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①，冲气以为和②。
天下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自名也。物或损之而益，益之而损。古人之所教，亦我而教人。故强梁者不得其死。我将以为学父③。
【注释】
①负阴而抱阳：依托着大地，仰承着蓝天。
②冲气以为和：生命气息是吸吮天地之精华化合而成。冲气，指身体里运行着的气息。和，化合。
③学父：师父，引申为终身教诲。
【译文】
“道”是独一无二的统一体，由这个统一体产生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交而成为一种调匀和谐的状态，这种适匀状态便产生出万物。万物背阴而向阳，阴阳二气互相激荡而成为新的和谐体。
人们所厌恶的，就是“孤”、“寡”、“不谷”，但王公却用这些字眼称呼自己。所以，一切事物，有时贬低它，反而是抬高了它；有时抬高它，反而是贬低了它。人们教导人的话，我也用来教导人：强悍的人不得好死。我要把这句话作为教人的头一条。
【评析】
本章第一段话，说到一、二、三这几个数字，这并不是把一、二、三看作具体的事物和具体数量。它们只是表示“道”生万物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的一个过程，这就是“冲气以为和”。这里老子否定了神的存在，从多元论的宇宙观发展为一元论的宇宙观，这是值得称道的。冯友兰说：“老子书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这里说的有三种气：冲气、阴气、阳气。我认为所谓冲气就是一，阴阳是二，三在先秦是多数的意思。二生三就是说，有了阴阳，很多的东西就生出来了。那么冲气究竟是哪一种气呢？照后来《淮南子》所讲的宇宙发生的程序说，在还没有天地的时候，有一种混沌未分的气，后来这种气起了分化，轻清的气上浮为天，重浊的气下沉为地，这就是天地之始。轻清的气就阳气，重浊的气就是阴气。在阴阳二气开始分化而还没有完全分化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中的气就叫做冲气。‘冲’是道的一种性质，‘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这种尚未完全分化的气，与道相差不多，所以叫冲气。也叫做一。”冯先生的这一分析是很有见地的。在本章后半部分，老子讲了柔弱退守是处事的最高原则，谦受益，满招损，这也合乎辩证之道。
【解读】
道产生万物有一定的过程，其过程就是本原侵食“自然界外”形成本源，本源又产生阴，阴又产生阳。从宏观上讲，阴阳共生；从微观上讲，阴阳有先后。先有阴，后有阳，阴先于阳不到一瞬间，这个不到一瞬间究竟是多久，没人知道。哲学家不知道，科学家也不知道，唯有天知道也。
自然以外是什么都不存在的“界域”，本原产生相需要“界域”来承载，所以侵食了“自然界外”，从而形成本源，本源与本原还是一体的；然后本源又产生阴，阴与本源还是一体的；最后阴产生阳，阳与阴同样也还是一体的。因为一切都是一体的，所以最终才能回归自性。一是本源，二是阴，三是阳。本源是无所有无所不有，但表现为“无”；阴是以心元存在所表现的唯心世界；阳是以物元存在所表现的唯物世界。本源是相，阴是相，阳也还是相。相之道就是这些大相的统称。放下了物相，再放下了心相，最后放下了相源，有了功德然后就回归了自性。物元世界是最后一个相，壹是本源，贰是阴，叁是阳，而阳就是物元世界。
人天生就着相，尤其是着物相，所以唯物主义是正常现象。因为唯物所以才把物质的物元世界称为唯物世界。本原产生相，是先本源然后阴最后阳；而回归自性则是与其倒着来，先放阳再放阴最后放相源。其中有一个条件非常重要，那就是功德，功德是回归自性的中介物。生命者在世道的生命体是唯物世界的身体和唯心世界的心共同构成，所以身心就是生命体。回归自性是踏着自然规律返璞归真的大道走，是倒着来，所以当然就得先放物相。人着相是按自然规律产生相的顺序走，而人不着相是按自然规律回归本性与其产相时的顺序反着走，哪一个相在最后，当然哪一个相着的最重。物相在最后，当然物相就着的最重，所以才唯物，所以才万物负阴而抱阳。万物之灵如此，万物之其它更是如此。万物之灵高于万物之其它，在于可以解脱。物相和心相，物相在前，心相在后。身体属物相，心灵属心相，所以身心之相是以身体所着重。身体着重，身体以外的那些世物更是着重。生命体是由物相之身和心相之心共同构成，要说完全不着相那根本不实际。但如何能做到不着相但还又实际了？那就是阴阳平衡之道，心物平衡了就可以既不着相而且还又实际了。所以阴阳平衡之道才能顺其自然合乎人性，找到终极归宿。
【故事】
陆九渊的自我道德修养
紧随朱熹之后，陆九渊开启了宋明两代主观唯心主义“心学”之先河。他与朱熹齐名，被史界称为“朱陆”，被后人称为“陆子”。
陆九渊，书斋名“存”，世人称“存斋先生”，因其曾在贵溪龙虎山建茅舍聚徒讲学，因其山形如象，自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陆象山”。他在“金溪三陆”中最负盛名，是我国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
