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主义的理想和现实：到底是口号还是目标

法国前总统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这样说过：“一个伟大的领袖是意志和特殊历史时期相结合的产物。”这句话从另一个层面揭示，危机最有可能造就成功的新型改革家。一个国家的危机越是深重，它带给民众的冲击越大，人们就越有可能支持新的领导者，尽管变革必将会破坏既有的社会秩序。

战后繁荣的第一波冲击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高福利国家的过度开支，欧佩克组织⁽²⁾及主要产油国掀起的石油价格高涨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经济增长停滞与高通胀率并存的滞胀局面。对此，大多数国家觉得自身缺乏领导。当民众普遍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即将分崩离析时，他们开始接受激进式改革，并由此出现了引导改革的先驱者，如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美国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作为危机时期的一种通常现象，这些领导者的承诺最初往往不被看好，未来被危机的阴霾所笼罩。在许多旁观者的心中，撒切尔依旧是杂货店老板的女儿，里根还是昔日那个演员。

危机招致的痛苦会让许多国家期待变革，却未必总能推动它们接受艰难的变革。有些国家转向承诺能轻易带来繁荣和国家荣誉振兴的平民主义者。正是这种倾向，促使委内瑞拉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拉美金融危机后，将国家繁荣的重任交托给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而阿根廷人则找到了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estor Kirchner）。还有一些国家则将重任交付给名副其实的改革家，正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里根的托付，英国对撒切尔的信任。

这两个人均在国家地位遭遇危机时担负起重任，此前10年的沦落已令其民众开始担心，他们的国家正在全球竞争中不断倒退。撒切尔和里根联手出击，试图弥补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遭受的耻辱——那时的英国，深陷债务泥潭，并成为一个向IMF伸出求援之手的工业化国家。英国保守党曾公开表示担忧，过度管制的英国或许会像法国那样，直接滑入左翼势力的手中。美国同样深陷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执政时期的“萎靡不振”而无法自拔。美国人也开始担心，有朝一日，欧佩克产油国的油价大棒会将他们打得喘不过气。出于对经济滞后和随之而来的国家地位衰落的担心，这两个国家有足够的动机去实施改革。

对生活在里根、撒切尔时代的这一代人来说，最不可思议的是，在彼此相去甚远的经济背景下，他们居然采取了极为相近的改革举措应对各自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的低增长和高通胀有迹可循，其根源在于不同程度的政府控制。这一代领导人推出的解决方案，成为此后自由市场模式的改革模板。这套模板包括放松对经济的集中控制、削减税收及政府收费、对国有公司实施私有化和取消价格控制等一系列举措，与此同时，大力支持中央银行在抑制通胀方面扮演核心角色。尽管对这些领导人的争论至今尚存，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他们的改革为国家摆脱经济停滞带来了新的动力。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先后开始复苏，激励了新一代改革家。

到20世纪90年代，在新自由市场理论的影响下，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开始开放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但有些国家也因过度对外举债而陷入危机。债务引发的货币危机最先在1994年降临墨西哥，随即蔓延全球：首先在1997~1998年诱发了一场席卷东欧及亚洲地区的大规模金融危机，并在随后的4年里扩散到俄罗斯、土耳其和巴西。政治周期出现逆转，危机促使人们再度升起对改革的期待。时势造英雄，大量企业破产与1998年危机大潮余波的叠加，让第二代新型领导者脱颖而出，也造就一个全新的改革群体，包括韩国的金大中（Kim Dae-jung）、巴西的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土耳其的埃尔多安，还有俄罗斯的普京。

今天的人们似乎很容易忘记，虽然他们风格不一——普京和埃尔多安是典型的强权派，但这4个人的确为增加政府预算和贸易盈余、减少债务和降低通胀率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最终为发展中国家历史中的鼎盛繁荣创造了条件。在2010年前的5年间，这轮大繁荣实际已吹散笼罩贫困国家的阴霾。按人均收入水平衡量，97%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在逼近甚至超越美国，即在110个有数据来源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已经有107个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与美国正在缩小，甚至将美国抛在身后。与97%的赶超率对应的是，在此前50年中，各个5年期的平均比例仅为42%。此外，2005 ~ 2010年，继续落后于美国的3个国家无一例外均为小国：牙买加、厄立特里亚和尼日尔。因此，我们有足够理由认为，那时所有新兴市场大国都在紧追美国，而在这场被称为“其他地区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的大潮中，韩国、俄罗斯、土耳其和巴西成为领跑者。

