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总论
自《春秋》以上之诸史，皆为治化而为文；周秦诸子，则皆为学术而为文，无专以文为事者。屈平宋玉为韵文专家，似专以文为事矣；而实亦本于忧时怨生而作，亦不能谓专以文为事者也；盖其不欲以文见者其素志也；其不得不专以文名者其不幸也。至汉之贾谊，擅长奏疏，而不得行其志，始为赋以吊屈原，又自伤寿不得长，为《鵩鸟赋》，是为汉代辞赋开山之大家：然揣其始志，亦未尝欲以赋家名于世也；不得已而为劳者之自歌耳。故《太史公书》以谊与屈原同传，均不幸而以辞赋名者也。至枚乘司马相如之徒出，始专以辞赋为务。承其流者有枚皋、王褒、扬雄之徒，刻意摹拟，均专欲以文争胜。太史公作司马相如列传，尽录其《子虚》《上林》诸赋；班孟坚作《扬雄传》，尽录其《羽猎》《反离骚》等文；盖即后世《文苑传》之所自仿，而文学与学术离而为二之所由起也。又太史公传《儒林》，尝以文学与儒者同称。及班固《两都赋序》，乃专以文章属辞赋。且班氏所称诸家如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倪宽、孔臧、董仲舒、刘德、萧望之等，今诸人之赋，皆多残亡，唯司马相如、刘向之赋，尚有存者，刘向之《九叹》，亦不为世所重。疑此辈皆多以经术家追逐时好而作辞赋，谅非其长，故不能工，而不能传于后世。唯司马相如史不称其精湛他学，唯以辞赋见称，实为文学家与学术家分家之始祖。自是而后，汉之学者，乃有专为文学而文学者矣。
《后汉书·文苑传》，自杜笃王烈凡二十二人，皆专以文学名者。范蔚宗赞之曰：“情志既动，篇章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淫费。”盖彼等皆纯粹之文士矣。
第二节 辞赋家之散文
汉代辞赋家可谓至众，不可殚述，兹择最著者二人以略见一斑焉：曰贾谊、曰司马相如。其他如扬雄、班固、张衡之伦，其所为散文，亦莫不受辞赋影响，不能具论焉。《史记·贾生列传》云：“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乃自以为不能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至太中大夫。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佐。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辞云云。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其辞曰云云。”贾生实为汉代最早之赋家。其辞赋作品，可谓追踪屈宋，缩长篇为短章，虽祖述屈宋而不蹈袭屈宋。汉之赋家如司马杨班虽以富丽胜，而论气格则未能或之先也。然贾生之散文亦为汉代之冠。张溥辑一百三家有《贾长沙集》一卷。今选录其《过秦论》上篇如下：
过秦论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横，兼韩、魏、燕、赵、齐、楚、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邵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秦王，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秦王既没，余威震于殊俗。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倚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此文排比敷张，实有辞赋色采，自“且夫天下非小弱也”至末即为班固《东都赋》末一段所本。其文云：
且夫僻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岭九嵕，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溯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子徒习阿房之造天，而不睹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
陈石遗先生云：“论辨一类，古今以贾谊《过秦论》为称首。其名为过秦，始见于《新书》，太史引作《秦始皇本纪论赞》，本只一篇，后人分作三篇。首篇《过秦始皇》，次篇《过二世》，三篇《过子婴》。其实如此巨制无他妙巧，不外开合擒纵而已。纵之愈远，擒之愈见有力也。首篇首言秦之数世，种种强盛，次言六国之谋臣策士，合从并力而无如秦何。又次言秦盛，六国益复种种强盛，天下益无如之何矣。皆开也，纵也。而陈涉以匹夫亡之，然仅此一合一擒，未免过于简单。故又用且夫一段推开，将陈涉与六国层层比较，山之峰峦迴抱，水之港汊溁洄矣。”
贾生之奏议，有《陈政事疏》，为汉人奏议中第一长篇文字，实为后世万言书之祖。其文亦最多排偶，今以文长不录。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又云：“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斯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上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是为汉赋第一篇富丽之作，实亦原本宋玉之《高唐》也。《一百三家集》有《司马文园集》一卷。相如既为辞赋大家，故擅长辞令，雍容娴雅，兹录其《谕巴蜀檄》如下：
谕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雠。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终则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
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晓喻百娃，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己亲见近县，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偏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其文亦甚多排偶，贾生以气胜，长卿以韵胜也。《石遗室论文》云：“《史记·陆贾传》载贾说南越王赵佗说，司马相如本之以为《谕巴蜀檄》。檄之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云云，即陆贾之鞭笞天下，劫略诸侯云云也。檄之摄弓而驰，荷戈而走，人怀怒心，如报私雠云云，即陆贾之将欲移兵云云也。檄之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若此，即陆贾之天子怜百姓云云也。檄之发军兴制，惊惧子弟云云，即陆贾之以新造未成之越屈强于此云云也。檄之身死无名谥为至愚云云，即陆贾之掘烧先人冢夷灭宗族云云也。但陆说尤质直耳。”师说可谓深悉文章嬗变之迹。今录《史记·陆贾传》贾说南越王佗原文如下，俾得参照。
