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用法

一、法要公开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出自《定法》）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出自《难三》）

法制定于官府，发布给百姓。这一点现在看来已是常识，但很早以前法律并不颁布给百姓。《左传》载，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有利于法律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执行。

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出自《难三》）

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出自《五蠹》）

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出自《难三》）

强调法的公开性、透明性，要确保国内民众都事先知道它，这样才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出自《五蠹》）

法不只要公开，还要由官吏进行宣导、培训，以便让人们都了解。

二、法与时移

故治民无常，唯法为治。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知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出自《心度》）

《心度》这一段论述提纲挈领地指出了“治民无常，唯法为治”的法与时移思想。“法与时移”是韩非子核心思想之一。韩非子提出这个思想主要是为了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守旧思想，当然从法治建设本身其意义也甚大。

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有人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出自《五蠹》）

在这段文字的前面，韩非子先举了上古有巢氏构木筑巢而王，燧人氏钻燧取火而王，中古之世大禹治水而王，近古之世汤、武伐暴而王之故事，指出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情况，王者所务也必有所不同，僵化法古，必沦为笑柄。从而得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环境绝对论”和与时俱进的治政观念（也包含了“法与时移”的观念），并用守株待兔这个成语强化各代都要与时俱进的观念。下面诸段落则是韩非子对“法与时移”的详细论证。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出自《五蠹》）

专论赏罚不用的演变，韩非子古时地广人少、供养充足，故不必争，所以赏罚不用，今世人多财寡，故民争，所以就要用赏罚的手段来止争了。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出自《五蠹》）

专论人的德行表现也取决于物质利益多寡，古时当官好处不多时，可以轻辞，所以显得高风亮节；今时当官好处多，所以贪官恋位、死守不去。所以治理国家也要因时而变，赏罚没有绝对的对错，要看现实情况，所以轻罚并不一定意味着仁慈，严刑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暴戾，“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译：政事要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措施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政事。”而已。

真是满满的环境决定论、道德相对论。

“法与时移”这个观念整体上是没问题的，作为一个普遍性法治指导原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韩非子在论述这个观念时，过于贬低了人的道德自觉性，把人过于“物化”了，这是有失偏颇的。究其根源，还是只看到了人性“波粒二象性”中的一象。认知上的这种偏颇，在指导实践时就易出现无所畏惧的心态，进而在立法执政时逆人性、狂妄暴戾、极纵好恶的情况就会层出不穷。

三、法要稳定

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作者数摇徙则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人之功矣；万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万人之功矣。然则数变业者，其人弥众，其亏弥大矣。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务变之谓变业。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出自《解老》）

韩非子借老子的名言“治大国者若烹小鲜”表达法令不能朝令夕改的观点。他认为在法令上折腾会降低人们的生产效率，为此韩非子还算了一笔经济账。为什么会影响生产效率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很容易讲会影响工作技能的专业化和工作心态，但韩非子理解问题很深邃，他认为关键是“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民务变之谓变业”，即法令变了，会影响利益格局，人们的利害情况变了，民众从事的事务就会变，也就是人们的劳作情况就会改变。

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出自《五蠹》）

要确保法一致而固定，使民众都知道它。

四、执法

韩非子有关执法的内容可分为三个小主题。

1.审名实定赏罚

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刑名者，言与事也。注：刑即形，审合刑名即验证言实是否相符。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注：即以言实相符性作为赏罚依据。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注：赏罚第一关注的不是功绩大小，而是是否言行一致。昔者韩昭候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所言者贞也，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注：防诈、防奸是治政第一要务。（出自《二柄》）

赏罚不能依靠好恶的感觉，要有标准。什么标准呢？“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君主应该在乎的不是功过本身的大小，而是是否言行一致、所做与职责一致。所以“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也”。这是因为言行不一致中可能藏有私意奸情，韩非认为这才是君主最应关注的东西。

职责与行为的关系，同言行的关系是一样的，所以循名责实可以分解为“以言责实”“以职责实”两种情况。韩非反对臣下“超越职责”，纵使立了功也要罚，因为这种做法本身也容易藏有私意奸情，破坏了既有的秩序，而君主更在于秩序是否在他掌握中。韩非特别举了韩昭侯的一个故事，说韩昭侯喝醉睡着了，典冠者（负责君主帽子的侍从）给他盖了一件衣服。韩昭侯睡醒后知道此事后，把典冠侍从和典衣侍从一并治罪了，原因是一个越职了，一个失职了。

