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远离苦役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我乐意诉说的事物，未必是关于中国人和桑威奇岛人，而是关于你们，这些文字的读者，生活在新英格兰的居民。”虽然梭罗说这本书的读者是“生活在新英格兰的居民”，也就是他的邻人们，但事实上，他的写作对象不只局限于新英格兰的居民，甚至不限于美国，而是指向整个文明社会。

苏格拉底（Socrates）曾将自己视为神派给雅典的一只“牛虻”，用叮咬的方式来帮助雅典恢复往日的活力；而梭罗则将自己视为新英格兰的一只“黎明时站在栖木上的金鸡”，放声啼唱，决心将痛苦麻木的邻人们从精神的昏睡中唤醒。在《没有原则的生活》一文中，梭罗向世人发出吁请：“不妨思考一下我们走过的不同人生的生活方式”，梭罗深感邻人在“静静过着绝望的生活”，在《瓦尔登湖》的首篇——“经济篇”中，梭罗用了大量的篇幅，对邻人生存的苦态进行了描述，他感叹道：“这里的居民仿佛都在赎罪一样，从事着成千种的惊人苦役。”

在梭罗看来，大多数人都陷入了人生的迷误与泥潭，生命的负担太过沉重，无穷无尽地劳作、忧患、焦虑、烦恼，“他们无法呼吸，他们在生命道上爬动，推动他们前面的一个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大谷仓，一个从未打扫过的奥吉亚斯的牛圈，还要推动上百英亩土地，锄地、芟草，还要放牧和护林”，过着类似庄子所说的“倒悬”生活，心为物役，人为欲役，欲望成为自己最残酷的监工，驱使自己做西西弗斯（Sisypheus）一般的苦役，给自己“铸造了一副金银的镣铐”，“成为他们的工具的工具”，成为土地的奴隶、房屋、家具与装饰的囚徒，为那些不必需的、奢侈的生活资料，消耗自己宝贵的生命。

一方面，世人为虚拟的生存压力、为一个遥远的将来而终日忙碌操劳，卑微委屈地生活。梭罗犀利地对世人的无谓的繁忙进行了描绘：“人们时常说，及时缝一针，可以将来少缝九针，所以现在他们缝了一千针，只是为了明天少缝九千针。说到工作，任何结果也没有，我们患了跳舞病，连脑袋都无法保住静止。”梭罗发出喟叹，人本具有上帝的神性，现如今却生活得“像蚂蚁”一样卑微，他犀利地嘲讽世人为了一个遥远的未来拼命工作、拼命攒钱的行为，“是在一个大错底下劳动”，“患了跳舞病”，因为等未来到来时，他们又得为更遥远的未来而奔波劳碌了，永无停歇。

梭罗向世人棒喝道：“不要焦虑求发展，不要屈服于玩弄你的影响；这些全是浪费。”世人多信奉“时间就是金钱”的至理名言，然而梭罗要提醒人们的，恰恰是与它相反的命题：金钱就是时间，就是生命，“所谓物价，乃是用于交换物品的那一部分生命”，因此不要为了不必要的忧虑而浪费金钱、虚掷生命。梭罗认为，“花了一个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来赚钱，为了在最不宝贵的时间里享受一点可疑的自由”是愚不可及的行为，这就好比“为了谨防患病而筹钱，反而把你们自己弄得病倒了”，是在用比问题本身更复杂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常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而事实上，可能恰恰是远虑导致了近忧。梭罗用大量的事例试图证明，拼命辛劳地劳作，并没有缓解邻人对未来的忧虑，反而使他们深受焦虑的折磨，无缘感受生活中的美好与神圣。

另一方面，世人追求不必要的物质享受，亦是导致其苦役人生的重要原因。梭罗说：“骄奢淫逸的人创设了时髦翻新，让成群的人勤谨地追随。”“你只能对这时代的艰难感慨系之了，因为你买不起一顶皇冠。”“人们常常挨饿，不是因为缺少必需品，而是因为缺少了奢侈品。”梭罗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世人之所以生活得如此辛劳困苦，是因为他们受到欲望的蛊惑，想方设法要去满足那些虚妄的、不真实的、奢侈的需要，而这些需求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经过自我审慎思考过的需求。事实上，人的基本需要极其有限，不外乎食物、住房、衣服、燃料，而要获得这些生活必需品，根本不需要如此劳累。梭罗认为，我们的物质生活原本可以非常简单，“账目可以记在大拇指甲上就好了”。而多余的财富，并不意味着富有，却恰恰会使人丧失生活的乐趣。梭罗说：“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梭罗把奢侈的物质享受看作是陷阱与羁绊，而不是财富与荣耀，因为人类变成了奢侈品的奴隶，沉溺于膨胀的欲望之中，丧失了精神的独立与自由。