金大中这一代的改革家和里根那一代领导者一样，善于利用危机意识和国力衰退的风险推进改革。我之所以选用金大中来指代第二代改革者，是因为他是这个群体中最没有争议、最令人赞同的变革力量。金大中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而且来自长期贫困的南部省份，远离以首尔为中心的北方权力中心。但作为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平民主义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金大中逐渐成为对抗韩国威权政权的反对派主要领袖之一。那段时间，他屡次遭受牢狱之灾。然而，在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的1998年，金大中终于赢得韩国总统大选，成为朝鲜战争之后第一位成功当选的反对派领袖。上任后，他不仅着手平衡债务，而且打破了政客、国有银行与主要财团间千丝万缕的利益勾结。正是这种政经结合的利益裙带，使得韩国企业肆意举债，直至难以自拔并最终引发危机。与此同时，金大中政府还组建了一个新的职能机构，关闭无力经营的高风险银行，并强制其他银行增加储备金水平，降低贷款损失风险。在这一代国家领袖当中，金大中在改造国民经济基础结构方面的彻底性，是使韩国的经济实力至今仍超前于俄罗斯、土耳其和巴西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1998年卢布危机爆发后，普京被指定为叶利钦的接班人。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普京成功当选，并承诺重启对俄罗斯的强力控制。在库德林（Kudrin）和格列夫（Gref）等幕僚的影响下，普京采取了疾风骤雨般的改革举措，带领俄罗斯沿着正确轨道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他将石油利润转为储备基金，以应对不可知的风险；与俄罗斯的商业巨头达成协议，允许他们在不干涉政治的前提下独立经营；为减少税收体系多头征收带来的腐败现象，普京将俄罗斯的税项从200项减少到仅有16项；他还在所得税环节引入多重分级税率，建立单一的税收征收机构，解雇全部税收警察（腐败在税警中已司空见惯）。降低税率相当于提高收入水平，为普京实行预算平衡创造了条件。但与金大中不同的是，普京并没有着眼于提高银行和企业的竞争力或是强化制造业。不过，他还是让俄罗斯的国家金融恢复了稳定，这在苏联解体后还是第一次。

两年后，埃尔多安当选土耳其总统。当时的土耳其正遭遇严重的货币危机及恶性通胀。和普京一样，根据经济事务副总理阿里·巴巴坎（Ali Babacan）的建议，埃尔多安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土耳其经济引入稳定发展的轨道。埃尔多安本人也曾到过伦敦和纽约，并就土耳其进入西方国家体系发表过演说：“证明自由市场民主也能成为伊斯兰社会的基础”，是他所领导的执政党的一项重要使命。他对国家财政的处理方式几乎无懈可击：改革铺张浪费的养老金制度；对陷入危机的国有银行实施私有化改造；通过了以平稳化过渡方式关闭破产公司的法律；将维持预算盈余作为不可动摇的目标。不管后人对埃尔多安和普京提出怎样的指责，但他们早期改革的积极效应不容置疑：在随后的10年里，土耳其人也和俄罗斯人一样，人均收入屡次翻番，增长到超过10 000美元。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两个国家摆脱贫困面貌，进入了中产阶级国家的行列。

通常，促使人们改变思维定式的危机，更有可能为全新思维的国家领导者开启大门。这种危机可能源自民众对巨大冲击做出的反应——比如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仅让韩国人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也让印度尼西亚及其他国家深受触动。此外，民众对经济地位长期下降产生的积怨，同样有可能触发这种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到当下的普京，上述提及的改革家，几乎都出现于长期衰退的经济体。在痛下决心之前的10年里，这些国家国民经济持续低迷，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不断下滑，在地区乃至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也日益萎缩。唯一例外的领导者，就是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但土耳其经济之所以不输于邻国，部分原因在于当时该地区在总体上处于加速恶化状况。