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及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陆贾赐尉他印，为南越王。陆生至，尉他魋结，箕倨见陆生。陆生因进说他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廼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王先人冢，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于是尉他廼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因问陆生曰：“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陆生曰：“王似贤。”复曰：“我孰与皇帝贤？”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若汉一郡王，何廼比于汉？”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廼大说陆生，留与饮数月，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赐陆生橐中装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陆生卒拜尉他为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
第三节 经世家之散文
汉人《书疏》，传于今者几尽为经世之学。就中文之尤工者为贾谊、晁错、赵充国、贾让、刘向之徒。贾文前已论及，刘文容后言之。今略论晁赵二家焉。
《汉书·晁错传》曰：“晁错，颍川人也，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错为人峭直刻深。考文时天下亡治《尚书》者，独闻齐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廼诏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错受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拜为太子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是时匈奴强盛，数寇边，上发兵以御之，错上言兵事。”兹录其文如下：
上言兵事书
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境，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持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窃闻战胜之威，民气百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今之陇西之吏，赖社稷之神灵，奉陛下之明诏，和辑士率，底厉其节，起破伤之民，以当乘胜匈奴。用少击众，杀一王，败其众，而大有利。非陇西之民有勇怯，廼将吏之制巧拙异也。故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繇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
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也，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陈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楯三不当一。雚苇竹萧，草木蒙茏，支叶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厄相薄，此剑楯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音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亡矢同；中不能入，与亡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闻大小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五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簿，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十击一之术也。
虽然兵凶器；战危事也。以大为小，以强为弱，在俯仰之间耳。夫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则悔之无及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蛮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传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臣错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财择。
《石遗室论文》云：“景帝时晁错号智囊，平日于兵刑钱谷诸要务，大概无不简练揣摩。其所读必不出《孙吴兵法》《管子》《商君》诸书。故其《言兵事》一篇，文字与《孙子》第二编第六篇、第七篇、第九篇，商君之《算地》《战法》《兵守》《徕民》《境内》，各篇甚为相似。不但立说用意之有所本已也。凡人学问，于何等书用功最深，一旦下笔，不必字摹句仿，自有不觉相似之处，似在神理也。错尚有《募民徙塞下》《论守边备塞》二篇，亦多与《管子作内政寄军令》之言相近。”
又云，“其笔意与晁家令相近者，有赵充国。充国有《陈兵利害书》，不过寻常奏议体。其《屯田奏》三首，则皆斩钉截铁，无一躲闪语，无一支曼语；然亦时有约束照顾，使阅者易于明白，斯为本色文字”。其说甚是，今将赵充国《上屯田奏》第二编录后：
上屯田奏二
