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池革命老区的地位和贡献

吴忠市延安精神研究会 张树彬

这里说的“盐池革命老区的地位和贡献”，指的是盐池县革命根据地在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地位和贡献。

2015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干部学院主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同来自陕西、甘肃、宁夏的24位市、县委书记一起，共商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肯定地说，陕甘宁革命老区在我们党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它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党带领人民军队奔赴抗日前线、走向新中国的出发点。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不能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习总书记特别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这些牺牲和贡献永远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老区和老区人民的这些牺牲和贡献，继承和发扬老区和老区人民的光荣传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上，是一个响亮的名称。这个名称中的“宁”字，指的就是宁夏省（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盐池县。1936年红军西征解放了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等县及固原北部地区，成立了盐池、豫旺、固北、豫海等四个县苏维埃革命政府。但随着红军西征结束回师东移，国民党马鸿逵部遂卷土重来，很快颠覆了豫海、豫旺、固北三个县的红色政权。在宁夏境内唯一保存和坚持下来的，只有盐池县红色革命根据地，并和陕北、陇东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简称“陕甘宁边区”。

盐池县革命根据地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有什么样的地位和贡献呢？在纪念盐池县解放80周年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更加深入地探讨和研究这一问题。

一、盐池县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门户”和“前哨阵地”

盐池县位于陕甘宁边区西部，东与陕西省定边县毗邻，北靠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南与甘肃省环县交界，西、西南与宁夏灵武市、金积县、同心县接壤。

1936年6月21日盐池解放后，宁夏军阀马鸿逵不甘失败，在盐池西线地区布置重兵，猖狂反扑。同年9月，强占了塔湾子、磁窑堡一带，10月攻占了惠安堡，并在惠安堡设立国民党盐池县政府，其统治区一直达到盐池县大水坑西边不足20里的雪梁子及西南的摆宴井、牛皮沟、王家寺等村庄一带。马鸿逵的暂九师、一六八师、骑一旅、骑二旅和一些地方民团武装，在盐池西线惠安堡、石沟驿、灵武、金积、吴忠、中宁等地区布置重兵，加上北面的国民党二十六师何文鼎部、东北面的国民党伊南游击司令章文轩部，兵力达数万人之众，对盐池解放区形成三面合围之势，使盐池县红色革命根据地处于多面受敌之境。

“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表面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但从根本上并没有放弃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宁夏国民党军阀马鸿逵慑于社会舆论，不敢公然对陕甘宁边区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但内心却是觊觎“收复失地”，侵犯陕甘宁边区。于是把盐池县视为反共活动的重要目标和进犯三边红色根据地的突破口，一方面在边界地区不断制造军事摩擦，寻机进犯，另一方面经常派遣特务以经商、探亲、打工等名义由盐池进入边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盐池县处在这样的区域位置，在复杂的环境和尖锐的敌我斗争形势之下，毋庸置疑成为陕甘宁边区抵挡国民党反动派军事摩擦和特务活动入侵的最前沿。失盐池则不仅“陕甘宁”失“宁”，不成其为“陕甘宁”边区，而且边区腹地唇亡齿寒，失去了西部屏障，边区便直接裸暴在敌对势力的威胁之下。所以说，盐池县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门户”和“前哨阵地”，在陕甘宁边区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二、盐池县是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命脉”和“中心”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当然也是革命事业成败的基础。没有了经济这个基础，边区的人民和军队连生存都成为不可能，自然不能成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不能成为党带领人民军队奔赴抗日前线、走向新中国的出发点。而在整个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中，盐池县占有着“命脉”和“中心”的地位和作用。

红军到达陕北之后，面临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是陕北地方贫瘠，用当地老百姓的说法，是个“苦焦”的地方。在这样一个贫瘠的地区，百姓生活非常贫困，难以养活一下增加的许多军队。因此，红军长征虽在陕北“落了脚”，但能否“落住脚”依然存在严峻的问题。1936年2月至4月，5月至10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相继由陕北发起了东征和西征两大军事行动，其中目的之一，就是要扩大革命根据地，解决红军“落住脚”的问题。在两次军事行动中建立起来了一些新根据地，但随着红军回师又大都相继失去，唯有盐池县这一块根据地保留了下来，这才使中央红军最终在陕甘宁边区立住了脚，使陕甘宁边区在以后的13年里，确实成为了“落脚点”和“出发点”。

之所以说，陕甘宁边区有了盐池县才能成为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是因为有了盐池县革命根据地，边区经济才有了“命脉”，有了“中心”。这个“命脉”“中心”不是盐池人自封的，是得到毛泽东主席认可的，是有事实为证的。