陆九渊认为，孜孜于自我之道德修养，然后治理好家庭与家族，这正是所以能立国平天下之基础。他曾经说：
明父子君臣夫妇昆弟朋友之节，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党，以交朋友，以接邻里，使不得罪于尊卑上下之际。
在此基础上，人们才可以进一步去读史书，去知晓治国之方略。
陆九渊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自幼秉承良好家教，一生致力于创立学派，从事传道授业活动，勤于政务，造福一方，履行了一代大儒修身治国的誓言。他出身于一个九世同居、阖门百口的封建大家庭。陆氏家风，笃实严谨。陆门治家严格执行宗法伦理，同时，也靠家庭成员发挥各自的积极性、主动性，各尽其能，各供其职。
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从小耳濡目染，长大成人后亲自管家，这样的生活经历对于陆九渊形成对社会国家的参与意识会有很大影响。而这就是他的学问起点。
陆九渊出生时，其父陆贺因儿子多，打算让乡人收养，长兄陆九思的妻子刚好生有儿子陆焕之，陆九思即令妻乳陆九渊，而将自己的儿子让别人奶喂。陆九渊后来对兄嫂如事父母。
陆九渊自幼好学，他的好学不在于博览，而表现在善于思考上。三四岁时，他曾向父亲发问：“天地为什么没有边际呢？”
父笑而不答，他竟为这个问题费尽思索而至废寝忘食。
陆九渊13岁时，曾经对自己少儿时思考的问题忽有所悟。有一天，他读古书读到“宇宙”两字，书中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于是他忽然省悟，原来“无穷”便是如此啊，人与天地万物都在无穷之中。他提笔写下：“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就是说他从“宇宙”两字，悟得了人生之道。
陆九渊立志要做儒家的圣人，而他以为，做圣人的道理不用别寻他索，其实就在自己心中。对宇宙无穷与对圣人之心广大的顿悟，使陆九渊进入了一种新的人生境界。
陆九渊34岁中进士，先任隆兴建安县主簿，后改建安崇宁县。大约10年后，他被荐为国子正，不久，又迁敕令所删定官。后来他被差管台州崇道观，因这只是个管理道观的闲职，于是他便归江西故里讲学，汇集了四方学者。
多年的探索及教学积累的经验，使陆九渊形成了自己的“心学”思想，并积极与当时很多著名的思想家进行讨论。
1145年4月，陆九渊与朱熹在江西上饶的鹅湖寺会晤，研讨治学方式与态度。朱熹持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主张通过博览群书和对外物的观察来启发内心的知识；陆九渊持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认为应“先发明人之本心然后使之博览”，所谓“心即是理”，无须在读书穷理方面过多地费工夫。
双方赋诗论辩。陆指责朱“支离”，朱讥讽陆“禅学”，两派学术见解争持不下。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鹅湖之会”、“鹅湖大辩论”。
鹅湖之会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第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朱、陆双方辩论的“为学之方”，表现出朱熹与陆九渊在哲学上的基本分歧点，曾对明清两代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190年，50岁的陆九渊被任命为荆湖北路荆门知军。次年农历九月初三，陆九渊千里迢迢从江西到荆门上任。
陆九渊走马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整饬边防，严肃军纪，加强抵御金兵犯境的能力，修筑了著名的荆州城墙。这种心理素质，这种献身的精神，这种大义凛然，为国分忧的气概，实在是儒学思想家的典范。
陆九渊上任后另一件带有根本性的大事，就是兴建军学、贡院、客馆、官舍，改善军政建设，树立政府形象，使荆门地方官员精神面貌有了重大的改变。
在此之前，荆门官员惰性成习，人人都以办公差为耻，官吏只是喜欢装扮面子。为了改变官吏好逸恶劳的坏习惯，陆九渊躬身劝督，以身作则，把哲学思想贯彻到具体的政务之中，采取思想启迪的办法，自上而下，打造朴实厚道的民风。
在行政管理上，陆九渊不仅仅是经验丰富，所有军政大事有缓有急，有条不紊，次第展开。其中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始终将军务政事都涵盖在他的哲学思想的理论框架之中。
陆九渊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和行政管理体系，认为只有从官员抓起，“任贤，使能，赏功，罚罪”，把官员的精神面貌振作起来，全社会的“人心”才有“正”的可能。“政者，正也”，这是先秦时期儒家孔子的祖训，陆九渊可谓深得其中精神。
