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瓦尔登之旅

“真正的美国人”“伟大的自然书写者”“被时代追赶的人”“受中国人喜爱的美国人”，是理解梭罗的四个关键描述。而这四个描述在他瓦尔登湖畔为时两年零两个月的独居生活中得到了浓缩式的呈现。

（一）作为神话象征的瓦尔登之旅

1845年7月4日——美国的独立日，28岁的梭罗独自来到家乡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畔，住进了自己亲手建好的小木屋，开始了为期两年零两个月的独居生活。在此期间，梭罗努力营造一种不依赖现代文明的、简朴、贴近自然的生活模式。他希冀通过自己的双手构筑完整美丽的生活，耕作渔猎，伐木采摘，他亲力亲为，尽其所能将对他人力量的借助降到最低；林中漫步、湖畔徜徉，他离群索居，尽其所能恢复自己与大自然间最亲密的关系。1847年9月6日，梭罗告别瓦尔登湖，重返世俗社会，结束了他两年零两个月的离群索居生活。

在这段独居的岁月中，他完成了《瓦尔登湖》初稿一半的内容，将其湖畔生活以及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凝结在这本书中，书里也充满了他对这段湖畔岁月的深情赞美。虽然如前文所述，《瓦尔登湖》出版后寥落了近一个世纪，但随着现代性生存困境的日益凸显，该书越来越呈现出它切中时弊的价值，触动了现代人试图反抗现代性生存的神经，于是《瓦尔登湖》声誉日隆，正如伊拉·布鲁克（Ira Brooker）所说：“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瓦尔登湖》已成为美国文化中纯洁天堂的同义词。”瓦尔登之旅也逐渐成为抵抗黯淡现实的诗与远方的符号，一个更为理想的“别处的世界”，一个复归本真、亲近自然、坚守自我的精神家园，象征着对日常的反叛与对新奇的探索、对物质生活的淡然与对精神生活的执着。

由于梭罗的瓦尔登之旅以及《瓦尔登湖》所呈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与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比较接近，加之梭罗对社会的犀利批判戳中当下时代痛点，又得益于徐迟、海子、苇岸、何怀宏等诸多著名作家、学人发自肺腑而又沁人心脾的推介，本以孤冷形象著称的梭罗在中国绽放出越来越耀眼的超凡入圣的光芒。以下这段文字非常典型地描绘了国人对梭罗湖畔岁月的诗意想象：“我是在读了徐迟先生翻译的《瓦尔登湖》后成为一个梭罗崇拜者的，由文及人，对陌生的作者内心里探索生活真实的勇气肃然起敬。徐译本那份迂缓独步、从容清冽的文风在心中久不能去。最沁人的印象是寒湖月景下，悬崖般陡峭的杉林怀抱中，小屋里一颗茕然独立的心——远离尘嚣，又时刻关爱着生活现实的一颗莹然的心。”这些诗意的想象集结了对梭罗道德人格、生活方式、文学书写的深情赞美和向往，为瓦尔登之旅镀上了一层神话的色彩。

（二）被拉下神坛的瓦尔登之旅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向瓦尔登之旅投以朝圣一般的凝望，一些学者亦开始对这一神话进行反思。这一反思由1996年发表于《读书》杂志的程映红的《瓦尔登湖的神话》一文拉开了激烈的序幕。

首先，程文质疑了梭罗选择独居的地理位置，嘲讽他既然“要过一种遗世独立的生活，要尝试一种与庸碌的物质的尘世全然不同的生存方式”，为何小木屋的选址“又选择了一个离文明社会相距咫尺之地？”“著名的康科德镇离此地只有两英里，通往菲茨堡的火车（当时已经开通）就在湖畔驰过，最近的邻居不过在一英里外，大名鼎鼎的爱默森（梭罗建屋的那块地就是向他借的）的住宅就在散步的距离之内，而梭罗父母的家——当地人叫作‘得克萨斯小屋’——就在铁路边，步行十分钟足够了。新英格兰地区更具乡野气息的湖泊和森林难以计数，就远离文明社会而言，瓦尔登湖也许是最不够资格的。”

然后，程文披露了梭罗简朴生活的一些“真相”。“梭罗这两年的真正生活离他所宣称的隐居和简朴差得很远。实际上，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康科德镇上去转悠，每天都要回到其父母家并常常满‘载’而归。他的母亲和姐姐们每到周六都要到瓦尔登湖畔作一次特殊的探望，随身带去精制的糕点。他的文友们更是频繁地光顾他的木屋，在湖畔开‘派对’，做野餐，甚至成立了一个称之为‘瓦尔登湖协会’的文人社团。他们经常邀他进餐，最频繁的是爱默森。当地甚至有一个笑话说：每当爱默森夫人敲响她的晚餐钟时，梭罗是第一个飞快地穿过森林跃过篱笆在餐桌前就坐（座）的。”

