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生产单元：没有工资与资本

恰亚诺夫的分析起点简洁但非常有力。虽然不乏例外情况，但小农农业总体上依赖于非工资性劳动。劳动的组织不是通过劳动力市场，而是通过家庭：农场中的劳动是由农场家庭提供的。尽管这看似简单、不言而喻，但它带来的结果却影响深远。没有工资支出就无法计算农场的利润。支配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如通过减少劳动力投入来降低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因而并不适用于小农农业。小农农场的生机活力要用遵循另类原理的内在平衡关系来解释。

总产值（gross product）（将农场产品商品化而获得）与一年生产周期中所需物质支出（material expenditure）之间的差值被称为劳动产值（labour product）（有时也被称为家庭劳动产值）。这与目前研究中通常所指的“劳动收入”（labour income）是一致的。它是因完成工作而获得的收入。劳动收入或劳动产值是“一个小农或匠人家庭唯一有意义的收入类别，因此无法对其进行分析性的或客观的分解”（Chayanov 1966：5）。既然没有支付工资，也就不存在净利润这一概念，“因此无法采用资本主义体系的利润计算方法”（Chayanov 1966：5）。

在小农经济中，劳动力主要来自家庭。这意味着劳动力的分配与报酬不受劳动力市场的控制。资本也是如此（尽管恰亚诺夫对于这一点并未言明）。每个小农农场都包含着，也体现着资本。但是，这种资本并非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作为一种关系的资本。小农农场中的“资本”包括房屋和农场设施、土地、对农场进行的改良（道路、沟渠、水井、梯田、土壤肥力提升等）、动物、基因材料（种子、种畜等）、机械以及任何类型的可以利用的牵引动力等。记忆、网络（用于销售产品、获得互助或交换种子）和储蓄（有购买需求时可以使用的资金）也是这种资本的一部分。但是，这种“资本”不是用来生产剩余价值进而将其投入生产以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它“并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公式M—C—M+m”（Chayanov 1966：10）[3]。它的增殖也不是通过对他人雇佣劳动的剥削而实现的。在小农农业中，“资本”仅仅是可利用的设施、机器和类似物品的总和。“通过赋予农场设施、牲畜和设备等以价值，并把这些估值相加，我们就能了解俄国小农农场固定资本的规模和构成。”（Chayanov 1966：191）在家庭农场中，按照大多数农民的说法，资本是“家庭资本”。它是小农家庭所创造和控制的资源库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具有使用价值：它让小农家庭能够参与农业生产并赖以维生[4]。这种“家庭资本”代表着家庭传承，小农家庭努力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扩展这份祖产。这使得家庭能够借助一些生产过程来降低辛苦程度，获得更大效用。当遇到歉收、疾病和其他风险时，家庭资本也起着缓冲器（也就是保险基金）的作用。最终，它帮助下一代独立谋生，开始创建自己的农场。

家庭资本的积累和使用不受资本市场的控制。家庭自身不必按照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进行生产。即使（假设）利润率为负值，小农农场也能够继续运转，以扩大家庭祖产的积累。道理很简单，家庭祖产不必非要产生任何利润。它的价值不在于能否创造利润，而在于使小农家庭在当下和未来立命维生。家庭资本的使用不受资本市场的支配，而是受小农家庭自身确定的规划脚本左右。

需要强调的重要一点是，前文所讨论的小农农场的特征（劳动力是家庭劳动力，资本是家庭资本，收入按劳动收入计算）并不局限于传统农业或者偏远地区。这些特征在当下的欧洲农业中同样存在。欧洲的农场大多是以家庭劳动力和世代积累的祖产为基础的家庭农场。这意味着，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些生产单元都不能被视为仅由市场直接专断支配的企业。欧洲西北部的农业作为一个间接例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欧洲西北部大多数农场（以及整个农业部门）的“农场净收入”（net farm result，一个虚拟概念，指按照劳动力市场价格支付所有劳动力投入、按市场利率支付所有资本利息后获得的净利润）几乎一直是负值，而且负值程度很高。因此，这些农场既不能也没有发挥资本主义企业的作用。它们完全不可能被视作资本主义企业。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大多数“资本”不必产生平均水平的利润率。相反，可利用的资本代表着能够进行独立生产、获得收入所需要的资源。同样，家庭农场中的劳动是为了满足家庭众多（直接或间接）的需求，并服务于资本的形成（正如我后面会谈到的“创造美丽农场”）。在所有这些方面，农民的策略性行为以及他们对农场和家庭中不同平衡关系的调节方式都至关重要。

对农场的分析不能与其所属的家庭分开，反之亦然。对二者的理解需要充分探究家庭和家庭农场中存在的独特平衡关系。尽管这些平衡关系存在于家庭内部，它们的具体运转却扩展到了家庭之外。它们将农业家庭和农场单元与更宏观的外部环境联系在了一起。我会通过对价值流动的分析，更确切地说，这些价值流动是如何被社会界定的，来阐述这一点。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几内亚比绍的稻米生产（参见文框2-1）。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曾在几内亚比绍工作过。

