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变量设置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和变量

本章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基线数据，该数据收集了10257个家户信息，包含17708位受访者。根据研究的需要，本研究删除了缺少配偶信息、逻辑关系不合理及存在异常值的数据，保留只有一次婚姻经历且年龄在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最终在研究心理健康时纳入已婚女性3362人，已婚男性3788人；在研究生理健康时纳入已婚女性3504人，已婚男性3849人。

1.因变量

抑郁程度：在问卷中评价抑郁程度使用的是“流行病学研究用抑郁量表”简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该简表主要用于中老年人抑郁程度的测量和评定，询问研究对象上周的感觉及行为，包括十项问题：“我因小事情而烦恼”“我在做事时很难集中精力”“我感到情绪低落”“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很费劲”“我对未来充满希望”“我感到害怕”“我的睡眠不好”“我很愉快”“我感到孤独”“我觉得我无法继续我的生活”。每一问题提供4个选项：很少或根本没有、不太多、有时或者有一半的时间、大多数的时间。对于负向的问题，比如“我因小事情而烦恼”“我睡眠不好”等问题，4个选项分别记为0、1、2、3分；对于正向问题如“我很愉快”“我对未来充满希望”进行反向计分，记为3、2、1、0分。总分为0～30分，分值越大说明抑郁程度越高；分值越小，则抑郁程度越低。

生活自理能力：生活自理能力指标是对中老年人独立应对日常生活以及活动能力的个体功能状态测定的一项较好的指标。根据Katz’s ADL指标，生活自理能力通过吃饭、穿衣、室内活动、洗澡、上厕所、控制大小便6项活动能力指标来测量。在本研究中，对这六项活动被访对象均回答没有困难的为“生活自理能力健康”，一项或多项活动能力有困难的视为“生活自理能力缺损”。把生活自理能力变量处理为二分类变量，生活自理能力健康赋值为0，生活自理能力缺损赋值为1。

健康自评：健康自评信息是通过询问被调查者“您觉得您的健康状况怎样”来获取的，共有“很好、好、一般、不好、很不好”五个选项。调查问卷对健康自评这个问题提问了两次，一次是在开始采访时提问，另一次是在结束采访时提问。本书使用结束时的健康自评结果，因为在结束采访时，调查者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会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这时的结果可信度较高。本书将健康自评合并为二分类变量，将健康自评“很好、好”合并为良好，赋值为0；将健康自评“一般、不好、很不好”合并为一般和差，赋值为1。

2.自变量

婚姻匹配模式包括年龄匹配模式和教育匹配模式。年龄匹配模式使用夫妻年龄差表示，通过配偶的年龄减去被访对象的年龄获得，分为以下几种模式：男女同岁模式（年龄差-1～1岁）；“男小女大”模式；“男大女小”模式（包括男比女大1～5岁、男比女大6岁及以上）。

教育匹配模式使用夫妻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来衡量，通过配偶的受教育程度减去被访对象的受教育程度获得。包括男高女低、男女相同、男低女高三种教育匹配模式。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婚姻特征、个人生活习惯、青少年期特征及人口特征。婚姻特征包括初婚年龄和婚姻持续期，个人生活习惯包括是否吸烟、是否饮酒、是否参与社会活动，青少年期特征包括15岁之前健康状况、16岁之前居住地（农村，城镇），人口特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个人收入、居住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下简称“地区”）和户口所在地（城市、农村，以下简称“户口”），社会支持包括是否与子女同住和子女数量，主观健康评价包括健康自评和生活满意度，配偶特征包括配偶的抑郁程度、配偶是否参与社会活动、配偶的受教育程度、配偶的个人收入。

具体的变量定义和测量见表3-1。

表3-1 变量定义和测量

表3-1 变量定义和测量-续表

（二）研究方法

健康变量的测量使用了三个指标，一是抑郁程度，二是生活自理能力，三是健康自评。抑郁程度是连续型变量，因此建模时使用多元OLS回归模型；生活自理能力和健康自评是二分类变量，因此在建立统计模型时使用的是Logistic模型。在分析过程中，首先对夫妻年龄匹配模式、教育匹配模式与中老年期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然后分性别对婚姻匹配模式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在中国，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城市和农村的教育、卫生、经济发展水平等都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会影响城乡之间婚育观念和行为的差异；同时，不同的出生队列、经历的社会历史事件不同，婚姻观念和行为也会产生差异。因此本研究分城乡样本、分年龄组样本建立统计模型进行回归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