陆九渊认为自己“生于末世”。“末世”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士大夫的志向以文取仕，以至于一些士大夫苟且偷安。由于陆九渊出生、成长于一个钟鸣鼎食的大家族里，各种家务、商务活动使他精通事物，因而能够将儒家传世经典的要义从亲身实践中体现出来，通过“料理得人”，取得了“正人心”的最好效果。
1193年初，陆九渊在荆门病逝，棺殓时官员百姓痛哭祭奠，满街满巷充塞着吊唁的人群。出殡时，送葬者多达数千人。他去世后，谥为“文安”。陆九渊以“心即理”为核心，创立“心学”，强调“自作主宰”，宣扬精神的能动性作用，其“修其本心、存心去欲”的思想学说独树一帜。
后人对这一思想学说进行了充实、发挥，明代王阳明发展其学说，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提出了“知行合一并进”的观点，成为我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陆王学派”，对我国理学产生深远影响。
吴与弼的儒学修养实践
宋代之后，理学继续发展，至明代，心学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吴与弼是有明一代心性之学的开山祖师。事实上，没有吴与弼，不会有明代儒学的繁盛和蔚为大观。
吴与弼是继孔子之后的少数几位儒家之一，他的身体力行，他的涵养功夫，尤其是他的躬耕农事，在我国儒学的发展历程中几乎寻不到对手。
吴与弼幼年天资聪慧，与其他的小孩子日常行为很不一样。6岁入学，7岁学对句，八九岁在乡学读书时，对文学、天文、律历、医卜均有所学，即已崭露头角。16岁学诗赋，18岁习以科举之业。
1410年，19岁的吴与弼赴京侍奉时任国子监司业的父亲，在读朱熹所编的《伊洛渊源录》时，对道统的传心之精神颇感震撼和惊叹。于是，他谢绝了与人交往，独处小楼二年，专心攻读《四书》、《五经》和“二程”、朱熹的语录，无意入仕途，决心以讲授理学，传播程朱理学思想为己任。
1411年，吴与弼奉父母之命返乡完婚。在乡里，他一切行动都遵守儒家的礼仪规范。每次到京探望父亲，穿的都是布衣旧鞋。有人故意讥讽吴与弼的迂腐，甚至故意找茬和无事生非，但他均不动心，久而久之，这些乡民反而被他所感化。
中年以后，由于家境日贫，吴与弼亲自下田耕作，自食其力。对不义之举，一概不为；对不义之财，一概不取。
有一次，吴与弼在割水稻的时候，不小心手被镰刀划出血，然而他并没有包扎伤口，继续如初。这件事反映出他不动心和不为外物所胜的修养境界。
吴与弼在贫苦中学术功力和心性功夫突飞猛进，感悟颇多，每日记于册，多为枕上流泪、彻夜不眠和反复反思的心血结晶。又常梦到圣人模样，其修身功夫已经做到了浑然不露圭角的澄明之境。
由于吴与弼的品德和博学，各地的好学青年慕名而来，或三五结群，或独自跋山涉水不远千里而来，只要是有诚心肯学之辈，他都谆谆教诲。甚至招待学生食宿，以此远近闻名。
他采用点拨引导的方法，针对每个学生自身的素质和特点，采用不同的方法。又常教育青年从日常事务和平凡生活上做功夫，笃行修心，常入于农事之中，劳累后既学，学累后既游于山泉之中。
吴与弼的学生多为品德优良、德高望重和不求闻达的真儒。比如，娄凉原本是个性格刚毅的人，经过其教化，成为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的老师；胡居隐居山中，不入仕途，笃行心学，开余干一派；胡九韶学其师，以孔门贤人之志为志，过着一辈子的清苦生活；陈献章学其师，累次拒绝朝廷的高官厚禄，声名满天下。
由此可见，吴与弼的人格魅力对其学生有着多么大的吸引力，反映了他理想人格的永久价值和真生命。
吴与弼经常哀叹宋代末期笺注之书多而支离，令人眼花缭乱，难以取舍，于是不轻于著述。这一点颇像孔子。他留给我们的只有《康斋集》，主要由一些信、日记和诗组成。《康斋集》中的书信，内含其外王思想、治学经验、功夫方法论和修养心得，是不可多得的儒学研究资料。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日记，虽约1.2万余字，但句句关情，字字珠玑，其观察体验生活之深刻和密切可与《论语》相媲美。而他的2000多首诗更是其具体生活的写真，与书信和《日录》同样的重要。
吴与弼的“治国平天下”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陈言十事》一文中。该文是他答谢当时皇帝的提拔之恩并准许他回家养病而作的；同时，更希望君王能够振兴政治、治理百姓、爱民如子，创造开明政治新局面。
吴与弼认为，君王自身加强德性修养，立圣人之志，广圣人之学，做天地间百姓和官员的人格典范，实乃是先秦儒学的基本信条和原则，希望借人格魅力和示范作用带动、示范政治运作。
吴与弼强调君王要做道德至圣。他以汤武事迹、孔子和子思的言行为例，希望君王不自满，能够日新笃恭，日省自戒，日刻铭以自戒，以进于盛德之地，并将这种至德广博天南地北四方。最后，天下人都尊亲配天，君王带动和示范天下之民的修养道德行为。
吴与弼的敏锐视角在于把握从政过程的基本精神，其开拓性视野值得称赞。其中不仅有儒、道、法3种不同观点的互相渗透与融合，也具有仁德义等价值的永久性魅力。就个人修养而言，吴与弼自19岁偶然接触《伊洛渊源灵》后便大彻大悟，不思功名和仕途之念，以尽圣贤之域，便不断修心性之学以涵养性命。其谈书治学的途径和方法为当时和后世所借鉴。