1941年，毛泽东主席在指示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和警备三旅旅长贺晋年准备阻击进犯三边的国民党何文鼎部时，说：“盐池是边区命脉，三边是延安的门户。”在宁夏社科院2005年编辑出版的《全民抗战与宁夏》一书中，有一篇在1941年经过毛主席亲自修改定稿的文件，标题是《国民党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的近况》。文中就肯定：“定、盐是边区的经济中心”, “定、盐失则边区失去了西北门户”。这里说的“定”是指与盐池为同一专区的定边县，但这个“定盐中心”的中心还是在盐池。

盐池自古有“三宝”，咸盐、皮毛、甜甘草。当时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把边区军民逼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和菜吃，没有纸用，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的严重局面，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首先想到了“到盐池驮盐去”。党中央和边区党委除了大力发展当地干部群众打盐外，还派王震三五九旅部队四支队到盐池打盐。至今，他们打盐时住过的100多孔窑洞，还遗留在古长城的土壁上。三边专员罗成德亲自带领干部下湖打盐，毛主席曾亲笔题词表扬他“不怕困难”。

据统计，三边产盐：1939年19万驮（每驮平均200斤左右）,1940年23万驮，1941年29.9万驮，1942年无考，1943年38.8万驮。边区军民将这些盐运往西峰、关中、西安等地，换回急需的粮食、棉花、布匹等，为缓解经济困难，支援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盐池县地广人稀，半农半牧，以牧为主，因此羊皮、羊毛的产量极为丰富。在边区布、棉、麻一起断绝的情况下，皮毛成为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大家都知道，在大生产的时候，边区从中央领导到一般群众，人人都动手纺线。用什么纺，当然是用羊毛。纺线干什么？织呢子、织毛布、做衣服、打毛袜和手套，以解边区军民的燃眉之急。就在边区经济处在极端困难的1942年2月，盐池人民创办的元华工厂开始投产。从1942年到1945年，元华工厂用羊毛为边区干部和前方将士制作出衣胎、被胎、绒帽（毡帽）、毛毡、军用毛毯等，共计12万多件，还有大量毛袜、手套、军鞋等。陕北的冬天地高天寒，当时的干部、战士又多在室外工作战斗，没有这些东西就无法过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头上戴的是元华工厂做的毡帽，身上穿的是元华工厂制的毛衣或皮袄，晚上盖的是元华工厂制的毛被。

再说甘草。盐池县是全国著名的甘草之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产量极为丰富，所以在大生产运动中，挖甘草也是军民生产的一项主要任务。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警备二团和警备七团在盐池驻防的8年间，战士们一人一天就能挖一百来斤甘草。警备二团战士还挖了一棵“甘草王”，有老碗口粗，一丈多长，两个战士抬了回来。当地甘草商给价14万法币，没有卖，后来把它送到延安的边区生产展览会上展出了。

当时边区的食盐、皮毛、牲畜、清油、药材（甘草）、粮食贸易收入占财政收入的90%以上，而盐池“三宝”占了大部分，是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支柱。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到，说盐池县是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命脉、中心，并不夸张。

三、盐池县是延安精神的“试验区”和“实践地”，是延安精神发祥地之一

说盐池县是延安精神的“试验区”，是因为延安时期党中央开创的政治、经济、文化运动，有许多是先在盐池开展，尔后全面推出的；说盐池是延安精神的“实践地”，是因为延安时期党中央的各项重大决策，几乎都在盐池得到了推行，并卓有成效。

盐池解放后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来到盐池，创办消费合作社，发展商品经济贸易。在他的影响下，盐池商会会长靳体元办起了合作社。这些都为边区经济贸易的发展做出了样板。

为了打破国民党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党中央、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主张，号召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人所共知大生产运动的最典型事例是三五九旅南泥湾大生产，一曲“花篮的花儿香”至今常唱不衰。而三五九旅的大生产正是从在盐池开展打盐开始，尔后才有了南泥湾的大生产。盐池县境内古长城上，至今还留下数以百计孔三五九旅住过的窑洞的遗迹。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李季在盐池县写出了《王贵和李香香》，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高度评价其为“新诗歌的方向”,《王贵和李香香》从盐池走向了全国。

