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对象、基本思路和具体方法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非文字交流”；基本思路是以非文字资料证明非文字领域的交流；具体方法是先在中日两国非文字资料之间找到互证，然后综合诸多互证而形成证据链，最后以非文字证据链证明中日两国在远古时代确实存在非文字交流。

第一章从15000年前写起，以日本绳纹人与中国古越人的共同祖居地“东中国海平原”为焦点，通过海侵、古人骨类型、古人类基因、陶罐纹样及“陶罐”古音来阐释绳纹文化产生的契机，以及绳纹人与古越人的同源性。

第二章至第五章，通过玉玦、勾玉、独木舟、红漆角栉、玉梳背、石钺、玉钺、耳珰、黑齿、古菱形纹以及畲族字符，阐释中日两国7000—4000年前的文化交流。

第六章根据环境考古学对日本列岛古环境的复原、稻作遗址的年代谱系以及日本上古神话，阐释3000—2200年前中国稻作民迁居日本列岛并进行稻作开发的过程。

第七章至第十一章，通过石刀、石镰、奴国金印、东亚“稻”音溯源、枫香树、标绳、神社建筑符号、鸡血石和蟠螭纹谷纹璧，阐释3000—2000年前中日两国以稻作农耕为背景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对中国稻作东传日本的最早传播者和日本历史纪年的起始年作出崭新的逻辑推断，为该领域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通过考察前方后圆坟、三角缘神兽镜、东汉神兽镜系列、尚方规矩镜以及金错铭铁剑，阐释1800—1600年前中日两国的非文字交流以及日本从无文字社会向文字社会的过渡。

以上所列的非文字交流资料，大多为以往中日文化交流史所未提及。其中像奴国金印、徐福传说、金错铭铁剑等文字资料，前人虽有提及，但从非文字交流的角度看，还有深入挖掘的余地。因此，本书不仅会举证新的交流资料，对旧的交流史料也将作出新的阐释。

本书从始至终都在强调两个族群——古越人（古越族）和古苗人（苗族）。在远古及上古时代，华夏族与日本倭人的交流并不多，几乎都是古越人、古苗人与日本倭人的交流。

古越人与日本倭人的交流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那时的交流以交易为主，交易器物主要是玉玦。此后，古越人与日本倭人的交流从未中断过，直到“倭五王”朝贡的时候，其对象仍然是南朝的刘宋，刘宋的主体民族仍然是古越人。

古苗人与日本倭人的交流始于公元前10世纪稻作农耕的传播。其实，6000—4000年前，古越人已将长江下游的稻谷带到了日本。此时的长江中下游，稻作农耕作为一种新的生计方式正在快速传播，所以在此背景下，古越人将稻谷传播到日本列岛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在6000—4000年前，日本列岛并没有出现稻作农耕，反而是前农耕性质的绳纹文化迎来了最繁荣期。

不过，公元前10世纪以后，稻作农耕正式传入日本，而在其初始阶段，古苗人确实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此，从公元前10世纪起中日文化交流的主线就变成了两条：一条线是古越人与日本倭人的交流，另一条线是古苗人与日本倭人的交流。当然，从更高的层次讲，无论是古越人还是古苗人，他们与日本倭人的交流都是在稻作背景下进行的，所以本质上都属于稻作文化交流。其实，只要把握住这个基本点，我们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理解这两条交流主线的分离与交错。

中日远古非文字交流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密切相关，所以本书反复使用了该地区的考古学资料，但角度并不是考古学，而是寻求与稻作史、人类学、神话学及词源学的结合。在考古学层面，山东北辛文化时代、大汶口文化时代、龙山文化时代的演进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这三个时代的演进是否能与远古传说及上古史对应起来，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尚存不同见解。因此，当笔者在中日远古非文字交流的框架下，从稻作史、人类学、神话学及词源学的视角将考古事实与远古传说结合起来进行综合阐释的时候，恐怕会超出部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预料。

另外，考古学界认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但从生计方式来看，二者之间曾发生过从粟作农耕到稻作农耕的根本性转变。笔者认为，带来这一根本性转变的历史原因就是苗族稻作集团的北上和蚩尤九黎稻作联邦的形成。对于没有研究过稻作史或苗族远古史的人来说，这一结论恐怕有些意外，但种种非文字资料表明，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正因为在山东半岛形成了蚩尤九黎稻作联邦，蚩尤被黄帝擒杀后，蚩尤后裔才会大批流落到江淮一带，最后其中的一部分还逃亡到日本列岛，给日本列岛带去了稻作农耕。

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个人见解，但学术研究本身就需要多重视角，只要基本事实的认定没有错误，基于基本事实的阐释则属于讨论范畴。笔者愿就本书提出的涉及考古学及远古史的诸多观点，与各界专家进行深入探讨。

本书的年代跨度大致为13000年。以12章对应13000年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对距今7000年以前的考证和阐释还很薄弱，需要寻找更多能够获得中日双方互证的非文字资料；至于7000年以降，非文字资料相对增多，资料间年代间隔已经缩短到1000年以内；3000年以降，资料间年代间隔进一步缩短到300年以内。不过笔者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将非文字资料间的年代间隔缩短到100年以内，使中日远古非文字交流研究无限接近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