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草，愁于寄托远遁，骨肉离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具也。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命不得归肥饶之坠，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眎羌虏，杨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堕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幵小幵，使生它之忧，十也。治湟狭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城，信威千里，从枕席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国材下，犬马齿衰，不识长册，惟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
《汉书·赵充国传》云：“赵充国字翁孙，陇西上邽人也，复徙金城令居。始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为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通知四夷事。”翁孙之文，削除支叶，严洁峻劲，宋王荆公之《三经义序》，即从此出而稍变其体。
第四节 史学家之散文
两汉史学家以马班为钜子。《史记·太史公自序》云：“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旨。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游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子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宜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令，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卒三岁，迁为太史令。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恶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概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后汉书·班彪传》云：“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也。彪性沉重好古，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
又云：“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诸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柱尝著《马班异同论》，以司马氏父子本《春秋》之义，发明通史之例；班氏父子，本《尚书》之义，发明断代史之例。其本纪纪大纲，列传为细目，后人合之为纲鉴编年体之史，于吾国史学实为最大贡献。大抵司马氏尚奇，班氏尚正；司马氏文体近散，班氏文体近骈。习骈文者必宗班，故《昭明文选》选班氏之文独多，选司马氏之文只一篇而已。学古文者宗司马氏，故古文家韩愈数汉代能文者屡称司马而不及班氏也。今各录其叙文一篇，以见异同。
史记游侠列传序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己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借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此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捍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汉书游侠列传叙
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夫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衡，力政争强。繇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扼掫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
及至汉兴，禁纲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城，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视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
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辠人也；而六国五伯之辠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辠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辠己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让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卫、霍改节。然郡国豪桀，处处各有，京师亲戚，冠盖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时外家王氏，宾客为盛，而楼护为帅。及王莽时，诸公之间，陈遵为雄，闾里之侠，原涉为魁。
两家思想文派之不同如此。至叙事之文，虽各有不同，然孟坚生子长之后，亦未尝不步趋太史氏也。《石遗室论文》云：“《汉书·李广传》后之《李陵传》，即欲继美太史公之《李广传》也。中叙陵苦战一大段，直逼《史记·淮阴侯传》《项羽本纪》。传末凄惋处，直兼伍子胥屠岸贾二事情景。”