吴与弼亲身于农耕之中，以体会学问的真谛。由于他早年过于苦读，后来磨难和生命过程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即读书勿贪功近利，重在涵养消化，玩味琢磨，不断体悟。他认为，读书的基本目的在于反诸身心和涵养身心，以获自得之趣；读书应述而不作，不求闻达，以理义养心，为己治学。不是把读书作为一种工具，而是做一个真正的自适、自得和自我的读书人。
吴与弼以儒学为正宗，兼顾史学、法家等其他学派，也不排斥老子之学，为有明一代开启心性之学。他不仅反复参透朱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五经”为学问德性之本，也参透诸学，反复贯通，不断参验于劳作之中，真正做到一位真儒的风范。
吴与弼认为盛世的形成常常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功夫所造成的。他常常游走于江湖之中，遍及我国的大部分地区，他的近1400首诗也很大一部分为旅途诗。在山林水竹和幽雅的环境里，消化正宗儒学；寄情于诗歌之中，以抒其学习之乐苦和参悟之机。
在崇仁县郊的偏僻山村、大山和小溪，常有他的痕迹。他背着自己心爱的古琴，骑着一匹老马，携上自己的儿子和几个学生，或端坐于高山岩石之上，或凝立于山云之中，或授课于绿阴之下，或放怀于绿竹青草中，写几首诗，饮一点酒，弹几首古曲，放出勃勃生机。
崇仁县有着幽深的山林，有古树绿竹，自然环境优美，万物生意，清新可人。其密林浓荫，翠竹含绿，山林寂静，百树争春，四季常青，尤其是东南面山中之境，更是人间最幽处。难怪他总是凝立于竹林之中，久久不愿离去呢！
为了亲近自然，参悟天机，他费7年之功，搬家于山深云多处，可见其对自然环境的爱和向往。这样一种融治学于江湖自然之中，甚至是耕作之中的亲躬行为，实乃是真儒精神，也是其修养心性的绝好写照。
为了体验正宗圣贤学问，他抱多病之躯，远离大富大贵，远离都市便利和繁华，亲耕于崇仁县青石桥附近的偏僻之乡。
贫困之时，借米于邻家，雨天之时，屋漏无干处。生活虽然穷苦，但他一点都不觉得苦和痛，反而安贫乐道，心意泰然，真正地做到颜回的贫中取乐仍不改初衷、舍身取道的达儒精神。从这一个角度而言，他比其他的儒家更伟大，更亲近。
他常说，不从大患难经历过，难有真学问和真节操。在经历过大苦大难之后，开心性之学，而且他的心性功夫，比孔子、孟子的工夫来得更具体、更实在和更容易躬行。
为了去拜访朱熹的讲学之地，他不畏70多岁的高龄，过赣闽雄关，风餐露宿，冒风雨、顶炎热，入福建；他不仅拜访明代哲学家和教育家陆九渊的祖籍地，还常常亲临此地，参悟儒学。
吴与弼的一生就是读书、做圣贤功夫、行走江湖、游览、亲耕、养心性，发儒学向工农商贾转向之端，推动了我国文化教育开始纵向传递传播，使儒学由上而下，走向社会下层民众，走向工农商贾，意义重大。
道德教育大家王守仁
如果说吴与弼是推动明代儒学走向社会下层民众，那么，王守仁则完成了第二次文化下移。
王守仁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心学集大成者。作为道德教育大家，他的教育思想体系核心是：“致良知”，极大地丰富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内涵。
王守仁是明代浙江余姚人。据有关史料记载，幼年的王守仁由于母亲早亡，父亲又忙于科举考试，非常受祖母溺爱，对他几乎没有约束，使得他所接受的是近乎放任式的教育。
童年时期的王守仁顽皮异常，经常逃课，不肯认真读书，尤其喜欢玩军事游戏，制作大小旗帜居中调度，左右旋转，颇有战阵之势。
王守仁少年时非常喜欢下棋，往往为此耽误功课。其父王华对儿子家教极严，虽屡次责备，总不稍改，一气之下，就把象棋投落河中。
王守仁心受震动，顿时感悟，当即写了一首诗寄托自己的志向：
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
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
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
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
王守仁12岁正式就读私塾。当时朝政腐败，义军四起。一次与塾师讨论何为天下最要紧之事，他就不同凡俗，认为“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天下最要紧的是读书做一个圣贤的人。
明英宗被蒙古瓦剌部所俘，朝廷赔款求和。这件事情在王阳明幼小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他发誓一定要学好兵法，为国效忠。在他15岁的时候就屡次上书皇帝，献策平定农民起义，未果。
不久，他出游居庸关、山海关一月之久，纵观塞外，那时已经有经略四方之志。王守仁以诸葛亮自喻，决心要做一番事业。此后刻苦学习，学业大进。骑术、射术、兵法，日趋精通。1499年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
在当时，朝廷上下都知道王守仁是博学之士，但提督军务太监张忠认为王守仁以文士授兵部主事，便蔑视王守仁。
