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最低工资制度

我国最低工资制度起步较晚，虽然1956年全国工资制度改革时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即是工人的起点工资，但是由于当时正处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中，最低工资制度并未得到各界的认可。直到1984年，政府才尝试在珠海市确定和实施最低工资标准。1993年，原劳动部相继发布《最低工资规定》《关于实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通知》和《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首次提出我国将实施最低工资制度。1995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确立了最低工资法律地位。但在实施初期，由于该法规并未明确各地最低工资的计算标准及参考因素，因此最低工资只是在部分城市和地区得到执行。1995年，全国仅有100余个城市实施该政策，且平均最低工资标准很低，每月不足200元。为了加大最低工资法规的执行力度和扩大最低工资的覆盖范围，2003年12月30日，我国通过了《最低工资规定》，要求于2004年3月1日起在全国施行。该规定明确指出，最低工资是雇主（或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最低金额的劳动报酬，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在排除劳动者保险、福利待遇、补贴和各种非货币后，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如果用人单位违反《最低工资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责令其限期补发所欠劳动者工资，并可责令其以所欠工资的1～5倍支付劳动赔偿金。《最低工资规定》的颁布赋予了最低工资制度法律地位，使最低工资标准成为地方最低生活保障的指导线。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采用月最低工资和小时最低工资两种形式，其中月最低工资适用于全日制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适用于非全日制劳动者。该规定要求各省、市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来确定最低工资标准。一般说来，各地政府在制定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时，会将居民月生活费用支出、职工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地方失业率和其他调整因素纳入考虑范围。2004年底，我国全面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度，均采用月最低工资标准。

虽然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要求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绝大多数地区基本都是“每年一调”，这造成了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多变性。2004—2007年，各区县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次数超过100次，并且以年平均超过10%的速度快速调整，个别地区的平均调整幅度甚至超过40%。由于各地方各年都有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因此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并没有统一的来源，我们通过查找地方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网站以及政府公告网站收集各地各年最低工资标准数据。与已有研究收集的市级最低工资数据不同的是，为了获得更为精确和一致的估计结果，本章收集了1998—2007年全国各（自治）县、市辖区和县级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数据。若某县级城市在同一年实施了两次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我们将以各标准的实施月份为权重计算其加权平均值作为最低工资标准。最终我们得到每年2740个县级层面的最低工资标准数据，约占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总样本的95%。

图2-1展示了我们搜集到的1998—2007年全国各（自治）县、市辖区及县级市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数据的整体情况，可以看出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具有以下规律：一是伴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我国区县级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幅度也比较大。从平均最低工资标准数据来看，1998年约为200元／月，2007年约为500元／月，提高幅度近1.5倍。从最低工资标准的最大值来看，某些发达地区的县级城市最低工资提升幅度更快，10年时间提升了近2.2倍。二是地区最低工资体系的地区差异性比较大。以2007年为例，最高的为上海市的920元／月，最低的为张掖市的245元／月。此外，最低工资标准在同省市不同县级单位的差异也比较大。例如，2007年浙江省温州市市区最低工资标准为850元／月，而平阳县和苍南县等地的标准仅为620元／月。三是在《最低工资规定》实施前，即2004年前，最低工资标准增长相对缓慢，年平均增长率为10.5%；在《最低工资规定》实施后，即2004年后，最低工资标准增长相对较快，年平均增长率为14.5%。

图2-2展示了1998—2007年最低工资标准与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工资的变动趋势。由图2-2可知，最低工资标准与制造业企业平均工资均呈现出同年逐步攀升的状态，并且2004年因《最低工资规定》的实施成为10年间上涨趋势的拐点，即在2004年及其以后年份，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速和企业平均工资的增速突然提高，进入了劳动力成本快速攀升的时期。图2-3展示了2000—2008年最低工资分布趋势变动情况，可以看出，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实施前，由于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和执行并未做强制性的要求，地区倾向于实行较低标准的最低工资，且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的差异性并不大。2004年后，由于《最低工资规定》的实施，要求地区必须根据地方经济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标准逐年提升并且地区间标准的差异性逐渐扩大。到2008年，地区间最低工资的差异性已显著凸显。

图2-2和图2-3反映了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劳动力成本同步上涨的事实。然而，结合上文的研究背景，费解之处是工业生产总值和增加值貌似并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外生冲击而受到较大的影响。因此，本书提出如下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和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引致的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对企业生产行为有何影响？

（2）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对企业而言是否一定是一件“坏事”，其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具体影响如何？

（3）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对不同企业的生产效率是否具有异质性的影响？

上述三个问题正是本书的研究出发点。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从这些疑问出发，通过模型的推导和构建相关指标，来研究上述疑问背后的理论机制，并通过实际数据的检验，说明其对经济影响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