又云：“千古伤心人无如伍子胥，李陵。子胥犹得报仇泄愤，李陵则长此终古，非得班孟坚奇文传之，其事亦淹没不彰。惟于别苏武诗稍寄悲慨之一二而已。《文选》有《李陵答苏武书》，端系六朝人赝作，即全本《班书·李陵传》翻演成者，东坡嗤为齐梁小儿之言，不诬也，昭明选之，可谓无识矣。以中国有名人而降外国，李陵外有庾信哥舒翰其最著者也。然其冤惨皆不如陵。陵名家子，其将才可以大破匈奴，立功塞外，徒以自恃太过，一误（以不愿属贰师不得骑）再误（不听军吏言败后求道径还归），致身败家族，致足悲矣。孟坚《汉书》，原不必为陵特立佳传，然难得此好题目，可与史迁竞胜，又代史迁发一大牢骚，故为特附一传于《李广传》后。孟坚平日于史迁文字，自己烂熟胸中，如伍子胥之父兄被诛，仓皇亡命，百计复仇；赵氏之族灭于屠岸贾，程婴公孙杵臼，生死存孤：皆极人世伤心之故。但事情各异，只能得其嘻嘘悲恸神情。独有项籍，百战百胜，而垓下被围之后，以寡敌众终，至败亡。羽之力战至死，与陵之力战以至于降，情景极为相似。故陵以步兵五千人，敌单于八万余骑，犹羽麾下壮士骑从者仅八百余人，而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也。陵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犹羽渡淮骑能属者仅百余人也。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犹羽至东城廼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也。陵便衣独步出营，犹项羽夜起饮帐中也。陵太息曰：兵败死矣，曰天明坐受缚矣；犹羽自度不得脱也。军使言将军威振匈奴，天命不遂；犹羽自言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今率困于此，此天之亡我也。军吏劝陵求道径还归，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及无面目报陛下云云；犹乌江亭长劝羽渡江，羽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云云也。陵抵大泽葭苇中，犹羽至阴陵迷失道陷大泽中也。其尤似者力战之勇，孟坚叙陵以少击众曰击杀千人，曰斩首三千余级，曰复杀千人，曰复伤杀虏二千余人，皆陵五千人所手刃；犹史公叙羽曰，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曰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羽令骑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陵则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刃。羽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陵则止左右毋随我，大丈夫一取单于耳。羽有美人名虞，悲歌慷慨；陵则军中有女子，鼓声不起。其他管敢具告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单于大喜；似韩信使人间视陈馀，知不用广武君策，信大喜。陵居谷中，虏在山上一段，似孙膑引庞涓入马陵道时。陵纵火自救，发连弩射单于，单于遮道攻陵，四面矢如雨下，疾呼曰，李陵韩延年趣降；庞涓追孙膑时亦言举火，言万弩夹道而伏，言万弩俱发，言斩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又其不仅以《项羽本纪》者矣。”
又云：“班孟坚《王贡两龚鲍传》，首先历举古来自洁之士，次历举当时清名之士，以为王吉辈发端，传中插入邴汉邴曼容等，传末复旁及诸清名之士，此班书之规模《史记·孟荀列传》者。”
第五节 经学家之散文
汉自武帝崇尚儒术，通经之士日众，汉之能文者几于无不通经，今论其荦荦大者董仲舒刘向二人，以为代表焉。
《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田园，其勤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对贤良策焉”。《一百三家集》有《董胶西集》一卷。
贤良策对一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褒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呜虖，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廼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仲舒对曰：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亲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廼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廼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廼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亝，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币，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祜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絫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盩，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惟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惟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廼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隄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曾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熟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廼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廼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祜，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陈澧《东塾读书记》云：“董生之学，深邃者在《春秋》及阴阳之说，其大有功于世者，则班固所云切当世，施朝廷者也。班氏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言，州郡举茂材孝廉，皆仲舒发之。澧谓孔子孟子，不能行其道于天下，至董生乃能施之发之。”
