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约公元440—1066)

约翰·布莱尔(John Blair)

开拓殖民的时代

有关公元5世纪和公元6世纪这段历史的资料非常少，甚至我们可以把它们全部列出来；这些资料也无法令人满意，它们的缺陷必须加以明确说明。一方面是考古证据，主要来自异教墓地的出土物，这些证据不会说谎，但能回答的问题极其有限。另一方面是一批文献资料、编年史和断简残篇。其中唯一重要的当代作品是《不列颠毁灭记》(The Ruin of Britain)，这是一部由不列颠修道士吉尔达斯(Gildas)于公元6世纪40年代写成的小册子，其目的是用最激烈的语言谴责他那个时代的邪恶。享有“可尊敬的”称号的圣徒比德(Bede)——他是位于贾罗(Jarrow)的诺森布里亚(Northrowrian)修道院的一名僧侣——在公元731年完成了巨著《英吉利民族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这本书令有关公元7世纪和公元8世纪初英格兰史的其他所有资料都黯然失色，虽然不列颠遭入侵时期离比德生活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但他还是提供了一些惊人的有根有据的传说片段。除此之外，仅有的记载来源于后人汇编的编年史片段、一些诗歌，以及欧洲大陆作家偶然留下的资料。与此非常不同的是撒克逊晚期的年鉴，它被汇编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它逐年记载了英格兰南部各王国发生的事件。早期编年史的可靠性远远低于后几个世纪的，公元6世纪后期之前的编年史，其年代结构存在疑点。

因此，关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来历，没有接近那个时代的资料。原因很明显：日耳曼民族在到达不列颠的头两个世纪还不识字。因此，要了解他们的早期命运就只能通过不列颠人带有敌意的眼光，或通过外国人偏颇的视角，或通过他们自己半真半假的传说。直到公元6世纪后期，有依据的猜测才勉强拼凑出当时的历史。

考古学提供了第一条线索，它表明，在公元410年之前的几年里不列颠出现过日耳曼战士。罗马晚期的墓地，尤其是从牛津郡(Oxfordshire)到埃塞克斯(Essex)海岸的泰晤士河下游流域，出土了罗马军队当中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雇佣兵所佩戴的腰带配件。如果这支部队真的在不列颠驻扎过——就像他们在高卢所做的一样——那么公元5世纪中叶的入侵者可能和两三代人以前就进入不列颠的同族联合了起来。带有山墙柱的下沉式小屋是公元5世纪和公元6世纪英格兰遗民点的特色，在泰晤士河口马金小村(Mucking)附近的一个巨大遗址发现了二百多个这样的小屋。据称，在公元400年，这些房子里驻扎着雇佣兵，他们保卫通往伦敦的道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盎格鲁-撒克逊移民连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统治时期。

随后几个世纪，当英格兰人追溯他们祖先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在公元400年之后的几十年里来到不列颠的。的确，日耳曼移民从公元5世纪30年代起才真正大量涌入不列颠。在考虑这个重大迁徙之前，我们必须问：入侵者是谁？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比德从一个未知的来源引用了一段信息丰富的文字，正好回答了其中的第一个问题，他的回答几乎和所有现代学者的回答一样出色。比德引用的这段文字如下：

他们来自三个非常强大的日耳曼部落：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Jutes)。肯特郡人和怀特岛(Isle of Wight)的居民都来自朱特族，怀特岛对面的居民也是如此。怀特岛对面的这片土地属于威塞克斯王国(kingdom of Wessex)，如今这里仍然被称为朱特人的国家。东撒克逊人、南撒克逊人和西撒克逊人来自撒克逊国，即现在被称为旧萨克森(Old Saxony)的地区。除此之外，东盎格鲁人、中盎格鲁人、麦西亚人(Mercians)和诺森布里亚人(Northumbrian)——那些居住在亨伯河(Humber)以北的人——来自盎格鲁部族，该国位于朱特王国和撒克逊王国之间，被称为“盎格鲁”(Angulus)。据说从那时候开始到今天，盎格鲁一直荒无人烟。

