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传承：中山大学法科学人（1924—1953）
- 黄瑶 王薇 黎翀等
- 4135字
- 2021-04-30 19:39:58
寻根、发掘与传承（代序）
中山大学法学学科源远流长，肇始于1905年的广东法政学堂。广东法政学堂是在清末救国图强的时代洪流中应运而生的。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清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法治是救国图强的重要途径之一。法治强则国家强。法治需要人才作为支撑，人才需要学校来培养。在此背景下，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广东法政学堂与京师法律学堂、北洋法政学堂等第一批官办的法律学堂一起，揭开了中国法学教育专门化和近代化的序幕。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历史巨变时期，一批名师大家云集中山大学法科。现在的中山大学（下文亦称“中大”）法学院楼一层仍悬挂着几幅前辈法学大家的画像，他们是：中国民法学之父史尚宽，宪法学大师王世杰，中国国际法之父周鲠生，著名法理学家李达，等等。然而，这些法科名师何时来到中山大学任教？他们为何来中大？他们在中大任教多久？他们为中大作过什么贡献？这些问题鲜有现成的答案，甚至连线索也难以寻找。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1924年以来中山大学法科的历史沿革进行简要梳理。1924年2月，孙中山先生发布了《着创建国立广东大学令》，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三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1]国立广东大学乃中山大学的前身。1924年4月，由广东公立法科大学改组的“国立广东大学法科学院”率先成立，下设法律、政治、经济三个学系。[2]同年9月，国立广东大学正式开学，首任校长邹鲁就是广东法政学堂的毕业生。同年11月11日，国立广东大学举行隆重的成立典礼，宣布学校正式成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1926年8月国立广东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1927年3月，法科曾短暂地改称为社会科学科，仍设经济、政治、法律三个学系。[3]1929年4月，根据学校规程，社会科学科直接改为法律学科和政治经济科（不分系），但很快又合并。1931年9月，中大进行学院制改革，法科改称法学院。[4]1939年5月，社会学系从文学院划归法学院。自此，法学院下设四个学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1950年9月，国立中山大学改称中山大学，原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也相应改称中山大学法学院。1952年2月，全国高等学校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在第一轮调整中，中山大学撤销法学院，将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等与其他院校的相关专业组建为政法系，曾昭琼教授担任政法系主任。1953年7月开始第二轮院系调整，同年11月，包括曾昭琼教授在内的多名法学教师分别调往武汉大学、中南政法学院等院校，中山大学法科停办。[5]这个老牌的法学院一停就是近30年！改革开放后，中山大学法学学科成为我国第一批恢复重建的法学院。1979年7月，经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复办法律学系。1993年成立中山大学法政学院，后于2001年被撤销，并在此基础上复建中山大学法学院。
限于篇幅和资料不足，本书选取的时间范围仅限于1924—1953年，原因正如前述中大法科的历史沿革所示，1924年国立广东大学的法科学院（含法律、政治、经济三个学系）成立，1953年中大法学院停办。关于本书选取的人物，为了较为全面地向读者展现中大法科在1924—1953年的图景，本书从不同时期、不同科系中选择了12位教授，每位教授单独成篇。其实，选取写作对象难免受到写作材料多寡的限制，一些本来想记述的教授，由于相关资料的极度缺乏，我们不得不忍痛割爱。本书中的这12位教授按照他们到中大的时间先后排序是：周鲠生（1924、1926年），王世杰（1924年）、何思敬（1927—1936年）、史尚宽（1927—1928年，1948—1949年）、薛祀光（1928—1948年）、邓孝慈（1929—1940年）、邓初民（1933—1936年）、吕复（1937—1941年）、李达（1940—1941年）、曾昭琼（1940—1953年）、王亚南（1940—1945年）、梅龚彬（1941—1946年）。这12位教授都是当时有名望的法科学者，他们与中大结缘，虽然在中大的时间或长或短，但他们对中大法科发展的贡献永远值得中大法科学子铭记。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他们共同构筑了中大法科的根。
本书的名称之所以定为中山大学“法科”，而不是中山大学“法学院”，是因为在一个余世纪的历史发展中，中山大学法学学科数易其名。譬如，根据国立广东大学筹备时的组织大纲，广东法科大学改称为“法科”。之后，正如前述历史沿革所示，先后出现的名称有：法科学院、法科、社会科学科、法学院、政法系、法律学系、法政学院和法学院。需指出的一点是，1924—1953年的中山大学法科，并不是单一的法律学科，而是包括了法律、政治、经济三个学系或四个学系（前述三学系加上社会学系）。因此，本书的“法科学人”并不全是法律学者，而是还包括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具体而言，周鲠生（1889—1971）是国际法和政治学者，王世杰（1891—1981）是政治学者，何思敬（1896—1968）是法学和哲学学者，史尚宽（1898—1970）和薛祀光（1900—1987）是民法学者，邓孝慈（1888—1969）是法学和政治学者，邓初民（1889—1981）是社会科学学者，吕复（1879—1955）是宪法学者，李达（1890—1966）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法理学者，曾昭琼（1912—2001）是刑法学者，王亚南（1901—1969）和梅龚彬（1900—1975）是经济学者。此外，中国当代行政学的主要奠基人、被誉为“中国MPA之父”的夏书章教授，于1947年到中大法科任教，至今已在中大教坛耕耘72年，桃李满天下。2019年1月，夏老在中大庆祝了100岁华诞。夏老当之无愧是杰出的“中大法科学人”，我们对夏老深表敬意。本书原计划将夏老作为重要对象来记述，但鉴于其生平在《百年寻梦从头说》（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中已有详述，故本书不得不割爱。
