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追随和崇敬来参与创办广东大学

（一）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

1911年10月，孙中山先生领导并发起辛亥革命，此时王世杰正就读于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科。武昌起义爆发，正值青年的他受到强烈振奋，随即从北洋大学请假赴武昌，担任湖北省督军府秘书，并曾受湖北省都督府委派，前往湖南，请时任湖南省都督的谭延闿派军协助武昌守城。[11]

关于青年时期的这一段经历，王世杰晚年还特别撰写文章《辛亥首义成功的主要原因》，并认为辛亥革命首义成功有人心、军事、外交、财政四大原因。其中，“人心”为一个主要原因，即“民气之高昂”，是“经国父及同盟会同人与其他志士之呼愿，已造成全国政治革命之思想与要求”。文章最后写道：“然除以上四因之外，尤以国父思想的严正与人格的伟大，为最有影响力量的因素。国父的思想不独在当时中国思想界中为最彻底的主张，即在当时议论纷歧世界中亦为最严正的理论。兹不具论。至于国父人格的伟大，余所最觉评断精湛者为民二十八年四月，吴稚辉先生在重庆复兴关党政训练班，对于‘总理行谊’所提示之次列数语：‘孙中山先生极严正而无道学气；极贵重而无贵族气；极渊博而无名士气；富于革命性而无英雄气。’这是何等的模范；这是何等的伟大！”[12]王世杰所引用的是吴稚辉先生于1939年的一次演说中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王世杰听完演讲后专门摘录在自己的日记中。[13]他对孙中山先生的人格之崇敬、思想之追随，不言而喻。

（二）出于报答孙中山先生而来参与创办广东大学创办

1913年，王世杰被稽勋局遴选为公派英国留学生。稽勋局是孙中山先生特设的临时机构，隶属于国务院，主要职责为对辛亥革命有功的仁人志士和先烈记功行赏、表彰抚恤。[14]1912年至1913年，稽勋局以“酬勋”名义向美、英、法、日、德等国派出两批公费留学生，这是中华民国的首批官派留学生，王世杰是第二批“稽勋留学生”之一。[15]不难看出，他被选为稽勋留学生，正是因其在辛亥革命中所作的贡献，以及孙中山先生给其的机会。

孙中山先生促成“稽勋留学”，一是受其早年在美国的留学经历之影响，倍感中外各种情况对比之悬殊，以及革命之必要；民国成立伊始，虽百废待兴，急需各方面人才，但孙中山先生目光长远，将该等青年人才送出留学深造，以为将来国家发展储备人才。[16]历史证实孙中山先生这一决定是英明正确的，派出的两批稽勋留学生中产生了一大批诸如王世杰、李四光、严复、钱钟书、徐志摩、费孝通等杰出人才，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英国的留学经历对王世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系攻读学士学位所受的教育催生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同时，留学英国，让他结识一批崇尚自由主义的中国留学生，如周鲠生、杨端六、王星拱、皮宗石、石瑛等人，并与他们结下深厚友谊。他们回国后共同到北大任教；共同参与国立广东大学的筹备；共同创办《现代评论》杂志，被后人称为“现代评论派”“吉祥胡同派”；共同参与国立武汉大学的筹备，并在武大任教，等等。

（三）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与认同来参与创办广东大学

王世杰从1933年即42岁时开始记日记，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1979年9月88岁时。虽然孙中山先生早已于1925年逝世，但王世杰的日记中仍有许多关于孙中山先生的内容；即使到晚年，王世杰仍不时谈起孙中山先生。

例如，在1940年4月29日的日记中，王世杰认为：“本党老同志对于孙中山先生主义，大多只是一知半解，此为最难补救之缺憾。孙中山先生政治与经济主张，系折衷西洋诸国制度与其晚近学说；本党年老诸同志，大都未受完全之现代教育，而尤不能直接研读西书，故于孙先生之主张往往不能彻底了解。”此篇虽是对那些不完全理解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国民党老成员的批判，表达了王世杰对三民主义前途的忧虑，但也从反面衬托出王世杰对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与经济主张的充分推崇与认同。

又如，在1942年8月27日的日记中，他认为“今日倡尊孔之说者，大半皆故步自封之人。孙中山先生对于中国固有伦理学说虽亦有所采取，但三民主义何能与二千五百年前封建时代之孔子学说相提并论。凡以此相提并论者，只是穿凿附会。”从他的日记不难看出对孔子之儒家学说概采取尊敬但不提倡之态度，认为孔子之“政治思想与伦理学说，反乎时代精神与妨碍社会进步者正复不少”。[17]王世杰认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孔子学说无法与三民主义相比，后者才是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进步思想，足见孙中山先生及其思想在王世杰心中的地位。

再如，在1945年1月28日的日记中，他记叙了其在各党派人士聚餐上的发言：“予希望其他各党中亦有人如孙先生，以客观态度考虑己党之是非功过。”1976年7月1日的日记中，在欣赏中山先生晚年墨迹后，认为“中山先生作书之不稍苟且潦草，可于其作字不草，造语不轻率见之”。两篇日记虽相隔三十余年，但均称赞中山先生严正、严谨、客观的态度和作风。

1964年，已是73岁的王世杰在他11月11日的日记中记叙了其向记者谈及中山先生的两件事：“一为中山先生信仰之坚定”，以孙先生临终前在协和医院拒绝中医治疗为例；“二为中山先生虽信仰坚定，却不断求新知新见解，故其思想永远不落后”，以中山先生土地政策的变化为例：中山先生早年主张土地国有，晚年主张“耕者有其田”，“这是中山先生经多年研究而改定者”。

在1975年3月7日的日记中，已是84岁高龄的王世杰写下了他阅读《十次起义史料》的感想：“从这史料可以窥见孙中山先生的伟大”；随后转而谈及胡适先生对孙中山先生的看法，认为胡适先生虽“评论时人的文字，大率能深入而不忽视被评的人的行为理想的深度”，然“惟对孙先生，则似乎胡先生未尝观察或了解得透彻”。胡适先生曾赞扬孙中山先生是“真实的实行家”，[18]其后也曾对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等思想提出过批评，认为“知固是难，行也不易”。[19]王世杰与胡适先生是好友，此时，胡适已辞世十余年，但他仍对胡适未能了解孙中山、忽视了孙中山行为理想的深度略表失望。王世杰始终将孙中山先生尊为伟人。

通过以上日记的内容，王世杰对孙中山先生的推崇、尊崇和追随已跃然纸上。而他之所以来广州参与广东大学的创办，正是他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必然之举。

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在广东创立黄埔军校和国立广东大学，很大程度上分别出于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以及培养一批效忠国民党、信奉三民主义的革命人才的考虑。作为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王世杰不远千里赴穗参与国立广东大学的创办，自愿帮扶孙中山先生在华南地区创立其“人才大本营”。这是王世杰之所以来广州参与创办广东大学的主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