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妓赛金花的忠仆——陕西巷

老北京的八大胡同并不只有八个胡同，而是泛指珠市口西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的一片地区，包括韩家胡同、百顺胡同、胭脂胡同、棕树斜街（原王广福斜街）、陕西巷、石头胡同、朱家胡同、小力胡同（原小李纱帽胡同）等。这里也是等级较高的风月场所聚集地。

乾隆时期，内城严禁开设妓院，于是烟花柳巷便被挪到了前门、大栅栏一带，八大胡同渐渐有了雏形。20世纪初是八大胡同的鼎盛时期，其时军阀混战、乱象丛生，无数女子为了活命，只得投身青楼，在这里葬送了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也让八大胡同的规模不断扩大。

陕西巷是八大胡同的核心，巷内有个窄窄的榆树巷，榆树巷1号便是名妓赛金花创办的怡香院。

1887年，状元洪钧回苏州守孝，巧遇赛金花，一见倾心，便纳其为妾。过了两年洪钧被清廷委任驻俄、德、奥、荷兰四国大臣，赛金花也随之赴欧。在欧洲时，赛金花去过圣彼得堡、日内瓦等地，周旋于上层社会，受到过德皇威廉二世和皇后奥古斯塔·维多利亚的接见。在此期间，与后来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相识。

归国后不久，洪钧病逝，赛金花被洪钧原配夫人赶出家门，无奈之下，再次流落烟花，先后在上海、天津为妓，后搬到北京的陕西巷。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八大胡同正好归德军管辖。赛金花在欧洲之时学会了德语，便与德军士兵周旋，得知旧识瓦德西成为联军统帅，于是就与瓦德西再次见了面，成为瓦德西的座上宾。

赛金花借此劝阻瓦德西不要滥杀无辜，救人无数，京城人对她多有感激，称她为“赛二爷”。

赛金花之后从良嫁人，无奈命途不济，嫁了三次，丈夫都早早离世。

1921年秋初，又一次失去丈夫的赛金花再次回到北京。

这次回到京城的赛金花已经不复当初的青春年华，老本行做不了了，财产无多，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差。

曾经享誉京城，如今无人问津，身边只有两个仆人顾蒋氏、蒋乾方跟随。

顾蒋氏、蒋乾方乃是姐弟。姐姐顾蒋氏，二十七岁丧夫后就跟随赛金花，从上海到北京，一直伴她左右。赛金花来北京三年后，顾蒋氏弟弟蒋乾方因穷困潦倒，也来到北京投靠了赛金花。于是这主仆三人，在北京相依为命。

此时的赛金花已不复当年，只能靠之前的些许积蓄勉强度日。十多年下来，积蓄终于耗尽，甚至连每月八角的房租都付不起。这姐弟二人的工钱赛金花自然也开不出来了，但俩人并没有离开，反倒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补贴赛金花。昔年赛金花富裕之时，花钱如流水，曾多次厚赐顾蒋氏，如今顾蒋氏回馈赛金花，彼此间你有情我有义，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但光靠这姐弟两人补贴也不是办法，毕竟这两人的积蓄也没有多少。而且，房租可以暂时拖欠，政府的捐税可拖欠不得，于是赛金花请一名同情她的巡官写了一份请求免税免捐的呈文，递交上去。在这份呈文里，她详细述说了自己的一生，希望能获得免捐特许。没想到这份呈文被一名嗅觉灵敏的记者看见了，全文刊登在报纸上，并且起了个显眼的题目《八角大角难倒庚子勋臣赛二爷》。文章一见报，立即激起各界反响。于是赛金花又一次成为社会的焦点，被邀请参加了许多活动，一些名流、文化名人纷纷探访赛金花，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关于她的访谈。

某次记者招待会，赛金花被邀请，顾蒋氏陪同前往。在记者招待会上，顾蒋氏分到一个面包、一根香肠，但没舍得吃，而是小心翼翼地包起来带回去，给赛金花做晚餐。这一幕又被眼尖的记者看见，给登上了报纸，并呼吁为赛金花募捐。这事情也引起很大反响，张学良、徐悲鸿、齐白石、李苦禅等知名人士都曾接济过赛金花。但善心人士的捐款对于陷入贫穷和疾病困境的赛金花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在赛金花生命的最后三年里，虽然关于她的事情时常见诸报端，但依旧生活困顿，入不敷出。顾蒋氏还把自己的次子二兴许给她做义子以安慰病重的赛金花。1936年冬天，赛金花病逝，棺椁无着，于是社会各界又进行捐助，将她安葬在陶然亭。

赛金花临死前，还欠着房东的房租没付，于是房东向法院起诉。法院的判决是：被告务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旧历端午节前迁出。这也让赛金花留了最后一点儿体面，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被赶出住所。

赛金花出殡时，由于义子二兴在外地赶不回来，顾蒋氏、蒋乾方代替，由蒋乾方打幡，顾蒋氏抱罐。他们两人还说，要在陶然亭锦秋墩上盖几间小屋，终身为赛金花守墓，被时人称为“义仆”。直到1947年，顾蒋氏还在北京供奉赛金花佛堂的香火，生活全靠赛金花生前的朋友接济。徐悲鸿想照顾一下她，聘她为自家“女管家”，可顾蒋氏已经年近七旬，难以胜任，试用一天就告辞了，之后便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