这个例子或许看似奇特，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价值流动的社会界定（相对于市场界定）绝不仅仅限于几内亚比绍南部这样遥远的欠发达地区。文框2-2简要概括了欧洲农业机械的使用。与此相关的价值流动受到不同平衡关系的有力支配，而这些平衡关系又受到农民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这些价值流动使农场结构和生产过程免受商品关系的直接操控和支配。这种模式指导着很多具体的实践和关系。例如，荷兰和意大利（我在这两个国家工作过很长时间）的很多小农会将小母牛或番茄的销售与奶牛饲料的获得完全绑定在一起。当所需要的饲料运送到圈舍时，就像农民常说的，它“已经是付过钱的”。通过这种机制，农民使自己的牲畜圈舍免受市场原则的支配。社会界定使市场“远离”圈舍，奶牛生产实际上也得以远距于市场。

文框2-1 粮仓

水稻是几内亚比绍南部的主要作物，种植在被当地人称作圩田（bolanhas）的地方。在堤坝围护之下，四周丘陵的潺潺流水浇灌着这片美丽而广阔的稻田。这片稻田常常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收成。巴兰特（Balanta）人掌握了修建这些圩田、获得丰收的技术。他们组成劳动小组（巴兰特人文化传统中的核心要素）来进行圩田建设和稻米生产。收获后，稻谷被集中储存在巨大的粮仓（bemba）里。每个扩展家庭（morança）都有一个粮仓（或者一个主粮仓附带几个“卫星粮仓”），由户主来管理。在外来者看来，粮仓只是存放稻谷的地方。但对于生活在那里的当地人而言，粮仓中存放的是不同来源、不同流向的稻谷所构成的复杂整体，稻谷的流向代表着不同的义务和目的。如下图所示，粮仓是众多流动方向、社会关系和平衡关系汇聚且彼此协调的场所。

在巴兰特社会，有很多关系需要平衡。第一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库存储备是这一关系的一个策略性体现：储备是为了短期和长期的粮食安全。在此方面，巴兰特人很像中国的小农。只有在确保新一季收成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出售前一季的余粮。此外，扩大畜群、为少年的过渡仪式（fanado）准备积蓄等，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平衡关系的重要体现。

第二是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这包括与相邻族群之间的关系。与巴兰特人相邻的族群种植一种不需灌溉的“旱”稻。当从事整地、插秧这些重体力活时，巴兰特人很爱吃这种旱稻的米，这种米可以给他们提供额外的能量。巴兰特人从相邻族群那里获得这种稻谷，并在自己的稻子收获后“偿还”相应数量的稻谷。他们还要给住在城里的亲戚赠送礼物（后者往往也有礼物回馈），村庄内部也有礼物的交换。所有这些互动关系都需要精心平衡。

第三是扩展家庭自身内部的平衡关系。一部分稻谷用于家庭直接消费，其他部分用于出售或交换，来获得村庄自身不能生产的消费品（如衣服、电池、收音机、自行车、枪支等）。在这一类型中，扩展家庭户主的消费性支出和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女性的消费性支出有着明显区别。如果平衡关系无法维持，妇女就会逃走。

第四是生产与再生产（尤其是圩田维护）之间的平衡关系。这需要精心协调，关系一旦失衡，就可能出现不可逆转的生产退化。

粮仓中存放的大部分稻谷是拿来出售的。但是，市场流通所获得的货币有着严格而明确的用途。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个由社会界定的极其灵活的分配过程。行动者洞察力的变化以及他们之间的谈判，会导致上图中虚线位置的移动。这其中也有大量的相互依存关系。譬如，一年中减少的消费性支出可以用于扩大对劳动小组的支持，从而显著提高来年的收成。用恰亚诺夫的话说，这代表着劳动辛苦程度和需求满足程度之间平衡关系的一种变动。

尽管这些价值流动是由社会界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和分配模式不受外部社会和历史的影响。相反，在20世纪初，税收和强制性劳动使水稻种植严重萎缩，直到巴兰特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摆脱了葡萄牙殖民者的直接控制之后才有所缓和。那些巴兰特人迁移到南方不受管制的空旷地区，将水稻种植重新发展起来。目前，腰果种植和从东南亚进口的廉价大米正在对这里的水稻生产形成新的威胁，并可能再次引发生产的瓦解。