有一次，张忠强令王守仁当众射箭，想以此让王守仁出丑。不料王守仁提起弯弓，轻松拉满，“刷刷刷”3箭，三发三中，全军欢呼，令张忠十分尴尬。
王守仁做了3年兵部主事，突患肺病，以病告归，结庐于会稽山龙瑞宫旁之阳明洞。故世称“阳明先生”。王守仁病愈复职后，因反对宦官刘瑾，于1506年被贬谪贵州龙场驿丞。刘瑾被诛后，任庐陵县知事，累进南太仆寺少卿。
其时，军事家王琼任兵部尚书，以为王守仁有不世之才，荐举朝廷，擢右佥都御史，继任赣南巡抚。王守仁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谋略于一身，做事智敏，用兵神速。后来，王守仁拜江西巡抚，再调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因功高遭忌，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
王守仁从34岁开始，就从事讲学活动，直至去世。其中绝大部分时间均是一面从政，一面讲学。他所到之处，讲学活动不断，并热心建立书院、兴办社学、建立学校，对明代中期讲学之风的兴起和书院的勃兴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作为道德教育大家，王守仁解读和批判“格物致知”说，主张“心即理”，首创“知行合一”说，对《孟子》中“良知”的说法进行发挥，提倡“存童心”，强调万物一体。其中的“修齐治平”思想颇值得玩味。
王守仁对于“格物致知”说的解读和批判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读其理论的内在矛盾；一是从朱熹身后的影响来批判“格物致知”说的“学术之弊”。
从前一个方面看，由于王守仁年轻时期曾一度笃信朱学的格物说，然而当他用这种方法去进行个人的道德修养时，便发现无论是物去穷理，还是循序而读书，都不足以解决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
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王守仁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他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鉴于朱学的“格物致知”的教训，王守仁主张心即理，并据此提出“知行合一”的口号，决心创立良知之学，用一种注重身心修养的学说来取代朱熹沉溺辞章、博而寡要、支离决裂的“格物致知”说。
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王守仁在“致良知”的体系下，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主张。王守仁认为，要做到“知行合一”，首先要能够静下心来，摒弃自己的私心杂念。光是自己坐在那里想还是不行的，如果人老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坐久了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喜欢安静，讨厌活动”，甚至成为“痴呆汉”，因此人还要多在“事上磨炼”，做到“知行合一”，这才是道德的完成。
他认为，人在道德修养上要多多结合具体的情况，加以实践，倘若只是空想，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乱了，不去努力实践，那平时所想的功夫，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王守仁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当有一个人看见一个小孩子掉到井里面，必然会动恻隐之心，倘若顺着这种恻隐之心的自然发展，他必定会奔走呼救，这就是“知行合一”，也就是王守仁所说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但是，倘若这个人此时转念，畏惧艰险，或者因为和孩子的父母关系不好而不前往，就是有“知”而“无行”了。
在王守仁所处的年代，儿童教育存在诸多弊端。如只注重教会儿童一些章句之学，只知道对儿童进行鞭打、体罚等粗暴的管教等。王守仁不仅对这种教育方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且也提出了他的儿童教育主张。
他认为，教育儿童时要努力适应儿童的“童心”，顺应儿童的性情，鼓舞他们学习的兴趣，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样才能够使儿童觉得学习是有意思的，从而自觉接受教育。
其实，王守仁的这种儿童教育主张仍然是他“致良知”心学思想的体现，他提倡通过“存童心”，也就是顺应儿童的性情发展进行教育，来唤起儿童心中所固有的“良知”，从而实现“致良知”的目的。
王守仁是宋明时期的儒学大家，他的教育思想在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曾经风靡一时，一度取代了程朱理学的地位，左右了我国思想界长达百年之久。
