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雇改革派”是经济倒退的征兆

尽管后危机时代的每一次转型都无比复杂，但逐渐也形成了一种典型模式：勇敢无畏的新一代领导者更有可能成为改革的发起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关注点会逐渐转向维护自身权力与地位，或者是帮助亲人朋友谋利。随后，他们的改革意愿不断衰减。我们可以简单地将这种模式理解为：在新任领导者的第一个任期，最有可能出现影响巨大的改革；第二个任期，改革影响力会大大削弱；进入第三个任期后，他们的改革思维可能消失殆尽，或是实施改革已不再受到民众欢迎，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李光耀统治新加坡超过30年，但似乎从未丧失过对改革的激情，但鲜有的例外不会推翻一般性规律。

僵化守旧会摧毁许多曾经令人尊敬的改革家，里根就是“第二任期诅咒”的牺牲品。在经历第一个任期之后，频繁的丑闻、民众的厌倦和国会的抵制，让这位美国总统推行改革的步伐举步维艰。尽管某些观察家对所谓诅咒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著名史学家、作家迈克尔·比齐罗斯（Michael Beschloss）曾说，既然自两个世纪前的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以来，还没有总统能兑现第二个任期的目标，那么就说明这种事情自有其道理。

尽管卢拉和金大中都意识到权力欲望的危害性，但是在卢拉的身上，还是不由自主地体现出老化政体所独有的武断和自负。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已开始侵蚀许多西方国家，但还未降临新兴市场国家时，卢拉的第二个任期已接近结束。他开始宣传巴西如何弱化危机。他在全球各地讲演，称2008年的始作俑者“既不是非洲人，也不是穷人，甚至根本不是本地人，而是某些蓝眼睛白人的非理性行为，他们一手制造并激化了这场危机，并将危机的火种传给其他国家。”但他没有意识到，危机迟早会殃及巴西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实际上，就在卢拉依据巴西法律，于2011年1月1日按期卸任后的几年，危机便降临巴西。

遗憾的是，对约束其权力的法律，埃尔多安和普京没有展现出足够的尊重。今天，这两人已进入他们在国家最高权力地位上的第四个任期，这在大国中是极为罕见的现象。他们也进而成为僵化型领导的典型代表。在2006年年底，俄罗斯领袖在限制开支、倾听基层意见、寻求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意愿还很强烈，比如减少俄罗斯对石油收入的依赖。但不久之后，政策便开始出现变化，政府开始动用以前积累的储备资金拯救石油产业，并加大针对民众的社会化开支，譬如大幅提高老龄化人口的养老金水平。这些举措严重伤害了来之不易的预算稳定。

与此同时，土耳其的批评家指责埃尔多安越来越独裁，改革意愿减弱，镇压民主运动，打击异己力量，称埃尔多安正在成为“下一个普京”。在2002年成为伊斯兰正义与发展党（AK Party）党首后，埃尔多安一帆风顺，到2007年第一个土耳其总理任期结束时，土耳其还一直被公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改革先头军之一。国际社会也普遍认为，埃尔多安为长期以来远离权力中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穆斯林民众带来了机遇。同样，正是这个多数派的主流力量带领土耳其实现了高速增长，这不仅让埃尔多安赢得了务实的穆斯林势力的拥戴，也获得了某些世俗精英——老牌“土耳其白人”的认同。

每经历一次大选，埃尔多安得到的票数都在增加，而他的自负也随之膨胀。在2011年开始第三个总统任期时，他开始排斥土耳其世俗派势力，极力推行伊斯兰风俗信仰，对夜总会、酗酒、吸烟和当众接吻等行为进行限制。和普京一样，埃尔多安在缔造国家形象和民族自豪感方面极为慷慨，他大力推进各种以宣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的强大为主题的项目，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等。这些举措进一步疏远了土耳其的世俗派势力。两年后，埃尔多安计划将伊斯坦布尔一座深受民众喜爱的公园，改造成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风格的商场。这个计划让土耳其陷入一场席卷新兴市场国家的风暴。实际上，这场中产阶级反对老化政府的风暴，早已经在包括埃及、巴西在内的许多国家发生。

