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人们的生活

当时人的平均寿命

从明治中期到昭和初年，虽然人口增长了一倍，但是国民的平均寿命仍停留在40岁出头的低水平。医疗与营养水平的提升，虽然让人口得以增长，但是还没有延长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

造成平均寿命不高的最大原因，是婴幼儿的死亡率较高。在这个时期，日本的家庭会生育许多子女，其中有不少会夭折。就算长到了青少年时期，也可能会患上当时还是不治之症的结核病等可怕的传染病。而老年人也很少有能活到80岁以上的。

当时婴幼儿奶粉尚不普及，作为断奶食品的加工保存食物也尚未问世。长大成人后，大部分的平民百姓只能靠一菜一汤这样的简单食物度日。一个月只能吃到几次鱼和肉，蛋也是稀罕的食物。虽然当时普通人的日常饮食中没有现在那么多的化学合成添加剂，但是就算基本满足了每天的卡路里需要，也很难说得上是营养均衡的。另外，接种疫苗还不普遍，无药可治或治疗方法尚未被发现的疾病还有不少。

平民与社会高层的巨大差距

当时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平民与处在社会高层的人群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当时大概有2/3的普通民众会在寻常小学校或是高等小学校毕业之后直接进入社会。从社会的整体状况来看，大学毕业生毫无疑问是极为幸运的超高级人才。

近30％的农民都是从地主手中租借土地进行耕种的佃农，另外还有超过40％的农民虽然拥有土地，但是无法依靠自有土地生活，同样需要租种地主的土地。至于地主，虽然也有直接参与耕种的，但更多的是依靠地租生活。甚至出现了将广大土地出租后，转而把地租投入股市等资本市场进行投资的所谓“不在地主”。山形县的本间家，就是控制了大片土地的著名大地主，正是这类“不在地主”的代表。

在工厂工作的劳动者，除一部分熟练工外，基本都是临时雇用的。工人和管理人员上班时的服装也完全不同，管理人员就和现在的上班族差不多，穿西装，打领带，而工人们则普遍穿工服上班。不同于管理人员领月薪，临时工的薪水往往是一天一结的。就算在所有人员都一样做事务性工作的政府机构和企业里，那些大学毕业的精英与其他中学、专门学校或是大学专门部毕业的“非精英”，所使用的食堂和厕所也往往是不一样的。

让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薪酬，从寻常小学校毕业的最低级的官员，大概能拿到500日元的年薪。如果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并通过文官高等试验的话，刚一入职就能拿到1100日元的年薪。若是当上省厅的局长，年薪就会达到5200日元，这是底层官员年薪的10倍以上。至于工人的薪酬，就更低了，平均每天的薪水还不到1日元，按每个月拿到25日元计算，年薪只有300日元左右。而管理人员的平均月收入是114日元，考虑到当时的企业已经开始给管理人员发奖金，所以年收入不能简单地将月收入乘以12。再加上预扣所得税制度还没有施行，所以企业管理人员的年薪大约能达到2000日元。

说到税金，当时民众要缴纳的主要是财产税和所得税，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战争之后，又增加了类似消费税的税种，税收体系变得相当复杂。不过，当时的税收还是以财产税为中心的，消费税也主要针对奢侈品，对于没有土地和房屋的城市下层民众来说，纳税的负担倒也不重。日本的税收体系变成与现在类似的以所得税为中心，是1940年春天的事情。

男尊女卑的风气根深蒂固

虽然男尊女卑的风气相比江户时代已经有所改善，但是依然很盛行。例如，在发生婚外情的时候，民法并不追究男性的责任。虽然明治初期出现了要求废止公娼制的“废娼运动”，但是到了昭和初期，公娼制度依然合法存在。自由恋爱本身并非犯罪，当时也有许多恋爱题材的小说、戏剧与电影，但是大部分的父母恐怕依然不会认同自己的孩子追求自由恋爱。在许多人的观念里，男女在公共场合牵手就已经是极不道德的行为了。就算是夫妇结伴外出，一般也是丈夫走在前，妻子跟在后。

女性一直以来就在农业生产中与男性承担着相同的劳动，除此之外还要打理家务，可以说很多时候比男性更加辛苦。到了近代，低学历的女性大量进入工厂进行简单的重复劳动，但是当时的社会依然没有为高学历女性提供足够的舞台。

除了当小学教员，女性在政府机构和企业中基本处于辅助位置。就算同在工厂工作，女性工人的工资也比男性工人要低。女性进入上一级学校的升学率也比男性低，而且针对女性开设的高等女学校、女子专门学校等，也不是为了让女性能够在社会上立足，而是旨在为那些社会上层的男性培养专心经营家庭、养育儿女的“贤妻良母”。