顾炎武的天下兴亡之责
古代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发展到明末清初，更加强调经世致用。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理念，当时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所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其意义和影响极为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谈到“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他说的“亡国”，是指改朝换代，一个王朝的灭亡；“亡天下”，是指整个国家民族的沦亡。维护一个王朝的政权是君臣者的事，保卫整个国家民族，则是全国人民都有责任的大事情。
这句话在人们传习和引用过程中，后被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概括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思是天下大事的兴盛、灭亡，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顾炎武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思想？这就得从他的成长和他所处的时代谈起了。
顾炎武诞生于明万历年间的1613年。那个时候，由于明代封建王朝衰败，国力削弱。东北满族领袖努尔哈赤乘机而起，不再接受明代朝廷的统辖，先于1616年建立地方性政权，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后来其子皇太极将“金”改称为“清”。明朝为了同实力不断扩大的后金作战，导致国内矛盾不断加剧。
顾炎武的童年时代，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严峻的社会现实。他从9岁起，便不间断地读我国古代的历史名著如《史记》、《左传》、《战国策》、《国语》、《资治通鉴》等，还认真地读了像《孙子》、《吴子》一类古人谈军事的书。这对于顾炎武成长后注重经国济世的实学，学术上孜孜于进行新的探索，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命运，都有明显的影响。
在11岁那年，他的祖父要求他读完《资治通鉴》，并告诫他说：“现在有的人图省事，只浏览一下《纲目》之类的书便以为万事皆了了，我认为这是不足取的。”
这番话使顾炎武领悟到，读书做学问是件老老实实的事，必须认真忠实地对待它，以至于后来的他成了一个在学术上很有成就之人。
顾炎武已经是14岁的少年了，进入昆山县的官学，取得了秀才的资格。这时的顾炎武在许多同学少年中，交上了一个名叫归庄的好朋友。他们互以名节相砥砺，性情都耿直狷介，不肯随俗浮沉，以致被人称为“归奇顾怪”。
当时这两个年轻人称得上是优秀之才。他们对社会现状有着同样的看法，对当时败坏的社会风气都深恶痛绝，真可说是志同道合。他们还参加了当时江南一带知识分子的进步组织复社，同各地来的读书人一道，既论文又议政，抨击朝廷中的贪官污吏，议论国家大事。
1639年，27岁的顾炎武又一次参加了为取得举人资格而进行的考试，仍遭到了失败。13年的亲身经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科举制度的危害性。严峻的社会现实，更促使他做出了同科举制度决裂的抉择。此后，他便把全副精力用到挽救社会危机的探索中去。
顾炎武的家中收藏有很多图书，他夜以继日地从这些书籍中去搜集有关农业、水利、赋税、矿产、交通等方面的材料，打算编成一部分量很大的书。这部书虽然因为天下大乱没有能够编写成功，但是，基本材料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后来，顾炎武把这些重要资料一分为二，其中有关经济资料的汇编叫《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资料汇编就叫《肇域志》。这两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直至今天对于我们研究我国古代尤其是明代的经济史和历史地理学，都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正当顾炎武把自己的探索日益深入的时候，清军很快进占北京，建立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明亡清兴，改朝换代，面对这样的局面，顾炎武为了实现拯救苍生之志，从1645年至1654年的10年间，一直在大江南北考察。后来又下决心远离家乡到北方去。
东汉王朝的伏波将军马援，早年处于艰难的环境之下，曾在北方边地经营农田和畜牧。马援当时说：“丈夫为志，穷且益坚，老当益壮”，这正是顾炎武要效法马援的志向所在。
