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律、道德与信仰：概念、功能与缺陷

法律是以规定人们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社会规范，由国家制定并强制实施，对所有公民具有普遍约束力。社会的发展推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法律明晰地规定了符合要求的行为规范，并通过两个维度来实现其社会功能：其一是“矫治”，对既有违反法律的犯罪行为作出判决与惩治；其二是“预防”，通过普及宣传法律条文，民众对法律范围内的正确行为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和判断，从而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相较于后文将讨论的道德与信仰，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更体现出一种人为因素，即法律是一种人为的“设计”，具有可控性，所以最有可能达到完美；但是，同时也因为法律制定的人为性，难免随意的漏洞而最容易受到指责。首先，法律的制定基于“人性恶”的假设[4]，从尊严和情感上来说很难被人尤其是中国人所接受。其次，法律因其强制性而缺失人文关怀，法律的刚性执行与人性关爱之间永远存在无法消解的张力，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儒家“亲亲相隐”对现代法律构成挑战的激烈争论[5]说明了人们对这一点的关注。再次，法律体现出相对性，即法律的适用范围是严格限制的，不同的国家、地区根据自身利益设定自己的法律，所谓法律的普遍性仅是指涉法律发生作用的领域与范围之内。

道德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达成的一种认识共识，道德最基本的特点是教人向善，教导人们正确地处理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引导人们做善良的人、过善的生活。古老的文明中都保存并延续了这种传统。古老文明中倡导“求善”、教人向善的例证不胜枚举。在西方，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以“善”为美德中的最高层次，引导人们思考“善”的本质，教人“走向上的路”（即至善之路）（见柏拉图《理想国》第十卷）；以《圣经》为基础的犹太-基督传统，更是以宗教律例和劝谕的形式引导人们向善而行，如“摩西十诫”和福音书中耶稣的教导，当然这是以宗教信仰的形式来讨论道德，关于道德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分析后文我们还将深入展开；在东方，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标举“性善论”，认为“善”应该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状态，人应该生而向善，孟子指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也鼓励人们行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传·文言》）。

从这个层次来看，道德具有普世性，即超越了民族、地域和时代的限制，由古代传承而来的美德仍然为人们所恪守和认可，我们经常听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便是对历史中道德风尚的追思与怀慕。然而，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道德缺陷的存在。毋庸置疑，道德本身是一个完满的概念，所包含和期盼的都是人类生活中美好的一面，所谓道德的缺陷主要存在于道德的社会功能的发生机制上。道德背后所隐藏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在这里善—恶或好—坏已然有一个清楚的评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是单向度的，仅指向美好的、善的生活。道德的作用在于“移风易俗”（《礼记·乐记》），在道德的指引下塑造出整个社会的向善追求。但是，道德缺乏强制的约束力，完全依赖于人心的自然品性，这就导致道德功能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很难有效地说服道德上的堕落者弃恶从善。寄希望于作为一种舆论压力的“道德谴责”，仅在全社会已然形成道德氛围的前提下有效。现在看来，这种古风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相对于法律与道德，“信仰”这一概念的使用范围不是很明晰，因此最有必要厘清与给出界定。广义地说，信仰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6]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信仰的范围是非常宽泛的，我们平常所说的“共产主义信仰”等都属于这个范畴，其特点是特定的人群对某一特定学说或规范的信奉和遵从，将其作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指南，并且坚信按照此一规范去做最终会实现或达到美好的结果。这个群体也因此与社会大众区别开来，享有仅归属该群体的资源。如犹太人因为犹太教信仰而成为上帝独爱的“选民”。而狭义地说，信仰往往与宗教等同起来。考古学证实，世界上各大文明发展早期便有了不同程度的宗教信仰迹象，[7]至大约4000年前人类最古老的一神教——犹太教诞生，其与由此衍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亚伯拉罕系统的宗教，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明和社会的发展，无数人甚至为了这个信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8]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是信仰最早、最典型甚至最极端的表现形式，所以人们常常会将二者等同起来。为了确保实现对法律、道德和信仰三者之间关系进行清晰分析的目标，并照顾到法律与宗教、道德与宗教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密切关系，本文对“信仰”一词的使用，基本采纳其狭义所指，即信仰等同于宗教。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单纯作为名词的法律与道德，信仰还同时具备作为动词的形式，如“信仰某某”，这种独特性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本文所谈“信仰”即同时具备作为名词（“宗教”）和作为动词的两种主要内涵，而且信仰独具的这种特点将在下文对三者的关系分析中得到展示。在关注信仰引导人们更好地生活的同时，其缺陷也应该受到重视，即信仰只是面向一个有限的群体，没有普遍性的关怀。即便如倡导“博爱”的基督教，在当前中国的处境中，其普世关怀也因信徒的功利主义心态而有所遮蔽。在这种情况下，信仰的资源与功能回报更多地指向信仰者本人或有限的利益相关者，而与这个信仰之信众以外的人没有太多关系。

简单地总结一下，法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刚性外在约束，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道德是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弹性调和剂与引航灯，道德的进步与彰显程度直接关系到民众生活的幸福指数；信仰是社会中特殊群体的精神助推力，在对本群体完成应允与许诺的基础上，试图带动并影响周边人群乃至整个社会实现美好生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明社会中，法律、道德与信仰共同构成社会发展的调节器，分别从不同的层面制约、规范和指导着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每一个社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与准则，在经济发展、物质追求至上的当今社会，这种“软实力”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因此，这三者对社会的影响不愧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三足鼎立”格局。当然，在看到三者各自功能的同时，我们也不回避它们自身所存在的缺陷。我们认为，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恰好能够有效地互相弥补其各自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