希望提高女性地位的社会运动，除了刚刚提到的“废娼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还出现了争取妇女参政权的运动。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对于“废娼运动”多有反对，实际上并没有太大进展。到了昭和初期，仅仅是内地登记在册的娼妓就有约5万人，得到政府许可的红灯区在内地多达11154处。

严酷的劳动环境与持续的城市化

占到人口数量一半的农民，不论是佃农还是自耕农，生活都很不容易。相比肥料与农具的开销，农产品的价格相对较低，这使得农民的生活水平总是得不到提高，农民自然也没什么闲钱去享受娱乐活动。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农业合作社开始发展起来，农民不仅可以从这里得到低息的农业贷款，还能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批量购入肥料、农具，然而农民问题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还常常发生佃农要求地主减免地租或是反对收回土地的纠纷。另外，当时还存在“农会”这一全国性组织，旨在提高农业技术、振兴农业，并在政治舞台上发出农村的声音。

但是，人们就算到了城市，也不一定能过上宽裕的生活。住在漂亮的西洋式独栋小楼里，拥有齐全的昂贵电器，家务活则全部交给被称作“女中”的年轻女佣，这种富裕的生活只有小部分在大企业或是中央政府机关担任管理层的人才能享受。不过，也有不少中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高学历，碍于面子，在家庭经济条件并没有多少余力的情况下，依然雇上一个女佣人，或是买一些高价的衣服，结果搞得生活拮据，不得不抠抠搜搜地过日子。

在东京或是大阪这样的大城市里，还有大量靠打零工生活的人，他们只能寄身于被称作“长屋”的狭窄杂院之中。虽然如此，只要身在城市，就有诸如电影或是游乐场之类的廉价娱乐可供消费，所以人们对于城市的向往从未停止，城市人口得以不断增加。

虽然佃农自发组织起来与地主进行斗争的事情常常发生，但是工人们组织工会，发动罢工来反对降低工资、解雇工人，或是要求提高工资的事例还不多，只在很少一部分大型工厂或公营交通等非私有企业出现。

服装、住房、社会保障和信仰

当时的服装界还是和服的天下，在农村，人们基本都穿着传统服装劳动生活，就算在城市里，西式的服装也仅限于学校、军队、警察、交通部门的制服，还有上层管理人员上班的穿着，大部分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同样习惯穿着和服。此外，城市里的上层女性也会准备一些较为高级的和服作为外出时的服装。而且当时人们的日常服装，一般都是买来布料之后，由家里的女性制作的。洋装同样是买了布匹之后，请裁缝制作成衣。除了军服和一些制服，基本上是没有成衣的。

在农村地区，人们大多居住在工作区域与生活区域毫无区分的传统住房里。在城市里，除了刚刚提到的满是狭窄长屋的贫民区，也有耸立于高地之上的高级洋房。而面向中层人群的，主要是一些木结构的平房，或是两层楼的出租公寓。在东京和大阪的市中心，越来越多的噪音和难闻的气味等让人头疼的问题，使得居住环境恶化得相当厉害。因此，一些私营铁路公司开始在郊外买下整片土地，建造独栋住宅，人们可以通过贷款将土地与房屋一起购入。不过，这种形式的住宅还是少数。自来水和燃气都还只能在一部分大城市用到，在普通家庭能见到的电器也就是电灯而已。

这个时候，钢筋混凝土大楼的建设开始在东京和大阪的市中心兴起。说是大楼，其实最高也不过六七层。当时城市的天际线还不高，从位于东京银座的大楼顶层远眺，还能直接看到东京湾。除了大都市的繁华街道，大部分的道路还没有硬化，一下雨就会变得泥泞。在这些泥泞的背街小巷两侧，都是木结构的住房和商店。

前面已经提到，日本在1922年设立了国民健康保险制度，通过使用国家的经费与个人的积蓄来减轻医疗负担。但是国民健康保险以及其他一些扶贫或是优待阵亡军人家属的制度，在当时看来都是不好好自食其力，只想着依靠国家的人才会申请的，社会上对于使用这些制度的人多有蔑视，所以真正加入的人还不多。社会对于贫弱者的救助，主要通过一些地域共同体来实行。此外，还有一些在当时被称作侠客的组织，也会进行救助弱小的工作，但是这些组织并不简单，基本处在违法的边缘，也多与今天的暴力团有直接的继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