考古学证实了比德的分析：在英格兰墓地发现的陪葬品与德国北部和丹麦半岛南半部的相似。从东盎格利亚公元5世纪的火葬公墓出土的一些骨灰缸和德国萨克森州的骨灰缸甚至出自同一批陶工之手，而且肯特郡的陶器和珠宝的材料跟日德兰半岛(Jutland)的类似。德国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东北部的一个地区至今被称为昂格尔恩(Angeln)。在比德列出的部落名单里，我们可以添加弗里斯人(Frisians)，他们与公元5世纪初渗透到弗里西亚沿海定居点的撒克逊人混居。比德提到一些家乡定居点被遗弃，在德国威悉河(Weser)口附近的费德森·维尔德(Feddersen Wierde)的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一点。在这里，一个由大型木结构建筑构成的村庄在公元450年前后被遗弃，这显然是海平面上升造成的。除了不列颠低地土质肥沃，以及当地居民刻意引进雇佣兵这两个因素外，发生在沿海附近的移民潮也为从大陆移民不列颠提供了解释。

比德对王国的种族划分可能过于纯粹。肯特郡人很可能主要是朱特人，而其他主要种族当然认为自己要么是“盎格鲁人”，要么是“撒克逊人”。但是考古学并没有显示他们之间有非常明确的划分，到公元6世纪后期，当各个王国开始成立的时候，种族间的分界线是很模糊的。因此，东盎格鲁人的最精美的金属制品与肯特郡的金属制品十分相似，而他们的王室似乎一直是瑞典人。海上交通无疑弱化了种族间的联系，为了满足早期殖民者的需要，发展出了新型的定居点和社会组织形式。例如，值得注意的是，费德森·维尔德的大型矩形大厅与英格兰遗址上发现的无固定形状的下沉式棚屋群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定居者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还是朱特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他们都属于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德国和法国北部地区，广义上有着相同的文化。他们已知最早的诗歌是以丹麦和弗里西亚为背景的英雄传说；公元7世纪初的东盎格利亚国王拥有瑞典和高卢人的宝藏；基督教通过肯特国王与法兰克公主的婚姻来到英格兰。不列颠脱离了罗马帝国，加入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国际社会。

这些人怎么样？显然，他们远没有罗马人文明，但他们也有自己稳固的体制。公元1世纪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所描述的日耳曼人的特性大多也适用于他们在英格兰的远房后裔。与日耳曼人一样，在整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中，最强大的社会纽带是亲属关系和贵族身份。

有亲属关系的群体在家乡时关系密切，来到英格兰之后也是如此。一个男子的家属和侍从有时可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定居单位，他们共享资源，有自己的土地分配制度。这些延伸的“亲密关系”对定居点性质的影响体现在许多地名的结尾上，许多地名的结尾是-ing、-ingham和-ington。黑斯廷斯(Hastings)的意思是“Haesta人”，雷丁(Reading)的意思是“Reada人”，沃金厄姆(Wokingham)是指“Wocca人的农场”，等等。虽然现在认为并非所有这些名称都来自第一个定居阶段，但许多地名起源很早、很重要，并特指大片土地。这些地名表明，给领地取名时，往往依据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的部落。社会发展了，但家族成员的忠诚仍然至关重要。群体的安全在于他们知道亲属们会为一位成员的死而复仇，忘记复仇意味着永远的耻辱。然而，在塔西佗的时代，荣誉可能会通过赎杀金(wergild)得到保全，赎杀金是凶手支付给受害者亲属的钱。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典根据受害者的等级列出了赎杀金的额度，国王们越来越多地鼓励这种非暴力类型的惩戒。

塔西佗还强调指出了日耳曼人对他们的领主的忠诚。有时他们有世袭的国王，但在战斗中他们通常由当选的酋长领导：“在战斗中，酋长战死了而你幸存下来，并退出战斗，这是一生的耻辱。捍卫他、保护他……是他们宣誓效忠的本质。”九个世纪之后，在公元991年，一支盎格鲁-撒克逊军队在埃塞克斯海岸的马尔登(Maldon)被维京人击败。到那时，英格兰已经是一个文明国家，早就基督教化了；然而当代一位诗人赋诗赞颂其中一名捍卫者在其领袖牺牲之后的表现，恰好验证了塔西佗的话。诗如下：