文框2-2 农机的流动

欧洲西北部的农业有着巨大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通常被描述成不同的农业方式（farming style，见本书第四章）。每种农业方式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与上游市场（如农业机械市场）之间的策略性关系。在某些方式中，如“先锋农民”（vanguard farmer）的农业方式，经营者频繁购买最新型的拖拉机和机器，按照这些新的技术设备所具有的功能来重组农场。他们通常在四年（这是法定的折旧补贴周期）之后卖掉旧机器，再购买最新型机器。在其他方式中，如“节约型农民”（economical farmer）的农业方式，农民痛恨支出大笔生产投入，而倾向于购买由先锋农民淘汰的二手机器。这样，他们就以更低廉的价格获得这些机器，并利用自己娴熟的农机技能来保养和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比方说再使用12年。这使他们的生产成本远低于先锋农民的生产成本。这样一来，农业机械就以独特的方式进行流动（从工业部门、经销商到先锋农民，再到节约型农民）。不同农业方式之间形成的互锁的平衡关系勾勒出一种“巢状市场”（nested market），这些流动（正如几内亚比绍稻谷的流动一样）通过这一市场沿着特定的路径而展开。这样，资本形成与劳动之间的平衡（很像是辛苦程度与效用这个更一般性平衡关系的具体呈现）在两种农业方式中存在明显差异。

除此之外，还有与其他特定农业方式中的平衡关系相对应的其他农业机械流动方式。这包括农机合作社、向承包商（通常是其他农民）租用某些机械，当然还包括以互惠为基础的互助模式。

与资本主义农场不同，小农农场的生产过程不是按照雇佣劳动与资本关系的逻辑来安排的。如果是为了利润，那么农民毫无疑问会把自己的地卖掉。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留在土地上，农耕也好、休耕也罢，在宏观层面带来一系列意料不到的甚至往往是相反的结果（参见文框2-3）。简言之，劳动过程、祖产的使用与积累，特别是祖产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不受一般的劳资关系支配。小农农场中祖产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受到劳动—资本关系的影响，但并未由其直接形塑和重塑（“决定”）。生产过程的发展甚至可能与一般性的劳动—资本关系的逻辑相悖，也可能与这些一般性关系所嵌入的不同场域（如劳动力、资本或粮食的市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相悖。

恰亚诺夫在关于农业中小土地所有与大土地所有相对优势的论争中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上述这些区别。在那个时候，“关于推动农业发展的农业经营规模大小的论争……已经持续了漫长的30年”。在这场论争中，如恰亚诺夫所说，“列宁的著作发挥着主要作用”（Chayanov 1923：5）。在恰亚诺夫看来，这场论争（至今仍然）源于对农业的一些误解。规模的大小本身并不是农业的决定因素。相反，在技术发展（使大土地持有成为可能，尽管总是存在一个规模上限）和界定社会经济最优规模的生产单元的特征之间，存在一个随时间变动的平衡关系。但这些还在其次。“如果你想说明核心问题，就不应该只是反对大农场和小农场的大小特征。真正重要的是要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农经济这两种不同经济形态的质的特征。”[5]（Chayanov 1923：7）所以，规模是一个很含混的分类。对于小农农场而言的“大”，在资本主义农场看来可能是“小”，甚至可能是太大或者太小。规模是相对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身边（当时欧洲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小农生产单元并未消失。相反，他们的数量还有了显著增加。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独特性”（Chayanov 1923：6）。进而，恰亚诺夫在其理论建构中指出，这些独特性“充分而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为什么在历史实践中，小规模小农农场能够对抗农业中的大规模资本主义企业，以及它们是如何做到的”（Chayanov 1923：8）。

文框2-3 地中海地区的祖产

在欧洲地中海地区，维系祖产（将财产留在家庭）的欲望是很多农场（小规模农场以及很多较大规模农场）生存、延续的根本动力。这些农场的存在不可能单单用市场来解释。这些农场属于兼业式家庭（pluriactive family），这些家庭从多种经营活动中获得收入，务农只是其中之一。就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家庭成员上午在田间劳动，下午在地方学校教书，夜晚又可能喝着自家种植的葡萄酿的红酒写诗。

在意大利，40—55岁年龄段的男性农民中，有63%只在自家农场进行部分时间的劳动。可以把他们称作兼业农民（part-time farmer）。2007年的普查数据表明，更多兼业农民的配偶在别处还有一份额外收入；只有15%的兼业农民，其家庭收入完全（或几乎完全）通过农场获得；有43%的兼业农民，其农场收入只占家庭收入的很小一部分；而且，有22%的农场之所以能够存活，完全是因为在别处获得的收入被转移到农场。

这些农场并不一定都是小农场。这样的一种生计结构也不应被视为非理性行为的结果。关键在于，这些农场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资本，它们并不急迫期待实现预先设定的利润率，所使用的劳动力也不是雇佣劳动力（后者要按照劳动力市场的标准为其支付报酬）。

由于农场产品的价格很低，很多这样的农场已经部分失活（deactivation）。这对地方经济、乡村景观和地方生态系统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小农农场与资本主义农场的内在机制不同。对资本投入高回报率的追求，决定了资本主义企业大多规模较大且试图持续扩张。而主要依赖家庭劳动力这一特征，决定了小农生产单元大多规模较小。当然，土地分配的历史渊源和被严重边缘化等，均可能对其生产规模产生一定影响。

小农农场的内在机制及其抗争与发展的历程，在很大程度上以两个平衡为基础（劳动—消费平衡和辛苦—效用平衡），下面我会详细展开。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