《石遗室论文》云：“汉代文章，世称贾茂董醇。茂盛也，即树木枝叶畅茂之意，贾生之策论，根本盛大，枝叶扶疏，茂不难解也。董之醇在何处乎？均是此意此言，在他人言之透露，而董言之含蓄；他人言之激烈，而董言之委婉，不肯求其简捷。三策原以灾异作主，而第一篇开口曰以观天人相与之际，曰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曰事在强勉而已矣，曰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皆说得亲切近情。曰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曰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委婉中又说得郑重，视天难谌命靡常者较亲切矣。曰刑罚不中，则生邪气云云，曰天任德不任刑，曰阳不得阴之助云云，曰故先王不肯为也，皆颇有至理。曰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则煞句颇峭，以其上正心以正朝廷各句已堂堂正正说之，此处正收太平，故反足一句；又足以阴阳调，风雨时，至王道终矣一段，以鼓舞修德之心，文气可谓厚矣；又反足以凤鸟不至，至不得致也数句，厚之至也。曰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文气已足矣；又重之曰，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熟烂如此之甚者也，皆文气之厚处；又肯说多余话，而说来不讨厌，使人动听，如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云云是也。”
《汉书·楚元王传》云：向字子政，末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为郎。既冠，以行修饰擢为谏大夫。《一百三家集》有《刘子政集》一卷。今录其《谏起昌陵疏》如下：
谏起昌陵疏
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孔子论《诗》，至于“殷土肤敏，裸将于京”，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盖伤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昔高皇帝既灭秦，将都雒阳，感寤刘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贤于秦，遂徙都关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长短以德为效，故常战慄，不敢讳亡。孔子所谓“富贵无常”盖谓此也。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临厕，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坟。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邱陇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禹葬会稽，不改其列。殷汤无葬处。文、武、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皆无邱陇之处。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也。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此诚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于防，称古墓而不坟，曰：“丘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识也。”为四尺坟，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闻之古者不修墓。”盖非之也。延陵季子适齐而反，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间，穿不及泉，敛以时服，封坟掩坎，其高可隐，而号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魂气则无不之也。”夫嬴、博去吴，千有余里，季子不归葬。孔子往观曰：“延陵季子于礼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亲骨肉皆微薄矣；非苟为俭，诚便于体也。宋桓司马为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吕不韦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义，皆明于事情者也。
逮至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及秦惠、文、武、昭、严襄五王，皆大作邱陇，多其瘗藏，咸尽发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河，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多杀宫人，生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罹牧竖之祸，岂不哀哉！
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陇弥高，官庙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贤而中兴，更为俭官室，小寝庙。诗人美之，《斯干》之诗是也，上章道官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孙之众多也。及鲁严公刻饰宗庙，多筑台囿，后嗣再绝，《春秋》束焉。周宣如彼而昌，鲁、秦如此而绝，是则奢俭之得失也。
陛下即位，躬亲节俭，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臣甚惛焉。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谋之贤知则不说，以示众庶则苦之；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陛下慈仁笃美甚厚，聪明疏达盖世，宜弘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顾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比方邱陇，说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知之心，亡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惟陛下上览明圣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观贤知穆公、延陵、樗里、张释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以为则；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为戒。初陵之橅，宜从公卿大臣之议，以息众庶。