现在的企业都提倡首问负责制，希望员工能跨越职责把事办好。相比之下，我认为韩非子各司其职的观点更加高瞻远瞩。其中原因大家可以自行琢磨下。当然，各司其职其实有个前提条件，就是组织的整体分工设计要完善。

2.循法赏罚

释仪的而妄发，虽中小不巧；释法制而妄怒，虽杀戮而奸人不恐。罪生甲，祸归乙，伏怨乃结。故至治之国，有赏罚而无喜怒。故圣人极；有刑法而死无螫毒，故奸人服。发矢中的，赏罚当符，故尧复生，羿复立。如此，则上无殷、夏之患，下无比干之祸，君高枕而臣乐业，道蔽天地，德极万世矣。（出自《用人》）

立法是为执法，不依法而执法，则非法治，实为心治。心治会随好恶、喜怒而放大奖惩度量，甚至会甲代乙过，如此赏罚都不能服人之心，下属必会嫉怨生而惰性起。拿捏到位的赏罚，虽重赏而人不妒，虽杀人而人不怨。

现代人经常用人治和法治这一对相对立的概念，韩非子用的“心治”一词，其实更准确。“心治”，即凭借主观办事。韩非论证了不借助外在的标准，仅仅靠主观做事是很不靠谱的，因为人的情绪与私欲会产生严重干扰。

赏罚的意义在于立势，如果赏罚没有客观标准，完全基于主观好恶，就不能立势立威，即使重刑而奸人不惧（因果关系不当，利害计算时，就会有侥幸心理）。特别要注意的是，“罪生甲，祸归乙”，这种不公平的做法（我在自己的另一本著作《打造集成供应链》中提出过一个“下游买单效应”，说的就是这个现象），不仅使人产生私怨，更是错乱了事情本来的因果关系，对人们未来处理同样的事情，有极大的副作用。

3.信赏必罚

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出自《大体》）

韩非子提出四个执法原则：不偏向到法的外面，也不偏向到法的里面；在法禁以外的事不严苛，在法禁以内的事不可宽缓。

实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译：事实本来有所表现，但按照常理考察却失去了应有的量度。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注：任慧，依靠个人的智慧。释法而任慧者，则受事者安得其务？注：言接受职事的人不能得到要领。务不与事相得，注：办事的要领与事情的实际不相称。则法安得无失，而刑安得无烦？（出自《制分》）

韩非子谈的是执法过程中个人智慧与法的关系，如果自以为个人智慧超越了法，怎么能拿捏好赏罚的界限呢？这样实际实施的赏罚就会出现与事实的偏离，进而出现混乱。这种情况其实在今天的企业管理中也很常见，在执行制度过程中，放弃制度标准而依靠个人的智慧，结果以执法的名义而把制度搞乱。

小忠，大忠之贼也。若使小忠主法，则必将赦罪以相爱，是与下安矣，然而妨害于治民者也。（出自《饰邪》）

韩非子认为不能让小忠之人执法，那必将用相爱之心来赦免犯罪，不会依法办事，做不到信赏必罚。

饬令，则法不迁；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出自《饬令》）

只有执法严格，法才不会被随意改变；法令公正，官吏就不会有奸邪的行为。法令制定以后，就不能用仁义道德之类的虚言来妨害法令执行。

行法曲断，以五里断者王，以九里断者强，宿治者削。（出自《饬令》）

韩非子重视执法权的下移和执法效率。执行法令在乡村断案，五里之内能断案的国家，就能称王于天下；九里之内能断案的国家，就能强盛；办事缓慢不能及时断案的国家，就会被削弱。

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出自《外储说左上》）

首先，韩非子指出了“信”的树立是一个积累过程，在一件一件的小事上讲信用，才能逐步建立其大信的形象。其次，指出君主建立信的目的在于推行法令，若无信，则“禁令”不行。韩非子讲了很多故事来阐述其“信”的思想。

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是故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赏偷，则功臣堕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出自《主道》）

重刑少赏是就赏罚的量度原则而言；明赏严刑，则是就赏罚标准的明确性与执行严格性而言。什么叫执行严格？一是赏罚及时（如时雨、如雷霆）；二是赏罚不含糊（无偷赏、无赦罚）；三是赏罚要超越主观好恶（虽疏贱必赏、虽近爱必诛）。

总而言之，赏罚如若入心，必明、必严方可，如此才会成为民众行为依据（通过利害计算自发选择），如此民众行为才会为法所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