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好富翁”与“坏富翁”
贫富不均是否威胁经济增长？

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应该具有财富创造的功能，甚至由此造就超级富翁，但核心问题在于均衡性。

进入2015年，超级富翁及其他阶层间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已成为全球热点。不过，在重新分配财富这个问题上，智利女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的激进绝对是其他国家领导人都无法比肩的。在我2015年4月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时，她的支持者发誓要“铲除”精益模式的政府以及低税率，它让智利成为拉美地区最富有同时也是最不平等的国家。巴切莱特的确在这样做。一场学生抗议运动将时任智利总统的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赶下台，同时巴切莱特也成为受益者。在成为皮涅拉的继任者后，巴切莱特提议扩大政府规模，增加政府扶贫开支，提高企业所得税来资助免费大学教育。由于担心政府干预太多，我接触的一些企业家对巴切莱特的平民主义言论感到惊慌失措，许多人干脆撤走他们在智利的投资。随着投资的大幅减少，智利的GDP增长开始放缓，从皮涅拉时期的近6%降至不到3%。我倒是觉得，听听皮涅拉如何看待这场反贫富不均之战的走向会很有意思。作为智利最富有的人，这位亿万富翁的生财之道就是经营信用卡业务。

现在，皮涅拉重新回到宽敞舒适的办公室管理自己的财富。在这座几乎是圣地亚哥最豪华的大厦里，他可以随心所欲。这里没有贴身保镖，也没有许多拉美大亨喜欢的安保设施。假如皮涅拉不担心自己的安全，他或许可以指责巴切莱特的政策。他认为，要缩小贫富不均，一个国家必须着眼于两个目标——在重新分割蛋糕的同时，还要不断做大这块蛋糕。在他的任期里，智利做到了这两点，贫富不均现象已有所缓解⁽¹⁾。但这样的速度显然不足以平息民众的不满。而巴切莱特现在的所作所为表明，在繁荣时期，这种只盯着财富再分配的政策，极有可能扼杀智利的高速增长，并让所有人在财富均分的过程中越来越穷。皮涅拉对我说：“拉丁美洲的漫长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形势向好时，国家往往会倾向于左翼，而在衰退时期，政策导向则会倾向于右翼。”

这种模式似曾相识，而且它不仅只适用于拉丁美洲。这是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常事：人们对长期坐拥巨大财富的富裕阶层怨声载道，当这种仇富心理使得善于引导民众情绪的平民主义者掌权时，经济增长就有可能被扼杀。在极端情况下，平民主义政治家甚至会对私营企业或农场采取强制征收政策，禁止国外投资者到本国投资，以扶贫名义提高税收，扩大政府规模，大力提高浪费性补贴的开支，尤其是廉价燃料。这类政策简直就是在扼杀增长，但它们在许多贫富高度不均的国家大行其道，造就一大批平民主义领导人，尤其是某些改革走出殖民统治的国家，比如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赞比亚的肯尼斯·卡翁达（Kenneth Kaunda）、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朝鲜的金日成（Kim Il-sung）、孟加拉国的谢赫·穆吉布·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和巴基斯坦的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qar Ali Bhutto）。

这一点在非洲尤为突出。在超过30年的执政期间，穆加贝不断加大财富再分配力度，财富从少数白人转移至大多数黑人，但是在财富的转移过程中，他的亲信才是最大的受益者。2000年，穆加贝开始让新的黑人农场主替换白人农民。但由于黑人农场主长期不接触农事，这项政策使农业产品的产量大幅下降，津巴布韦从原来的农业出口国变成农业净进口国。同时，国内失业率急剧攀升，超过90%，通胀率扶摇直上，商品价格几乎每24小时翻一倍。很快，一只鸡蛋的价格变成数十亿津巴布韦元，1美元可兑换3.5万亿津巴布韦元。最终，在2015年，穆加贝放弃流通津巴布韦元。如今，人们在津巴布韦国内使用各种货币，既有美元，也有南非的兰特。

毫无疑问，穆加贝政权的例子再现了财富再分配是如何摧毁经济体内所积累的信任的。遗憾的是，这样的故事仍然在许多国家上演，遍及各个大陆。在巴基斯坦，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于20世纪60年代创建人民党，并在1971年印巴冲突失利后，抓住执政的机会。上台后，布托开始兑现自己的承诺，着力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对私人拥有的土地设置上限，对金融、能源以及制造业等行业实行国有化。但最终的结果是严重的贪污腐败、恶性通货膨胀及民众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

借助国家力量，以温和手段进行财富再分配，这种理念曾让许多领导者为之所动，包括20世纪90年代末的菲律宾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泰国的他信·西那瓦和现在的米歇尔·巴切莱特。埃斯特拉达于1998年上台，他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农村，因为私有化政策的受益者主要是城市，几乎没有惠及农民。埃斯特拉达采取不同寻常的财富平均手段，他将土地分配给承租农民，增加社会福利开支，但这些举措无疑会推高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加剧通货膨胀，并最终引发社会不满。3年后，任期未满的埃斯特拉达被迫下台。