对这场始于2013年夏天的动荡，媒体最初关注的焦点还是在中产阶级抗议者身上，而不是这些抗议者所指责的僵化政权。《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一个报道团队将动乱归结为“贪得无厌”的“中产阶级暴动分子”。《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名记者从伊斯坦布尔城郊一家高档餐厅发布的报道称，在这里，他看到的是一场由“上等阶层”和“受到高等教育的富人”掀起的抗议，而这些人恰恰是他们正在反对的这个政体的最大受益者。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这是一场精通技术的年轻一代掀起的“中产阶级暴乱”。这些观点似乎有理有据，但中产阶级并没有成为此后更大规模抗议的主力。诚然，在这些陷入动乱的国家，中产阶级的崛起已成为不争事实，但这种崛起同样存在于其他许多国家。此前15年，在21个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中产阶级群体占全国总人口的平均比例提高了18%，已经超过一半。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分别是中产阶级增长速度最快和最慢的两个国家：前者是中产阶级人口比例达63%的俄罗斯，后者是中产阶级仅占5%的南非。抗议活动最激烈的国家是中产阶级人数增速接近18%这个平均点的国家，如增速为14%的埃及、19%的巴西、22%的土耳其。简而言之，中产阶级的增长与他们参与抗议活动的程度并无明显关联性。

关联性最强的是他们抗议的对象：几乎所有抗议者的矛头都直指老化、自闭的执政势力。新兴市场国家在进入21世纪后经历的经济繁荣，促使许多国家领导人认为，国家成功源于他们的个人领导。2003~2013年，在20个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中，执政党的平均执政时间从4年延长到8年，增加整整一倍。对尚处于蓬勃发展中的国家来说，这当然无足轻重，但在接近2010年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出现整体大幅下滑的趋势。

抗议活动首先在2011年爆发，南非矿工举行了大规模罢工。在当年年底，印度和俄罗斯也爆发了针对辛格政府和普京的抗议活动，部分示威者甚至高举标语，将普京比作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al-Qaddafi）和朝鲜的金正日（Kim Jong-il）一样的大独裁者。到2013年，在20个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已有7个国家出现政治动乱：俄罗斯、印度、南非、埃及、土耳其、巴西和阿根廷。而在这些发生暴乱的国家中，被抗议对象均为执政时间超过8年，并未能在后危机时代妥善解决经济增长问题的政府。

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假设，不管多么优秀的执政者，迟早都会丧失改革的动力。他们执政的时间越长，改革动力就越弱。改革动力的衰退速度，则部分取决于国民经济的状况。2003年中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成为阿根廷总统，对于刚刚经历过4年断崖式经济衰退的阿根廷来说，当务之急就是摆脱困境，实现复苏。作为一名坚定的平民主义者，基什内尔力排众议，留任大力推行改革的罗伯托·拉瓦格纳（Roberto Lavagna）担任财政部部长。在阿根廷勒紧腰带熬过这场大萧条的艰难时期，拉瓦格纳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2005年阿根廷经济复苏，基什内尔解雇了拉瓦格纳，其政策导向也开始倾向于左翼势力。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时刻，正如普京在2011年撤销库德林的职务一样。总统开始解雇改革派，往往是最值得警惕之时。

股市对这种退化过程的感觉非常敏锐。自1988年以来，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已历经共91次大选，选出67位新任国家领导人。在他们当中，有15人持续执政了两个完整的任期。从理论上说，持续两个任期的党派当然是成功的党派，比如普京、卢拉和辛格。但是，在他们的任期期限将至时，国内股票市场对经济政策极为敏感。

总体而言，这些国家的股市在他们的第一个任期内业绩高于全球平均业绩16%，但是在第二个任期内，股市表现并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例如土耳其，2007~2011年，即在埃尔多安的第二个任期内，大盘收益率甚至落后于全球平均收益水平18%；在波兰总统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的第二个任期，即2011~2014年，波兰股市大盘收益率低于全球水平6%；而在2009~2014年印度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内，大盘收益率同样落后6%。