《石遗室论文》云：“刘向《论起昌陵疏》，首段言自古无不亡之国，厚葬无益，可谓敢言，以一唱三叹，极有风神。其警语云：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又云：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次段历举古来薄葬之人，皆有特识，亦以淡宕之笔出之。其警语云：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张释之对汉文帝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为无穷计也。又云：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也。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此诚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三段乃详言厚葬之害，以甚足悲也，岂不哀哉，分两次作煞笔，亦出以唱叹。末段始反复总以痛切之言，其警语云：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又云：陛下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埠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焉用大？谋之贤知则不说，以示众庶则苦之，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子政文章，笔皆平实，此篇独多姿态。”
董、刘之文，其根据经术剀切深厚如此。柱尝谓汉之散文，可分四大派，一辞赋派，二经世派，三经术派，四史学派，其余可为附庸而已。辞赋派以司马相如、扬雄为宗，其后流而为骈文，后世古文家韩退之时或宗之；经世派以贾谊、晁错为魁，其流而为骈文者陆宣公为最，后世古文家三苏等宗之；经术派以董仲舒、刘向为首，而后世古文家李翱、曾巩、王安石辈宗之；史学家以司马迁、班固为祖，而后世古文家韩退之、欧阳修之徒，多宗司马氏。
此外公孙宏、匡衡亦以经术为文，若京房、翼奉、李寻等虽经学专家而散文非其所长矣，至于东汉无一不文以经术焉。
第六节 训诂派之散文
西汉经学家之于经也，大抵通大义，不事章句，如贾董、刘向、扬雄之徒皆是也。至东汉儒者，遂为之一变，事章句，工训诂，如郑兴、郑众、贾逵、马融、郑玄之徒是也。西汉儒者求通大义，故多工文；东汉儒者局促于训诂，故鲜能文者；惟马融之辞赋，最为富丽，足以上方扬班而已。今略论郑玄、许慎二家，以见一斑焉。
《后汉书·郑玄传》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宫，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师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瓌，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今录其《戒子书》如下：
戒子益恩
吾家旧贫，不为父母昆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阉尹擅势，坐党禁锢，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举贤良方正有道，辟大将军三司府，公车再召，比牒并名，早为宰相。惟彼数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无任于此，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而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复归邦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宿业衰落，仍有失误。案之礼典，便合传家。今我告尔以老，归尔以事，将闲居以安性，覃思以终业；自非拜国君之命，问族亲之忧，展敬坟墓，观省野物，胡尝扶杖出门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尔茕茕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虽无黻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自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未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图乎。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饮食，薄衣服，节夫二者。尚令吾寡憾，若忽忘不识。亦已焉哉！
《后汉书·儒林传》云：“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今录其《说文解字叙》于后：
说文解字叙
叙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众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明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箸于竹帛，请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二是也。二（一-）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戈止）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及宣王大史籕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籕《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草书。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籕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大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
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徴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己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
