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股谈心
为什么巴菲特不住在华尔街?

新港海滩是一个迷人的加利福尼亚小城,风景以玻璃幕墙装饰的办公楼、草坪和棕榈树为主。在这个风景如画的港口,人们可以租船出海观赏鲸鱼、冲浪、参观新港海滩国际电影节或者无数博物馆中的某家博物馆。

新港海滩远离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但这里是一家世界上最优秀的私人金融公司所在地。这家公司就是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成立于1971年。从2000年起,隶属于慕尼黑安联集团。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管理着1万亿美元资产,主要由债券组成。企业创始人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是证券界的一位传奇人物。格罗斯就是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代言人,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成就也是格罗斯的成就。当然,大量杂志、报纸和记者都试图揭示这些成就的秘密:到底是什么造就了比尔·格罗斯这个投资传奇?

另一位同样著名的传奇人物就是沃伦·巴菲特,他被誉为“奥马哈的预言者”。巴菲特不住在纽约,不住在华尔街附近。40年来,他一直住在奥马哈的一栋房子里,这栋房子是他花31 500美元购买的。巴菲特喜欢樱桃可乐,痛恨鸡尾酒会。他喜欢讲述5岁时他就通过出售口香糖挣到第一笔钱;6岁时,他以25美分的总价买入6瓶大包装的可口可乐,然后以5美分一瓶的价格卖出。巴菲特不仅生活在奥马哈的法纳姆街,他的投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总部也在奥马哈,远离喧嚣的华尔街。巴菲特抵制住了高科技股票的诱惑。对他来说,互联网股票是没有投资价值的。在美国,巴菲特被视为投资传奇。

是什么东西让巴菲特或者格罗斯这样的人取得了成功呢?可能是鲜明的性格特征、严格遵守的投资纪律,也可能有一些运气因素。格罗斯和巴菲特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不居住在华尔街,远离金融市场心脏曼哈顿下城的这条著名街道。在这条街道,身着灰色和黑色西装的生意人整天相互会面,做生意、交换股票和资金。

华尔街上应酬繁多,这也许是生活在华尔街的一个弱点。但是大部分公司寻求的恰恰是这种状况。它们希望身处各种业务发达的地方,身处能把握住市场脉搏的地方,由此可以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最新的动态、谁是受欢迎的和必须结识的人。好的信息来源、重要的熟人、非正式的联系和关系网,这一切都使得业务开展更容易。

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我们看一下盲从的心理机制,就知道这是一个错误。如果你每天都被思考、讲述、相信和感觉同样东西的人包围,那你就很难摆脱这些思想、信仰和感觉,你就会被卷入盲从的浪潮。这也许正是比尔·格罗斯和沃伦·巴菲特成功秘密的一部分。他们都在远离华尔街的地方作出决策,由此,他们可以逃避巨大的潮流的影响。如果你参加过聚会、足球比赛或者其他群体活动的话,你就应该知道,人们实际上很难摆脱集体的影响力。你会突然发现,人们是如何怪里怪气地大声唱着幼稚的聚会歌曲上蹿下跳的。如果你在大斋期(复活节前的一段准备时期,是基督徒为了纪念耶稣的一个节日。——译者注)前的星期一去过美因茨狂欢节中心的话,那你很快就能理解这种场景了。如果你这时去美因茨公差,不能一起参与狂欢的话,看着从面前列队经过的欢呼和狂叫的人群,你的内心就会升起一种被疏远的感觉。你不是潮流的一部分,所以你就不理解他们的思想。

这大概就是沃伦·巴菲特的境况。他在远离华尔街的奥马哈,在31 500美元的房子里听着华尔街的采访,听着那些笃信技术的神童们叙述新的时代和100%的利润。也许岁数也帮助了他。他不属于二十七八岁就在股市呼风唤雨,并同新科技共同成长的那一代神童。这也使他产生了疏远感。这种源于空间、文化和个人的疏远感,有助于他抵御大众潮流的诱惑。“在华尔街的话,我父亲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生活。”巴菲特的儿子彼得这样说道。“他可能也会去追逐那些别人想要的东西。”没有对此更好的说明了。如德国的一位基金经理说过的那样,他避免各种会议和每天的股市会谈,因为在那里存在太多无关紧要的信息。

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应该完全有意识避开日常业务的忙碌。不要每天都去查看仓位,不要每天都去比较股价,不要每天都去阅读附有最新投资建议的股市刊物。干脆同每天的这些疯狂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比如纽约对冲基金首席执行官盖伊·斯皮尔,他是一位绝对不会被人认为是外行的股市专家。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每周也只查看一次股价表上的价格。

反之,如果你喜欢冒险,喜欢这样的狂热世界带来的精神紧张和激动,那你应该将资产进行分散。一部分作为锁定的、长期投资的养老金,一部分作为投机资金,以便参与令人兴奋的资本市场活动。人们总是会发现,这部分投机资金很快就会被耗尽,而作为资产的重要部分,投资于养老金的部分应该远离这种随大流的活动。

心理学家保罗·安德亚森对此做了一个很有启发的实验:

两组大学生为他们的资产组合选出股票。他们对这些股票都有足够的了解,这使他们对其价值有着自己的看法。然后,他们就用这些股票进行交易。但在两组大学生中,存在一个区别:第一组大学生只看到他们股票的股价变化,但没有得到任何其他信息。相反,第二组大学生不断得到关于股票的各种信息和金融报告,解释这些股票“为什么”以及发生了“什么”事情。其结果是令人惊讶的,并支持了要对随大流的趋势保持距离的观点:第一组大学生的投资成绩明显优于第二组。

不断受到金融报告影响的大学生倾向于过于强调这些信息的重要性。实际上,不是所有信息都是有用的,有的信息甚至是有害的。所以,对自己的投资和随大流的趋势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不会有什么害处。

在政策方面,股市中的随大流有一个明显的信号。所有金融危机都有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相伴。宽松的货币政策给经济注入了过多的流动性,并由此启动了盲从之车。这是弊端的开始,也是货币政策最重要防御之处。如果世界上的纸币和贷款泛滥成灾,那么随之而来的资产价格疯长会导致一个烂摊子。

“我再也不想离开圭亚那,再也不想回到我以前的生活。”罗拉这样说。她是圭亚那丛林集体自杀的少数幸存者之一。为什么?罗拉在那个决定命运的1978年11月18日不在丛林营地,而是在圭亚那的首都乔治敦。在那里,该教派建立了第二个基地。“看着心爱的人一个接一个昏倒死去,如果我当时在场的话,我也会不想活了。”罗拉在电台里听到了集体自杀的消息,但她幸存下来。也许,就是因为她与盲从的自杀者之间有着足够的距离。如果你不想被盲从的潮流席卷而去,那么,就必须与其保持距离。

我们还应该与人类的另外一个弱点保持距离。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水晶球,或者更正确地说,来观察一家发行量较大的德国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