自我摧毁型的平民主义在中美及南美地区十分盛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殖民时期形成的严重贫富不均。在这些国家获得独立后，欧洲的精英们并不想离开，而是试图稳固他们在这里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催生平民主义者的崛起，他们主张采取更激进的财富再分配模式。20世纪50年代末，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打响了第一枪，随后拉美领导人纷纷效仿，这场运动一发不可收拾，60年代末是秘鲁的胡安·贝拉斯科（Juan Velasco），70年代有墨西哥的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莱斯（Luis Echeverría Álvarez），80年代有尼加拉瓜的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90年代有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进入21世纪，则是阿根廷的内斯特尔·基什内尔。

以埃切维里亚为例，在上任之后，他推行以发展新兴产业为核心的政策，这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是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基本特征）。随后，埃切维里亚试图缩小收入差距，他的对策是提高食品补贴，限制外商投资，为农民重新分配土地，对矿山和发电厂实施国有化。这种做法吓跑了国外投资者，刺激墨西哥人将财产向国外转移，并最终导致了国家收支危机，电力短缺，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双升及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危机导致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国外旅游者也开始对墨西哥敬而远之。

皮涅拉自然不会忘记这种激进式改革带来的破坏，这让他十分愤怒，因为他的国家最终也没能逃离这场危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智利始终没有呼应其他拉美国家的平民主义基调。在时任总统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领导下，智利实行对外开放贸易及投资的政策，整顿官僚习气，通过国家债务和赤字水平的控制来抑制通货膨胀，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事实证明，这些举措确实有可能带来稳定的经济增长。1973年，皮诺切特上台后，对反对派进行残酷镇压，这让许多智利人开始疏远皮诺切特。执政7年之后，他的高压统治最终在1990年走到尽头。

尽管有些评论家认为，皮诺切特为智利的财富分配不均埋下了种子，但他给智利带来的经济繁荣毋庸置疑。此后20年间，与皮诺切特政权有联系的右翼党派已退出权力中心，之后选举形成以左翼势力为核心的新政府。不过，维护稳定金融始终是他们的基本经济政策，在2006~2010年巴切莱特的第一个任期就是这样。即便2014年再次当选智利总统后，巴切莱特提出增加政府开支以补贴贫困人口，并提高税收来满足支出需要，但她至少没有破坏皮诺切特提出的预算平衡政策。

真正吓跑投资者的，是巴切莱特的平民主义思维，而国外投资无疑才是给智利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的源泉。尽管智利的人均收入已达到15 000美元的中产阶级水平，但是为维持增长，整个经济不得不依赖单一的矿产资源出口，如铜矿石等。但不容忽视的是，此时的全球铜矿石价格正在大幅下跌。在关闭外来投资大门的同时，就要求智利摆脱对大宗商品出口的依赖。因此在不经意之间，巴切莱特便已葬送经济发展的大好前程。实际上，为响应民众对财富再分配的呼声，她也只能采取这样的做法。

但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收入不均真的会危及经济增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样需要政治技巧，而不是经济学原理。当公众对财富创造的方式产生怀疑时，收入不均就会阻碍经济增长。如果一个企业家创造的新产品有益于消费者，或是建造工厂给民众带来就业机会，这种形式的财富创造自然就会得到普遍认可。但是当一个富翁的致富之道就是巴结、拉拢政客、依靠政府获得生意，甚至利用不当的政企关系获利，那他们的财富就会招致民怨。出现这种现象只能说明，国家只看到财富的再分配，却忽视了财富的创造。

尽管最严格的收入不均衡量指标确实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了解现状，但由于数据更新不及时，因此还无法为了解民意的快速变化提供必要依据。作为衡量一国收入差距最常用的指标，基尼系数的分布范围为0～1：如果基尼系数为1，说明一国的收入分配完全不均等，即有一个人占有全部收入；0则代表完全均等的社会，即每个人都取得相同的收入。但基尼系数只是学术界根据官方发布数据计算得到，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发布日期不确定，也没有可参照的固定模板。目前，世界银行发布的基尼系数应该是最及时的数据来源。截至2015年中期，世行更新智利自2011年以来的基尼系数，美国的基尼系数从2010年开始，俄罗斯为2009年，埃及为2008年，法国为2005年。由于基尼系数存在很大的滞后性，因而它无法判断当前的贫富差距对哪些国家影响最大。

