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读韩非子，怎么当老板
- 王春强
- 7415字
- 2024-11-01 17:41:03
第三节 驭臣是君主的核心工作
驾驭群臣是君主的核心工作，这层意思韩非子并没有直接讲出，但通读《主道》不难总结出，韩非子认为君主这一角色的基础和第一要务就是能够驾驭、掌控臣下。人性自为，是要基于个人利益进行算计的，而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其他组织要合众人之力为一体，以实现组织整体利益最大化。这样就会产生人们的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的冲突。个人得不到约束，组织创造价值的能力就会被削弱，组织的最大利益就无从保障。所以作为组织利益代表人的君主，最核心的工作就是驾驭作为组织成员的臣下，以防范有损组织利益的行为，以激发每个成员的才能。可以认为，君臣的天然关系是博弈关系，赢得君臣博弈（这样才可谓驾驭了群臣）是君主的核心工作。
一、君臣为博弈关系
其实在第五章第二节的“人性论”中，定位君臣关系为利害关系，亦即是定位君臣之间为博弈关系，这里就不重复摘录了。
黄帝曰：上下一日百战。君臣之间天然就是一个博弈关系，在这种博弈关系中，如果君主处于下风，臣下就会有绕过行为和越位行为，最严重的情况是发生篡权。所以，面向群臣的内控，是君主必须处置好的。
主上不神，下将有因；译：君主不神秘莫测，臣下将有造成奸诈的依据。其事不当，下考其常。若天若地，是谓累解；若地若天，孰疏孰亲？能象天地，是谓圣人。欲治其内，置而勿亲；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大臣之门，唯恐多人。凡治之极，下不能得。周合刑名，民乃守职；去此更求，是谓大惑。猾民愈众，奸邪满侧。故曰：毋富人而贷焉，毋贵人而逼焉，毋专信一人而失其都国焉。腓大于股，难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随其后。主上不知，虎将为狗。主不蚤止，狗益无已。虎成其群，以弑其母。为主而无臣，奚国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将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宁。法刑苟信，虎化为人，复反其真。（出自《扬权》）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天然是博弈关系，君主对臣下循实正名和循名责实的过程，必然也是夹杂着双方博弈的过程，为了赢得这个博弈，不让臣下掩饰、作伪、欺凌，君主最好的姿态就是守虚静，以彼之言制彼之行。通俗地讲，守虚静就是不动声色、不显好恶，要用这个方法让臣下本来、真实的想法显现出来；要让臣下把心思用在事上，而非琢磨君主的好恶上；要让臣下竭其力实现自己的承诺，不让他有苟且、投机的心思。君主所做的，就是参合其形名，“以赏者赏，以刑者刑”（即进行赏罚）。
如果君主不神（不隐匿自己声色、好恶），在君臣博弈关系中，臣就能够知己知彼（了解君主想法），获取信息优势，进而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博弈策略，而这种策略往往是对君不利、对国不利的。所以，君主一定要发挥博弈中的“信息不对称”优势，获得主动地位。
韩非还指出两个要点：一是不要过于亲近内廷人员，这样君主就没有隐私了，他们就会放肆地为所欲为了；二是治事不要“一官二人”，其实就是职责不清晰，有交叉，这样不但他们之间会矛盾重重，而且也能更好地以此为借口趋利避害，逃避应该担负的责任。
以上内控措施，其实就是压缩臣下的博弈空间，让他们安心于本身所职、不越位。当然要做到这些，还需要法的支撑，让臣下依法行事，而非盯着君主的眼色行事。
二、君主可能受臣下的五种蒙蔽
韩非总结了君主博弈失败的五种风险，他称之为“五壅”（壅是蒙蔽的意思）。总而言之，就是君主的特有权力被侵犯、窃取。
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闭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臣得树人曰壅。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德；臣擅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明；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出自《主道》）
臣下阻隔君主了解外面的情况、干预外面的情况，那么君主实际就失去了君位，相当于一个傀儡了。这种历史案例太多了。赵高掩闭了秦二世胡亥，农民起义烽火连天了，秦二世都不知情，后来赵高干脆杀了秦二世。隋末，宇文化及掩闭了隋炀帝，后来杀之。王振掩闭了明英宗朱祁镇，朝政决于太监。刘瑾掩闭了明武宗朱厚照，朝政决于太监。其实就是秦国本身，也出现过穰候魏冉架空秦王、擅政数年的情况。《水浒传》中卢俊义的管家李固掩闭了卢俊义，卢俊义险些刑场毙命，即将行刑时，被梁山好汉解救。
由此涉及另一个话题，就是企业中的老板授权问题，那些纸上谈兵的专家们总喜欢不顾情势地叫嚷老板应该更多地放权、授权，却忽略了现实中授权总是存在风险的，不先搞明白有哪些风险，不先对这些风险有防范预案，就是掷骰子，就是轻率、鲁莽！
臣下控制了财权，君主就会失去施人以恩德的权力。现在的企业中，这种隐蔽的情况也很普遍，比如揽权过多的财务负责人，通过审批决定着他懂或不懂的所有层面的支付权，实际权势远远大于其职位，成为隐形老板。