由于世人绝大部分的精力，都被用于无穷尽的物质追求与算计，在琐碎生活之中被消耗掉了，就像梭罗所讽刺的那样，“除了做一架机器之外，他没有时间来做别的”，因而，在机械化的快节奏的日常生活中，人们精神成长空间异常逼仄，“我们至今还不得不减少我们精神的口粮，减得比我们的祖先节省面粉还要多”，心灵自然被置于无人理会的角落，“我们最优美的德性在这里成了多余的本可避免的劫数”。梭罗感叹道：大多数人因为错误的人生观而“满载着虚构的忧虑，忙不完的粗活，却不能采集生命的美果”。人们深陷在一个既定生存模式的泥沼中日复一日，心力交瘁，而又无力自拔，他们生老病死，庸庸碌碌地过完一生，最后被埋葬，“找不到空闲来使得自己真正地完整无损”，生命更高级的境界被永远遗忘。梭罗强烈不满于物质对心灵的粗暴侵袭与践踏，认为如此这般是对生命之美的辜负，等于白活了一回。

梭罗认为，世人可悲的处境不仅表现为深陷于自己的欲望中，同时还表现为深陷于“别人的铜币中”，被富人盘剥，“直到死在今天，而债务还未了结”。梭罗意识到，所谓工业化是建立在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上的。梭罗笔下的赶马人与爱尔兰人约翰·斐尔德，就是这一庞大的被剥削的穷人群体的缩影。大路上的赶马人“日夜向市场赶路”，“他们的最高职责是给驴马饲草饮水”，内心中没有一丝神圣，只不过是雇佣者的“奴隶或囚徒”。约翰·斐尔德为一个农夫艰苦地劳作，“用铲子或沼泽地上用的锄头翻一片草地，报酬是每英亩十元，并且利用土地和肥料一年”。这些穷人老实勤恳，无可奈何，日夜疲于奔命，内心却无不荒芜，从事着最卑微的交易，却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而丝毫不能改变自己苦难的命运。在不合理的生活秩序中，一部分人必然被另一部分人剥削压榨。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在当时重商主义的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梭罗悲悯地写道：“虽然天空中的飞鸟都有巢，狐狸都有穴，野蛮人都有尖屋，然而在摩登的文明社会中却只有半数家庭是有房子的。在文明特别发达的大城市，拥有房屋的人只是极少一部分。”

与原始社会相比，商业社会的物质财富急剧增长，但穷人的生活资源却被富人剥夺得更厉害。梭罗写道：“一个阶级的奢侈全靠另一个阶级的贫苦来维持。一面是皇宫，另一面是济贫院和‘默默无言的贫穷人’。”“他（笔者按：指劳动者）的劳动，一到市场上，总是跌价。”梭罗撕下了某些慈善家的虚伪面纱，犀利地指出：“说不定那个把时间和金钱在穷人身上花得最多的人，正是在用他那种生活方式引起最多的贫困与不幸。”当人们在为时代的强大动力——火车而欢呼时，梭罗却痛心疾首地指出：“如果一批人能在铁轨之上愉快地乘车经过，必然有另一批不幸的人是在下面被乘坐被压过去的。”富人们慈善、安逸、奢华生活的背后，是穷人们奴隶般的血汗劳作，甚至以牺牲生命为代价。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梭罗启动生命实验的深层动机，我们有必要对梭罗所处的时代背景加以分析。梭罗所处的19世纪中叶，正是西方国家完成了原始积累而迅猛发展、大肆扩张的时期，工业文明与商业文明已确立了其主导性，重商主义成为支配人们日常行为的强大意识形态，拜金主义成为当时盛行的主流价值观念，人们的欲望被极大地煽动起来并开始热衷于经商发财，将积聚财富、追求利润作为生活的最高目的。

作为一个先觉者，梭罗敏锐地体察到拜金主义及其衍生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生存困境。一方面，人性日益扭曲异化，对生命的热爱日渐丧失，人们在社会的腐蚀挤压下，成为欲望的机器与物质的奴隶，丧失了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另一方面，人们为物质享受相互攀比，富人对穷人的剥削日益严重，人际关系越来越紧张。梭罗认为，既然上帝赋予了人高贵圣洁的神性，那么这种荒诞痛苦的生存状态，绝非人应该过的生活，人应该拥有更富有尊严、更美好的人生。有鉴于此，梭罗向造成这种生存困境的社会理念发出挑战，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实验，建立一种新的生活理想与人生信仰，帮助世人从苦役人生的糟糕处境中脱离出来。梭罗试图用自己的生命实验，对时代的流弊与急难提出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