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特征

一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国际背景和历史逻辑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发展阶段上,我国已开启经济服务化与城市化进程;经济趋势上,我国已步入质量优先的新常态;增长方式上,我国正经历规模经济效率向全要素生产率的转变。这种根本变化,也对经济体系重塑提出了内生转化要求[2],需要以更加综合的视角解决过去积累的失衡与发展不充分。具体地,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解决前期高速非均衡发展所积累的结构失衡问题,主要包括:总供给和总需求、内需和外需、投资和消费、出口和进口、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等[3],如果再考虑到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差距,则结构问题更加复杂[4]。只有改变非均衡的经济增长结构,形成内生的经济发展机制,形成以空间再配置为基点的“结构均衡增长”,才能使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进入发达国家行列[5]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无论是美国模式、欧洲模式还是日本模式,其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从以生产供给为中心转向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发展,遵循着经济高质量—社会高质量—治理高质量的逻辑顺序。20世纪30—50年代,美国福特主义的形成和扩散,导致垂直一体化规模经济及其对知识需求的增加,根本上强化了发达国家现代部门之间的联系,通过工业与服务业的协调促进生产率的提高[6]。20世纪80年代之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导致国际分工格局更加依赖于创新,呈现出美国以知识创新为主导、欧洲和日本以产品创新为支撑的新格局。为了把握知识经济机会、保证高效率实现,在比较政治经济学和福利国家理论的指导下,发达国家的政策日益聚焦于经济系统对社会发展的嵌入(福利制度和社会保护),因此,如何稳固知识中产阶层的扩大再生产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心。工业化向高度城市化的演进以及发达国家的转型,均围绕就业—福利关系展开和调整,并使得发达国家保持了效率与福利的动态平衡。

通过国际发展经验的比较,可以总结出五点历史逻辑:第一,工业化时期经济主要通过规模效应来增加产出以解决贫困问题,随着边际收益递减,当居民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时,要想继续实现经济增长,迈入高收入水平国家行业,必须依靠高消费水平下的城市化。第二,发展中国家利用自己的后发优势,通过发展工业化来实现增长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在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的发展过程中,服务业比重上升及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的趋同,即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平行而非互补,如果不及时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制造业比较优势不久将丧失殆尽,加之服务业本来就弱,“双重比较劣势”发生的可能性很大,最终导致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淖。第三,突破这种被动局面的关键在于培育以创新和技术优势为核心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服务业比重上升和制造业比重下降过程中的效率补偿。第四,由传统重化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演进的十字路口,协调管理作为一种创新形式内生于增长至关重要;而在生产集成化时期,工业部门内部、工业与服务业之间,城市生产与生活消费之间,将形成致密的纵横网格,此时为自主创新普遍的时期,不可能蛙跳实现。第五,不同于工业化时期以生产为中心的资源配置体制,城市化时期需要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发展,因此,制度设计应该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突出社会再平衡的重要。

二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逻辑

资本的循环过程始于生产,而消费只是作为一种附属品而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生产着消费”,“生产媒介着消费”,这反映出工业化阶段以生产为根本的特性。而在更高级的阶段,马克思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即按劳分配原则,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是实现人的解放以及社会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消费不再仅仅作为生产的附属品存在,而是上升到与生产同样重要的地位,成为资本循环的终点。这里所指的消费也不再是简单的为了“劳动再生产”而进行的基本生活消费,而是以知识消费为主的高级消费。这种消费模式的核心在于提升广义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通过平民阶层教育的普及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也是知识生产部门扩展的主要路径。知识中产阶层的再生产将促进消费和生产,形成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良性新经济循环体系,最终实现创新、效率提升、价值创造与公平分享的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实现“知识消费—人力资本提高—创新效率补偿”的循环。中国大规模工业化过程采用的是加工制造业和出口拉动模式,这种增长路径导致了大量中低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累积。随着工业化向城市化阶段转移,出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需求与现阶段人力资本低度化的扭曲,人力资本升级问题迫在眉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是高技能劳动力,这部分人构成了中产阶层的主要部分。表1-1显示了2010年美英德法意五国中产及中产以上人口比重、收入水平和受教育年限。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人口受教育程度高、高收入人口比重大,是工业化后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特征。从机制来看,知识中产阶层的培育,源于居民生活、消费质量的提高。日韩的发展经验也显示了人力资本积累对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性。在其工业化结束的十五至二十年时间中,日韩的高等教育得到了大量普及,预计到2025年,日本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比重将达到70%,而韩国也将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接受过高等教育。

