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继秦反文之治而为崇文之国，虽汉高祖马上得天下，薄儒生，溺儒冠，而大风一歌，实为开国之至文。厥后楚元王学诗，惠帝除挟书之律，文帝使晁错受《尚书》，使博士作王制，又置《尔雅》《孝经》《孟子》博士。《汉书·艺文志》云：“迄于孝武，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故自孝武以来，益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汉之文学渊源于战国者为最多，辞赋既原于屈宋荀卿，而京都一类，侈陈形势，亦本于苏秦张仪之游说。凡此韵文之属，今姑勿论。若汉之散文，则莫盛于书疏。此亦本于战国策之书说。姚姬传《古文辞类纂》，于奏议类列楚莫敖子华《对威王》，张仪司马错《议伐蜀》，苏子《说齐闵王》，虞卿《议割六城与秦》，中旗《说秦昭王》，信陵君《谏与秦攻韩》，李斯《谏逐客书》诸篇，于贾山《至言》，贾谊《陈政事疏》之上；于书说类列陈轸《为齐说昭阳》，及苏秦《苏代淳于髡游说》诸篇，与范雎《献书昭王》，乐毅《报惠王书》，汗明《说春申君》等篇，于邹阳《谏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枚叔《说吴王书》，司马子长《报任安书》之上：可谓明文体之源流者矣。
汉人最重辞赋。班固《两都赋序》曰：“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闲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秦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此以文章二字专指辞赋而言，则汉人之重视辞赋可知矣。《楚辞》源于三百篇，汉赋又源于《楚辞》，而汉人之散文，实皆多受辞赋化。柳宗元《西汉文类序》曰：“殷周以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当文帝时始得贾生明儒术，武帝尤好焉，而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相如之徒作，风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于是宣于诏策，达于奏议，讽于辞赋。传于歌谣。由高帝以讫于哀平王莽之诛，四方文章，盖烂然矣。”此言西汉文章之盛，而文质得中也。其所以如此者，盖不特辞赋为汉文之特色，为受《楚辞》之影响而已；即其《书疏》等散文，亦莫不渐受辞赋之影响，而日趋于富丽，如贾生司马相如之徒之所为是也。故西汉之散文，为李兆洛《骈体文钞》所选者，如汉景帝后六年《令二千石修职诏》，汉武帝元朔元年《议不举孝廉者罪诏》，元狩二年《报李广诏》、贾山《至言》、贾生《过秦论》、枚叔《上书谏吴王》、邹阳《狱中上书吴王》《狱中上书自明》、司马长卿《上书谏猎》《难蜀父老》《喻巴蜀檄》、晁错《对贤良文学策》、公孙宏《对贤良文学策》、司马子长《报任安书》、刘子政《上灾异封事》《讼陈汤疏》、刘子骏《移太常博士》等篇，虽不能即谓为骈文，然而不能不谓为已将成骈文之体势者也。由西汉而渐进至东汉，由东汉而渐进至于三国，若子桓子建兄弟，遂为六朝骈体之宗师矣。
西汉武帝时代之散文已有与骈文无异者，今录邹阳枚乘各一篇如下：
邹阳《狱中上书》
臣闻忠无不报，信无不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昂，昭王疑之。夫精诚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悟也。愿大王熟察之。
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极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无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今乃知之。愿大王熟察，少加怜焉！
语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轲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而死两君者，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而为燕尾生；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人恶之于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駚騠；白圭显于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文侯赐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词哉！
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司马喜膑脚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折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负石入海，不容身于世，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人主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道路，穆公委之以政；宁戚饭牛于车下，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者，岂素患于朝，借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意。坚如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计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国岂拘于俗，牵于世，系奇偏之浮辞哉？公听并观，垂明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雠敌，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为比矣。
是以圣主觉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说田常之贤，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故功业覆于天下。何则？欲善无厌也。夫晋文公亲其雠而强霸诸侯，齐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则？慈仁殷勤，诚加于心，不可以虚辞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而卒车裂之。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而霸中国，遂诛其身。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隳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犬可使吠尧，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沉七族，要离燔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囷离奇，而为万乘器者，何则？以左右先为之容也。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隋珠和璧，只结怨而不见德；故有人先游，则枯木朽株，树德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羸，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神，欲开忠于当世之君，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而不牵乎卑乱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轲而匕首窃发；周文王猎泾渭，载吕尚归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乌集而王。何则？以其能越拘挛之语，驰域外之议，独观于昭旷之道也。
今人主沉谄谀之词，牵帷墙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皁，此鲍焦所以愤于世也。
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砥砺名号者，不以利伤行。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笼于威重之权，胁于位势之贵，回面污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掘穴岩薮之中耳，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
枚乘《谏吴王书》
臣闻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户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士，不过百里，上不绝三光之明，下不伤百姓之心者，有王术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则事无遗策，功流万世。臣乘愿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恻怛之心于臣乘言。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其出不出间不容发，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脱。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极天命之寿，敝无穷之乐，究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之所以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恶其迹者，却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阴而止，景灭迹绝。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欲汤之沧，一人炊之，百人扬之无益也，不如绝薪止火而已。不绝之于彼，而救之于此，譬犹抱薪而救火也。养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杨叶百步，百发百中，杨叶之大，加百中焉，可谓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内耳。此于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祸生有胎，纳其基，绝其胎，祸何自来？泰山之霤穿石，单极之断干。水非石之钻，索非木之锯，渐靡使之然也。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经而寡失。夫十围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绝，手可擢而拔，据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砻底厉，不见其捐，有时而尽；种树畜养，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积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臣愿大王熟计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此二篇比物连类，虽后世极丽之骈文，何以过之？故曰：两汉之世为骈文渐成之时代也。至于三国，遂几于骈文时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