臣下擅自发令，君主就会失去控制权。君主的权威来自于发令权，这个权力要失去，君主也就虚有其名了。臣下不是不可以行令，但必须符合君主的意志。
臣下私下施恩惠于人，则人感恩的对象，或者说效忠对象是臣下而非君主，这样君主就失去了英名。田氏代齐过程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田氏以大斗借出粮食以小斗回收，民心归田氏，后来田氏兵不血刃、水到渠成地取代了吕氏齐国，从此齐国由吕齐转变为田齐。历史上位高权重的大臣受到君王猜忌时，往往会选择自污其名以自保（例如萧何），也是基于这个道理。
有些企业老板也经常对一类事耿耿于怀，就是有些管理者自己做好人，让老板做坏人。其内在道理也同韩非子所讲的这句是相通的。
臣下得以栽培党羽，君主就失去了支持者。这个道理容易理解。多数领导者在这个层面都有很高的警惕性，不多解释。
三、驭臣的基本心法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则万物皆尽。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谨执其柄而固握之。绝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
不谨其闭，不固其门，虎乃将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贼乃将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与，故谓之虎。处其主之侧为奸臣，闻其主之忒，故谓之贼。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同合刑名，审验法式，擅为者诛，国乃无贼。（出自《主道》）
博弈论有四要素：参与者、利益、策略、信息。参与者的各自利益是其博弈的目的，策略是获得利益的手段，信息是确定策略的依据。要想赢得博弈，就得获得全面的信息。所以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从博弈角度，各博弈者都要会力求做到知己知彼。韩非子教授给君主的就是隐蔽自己（即守虚静、用在不可见）的意图，让臣下“不知彼”，而自己则“以暗见疵”，参验臣下的言行。用现代博弈的说法，就是控制博弈信息，因为臣下掌握的信息模糊、不确定，臣下就不敢妄动。所以韩非说，“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君主表现出了好恶，臣下就会精心粉饰自己的言行），“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君主在上面无为而治，臣下才会诚惶诚恐、谨以治事），“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君主掩盖起行迹，隐藏念头，臣下就无法探测），“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君主去掉自己的智慧，不表现才能，臣下就无法猜测，当然也就无法投机）。
金庸先生通过《笑傲江湖》中虚拟出的“独孤九剑”，也阐述了这个思想：只要你出招，就有破绽，对手就可能利用之，所以最高妙的剑法是守静、无为，让对手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而当对手出招时，我方则可以精准地冲着对方的破绽后发制人。
君主所要隐藏的并不是所有信息，相反很多信息是需要和臣子们共享的，要隐藏的信息是可被臣子们揣度上意用以谋私的信息。个中细微差别，需要自己量度掌控，千万不要走向极端。
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是以不言而善应，不约而善增。言已应，则执其契；事已增，则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赏罚之所生也。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主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出自《主道》）
以静制动，是守静虚、隐蔽自己真实意图的层次推进。坚持守静虚之道，才有可能面对臣子隐蔽自己真实意图，继而把事情的焦点聚焦到臣子本身的言行上。以其行来验证其言、其职，作出评判，言行相符、职行相符则赏，不符则罚。
韩非子特别重视臣子言行一致的重要性，因为这关系到君主是否被蒙蔽、是否失位。所以韩非子认为在这个事上一点都不能马虎，即“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为什么一点不能马虎？韩非子对赏罚不当的负效应认知非常深刻，即“赏偷，则功臣堕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最后得出赏罚要信、要公正的结论。
从《主道》中，我挖掘出另一个韩非子没有直言的观念，用现代话语来讲就是“高维博弈”。
赤膊上阵，直接跳入事情之中的博弈是低阶手段，不是君主应该采取的博弈手段。君主应该尽量置身事外，不介入具体事件内部，但要站在更高角度对事件的得失进行判断，进而给予恰当的赏罚。所以君主要“无为于上”“不自操事”，但对事功评价、赏罚的权力却不能假人之手，权柄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即“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高维博弈是一种后发制人的策略。
