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女
战争快结束时，因为贫穷，母亲做起了兼职。那是一份四处兜售铃兰的活儿。彼时虽不是铃兰等物畅销的时代，但在周六坐上火车去往古间木[1]，穿过那里的墓地，登上山野之后，母亲就能在那铃兰丛生的峡间山谷中休息一阵。
然后，母亲便会这样试探我：“万一你爹有个三长两短，你可是有心理准备的吧。”说罢，她就会带着铃兰回到青森，每五六株扎成一束，彻夜做成花束。母亲对父亲没有丝毫的爱，却总在窗边摆上父亲的祭饭[2]，她将不在家的父亲——那第三个男人当作主人公，以维系这个家庭。
每当我放学后顺路跑去电影院，或弄破了裤子才回家时，都会被母亲揍一顿。她身边总是有一把做裁缝的尺子，那就是揍我用的“鞭子”。母亲揍得非常狠，以至于近邻的孩子们都会隔着围墙缝偷看，并以此为乐。
他们甚至特地到母亲那里告状说“今天小修在学校和人打架，被老师骂了”，然后为了看我被揍的样子，聚集在屋后的围墙边，屏息观看“西洋镜[3]版：家庭之冬”。“你要是成了坏孩子，怎么对得起你战场上的爹。”这是母亲揍我的托词，但实际上，她只是将揍人的快感当成了欲望的替代品。
或许也能这么说：她为了向自己不幸的童年时代复仇，找到了一个名为“教育”的正当理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母亲不爱我。母亲时常像宠溺一只小猫一样爱抚我，还曾给我买过《少年俱乐部》[4]和《少国民之友》[5]，看到我高兴的样子，她便会点点头。只是我若对书本过于着迷，不想与母亲多说话时，她就会突然夺走书本，扔进炉火中。
从我的住处去车站的路上有一片玉米田，田里有一间破落的小屋，里头住着一个叫阿溜的疯女人。阿溜是个胖子，估计有三十贯[6]重，总是淌着口水。听说她没有亲人，一个人住。晴天，她会将贴身的裙子铺在田里，盘腿坐在上面捉跳蚤，雨天则会在小屋里哭泣。
夜里，小屋时不时会传出呻吟声和笑声，据说那是因为附近的铁路工人们偷偷提着酒跑了去，大人们却不让我们在太阳落山后靠近那间小屋。我得知那个阿溜“会给别人看那里”的事，已是战争进入尾声的时候。石桥说过：“去阿溜那里，装作叩拜的样子，请她给你看弁天大人[7]的话，她就会撩开和服下摆，让你看她那里。”
第二天，我便赶紧去了阿溜的小屋，置身茂密的玉米田中，向屋里窥视。阿溜正在烤鲱鱼，那气味比起烤鱼，更像是烧垃圾的味道。阿溜的小屋没有电，连白天也是一片黑暗，屋里还传出了蝉鸣的声音。
阿溜肥胖得仿佛从“杂耍[8]杂志”或“怪物趣话”中走出的畸形女人，脸上却有女童一般的稚气，就像七草[9]时节从这里离开的马戏团里的私生子——她见到我，便咧嘴笑了。我觉得这样的阿溜身上，有一股真正的“母亲”的气息。
那就像西条八十[10]的诗中所写的“总做的梦、寂寞的梦”，让我觉得现在和我一同生活的母亲，其实并非我真正的母亲，而这个疯女人才是。
阿溜朝我招手，我便像梦游症患者一般，恍恍惚惚地走近她的小屋。可我却实在未能将“请给我看弁天大人”之类的话说出口，只是异常老实地坐在阿溜身后，看着她将一条鲱鱼的两面都烤透。
——马雅可夫斯基[11]
[1]古间木，位于青森县三泽市，从寺山修司幼时住所附近的浦町车站搭火车去，大约需要两小时。
[2]祭饭，留在家里的人为外出旅行或出征的人准备的餐食，用来祈祷外出者平安。
[3]西洋镜，一种民间的游戏器具，在盒子里装着画片，通过放大镜观看其中的内容。
[4]《少年俱乐部》，1914年至1962年由大日本雄辩会（现讲谈社）发行的月刊少年杂志。
[5]《少国民之友》，1942年至1948年由小学馆发行的面向高年级小学生的月刊杂志。
[6]贯，日本旧时用于计算重量的单位，1贯大约为3.75千克。
[7]弁天大人，日本七福神之一，又称“弁财天”“辩才天”。
[8]本书中的“杂耍”在当时的日本社会，除现今认知中的杂技表演外，还包括畸形人、怪奇动物、惊异行为展示等带有猎奇性质的演出。
[9]七草，即日本传统节日“人日”（1月7日）前后。“人日”有食七草粥的习俗。
[10]西条八十（1892-1970），日本象征主义诗人、童谣作家，著有《草帽歌》等诗作，并与人共编《世界童谣集》，将外国童谣介绍到日本。
[11]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苏联诗人，著有《列宁》《澡堂》等。上述诗句出自他的长诗《人》，诗的主人公是一个自杀的人，他升上太空之后，在广阔的宇宙中巡游，最后回到了自己眷恋的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