有些观察者会对这种说法持否定态度。有观点认为，普京和埃尔多安之所以选择改革，因为这是获得IMF援助资金的必要前提。拿到这笔钱，他们就必须实施改革，所以据此将他们认定为真正的改革家，并不符合实情。但这背后的关键在于，不管改革是出于他们的个人信念，还是民众的呼声，抑或是债权人的压力，这场危机毕竟促使他们实行了改革。在进入21世纪之后，对任何一个亲身造访莫斯科或是伊斯坦布尔，或是倾听巴巴肯和库德林等土耳其或俄罗斯改革家观点的人来说，有一点确信无疑，即促使普京和埃尔多安走上改革之路的，不仅有IMF的压力，更有本国民众的呼声和危机带给他们的痛楚。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和俄罗斯已经做好改革的准备，而普京和埃尔多安只是那个按下启动改革按钮的合适的国家领袖。他们不仅有吸引民众的个人形象和魅力，而且深知改革的紧迫性。

另一种否定观点认为，进入21世纪伊始，新兴市场国家总体呈现高速增长态势，而俄罗斯和土耳其只不过是赶上了这轮大潮而已。因此，这种强势增长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普京和埃尔多安。尽管全球繁荣这样的大好时机，确实是这些领导者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但如果他们也采取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或阿根廷的基什内尔一样的经济政策，再好的机会也无济于事。经过这轮周期，土耳其和俄罗斯实现了坚实的高增长和超低的通胀率，在经济上已将委内瑞拉和阿根廷远远抛在后面。

好运和善政的合理组合，造就了这代人中最后一位改革家的脱颖而出，他就是巴西的卢拉·达席尔瓦。2002年总统选举获胜之后，达席尔瓦从已着手解决高通胀问题的亨里克·卡多索（Henrique Cardoso）手中接过巴西的领导权。但正是达席尔瓦，才拥有改变巴西人思想的魅力和口碑，随后的经济复苏也归功于他。作为巴西第一位来自工人阶层的民选总统，卢拉19岁时在工伤事故中失去了一根手指，因此被许多批判家描绘成“九指的准文盲蓝领”。还有许多人希望他能恢复10年前曾给巴西带来高通胀的宽松公共开支政策。投资者对卢拉更是心存担忧，以致他的当选居然引发巴西本币币值和股市的暴跌。不过，也恰恰是这场“千载难逢”的危机，激励卢拉走上改革之路。

卢拉任命富利波士顿金融公司（FleetBoston Financial）前总裁亨里克·．梅里尔斯（Henrique Meirelles）担任巴西央行行长。发誓遏制巴西高通胀的梅里尔斯说到做到，他将国内基准利率提高到25%以上。随着全球大宗商品行情的上涨，巴西经济在卢拉的领导下实现了加速增长。跟随前人的足迹，卢拉将国家的当务之急与推行改革所需要的民众支持结合，将国家从极端艰难的逆境中解脱出来。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引发一轮世界性“大衰退”（great recession），这场衰退也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深重的危机，而如此规模的冲击必将激发民众对改革的强烈呼声。随后，全球范围内掀起对长期统治者的反抗。这种反抗既体现为民主形态的选举，也有暴力的街头抗议。在民主国家，选民纷纷开始用选票对政府发声。2005~2007年，包括20个最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内的世界大国前30中，2/3国家的执政党在下届选举中取得胜利。但是在2010~2012年，随着全球性衰退蔓延到整个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下台的比例增加了一倍，2/3国家的执政党在连任选举中落败。这场运动遍及大部分欧洲国家以及智利、墨西哥和菲律宾等国，进而又蔓延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意大利等国家。尽管对新上任者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但有影响力的领导者，最有可能是那些通过民选产生，以解决后危机时代主要社会问题为着力点的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