从时间维度上，中大法科的历史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5年广东法政学堂成立至1924年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属于中大法科的前身；第二阶段从1924年起至1953年约30年，可称为老法学院时期；第三阶段则是从1979年中山大学复办法律学系至今。本书所探寻的是在老法学院时期，曾经任教于此的教员们的故事。在老法学院时期，以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为界，又可分为抗战前与抗战后两个阶段。在抗战开始前，大约10年间，中大法科得到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教授著述颇丰，学生课外生活丰富多彩，学科建设、学术交流生机勃勃，曾出版《社会科学论丛》《政治学周刊》《政治学论丛》等刊物。[6]抗战开始后，中大饱受战争影响，教学秩序受到极大干扰，被迫三次迁校，[7]从云南澄江，到粤北乐昌县 [8]坪石镇，再到广东梅县、连县 [9]。然而，在颠沛流离中，中大法科始终弦歌不辍。1945年10月起，国立中山大学陆续迁回广州，法学院重新回到石牌原校址。
撰写本书实际上是一次寻根与发掘之旅。在中大法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本书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中大法科历史上的师资情况。据我们的统计， 1924至1953年期间，曾在中大法科（法学院）任教的教授约200人，副教授逾40人（详见附录四“中山大学法科教员名单”）。他们在中大有过哪些人生经历？他们为何来中大任教？在这里又留下了怎样的足迹和故事？最后又为何离开？面对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在电脑网络检索中无法找到答案。为了寻找答案，我们只能求助于最原始的方法——逐期逐期地翻阅数千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逐页逐页地翻看上万张档案材料。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量阅读和不断发掘，我们发现，他们中有人与中大结缘颇深，如薛祀光、余群宗、曾昭琼、卢干东、张学尧、邓孝慈等，均在法学院任教超过十年；[10]有人在中大执教时间短暂，如史尚宽、李达、陶因、王伯琦等；有人在中大度过了教书生涯中的一个片段后转到别的学校，如吕复、王亚南、万仲文等；也有人从中大走向革命的道路，如梅龚彬、万灿等；有人当时仅仅初出茅庐，但日后桃李满园，如曾昭度、尚彝勋、余鑫如等；也有人告别中大后从此成为学术上的“失踪者”（我们穷尽现有的资料都没法找到他们在学术上的行踪），如钱清廉、汪洪法等。新中国成立后，有的教员选择留守，虽在院系调整后“改行”数十载，却在法科复办时不遗余力，立下汗马功劳，如张仲绛教授、夏书章教授；也有教员选择去了中国台湾地区，如萨孟武、王伯琦、史尚宽等教授。囿于篇幅和时间，我们只能在众多教员中聚焦12位当时法学院的知名教授，并通过这12位教授在中大的侧影，还原和展示了当时中大法科的历史概貌，为中大校史和法学院院史添补史料。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12位教授的故事，让后辈中大学子传承并弘扬他们的精神。2019年，是中山大学建校95周年和中山大学法科复办40周年，在这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想以此书为中大和法学院献上一份贺礼。
回顾中大法科的历史学人，既是寻根、发掘，更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中大法科有辉煌的历史，前辈学者对教育的热爱、对学生的呵护、对学术的执着，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忘本来，面向未来。进入新时代，当今的中大法律人，应学习前辈的为师为学精神，传承中大法科的光荣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懈努力，奋发有为，为中大法科的更好发展，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谨以此书献给中山大学法科复办40周年！
[1].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3页。
[2]. 参见法学院沿革，载《国立中山大学现状》（1943年5月编竣）第77页，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馆藏。
[4]. 易汉文主编：《中山大学编年史（一九二四—二〇〇四）》，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0页。
[5]. 易汉文主编：《中山大学编年史（一九二四—二〇〇四）》，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61页。
[6]. 参见夏书章：《中山大学法政学科百年回顾——纪念校庆80周年暨法政学科100周年》，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173~174页。
[7]. 第一次是在1938年广州沦陷前，从广州迁至罗定，后迁往云南澄江；第二次是在1940年秋从云南澄江迁回粤北乐昌县坪石镇；第三次是在1945年1月坪石沦陷前，迁往广东梅县、连县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