程文还交代了梭罗当时糟糕的乡曲之誉——“游手好闲者”和“焚毁树林的人”。尤其是后者，程文进行了浓墨重彩的书写。“那是在一八四四年春的一天，梭罗和爱德华·霍尔——康科德镇的名门之子——在河畔钓鱼后在一处叫做‘公平天堂（Fairheaven）湾’的森林煮鱼杂碎汤，由此酿成了一场火灾。当梭罗奔到镇上叫人来灭火后，他没有赶回火场扑救，而是爬到附近的一处小山坡上观赏了一番火景，并在事后写道：‘那真是十分壮观的一幕，而我是唯一欣赏到它的人。’这场大火毁掉了三百英亩的林地。康科德的地方报纸严厉地责备了本社区的这两位‘公民’，说他们并非出于无知——当地也许没有人比梭罗更清楚在这个季节火种绝对不该携出门外——而完全是因为不负责任从而引发了这起灾难。”程文据此指出，梭罗来到瓦尔登湖并非“纯粹为了某种超然的精神的目的”。

程映红的质疑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撼动了不少中国读者心中的梭罗神像，并得到一些学者的呼应。汪跃华说：“我心中的梭罗像易碎的石膏体一样坍塌了。曾见过豪顿密富林公司一九七五年版的《梭罗选集》上作者的照片，那是个冷傲孤远，犹如高寒地带秋日的天空一样深旷的男子，让人油然而生敬意。现在，他不过是一个易感而虚伪的矫揉造作的‘该死的混蛋’，一个不负责任的自私又孤独的虚荣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石鹏飞说：“梭罗其实是个‘假隐’，对此，程文已经揭露无遗。”

以上试图将梭罗拉下神坛、为其扣上“假隐”“虚伪”等道德低劣帽子的解读，虽然是在跨文化接受语境中对梭罗的误读，但确实也为中国读者展示了梭罗肖像的不同侧面，为在一片溢美之声中反思瓦尔登之旅的局限提供了契机。

（三）作为生命实验的瓦尔登之旅

梭罗从未有意把自己扮演为神，他的瓦尔登之旅既然不是神话的象征，故而也无须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将其拉下神坛进行嘲讽。对于瓦尔登之旅的初衷与意义，梭罗其实有着明确的表述。梭罗不满于固有的生活，他深感邻人在“静静过着绝望的生活”，认为“大多数人，即使是生活在比较自由的国土上的人们，也仅仅因为无知和错误，满载着虚构的忧虑，忙不完的粗活，却不能采集生命的美果”，因此想对既有的苦役一般的世俗生活进行改变，尝试新的人生模式。梭罗认为人生道路是千姿百态的，就如同“从圆心可以画出无数条半径来，而生活方式就有这样的多”，他想尝试新的人生模式，“做一个哥伦布，寻找你自己内心的新大陆和新世界，开辟海峡”，让自己成为考察自己的江河海洋的探险家，“去勘探你自己的更高纬度”。

梭罗不仅在理论上设想这种人生新模式的合理性，而且亲身践行考察其现实性，“解决生命的一些问题，不仅要在理论上，而且要在实际中”。梭罗认为，人生的终极生命问题，需要从自然中寻求答案。“我相信自然中有一种磁性，如果我们由它带路，便不会迷失。”于是他来到瓦尔登湖畔，来到大自然之中，开始他的人生尝试。对于尝试，梭罗有一个预期的目标，就是想借此了解人的天性，发掘生命的意义，寻找宇宙的真理，而对于这一尝试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梭罗抱着探索的态度，他说“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生命如果是不友善的，我也必将此不友善的真相显露给世人；如能通过亲身经历领悟到生命的崇高，我也将作出真实的报道”。

不难发现，梭罗的湖畔独居生活有着相当的实验性。《瓦尔登湖》中大量出现的“实验”“试验”这样的词汇亦可作为佐证。笔者非常认同以下两位学者的看法：梭罗的瓦尔登之旅“是一种目的明确的实验，一种对美国主流价值观的挑战甚至挑衅”；“既是一次生活实验的践行，并考察这样一种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行性，又是一次思想实验的想象，并考察这样一种关于生活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能性，进而开拓了我们关于生活可能性维度的思考”。对于梭罗而言，瓦尔登湖畔为时两年零两个月的这段生活经历，就是一场开拓人生经验、探索人生意义与可能性的生命实验。

当然，正如程映红所揭示的，梭罗来到瓦尔登湖，亦存在一些个人的隐秘动因。他来到瓦尔登湖，既有对社会的批判与拯救，也有对社会的逃避。但前者才是主要动因，亦是梭罗能够被称为伟大梭罗的根由。

国内不少读者对梭罗瓦尔登湖之旅的实验性是缺乏认知的。比如，相当一部分中国读者对梭罗只待了两年多便离开了瓦尔登湖这一事实似乎并不知情；对梭罗为何会离开瓦尔登这一问题，亦未作深入思考；对梭罗瓦尔登岁月的真实图景是否如《瓦尔登湖》所述，他们更无觉察。即便是研究者在进行相关论述时，也大多对这些问题选择性忽略。而这些问题，恰恰是立体地理解梭罗瓦尔登之旅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