人和人相处时，各自的企图、分寸都是受对方影响的（有个量力理学定理，叫作薛定谔的猫，就是讲观察本身就会影响被观察事物的状态。引申理解的话，介入本身就已经影响了本来应有的进程）。如果君主让臣下彻底看穿，臣下就会得寸进尺、生出异心（因为臣下有了胜算）。所以君主要无为、不介入，韩非说，“绝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杜绝臣下非分的企望和念想）。如果这方面不重视、做不好，君主就会面临风险，即“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贼乃将生”。
强调一点，韩非子提倡君主无为、不自虑、不自操事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充分授权，发挥下属的才能与能动性（尽人之才）；另一个目的是赢得博弈，不让人产生非分之想、不偷懒，全力做好其职位该做的事。
四、驭臣术纲要
本小节总结的是抽象后的驭臣术，算是原理层面的，而“驭臣篇”“治国篇”中的“术”则更具体一些，属于应用层面的。
无为而治，尽物性人能，这个道理永不过时，可谓天道。因性命物（根据万物特性所长给它最合适的位置）是无为而治思想的核心体现，不要用简单粗暴的方式驭使人和物。西方有句谚语说：“你可以把马牵到河边，但你不能强迫马喝水。”这也是表达这个意思。因性命物，以实为名，就是布局；循名责实就是布局、裁判。我认为，这是高屋建瓴的管理大逻辑，要以置身事外的高度才能更有效驾驭局面。我经常提倡领导者要做“间接干预者”，不做、少做“直接干预者”，也是这个意思；布局、裁判就是间接干预，以己之长以预事，就是直接干预。企业小了，直接干预的事少不了，但一定要分明白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这两个概念，这样才能知其分寸。
韩非面向臣下的内控思想，自然有其可取之处。但也要防范过度，过度即是私意，私意的意思就是把君主个人利益绝对地放到了民众利益、国家利益之上。这是韩非子整体思想本身就有的漏洞，即把强君与强国绝对化视为一体。
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无为。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用其能，上乃无事。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辩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国故不治。（出自《扬权》）
物之性、质不同，人之情、能不同，各有其所适合的用途。根据人们的能力、性情安排他们的位置和职责，就是最小干预，这就是无为而治精神的具体体现。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处于一个最好的自然发挥状态，形成一种和谐的秩序。这其实就是布局！上天是万物的布局者，使星辰位焉、四时序焉、植畜生焉，秩序井然；君主应该是朝廷和国家的布局者，使各司其职、各奉其能、各尽其性，秩序井然，如此则国泰民安。
由此我们又可知，布局之初衷，是建立一种期望的秩序而已，破坏秩序的行为就是不当的，成就秩序的行为就是恰当的。
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徒。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见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将自举之；正与处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举之，不知其名，复修其形。形名参同，用其所生。二者诚信，下乃贡情。（出自《扬权》）
仅仅根据物性、人能布局，并不意味着系统就正常运转了，必须确保每一个“部件”名实相符。布局是依据每个“部件”的名分而制定的，要确保名实相符，首先要循其实而定其名，要肯在以实为名上下功夫（而非强为其名），然后才是循名责实（刑名参同）。总之，要“谨修所事，待命于天。毋失其要，乃为圣人（君主应该谨慎地处理自己的政事，等待天的命令。不失国家权柄，才能成为圣人）”。
总而言之，不要乱用名、乱贴标签，这就像外包装标识要和里面装的东西一致，否则就会拿醋当酱油用，拿盐当白糖用。
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出自《二柄》）
韩非讲：“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制”字使用甚好，制是管制；“导”是引导、激励。“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趋利避害，人性也。借用现代系统论的观点，人也是一个开放系统，也有反馈回路来进行自我调整，这个反馈回路就是趋利避害。他判断能带来奖赏的行为是会被激励的，能带来处罚的行为则会选择性回避。
人的利益即是人的需要，需要又可分为物质性需要与精神性需要（即价值观、信仰、心理体验等），也即人皆有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物质利益应该处于更基础的位置，但也不可否认精神利益诉求的客观存在。成功的管理实践一定是要兼顾这两种利益的，法家在这方面有所偏颇，没有足够重视人们的精神利益诉求。
《史记》记载陈平曾对刘邦说过这么一番言论：