随着政体持续时间变长，市场可以觉察到改革的动力正趋于减缓，甚至已经消亡。尽管领导任期通常为4年左右，但具体任期在各国相去甚远，尤其是在首相可以提议提前大选的议会制国家。为准确把握股市在即位首相或总统任期的变化规律，我们分析了1988年以来的91次大选，找出执政时间不低于5年的33位领导人。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在最初3年半的执政时间里，这些国家的平均股市收益率高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具体而言，在这些领导人任期的前41个月内，其股市收益率超过新兴市场国家平均值30%以上。或许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总体水平，这些股市的超额收益有近90%出现于新领导人上任后前24个月内。但在3年半以后，他们的股市表现开始趋于平庸。这似乎可以验证一个规律：在新政府最初几年的政治蜜月期，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导人最有可能推行利于经济增长的改革措施。当然，在投资者有理由预期未来经济趋于好转、通胀率趋于下降时，股市往往会出现牛市。

需要强调的是，针对发达国家股市进行的分析，没有发现股市收益率和老化的政治领导这两个要素之间有明显的关联性。但这并不等于说，这种模式不适合发达国家的领导者。相反，它只说明，政治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更为重要。在这些国家，制度的作用往往相对薄弱，新任领导者或在位领导者能左右市场的波动，对国家经济导向施加更大的影响。

很少有领导者意识到，维护自身历史地位的最好办法，就是适可而止，善始善终。许多总统试图以各种方式牢牢抓住权力，譬如从一个高层领导职位换到另一个高层领导职位，或在重要位置安插其亲属或亲信。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策略是首先从总统转换到总理，随后再从总理回到总统。埃尔多安也采取了类似的对策：由于未能改写选举规则，无法第四次竞选总理，他在2014年参加了总统大选，并成功当选。在担任总理时，埃尔多安征用一座造价6亿美元、拥有上百个房间的官邸作为土耳其总理的办公场所。但是在上任总统后不久，埃尔多安便宣布，这座建筑将被用作新的总统府。与普京及许多其他领导人一样，如果埃尔多安在两个任期后优雅地走下权力最高点，他或许会成为土耳其战后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人物之一。但他却让自己成为矛盾的焦点。正如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所言，所有英雄终将令人生厌。

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跳入权力陷阱而难以自拔，认为自己就是一国之象征，都不是好的征兆。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在两届任期内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强劲增长，在排除法律限制之后，他便有机会第三次参加总统大选。这显然也不是一个好的征兆。同时，巴西、马来西亚、南非和委内瑞拉的现任领导人均由前任推举产生，他们当然有理由延续这样的政策。还有一些领导人，权力通过继承亲人或配偶的权利而获得。正是出于这样的缘故，秘鲁前总统奥良塔·乌马拉（Ollanta Humala）的妻子被看做他最可能的继任者，曾经的阿根廷第一夫人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Cristina Kirchner）才成为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如果说僵化守旧的政府不能给人民带来实行真正经济改革的希望，那么年轻的领导人则恰恰相反。不妨回头看看2013年遍布全球的抗议：当时全球21个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中，有11个国家的执政党的执政时间还不到8年，而且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成为人民抗议的目标。一个值得思考的例子就是埃及。2013年，抗议者将目标直指新任总统、原埃及陆军总司令、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el-Sisi），他的政府被视为穆巴拉克政权的翻版。总之，全球中产阶级的抗议者都在攻击他们认为停滞不前的政府，但对新执政者显示出极大的宽容，愿意给他们一个自由发挥的机会。这些国家之所以被归为新政权，是因为他们的新领导者不仅是第一次上台，而且至少尝试过推行严谨的经济改革，其中包括墨西哥、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在这些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刚刚兴起的年轻一代中产阶级没有理由到处纠集亲朋好友，引起混乱。他们更愿相信，在新领袖的带领下，国家会通过改革变得更好，这也是每个外界人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