在盐池县档案馆，有一份1940年2月13日的《盐池县扩征工作报告》。“扩征”就是在正式征集之后又增加的数额。这次三边分区给盐池县分配的扩征任务是粮食600石（每石500斤），扩军40名，募集抗日救国券1万元。结果在半个月之内就完成了粮食761石2斗2升，超额完成161多石，抗日救国券超额570元。虽然当时老百姓都很困难，但大家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都很踊跃。《报告》中说，征粮都是在大会上一石、两石、七斗、八斗自己报名交纳的。有些贫困户本不应出粮，但他们也报名要求出粮，如四区五乡回六庄的回族群众，原本不计划征他们的粮，但他们自愿交出10石；三区三乡的赵国珍自报交4石，众人觉得他负担太多，一致提出减少，最后拿了6斗；一区贫困户李三成、姚学林、田举等，也在大会上报名一定要出粮，最后每家4斗。还有实在无粮可交的人，自己报名帮助纳粮多的人把粮送到粮站。扩军、捐款工作也是一样，还互相竞争比赛。父母送子参军，兄弟争相报名的事例到处都有。如：五区一乡乡长牛岳，在大会上首先报名送儿子当兵，带动了全乡扩兵工作超额完成；在二区的扩兵讨论会上，陈七对李万清说：“你家能出一人的话，我家一定出两人！”互相激励的结果，两家的3个青年都当了新战士。这与国民党统治区强拉硬捆“抓壮丁”的情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抗战期间，盐池县真正做到了全民动员，成为边区的铜墙铁壁。全县青壮年除参军参战外，在家的组织了自卫军（民兵），少年儿童也组织了少先队。自卫军平时除站岗放哨、锄奸防特、传递情报外，还要随时准备协助部队参加战斗。当时的鸡毛信传递，就像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跑。信传到谁手里，不管他是正在吃饭或睡觉，都要起身马上就走，决不能等到饭吃完或者睡到天亮再走。这似乎成为老根据地人人都懂的“规矩”。

当时的盐池人民，除了要搞好生产、种好地、养好畜之外，还要负担大量的战地公勤任务。比如运盐，每年打下的几十万驮食盐，全靠毛驴和少量的骆驼运到五六百里外去销售。边区政府每年分配给盐池县运送公盐的任务在3000驮左右。所以，农民每年都有运送公盐的任务，只要家里有一头毛驴，就要接受一头驴的运量。除了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还要帮助抗战军烈属、工属（干部家属）代耕代种，代交公粮。保证抗、工属有较好的生活条件，使前方将士和党政工作人员无后顾之忧。妇女们除了参加生产劳动外，还有做军鞋的任务，每人每年要给前线将士做几双军鞋。在当时既无布料又缺棉线的情况下，做一双军鞋实在不容易。但她们谁也不推辞，也不甘落后，总要把对人民子弟兵的热爱纳进千针万线之中。

有这样一组不完全统计数字：1938年，盐池商会甘草庄在7天之内就募集军鞋500余双；全县还募集羊皮，为前方缝制皮衣142件；1940年，募集救国公债券10570元；1941年完成救国公债券16000元，还超额完成了救国公粮募集。每年秋收后，群众都争着早交粮、交好粮，一边打碾（糜谷都要碾成黄米和小米），一边赶上毛驴跋山涉水，把粮草送往粮站和前方。如果有人问这叫什么精神？这就是延安精神，是地地道道的延安精神。

盐池人民对于革命战争的支援和贡献还表现在，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为革命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有经验、有能力、久经锻炼的革命干部，成为日后解放宁夏、建设宁夏、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力量。1949年以后，从盐池县走出去的老干部，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同时培育了一支宁夏人民自己的武装力量——回汉支队。解放战争时期，这支队伍转战三边，保卫盐池，进军宁夏，成为解放宁夏以至建设宁夏的一支重要力量。

周总理曾经说过，淮海战役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是老百姓用毛驴驮出来的。

总之，在开创与建设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岁月中，盐池革命老区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支持下，建立革命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发挥资源优势，增加生产，支援前线，踊跃参军参战，用热血和汗水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正如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10月26日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中所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主席的复电，也是对盐池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和表彰奖励。

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我们：“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不能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盐池县是我们的故乡，盐池革命老区是中国西北高原上竖起的一块历史丰碑，是我们世世代代值得景仰和向往的地方！

今天，全国都在提倡发扬延安精神。盐池人民的革命精神，也是延安精神的组成部分，盐池县也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之一。因此，我们每一级政府部门、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应当继续发扬老区人民的优良传统，牢记两个“务必”，用老区人民当年的革命精神来建设当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把我们的各项建设工作做得扎扎实实、牢牢靠靠，以继续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让党中央和总书记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