天子的责任至艰至重。如王安石于熙宁二年（1069）迁参知政事时上奏说：“天既以圣人之材付陛下，则人亦将望圣人之泽于此时。”（《临川先生文集》卷39《进戒疏》）言外之意，寄托了儒家士大夫对君主的多少期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