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吴兆祥（代序）

每当春风吹拂大地的时候，我便不由自主地怀念起在这美好季节里告别人世的父亲——一位走过约50年杏林春秋的老中医。在近半个世纪的行医生涯中，他为拯救病人而忘我地工作，不尚空谈，脚踏实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医大夫的品格风范。

师从名医施今墨、汪逢春

我的父亲吴兆祥，字子祯，1895年出生于河北沧州。我的爷爷曾开过一家小药铺，父亲从小在家中接受着中医药氛围的熏染。然而，直到父亲37岁的时候，有幸投师于北京名医施今墨先生，才真正开始走上学医的道路。父亲30多岁时患了严重的头痛病，加上被医生误治，病情逐渐加重，幸而求治于施今墨先生，治好了父亲的病。父亲对施先生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深为钦佩，便有意拜施先生为师。恰值施先生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招生，父亲就报考了这所学校，从此走上了学医之路。

施今墨先生是中西医汇通的积极倡导者。在华北国医学院的4年学习期间，父亲不仅学习了中医学基础和临床各科内容，还学习了西医的病理、解剖等知识。在教学中，施今墨先生特别注重医理与实践相结合。学院附设诊所，施先生亲自应诊，并现场为学生讲解。当年侍诊于施师之侧，亲耳聆听施师教诲的情景，给父亲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40多年后，1981年施今墨先生百年诞辰之际，父亲曾满怀深情地作诗一首，缅怀自己的恩师：

祖国医学感云天，先师阐教几十年。

中西汇通早倡导，救死扶伤犹华扁。

百周今朝齐相聚，讴歌丰碑在人间。

神州桃李千秋颂，天长地久万古传。

华北国医学院的学生，主要来自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其中河北籍的学生较多。当年父亲进入华北国医学院时，已过而立之年，同学们都叫他老大哥。父亲正直的品行、倜傥的风度和丰厚的学识，受到同学们的敬重。第二期学员毕业前夕，父亲的同学杨观浩撰写了一篇评介父亲的短文。文中写道：“吴君兆祥，冀之沧州人。先世以耕读积庆，学术文章，渊源可叙。君尝攻经史，文藻颇有可观，卓荦倜傥，凛然有豪气。其心其志，唯期拯救平民，于是锐心医道，而于小儿科尤为登堂入室。忧人之忧，乐人之乐，君斯有之。君年长于全班，而品学又为吾侪冠，故同学辈咸以哥哥称之。”

1936年，父亲以优异的成绩从华北国医学院毕业，经当时的卫生行政当局考试，取得了行医资格。此后，父亲曾先后在北京、天津等地行医。为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医学造诣，父亲进入了汪逢春先生创办的医学讲习所，随汪逢春先生临诊数年。汪逢春先生与施今墨、萧龙友、孔伯华并称“北京四大名医”。我的父亲能够师从“北京四大名医”中的两位，可以说是很幸运的。此外，父亲还参加了上海名医恽铁樵先生的中医函授学校的学习。对另一位沪上名医丁甘仁先生，父亲也很崇敬，经常阅读丁甘仁先生的医著。因此，父亲的医术得到了长足的提高。

救死扶伤，鞠躬尽瘁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事业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扶持。1951年，北京成立了中医进修学校，哈玉民任校长。父亲于1953年10月至该校进修学习1年。当时参加进修的中医大夫年龄大都在40岁以上，最大的已近70岁。从中医进修学校毕业时，父亲已经年近花甲，但却感觉自己年轻了许多。那种如沐春风的感受令父亲长久不能忘怀。后来，父亲常说：“我行医近50年，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医大夫受着种种压迫，抬不起头来，工作、生活境况都很困难；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共产党制定了中医政策，使中医大夫‘重见光明’。中医大夫能进入大医院与西医合作为病人服务，更是意想不到的，这都是毛主席提高了中医的地位。”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为发展中医事业，有计划地将药店坐堂的中医大夫分配到各市、区属医院工作，我父亲就被分配到了北京同仁医院。昔日备受歧视的中医大夫，终于堂堂正正地踏入正规医院的大门，这不能不令父亲有“重见光明”的感慨。感慨之余，父亲加倍努力地工作，履行着自己救死扶伤的天职。

当时，同仁医院这样的综合医院里中医科不分内、外、妇、儿、五官、肿瘤等专科。中医大夫们是名副其实的“全科医生”，求诊的病人每天都络绎不绝。许多西医治疗效果不好的病人，更是把康复的希望寄托在中医上。因此，父亲的诊务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繁忙的诊疗工作经常持续到下班后仍不能结束。看着还在排队等候的病人，父亲从来不因为时间已晚而有丝毫的草率，总是认真细致地诊治。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医院为患者看病，解除患者的痛苦。1969年9月，我就要离开北京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在离家前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在朦胧中听见父亲跟我母亲说，明天很想去车站送我，可是不能耽误上班，就不去了。清晨，父亲像往常一样，匆匆上班去了。我望着晨曦中父亲的背影，心中涌起无限的惆怅。唯有默默祝愿，愿父亲平安健康。