表1-1 2010年美英德法意五国的中产及中产以上人口比重、收入水平和受教育年限情况

资料来源:Barro-Lee.com.

从发展阶段转型的国际比较来看,现阶段中国正在步入以知识中产阶层培育为重心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报告中可以看出,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具体到产业层面,表现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现代服务所包含的知识密集度,并通过溢出效应传导到工业部门,体现为制造品的技术知识含量也得到提高。创新在抵消资本效率递减的负向冲击的同时,不仅有助于提升资本质量、提高生产效率以产出更多的最终品来用于消费和贸易,而且有助于通用技术部门的结构升级。

三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征

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高质量发展包括相互促进的两个层面,即以效率促进分享,以分享提升效率,推动城市化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资源配置方式从生产供给为中心转向提升要素质量,这是理解新发展观的关键。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创新驱动效率提升、保持经济稳定运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深度城市化、加强经济社会融合。具体如下:

第一,鼓励创新驱动的效率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不仅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服务业、商业模式、文化创意等更为广泛的创新,这些创新活动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创新范畴,因此建立一个与创新活动相匹配的创新生态成为关键。通过创新生态建构的同时打破传统政府干预、金融系统分割等问题,逐步基于市场—中介推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并支持知识形成广义人力资本,逐步构建一个具有孵化、聚集和多角色网络创新的自我演进、互动共演、多元治理的创新驱动效率提升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保持经济稳定运行。经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蕴涵五类风险,包括:收入分配格局再调整导致的过快减速风险;过度无效投资导致的过快减速风险;经济杠杆率持续拉升导致的过快减速风险;产业结构服务化导致的过快减速风险;市场化和相对成本体系调整导致的过快减速风险。保持经济稳定运行的关键是重塑富有活力的国家生产系统,应对经济转型冲击,进而规避转型中的这五类风险。

第三,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依赖高污染、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强调绿色、节能、环保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高质量发展阶段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重视对污染的治理,如处理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带来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高质量发展要求考虑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承受能力,遵守客观规律,坚守科学的发展观,量力而行,保证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

第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工业化动力衰竭导致经济增长减速、人口转型和经济服务化,在面临成本上升压力和资源刚性压力下制造业比较优势正在逐渐失去,过去坚持的技术外部依赖和加工贸易路线无法支撑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只有通过开放构建新体制,形成新优势,才能突破现有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的“低端锁定”,最终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体系。

第五,推进深度城市化。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在世界新格局和中国发展阶段新特点基础上的判断,也标志着中国深度城市化发展的开端。深度城市化的发展目标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以人为本、效率提升和社会包容发展。针对中国的经济条件、禀赋条件、制度条件和社会条件等,深度城市化阶段的关键在于促进知识消费的上升,如居民在科教文卫等方面的支出,这要求政府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注重公平和效率的平衡。

第六,加强经济社会融合。高质量本身是发展状况和治理状况的表现,需要通过治理结构的现代化来实现。不同于工业化时期以生产为中心的资源配置体制,城市化时期需要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发展,以充分体现“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原则。因此,制度设计应该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上:国家作为规则和政策的提供者,为市场提供制度规则、促进公平、建立信任;规范有序的市场为经济主体提供竞争平台,激励创新精神;经济主体参与生产和消费活动,分享发展成果,并以其诉求促进治理机制的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