1657年春天，45岁的顾炎武从南京返回昆山。他将家产全部变卖，同好友归庄等人依依惜别，踏上了到北方去的旅途，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山东莱州府。在这以后的三四年间，顾炎武逐渐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山东、河北、北京，结交不愿为清王朝做官的学者，同他们互励气节，研讨学问。
1658年至1659年之际，顾炎武来到古称燕、代的今河北北部地区，历抵北京、蓟州、山海关、十三陵等地。他在居庸关考察了历代派兵戍守的下口，东望明帝十三陵所在的天寿山，不禁感慨万千，以诗记之：
燕代经过多感慨，不关游子思风烟。
顾炎武不是一个漫无目的的旅行家，他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这种襟怀在所写的另一首五言《秋雨》中反映得十分清楚，诗中写道：“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顾炎武正是要通过在“四海”的实际考察，去探求历史兴亡变迁的原因。
山海关，北依角山，南临渤海，为东北与华北交通的重要关隘。明代以来，这里更是一个军事要塞，明清代的兴亡，就是从这里揭开战幕的。顾炎武登临山海雄关，凭栏远望，往事历历在目。
1662年，50岁的顾炎武决定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至西北去，以便更广泛地求友访学，同时实际地了解那里的国计民生状况。
20多年来，顾炎武刻苦研究古代音韵学的专著《音学五书》，经过历年来反复认真的修改，也已接近完成。从此，他开始了生平最主要的著作《日知录》的撰写。
1664年初，顾炎武结束在山西、陕西的考察，经由北京绕道河南，回到了山东。在山东章丘县大桑家庄，他购置了一份田产，寄居下来。
几年来，在山西、陕西、山东的游历中，顾炎武陆续结交了那里的著名学者傅山、李颙、阎若璩等人。他们与顾炎武志同道合，都成了他晚年最要好的朋友。
顾炎武定居西北，已届垂暮之年，但决心在这里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十分可贵的是，顾炎武并没有停留在对社会问题的暴露上，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改革主张。
顾炎武首先把立足点放在发展生产上，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厚民生”。他从西北地区的实际状况出发，主张在这里开垦荒地，而且还亲自经营过垦荒事务。他认为应当在这里发展纺织业，主张“每州县发纺织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给里下”，同时从外地招聘纺织工匠前来传艺。
他从多年的实际调查中，了解到西北是发展矿业和畜牧生产的好地方，他在给自己的学生潘耒的信中，曾经写道：
大抵北方开山之利，过于垦荒；畜牧之获，饶于耕耨。使我有泽中千牛羊，则江南不足怀也。
他还认为，要在西北地区发展生产，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必须进行赋税征银制的改革，以便减轻西北以及类似的一些落后地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他反对赋税不加区别地一律征收白银，主张：
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不得已，以其十之三征钱。
顾炎武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一生在各地的实际考察，他不仅把自己的看法写进了《日知录》，而且还专门写了《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等著名政论文章。这些著作，在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是很值得重视的。
1682年2月14日清晨，顾炎武似乎觉得身体好了一些，准备出门去看望几个朋友。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竟连上马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失足栽倒在地上，从此便永远起不来了。第二天凌晨，我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的学者和卓越的思想家，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顾炎武作为开创一代学术的文化巨人，他的大量著作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他提出并积极实践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