1974年，父亲从同仁医院的工作岗位退下来，回到家中开始了退休生活。然而，作为一位乐于奉献的老中医，我的父亲其实是退而不休的。常有街坊邻里或亲朋好友介绍的病人来家中求医，对此，父亲都是一丝不苟地义务为他们诊治。后来，父亲与街道居委会的“红医站”合作，在那里开设半天的门诊。在“红医站”一间小小的平房里，父亲接诊了四面八方前来求治的患者。那时，父亲看一位患者仅收入5分钱。尽管收入如此菲薄，但年迈的父亲仍然一丝不苟，为病人巧拟良方。除了诊脉开方之外，父亲还耐心嘱咐患者配合治疗的注意事项，介绍预防保健的知识。在退休后的日子里，父亲又治愈了很多患有疑难病证的患者。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不为名利、不计报酬，只为解除患者的病痛，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自己的余生。

1975年前后，我从内蒙古兵团回到北京，也在“红医站”协助父亲接待患者。有一次，父亲接诊了一位病情危重的患者。考虑到患者行动不便，八旬高龄的父亲竟亲自到患者家中为其诊治。后来，父亲又多次让我将调整的处方给这位患者送到家里去。有一次，天上下着瓢泼大雨，父亲又让我去给这位患者送处方。我冒着雨赶到患者家，衣服已经湿透了。能够为我敬爱的父亲做一些事，我是心甘情愿的。令我们无比欣慰的是，父亲精湛的医术最终从死亡线上拯救了这位患者。

读书学习是终生的乐趣

学海无涯，医术无止境。父亲终生热爱着自己的医生职业，也终生为提高自己的医术而努力着。父亲能够妙手回春，成功地治愈许多疑难病证，除了恩师的教诲之外，亦是他刻苦学习研究中医药理论、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的结果。他下班回到家中，业余时间总是以读书、看报为乐。许多医书被他常年反复翻阅，书角都破损了。直到古稀之年，父亲还自费订阅并经常研读中医杂志，从中了解中医药的发展情况，学习同道们的医疗经验。父亲晚年一直保持着看书、学习的习惯，也是为了防止思想退化，以便在为患者诊病时有敏捷的头脑。父亲在看书的时候，还常做些笔记和摘要，那一行行工整清晰的小字，真让人想不到是出自一位耄耋老人之手。我觉得，父亲终生保持着这种勤勉的学习习惯，是有一种内在动力的，那正是一名医生对自己职责终生不渝的信守。

父亲视历代中医大师的典籍为至宝，不但自己从中汲取教益，还竭尽所能、想方设法让大师们的著作流传下去。1974年，“文革”的风潮还在继续，父亲冒着风险，颇费周折，在亲戚的帮助下，把自己保存的一本《丁甘仁医案》交由河北省沧州地区革命委员会翻印出版。这本医案对中医临床很有意义。该书在沧州翻印出版后，父亲把书全部送给了中医界人士。父亲一生推崇丁甘仁先生的医术，翻印出版《丁甘仁医案》，也是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夙愿。

淡泊质朴、顺应自然的养生之道

我父亲在80岁高龄时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休，年近90岁时仍然能够为患者诊病。父亲的健康长寿，得益于他淡泊质朴、顺应自然的养生之道。

从河北农村来到京城，父亲在繁华的都市生活了七八十年，却一直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作风。我的记忆中，父亲的衣着总是质朴而整洁。他上下班时穿制服，回家以后就换上中式的布衣。天长日久，衣服磨损了，洗得褪了颜色，但父亲仍是那么爱惜地穿着。父亲非常勤俭，从不轻易扔一点儿东西，连包药用过的纸都要整整齐齐地压在椅垫下，以便随时取用。就连一小段绳子，他也要捋顺后放在专门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

父亲喜食五谷杂粮，终生遵循古人的“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的养生名言，吃饭定时定量，只吃七八分饱。我的母亲虽然比父亲小10多岁，但在生活上一直精心地照顾父亲。老两口相濡以沫，这也是父亲能够长寿的原因之一。

父亲年轻时喜爱体育运动，到了晚年，仍坚持每天散步。下班回家，父亲还做点儿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退休后，他经常一个人到北京郊区的香山、颐和园等处游览，在大自然中陶冶身心。

父亲能够长寿，还得益于他善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固守自己的精神追求。在92年的人生历程中，父亲经历过战争年代的动荡、政治运动的冲击及家庭的变故，对此，他都能勇敢面对，让自己主动适应生活。处于逆境的时候，他总是以乐观的心态寻找生活中的希望，在治病救人的职守中找到精神的归宿和依托。

如今，父亲辞世已近30年，但是他那高大的身躯，那凝神定智、殚精竭虑为患者治病的形象依然历历在目。父亲亲历了20世纪中医事业的变迁，他的一生亦可映衬出近百年来中医学的发展之光。

吴中云

201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