“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但到了该论功行赏时，他又特别吝啬，所以士亦以此不附。大王您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但您论功行赏毫不含糊，那些嗜利的人就都愿意归附于您。大王您如果能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
陈平的意思就是：“您治军治国，应该以重视人们的物质利益为主，同时又要重视人们的精神利益，这样定能取得天下。”
关于赏罚，有个通俗的说法叫作“胡萝卜与大棒”，韩非子重大棒而轻胡萝卜，此亦一偏，当有所警戒。
夫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核理而普至。至于群生，斟酌用之，万物皆盛，而不与其宁。道者，下周于事，因稽而命，与时生死。参名异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祷。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出自《扬权》）
凡听之道，以其所出，反以为之入。故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辨类。听言之道，溶若甚醉。脣乎齿乎，吾不为始乎；齿乎脣乎，愈惛惛乎。彼自离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辐辏，上不与构。虚静无为，道之情也；参伍比物，事之形也。参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虚。根干不革，则动泄不失矣。动之溶也。无为而攻之。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上不与共之，民乃宠之；上不与义之，使独为之。上固闭内扃，从室视庭，咫尺已具，皆之其处。以赏者赏，以刑者刑，因其所为，各以自成。善恶必及，孰敢不信？规矩既设，三隅乃列。（出自《扬权》）
先从道的角度，得出君臣天然定位不同的结论，君主的角色是独一无二的，他要扮演一个外于、高于群臣的裁判者的角色，监督群臣干活。君臣之间的关系定位是“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
上面两段文字隐含了三部曲：守虚静、循名责实、赏罚。无为而治的大逻辑就是因性命物（布局），然后循名责实（闭局），然后实施赏罚。其中的循名责实环节，即韩非说的“参合形名”（法家之学又被称为刑名之学），是法家思想的核心构成部门，全书多处有所提及。
仅仅布局、闭局（裁判）是不够的，局中的人和物都可能会出现异常，这也是万物天性之所有。比如一个机器的零件会破损，会因湿度、温度变化而失效；人性更复杂，也会因为外部条件和内部欲望的变化而“不安于位”，进而影响到布局的整体意图。所以，需要防患于未然掌握主动性，即要做好内控。
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欲为其地，必适其赐；不适其赐，乱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将用之以伐我。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宝也；党与之具，臣之宝也。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寻常。有国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贵其家。有道之君，不贵其臣；贵之富之，彼将代之。备危恐殆，急置太子，祸乃无从起。内索出圉，必身自执其度量。厚者亏之，薄者靡之。亏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亏之若月，靡之若热。简令谨诛，必尽其罚。
毋弛而弓，一栖两雄。一栖两雄，其斗㘖㘖。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
为人君者，数披其木，毋使木技扶疏；木枝扶疏，将塞公闾，私门将实，公庭将虚，主将壅围。数披其木，无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将逼主处。数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将不胜春风；不胜春风，枝将害心。公子既众，宗室忧吟。止之之道，数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数披，党与乃离。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汹渊，毋使水清。探其怀，夺之威。主上用之，若电若雷。（出自《扬权》）
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是人性之本然。一个人在一个组织中势力持续增大，就容易生异心，或假公济私，或实施篡逆，君主对此要防微杜渐。比如不让臣下地盘过大，不让臣下既贵且富，不匆忙立储君。光武帝建政后就用了这种手法，位高者不让权重，权重者不让位高。自汉至清，言官的官衔都不高，这是故意为之，言官弹劾人的实权极大，卑其位以制之。
防坐大，其实还是防生异心的延伸。韩非子专门讲了一个公理：不可一栖两雄。一栖两雄就是一个窝里有两个雄鸟，必然争斗不已，狮群也是这样，所以一个组织必须要防止一山二虎。因此，君主必须留意经常削减臣下过大的势力。枝叶过于茂盛（势大），要砍；枝向外拒（越位），要砍；枝大本小（树枝比树干还要粗壮，即臣权超君），要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