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四曰左书，即秦隶书。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歬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竟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籕。俗儒图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恉。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矣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歬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
今叙篆文，合以古籕，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康成之文，信笔而书，甚不费力，近于自然派之散文，为后来陶渊明一派所宗。叔重之文，镂心鐫肾，颇近骈文。东汉训诂家之散文，以二子为最杰出矣。
第七节 碑文家之散文
两汉金石家之文，多不著撰者姓名，盖古例也。然其文极浑厚朴茂，唐韩愈碑文，最为后世称颂，而不知多本于汉碑也。汉金文如《盘铭》等多属韵文，今不录。惟碑则有铭有叙，铭虽韵文，而叙文则散文也。故今略录一二，以见其为周秦金石文之流变焉。
汉碑用字固多俗体，以其为隶变也。然时亦多存古字，且缘殷周钟鼎文字之例，多用通假字，故读汉碑不特可见文体之流变，且可以见字体之流变焉。
国三老袁君碑
君讳良，字厚卿，陈国扶乐人也。厥先舜苗，世为封君。周之兴，虞阏父典陶正，嗣满为陈侯，至玄孙涛涂，初氏父字，立姓曰袁。鲁僖公四年为大夫，哀十一年，颇为司徒，其末或适齐楚，而袁生□独留陈，当秦之乱，隐居河洛，高祖破项，实从其策，天下既定，还宅扶乐。孝武征和三年，生曾孙幹，斩贼公先勇，拜黄门郎，封关内侯，食遗乡六百户，后锡金紫，仙修城之<尞阝>。幹薨，子经嗣，经薨，子山嗣，传国三世，至王莽而绝。君即山之曾孙，缵神明之洪族，资天德之清则，惇综易诗，而悦礼乐。举孝廉、郎中、谒者、将作大匠、丞相令、广陵太守，讨江贼张路等，威震徐方。谢病归家，孝顺初政，咨□□白，三府举君，征拜议郎、符节令。时元子光博平令，中子腾尚书郎，少子璋谒者，诏书□□可父事，群司以君父子俱列三台。夫人结发，上为三老，使者持节安车，亲□几杖之尊，<礻旦>割之养，君实飨之。后拜梁相，帝御九龙殿，引君对觌，与饭酒，赐饮宴，册曰：顷者连遇运害，灾条备至，阴阳不和，寒暑不节。昔孔子制义，承奉则有兴盛之福，慢期即致来咎之变。朕以妙身，袭裘继业，二九之戒，今直其际，图记占□，慎在藩国。自先帝至德，犹有七国之谋，盖治世者不讳其难。朕追社稷之重，恐有交会诸国王侯，开导以骄满之渐，令奸邪因缘生慝，相以显选，简练内升，昔掌苻竟，惠抚我民。故连拔授，不问勋次，典郡职重，亲执经纬，隐栝在手。往者王尊发纵于平阳，清约藩辅，其节衎然，忠臣之义，有献善去否，其加精微，测切防绝。朕疚心以戒，今特赐钱十万，杂缯三十匹，玉具剑佩，书刀，绣文印衣，无极手巾，各一。往悉乃心，勉崇协同，便宜数上。君子曰：优贤之宠，于斯盛矣。宰县治郡，无民不思。载八十五，以病致仕，永建六年二月戊辰卒。居罔室庐，殡子假馆。昔行父平仲，小国之卿，其俭犹称，况汉大夫。父子同升，而无环堵，不遭丘明实录之时，使前喆孤名，而君独立。于是厥孙卫尉滂，司徒掾弘图，刊石作铭。其辞曰：飞清邈，纷其厉，跨高山，铺云际，作帝父，振（沙土）秽，登华龙，眺天空，酌不挥，凯以迈，民被泽，邦畿又，才本德，曜其碣，国煌煌，数万世。
郎中郑君碑
君讳固，字伯坚，蓍君元子也。含中和之淑质，履上仁之清操，孝友著乎闺门，至行立乎乡党。初受业于欧阳，遂穷究于典籍，膺游夏之文学，襄冉季之政事。弱冠，仕郡吏，诸曹掾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入则腹心，出则爪牙，忠以卫上，清以自修，犯颜謇愕，造膝佹辞，加以好成方类，推贤达善，逡遁退让，当世以此服之。群后珍玮，以为储举，先屈计掾，奉我方贡。清眇冠乎群彦，德能简乎圣心。延熹元年二月十九日，诏拜郎中，非其好也，以疾锢辞。未满期限，从其本规，乃遘凶愍。年廿二，其四月廿四日，遭命陨身，痛如之何！先是君大男孟子，有杨乌之才，善性形于岐嶷，□□见于垂髦，年七岁而夭，大君夫人所共哀也。故建兆共坟，配食斯坛，以慰考妣之心。琦瑶延以为至德不纪，则钟鼎奚铭。昔姬圝武，弟述其兄，综极徽猷行于篾陋，独曷敢忘，乃刊石以旌遗芳。其辞曰：于惟郎中，实天生德，颐亲诲弟，虔恭竭力。教我义方，导我礼则，传宣孔业，作世幕则，从政事上，忠以自勖。贡计王庭，华夏归服，帝用嘉之，显拜殊特，将从雅意，色斯自得，乃遭氛灾，陨命颠沛，家失所怙，国亡忠直，俯哭谁诉，卬嗁焉告。嗟嗟孟子，苗而弗毓，奉我元兄，修孝罔极，魂而有灵，亦歆斯勒。
吾尝谓金石文实可谓为纯粹之美术文，金石字亦可谓纯粹之美术字，盖欲借此以寿世者也。西汉以前之金石文多不著姓名，多不见于各家之专集，以当时尚无集也。故今于周秦与两汉之金石文特为专章以论之。
吴闿生云：“文章之事，以金石刻为最重，其体亦最难。自退之韩氏外，殆莫有能为之者。柳州犹不失法度。至欧公而后，则尽篾古初，率意自为，名为志铭，笔势与他文无异。三苏不喜为碑刻，世亦知其不工。于是独欧公碑铭至多，而尤擅大名。吾尝谓欧公所为碑文，皆论序传状类耳，实于金石体裁无与。夫文各有体要，今序书传而用箴颂，作章奏而仿歌诗，可乎？欧公铭志之文，何以异是。呜乎，法之不明也久矣。儿时读韩文，喜其惊创瑰奇，以为退之伟才，故独辟蹊径如是，后来者所当步趋，而莫外也。及睹《蔡中郎集》，乃知碑刻之体，创自中郎；退之特踵其法为之，未尝立异，顾其才高，遂乃出奇无穷耳。后得洪文惠所辑《汉碑刻》，益诧为平生所未见，反复研诵，弥月不能去手。乃知汉人碑颂，其高文至多，崇闳俊伟，非中郎一家所能概，而退之不能出其范围。中郎虽负盛名，亦因当时风气而为之，非其特创者，而金石之文固而导源于此也。盖三代以上，铭功德于彝鼎，其词尚简，今存者虽多而不尽可识；石刻之文，惟岐阳之鼓，后世亦未能尽解，顾其体可意而知也。秦皇崛起，褒功立石，皆丞相斯为之，原本雅颂，一变而为金石之体，法律森严，足以范围百世；后儒或以为破除诗书，自我作古者非也。事未有无法而可以自立者，彼李斯宁独异哉？继斯而作者则孟坚《燕然山铭》，皆轩天拔地，壁立万仞；岂独二子才雄，抑金石之作，其道固若是也。碑铭如于东汉，作者不尽知其何人，要皆遵循成轨，制作玮异其气其辞，与三代彝鼎石鼓秦皇刻石肹蠁相通，无支离隔绝之诮，所存今不可多见，见者莫不光气炯然，皆天地之鸿宝也。论者不察，辄病东汉靡弱，谓其气薾然而尽，是岂可谓知言乎？曹氏代汉，相去未几，所为大飨受禅诸碑，皆当时朝庙钜典，而气既剽轻，词亦窳陋，良由操丕否德，亦篡逆之朝，执笔者固无弘毅之士也。自是以降，六朝碑志，陈陈相因，一流于骈俪浮冗，无可观览；至退之而后起衰振懦，夐绝前载，而规橅意度，则一秉东汉之遗，可覆按也。今学者皆知韩文之奇，而于汉代诸碑熟视若无睹焉；譬如敬人之子孙，而忘其父祖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