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卢氏对钦安卢氏医学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
这里的卢氏专门指的卢崇汉教授。
（一）钦安学说对卢氏的影响
郑氏对卢氏的影响，是通过他的祖辈与父辈，这种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特别是其独树一帜的理与用。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
1.关于“坎中一阳”的极端重要性
卢师昨天下午的讲课也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关于“坎中一阳”，郑钦安以下论述对卢氏的影响是极深刻印象的。“人身立命全在于坎中一阳，人身一团血肉之躯，全赖一团真气运于其中而立命”。“病有万端，发于一元，一元者，二气浑为一气者也。一气盈缩，病即生焉”。这是核心。《内经》有“当其位则正，非其位则邪”，因此，就看这一气当不当位，当位就不病，不当位就发病。“一气盈缩，病即生焉”，就是指不当位的情况。“病也者，病此气也。气也者，周身躯壳之大用也。”钦安的坎卦诗，我想大家都很熟，即“天施地润水才通，一气含三造化工，万物根基从此立，生生化化沐时中”，这个诗很形象地将“坎中一阳”的重要性刻画出来了。
2.关于阴阳之要
关于阴阳的关系，郑钦安描述到，“天地之阴阳耳，分之为亿万阴阳，合之为一阴阳……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之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这里强调亿万阴阳即一个阴阳。又“以脏腑分阴阳，论其末也，以一坎卦解之，推其极也”；“阳为阴根也”。其实也是对上面的一个补充。不过这里就隐含了一个先天和后天的问题，讲到了六经、五气、三焦，还是一的问题，谈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点出了“阳为阴根也”，我认为这是郑氏对卢氏影响最深刻的一点。以上是钦安对卢氏影响最深刻的两个方面。
（二）卢氏创造性地提出了扶阳思想理论基石——阳主阴从观
所谓“阳主阴从”就是在以阳为主导的前提下“阴平阳秘”的关系，亦可称为阴阳平衡关系。这一观点是卢氏20世纪70年代首次在“论《周易》对中医学思想的影响”一文中正式提出的。当时发表这篇文章还费了很多周折，一直被压住，但是这一观点毕竟是正式地提出了，而且说得很清楚。可以说，“阳主阴从”甫出，扶阳学派毕现“本地风光”。这是什么意思？这个“阳主阴从观”的提出为整个钦安卢氏医学找到了一个本体层次上的基石。不管是“生命以火立极”也好，不管是六经、三焦、五气归一也好，这些必须找到一个东西来支撑它。这就是卢氏20世纪70年代正式提出的“阳主阴从观”。大家可能还没有这样一种意识，这个“阳主阴从”非常深刻，太厉害了。人类的文化、东方的文化、中国传统的文化，如果算主流文化的，在宋以后，就是儒、释、道的合流。宋之前是道家、儒家，因为佛家是从汉朝传进来的，当时和本土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有冲突。到了宋明以后，儒、释、道三教合流，形成了宋明理学。儒、释、道都很了不起，是人类思想的光芒，是圣人智慧的结晶，这三者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北宋大儒张载在《正蒙·太和》说：“凡可状者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气本之虚则湛，感而生则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就是说，只要能谈得出来的、能感受到的、可名状的东西，都是有，你用任何形式能够感受到的东西都是有，只要是有，它就有象，象后面的支撑就是气，气后面呢？气是从无到有的，到了你能看得到的东西，它一定是一个对立统一的东西了。我们最熟悉的概念就是阴和阳。你可以直觉地想象得到，仅仅有阳的东西是不可能的，阳是散的，刹那就能散逸掉。所以，必须有阴的一面把它聚起来，才能够感受得到。如果没有阳，也是不可想象的，阴是收缩的，一下子收缩到什么程度，没有阳进行对立，对阴衡制，也是难以想象的，就像宇宙学说的黑洞，黑洞的密度非常之大，连光线都不能逃逸，被它吸引，所以它是黑洞。其实黑洞也还是可以讨论的，否则就没有黑洞理论了。然后，“有象斯有对”，你可以从心里想，任何东西都是相对出现的。“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什么意思呢？一切物象都有对立的两面，对立两面的运动方向必然相反，相反则相仇，相仇即冲突，冲突必通过调和解决。老子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任何东西存在肯定有对立，必须有两个东西对待而存在，否则是不可想象的。老子在《道德经》是如何说的呢？“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讲的都是事物相对存在的道理。佛家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另一种方式阐述了对立的存在：“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生和灭是相对的，有生肯定就有灭的，有垢肯定就有净的，有增就有减的，它们都是相对存在的。你不生当然没有灭，不垢当然没有净，不增当然没有减，反映了诸法空相的实质，是我们认识万物存在规律的一个基本立场。我们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不是废话，是强调事物都是对待而生的，阴阳就是一种对待，“一阴一阳谓之道”，但阴阳是一种简单的对待吗？它们有主从关系吗？