我根据收入分配差距跟踪趋势的手段就是密切关注各种变化，因为我很清楚，没有任何数据能真正把握一国财富观的变动。不过，我确实一直把阅读《福布斯》（Forbes）的富豪榜当做识别异常趋势的一种工具：那些盛产超级大富翁的国家，往往就是最有可能因贫富差距而引发社会危机，并导致增长放缓的国家。为确定哪些国家贫富分配严重不均，导致少数富豪占有大部分财富，我采用的方法是计算这些大富豪的财富总额在该国经济总量中占有的比例。此外，我还通过这些亿万富翁阶层继承的财产总额，说明一国富人阶层是否已成为世袭性的精英阶层。更重要的是，我还对某些腐败现象长期高发行业的“坏富翁”进行跟踪，如石油、采矿和房地产行业。当这些“坏富翁”成为一国铁打不动的“世袭”精英，而且他们又恰恰与某些腐败高发的非生产性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那么，这个阶层的兴起极有可能阻碍增长，引发众怒。同时，我还会密切倾听公众对一国主要权贵阶层的看法，这往往体现贫富不均问题在民众心目中产生的反应，尽管有时可能略有夸张，但这毕竟会影响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

对于认为贫富不均不足为奇，或对阅读财富排行榜持怀疑态度的人，我想说，这一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某些大国对财富不均及随之而来的腐败问题不以为然，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规避这种事情。诚然，从古到今，贫富不均与腐败问题确实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且在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贫困国家尤为突出，但它们带来的破坏性无可辩驳。虽说发展中国家贫富不均的程度往往高于发达国家，但不平等问题能否随发达程度的提高而自然减轻甚至消失，越来越难以判断。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认为不平等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的观点一直是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俄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指出，所有国家在发展的初期阶段都会出现贫富不均加重的现象。随着某些贫困农民进入城市，在工厂拿到更高的收入，城市中产阶级数量开始增长，贫富差距在发展后期会不断减弱。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事实却并非如此，处于各发展阶段国家的贫富差距都在不断加剧：无论是贫困国家、中产阶级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一例外。贫富差距威胁不断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2008年之前的全球化扩张压制蓝领阶层的工薪水平。全球化使得制造业工作可以更容易转移到低收入国家，与此同时，技术和自动化的不断发展又取代一部分曾让很多人进入中产阶级的工作。随着贫富差距在各发展阶段国家之间持续蔓延，对所有国家的收入差距进行持续性跟踪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收入差距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但直到最近才成为一个全球性话题，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无法规避的一个严重威胁。纵观全球，各国政治领袖均已着手治理贫富不均问题，从韩国、瑞典到智利、美国，各国纷纷开始采取强有力的再分配政策。在华盛顿，民主党人士曾掀起一场反贫富差距的大游行，即便是一向刻板的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也于2014年做出承诺，将会以服务于“广大民众而非华尔街”的方式进行央行操作。

尽管这对保守的央行官员来说的确不同寻常，但耶伦的承诺忽视了美联储在催生全球超级大富翁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财富占有衡量的贫富差距显然要比以收入衡量的贫富差距严重得多，而美联储的职责是为华尔街创造财富提供帮助，而非为广大民众。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为推动增长，美联储通过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将海量美元注入美国经济，这其中就包括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债券。他们的本意是通过注入资金，触发强力复苏和就业增长。但事与愿违，在金融投机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美国却经历了战后历史中最疲软的复苏。

美联储的这些宽松货币（easy money），大多数流入股票、高档房地产及其他金融市场。同时，还有很大一部分流入金融工程（如回购股票），并进一步推高这些资产的价格。尽管所有持有股票或债券的人都收获巨大，但由于最富有的人在这些金融资产中拥有的份额也最大，因此，他们才是这轮资产大潮的最大受益者。其他国家央行在效仿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时，也在不经意之间加剧了本国的贫富差距。2014年，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旗下研究机构针对46个主要国家进行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2007年前，仅有12个国家财富分配不均的程度加剧；但到2007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多，达到35个，包括印度、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均出现贫富差距加剧的现象。

美国自2008年开始尝试宽松货币政策，到2014年量化宽松政策正式告终。在这期间已增长至263万亿美元的全球财富中，有44%～48%属于全球最富有的1%富人。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自2007~2009年‘大萧条’以来，美国高收入人群的收入高出美国人均收入的差额已达到历史最高点。”高收入家庭的财富继续增长，而中低层收入群体的财富增长则趋于停滞。

1983年，高收入家庭拥有的财富是中等收入家庭的3.4倍，而在经过1/4世纪后，他们的财富差距则继续拉大；2007年，高收入家庭的财富达到中等收入家庭的4.5倍；2013年，这一数字进一步提高至6.6倍。虽然贫困人群并没有变得更穷，富人尤其是超级大富翁的财富却以更快速度增长，而且即使富人的财富增长0.01%，也远远超过穷人的财富增长1%。2009~2014年，尽管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全球亿万富翁的数量却从1 011人增加至1 826人。这5年中，皮涅拉担任智利总统，但《福布斯》杂志指出，全球市场的高涨使他的净资产从4亿美元变成26亿美元。

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应该具有财富创造的功能，甚至由此造就超级富翁，但核心问题在于均衡性。如果经济没有被少数大富翁操控，那么，增长和财富创造就有可能持续并加快。2015年，智利国内仅有12位亿万富翁，但他们控制整个国家15%的经济，这在全球来看是最高的比例。因此，在智利这样的经济结构中，以治理贫富不均为目标的运动最终会进一步加剧贫富不均，这样的结局应该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