这个问题前人并没有非常明晰地指出，所以说“阳主阴从”是一种石破天惊的提法。只要能谈的东西，有的东西，就是相对的，用我们熟悉的阴阳理念来解释相对，解释对待，阳和阴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静止的、绝对的平衡关系，它是“阳主阴从”的关系。虽然在《周易》已有一段经典描述，即“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已透露了天机，但将“阳主阴从”具体而明确地提出，仍然是一个厥功甚伟的事情，它为我们思想文化的讨论，一切能够说得出“有”的讨论，提出了一个顶层设计。这是很厉害的事情。虽然这种思想理论原来是有的，但是卢氏援引入中医，并成为中医理论的顶层设计，却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阳主阴从观”的提出是极深刻的，不仅是对目前占主流的、相对简单的阴阳平衡关系的一个颠覆，更是使整个扶阳学派学说系统的从“道”的本体层次上做了终极的揭示，这种揭示可以说跨越了历史的长河，直承着《周易》《内经》，直承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源。追远乎？厚重乎？实则可以说是见到了根性的“本地风光”。所以说，“阳主阴从”甫出，毕现“本地风光”。这篇文章被山东大学教授易学大家刘大均先生收录于其主编的《百年易学菁华集成》中。这是从1910年至2010年，一百年来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有关周易的数以千计的文章里面精选出来的一百篇文章之一。
（三）卢氏对钦安医学的发展
1.“阳主阴从”的思想不自今日起
前面第一点讲到钦安对卢氏影响是深刻的。卢氏对钦安有什么发展？首先，“阳主阴从”的思想，《周易》有，《内经》有，刘止唐有，郑钦安有，但都没有具体明确地提出来。目前我国中医院校的《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大纲里这种思想缺如，只在《中医各家学说》中有所提及扶阳理论。卢氏在20世纪70年代初正式明确提出这个思想，形成了清晰的表述。
2.《医理真传》辨认一切阳虚证法和一切阴虚证法存有模糊性
钦安认为辨认一切阳虚证法，用药当扶阳抑阴；辨认一切阴虚证法，用药当益阴破阳。郑氏在《医法圆通》中亦明确提出：“阳旺一分，阴即旺一分；阳衰一分，阴即衰一分。邪火只能伤阴，真火实能滋阴。”但是他在《医理真传》的阴虚证法里面并没有明确提出“邪火和真火”，存在模糊性。我曾经请教过卢师，我问他这个地方是不是不清楚，师父很慎重，说有点不清楚。他说这个地方他当年也请教过卢永定，卢永定师爷讲这个地方也不是很清晰。而卢氏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病在阳者，扶阳抑阴；病在阴者，用阳化阴”。卢氏一直认为，一阳是“坎中一阳”，这个阳的层次应该与刘止唐强调的“乾元一气”是相通的。更关键的是卢氏这种“病在阴者，用阳化阴”是在阳主阴从观的发展路线上必然给出来的，底蕴自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我们说，钦安在《医法圆通》里面也讲了“邪火只能伤阴，真火实能滋阴”，很清楚地讲明了阴伤的两种情况，有因于邪火伤阴和真火亏损的不同，但邪火伤阴后，由于“壮火食气”，也可进一步耗损阳气，进而导致不能滋阴。对“病在阴者，用阳化阴”的整个过程的真正全面的理解，只能将其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合在一处想，方可慢慢悟得。哪怕是出现了邪火，归根结底也是真火亏损导致，意味着阴伤不管缘于邪火或真火，本质上都责之于真火的亏损，邪火只是标象。刘止唐在《医理大概略说》也曾说：“人身以元气为主，气足则邪火自息。故古人谓火气元气，不两立也。”钦安也强调：“万病起于一元损伤。”这其中的道理太深刻了。因此，卢氏提出的“病在阳者，扶阳抑阴；病在阴者，用阳化阴”反映出在匡扶阳气、在治疗疾病和呵护生命上，更为本质、更为直接、也更为彻底。当然，临证时我们必须有“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的意识，而如何知标本呢？“观其脉证，知犯何逆”可也！所以，有一个顶层设计，后面的手眼是不一样的，一切都是逻辑上的内在推出，一定是这样。在阳主阴从观的观照下，后面的发挥和所揭示的问题的深刻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是卢氏对钦安医学在阴虚治疗上的一个根本意义上的提升。所以，我们说卢氏将郑氏学说发展成为纯粹的扶阳学派，是自有道理的。
（四）卢氏完整地建立了扶阳思想理论框架
卢氏完整地建立了扶阳思想理论表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扶阳理论核心——阳主阴从观。
2.扶阳基本立论——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
3.扶阳基本治则——病在阳者，扶阳抑阴；病在阴者，用阳化阴。
4.扶阳两大基本治疗法门——桂枝法、四逆法。桂枝法就是在桂枝汤或姜桂基础上进行化裁的以宣通为主要扶阳手段的一个治则。四逆法就是在四逆汤或姜附基础上进行化裁的以温扶为主要扶阳手段的一个治则。
5.其他如关于肾与命门火同样存在主从关系，命门为主，肾为从。
所以，我们可以说，卢氏是完整地建立了扶阳思想理论框架，在实践上丰富了扶阳理论的技术运用，这是卢氏的工作和贡献。
以上把卢氏的工作和贡献介绍完了，我再从学生的角度把卢氏的工作和跟师学习钦安卢氏医学的一些体会，也和大家做一些交流。也许在这个层次上，作为一个学习者，从学生和弟子的角度和大家交流，可能我们的沟通更容易。因为我也是一个学人，我的体会很可能是你的体会，或者你的体会能够提升我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