我发誓，从这个地方起，我不会放弃一寸土地。

我会继续战斗，为我的朋友兼领主复仇。

我的举动不会为谴责留下口实。

对在斯托尔(Stour)河畔上顽强的战士来说，他现在已经倒下了，没了呼吸。

——我离开了战场，成了无主之人，无脸回家。

宁愿战死沙场，任由刀枪夺我命，无论是枪头还是刀刃。

显然，对领主的忠诚有时可能与对亲属的忠诚相冲突。为了维护良好的秩序和他们自己的权威，后来的国王们倾向于加强领主的权力：阿尔弗雷德(Alfred)国王的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的亲属受到不公正的攻击，任何人都可以为他的亲属而战，但不能针对他的领主，因为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攻击他的领主”。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一直非常看重忠诚和遵守誓言。

他们的主要神祇来自后来的诺斯人(Norse)的神话，如战神(Tiw)，主神(Woden)和雷神(Thor)。他们在星期二(Tuesday)、星期三(Wednesday)和星期四(Thursday)以及一些地名——图斯里(Tuesley，萨里郡)、温斯伯里(Wednesbury，斯塔福德郡)、瑟斯里(Thursley，萨里郡)等——中被人们记住，这些地方可能是祭祀中心。即使在皈依后，英格兰人仍用他们的旧女神厄俄斯特(Eostre)命名了一个主要的教堂节日。像日耳曼人的神社一样，英格兰的神社也设立在偏僻的地方，如树林里或山丘上：一些地名含有hearg(神社)，如萨里郡的佩珀哈罗(Peperharrow)和伦敦的山上哈罗(Harrow-on-the-Hill)。由于后来教会理事会禁止对“石头、木头、树木和水井”的崇拜，可以推测这种活动出现在异教徒的宗教习俗中。至少在其外在形式上，这种宗教与罗马统治下的异教不列颠人的宗教并没有太大不同。

对大约公元600年之前的事件，历史记载并不多。吉尔达斯说，受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的困扰，在“骄傲的暴君”伏提庚(Vortigern)统治下的英格兰人雇用了第一批撒克逊人，以保卫东海岸。比德和其他资料来源补充说，撒克逊人由名为亨吉斯特(Hengist)和霍萨(Horsa)的两兄弟领导，他们建立了肯特王国，他们登陆不列颠的时间确定为公元450年前后。虽然这个时间偏晚了，但这个记载与考古证据非常一致：如果日耳曼雇佣军在罗马统治下就被引入了，罗马撤出之后的各继承国完全有可能继续采用同样的政策。然而，根据吉尔达斯的说法，雇佣兵发生了叛乱并袭击了他们的主人；随后数年爆发了没完没了的战争，最终英格兰人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也许发生在公元500年前后，在一个名为巴顿山(Mons Badonicus)的地方，其具体位置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与此同时，《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录了南海岸其他酋长的到来，他们是后来几位国王的半传奇化的祖先：公元477年苏塞克斯(Sussex)的艾尔(Aelle)，以及公元495年威塞克斯的塞尔迪克(Cerdic)和西恩里克(Cynric)。

在这段岁月里，涌现了一位人人熟悉的人物亚瑟(Arthur)。不幸的是，就史实而言，他是最模糊的人物。有关他的两三个真正的历史片段是在几个世纪之后才被记录下来的，围绕他的名字的传说则只是12世纪后的奇幻虚构。我们只能说，英格兰曾经有一位战争领袖亚瑟，他与巴顿山战役及随后的战役有关。可能有过一位酋长或超级国王，他是最后一位统一这个前罗马行省的人，在他之后这个国家又瓦解成不列颠和盎格鲁-撒克逊等国家。我们对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知之甚少，进一步推测似乎没有多少意义。

吉尔达斯说，巴顿山之战所赢得的和平一直持续到他自己的年代，50年后，出现了五个由邪恶的“暴君”统治的不列颠王国。在未来的英格兰大地上，他们的力量延伸了多远只能靠猜测了。但西南地区的山顶遗址显示防御工事得到重建，表明这里发生过历时多年难分胜负的小规模冲突。在这段时间里，正如挖掘出的墓地所证实的那样，入侵者正在稳步向内陆地区推进，沿着泰晤士河流域向上，从东盎格利亚向西，以及从威塞克斯向北。《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威塞克斯的撒克逊人在公元6世纪50年代进入威尔特郡(Wiltshire)，在公元571年占领了南米德兰兹(South Midlands)的一大块土地，在达勒姆(Dyrham，格洛斯特郡)赢得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使得他们在公元577年夺取了格洛斯特、赛伦塞斯特和巴斯。与此同时，其他英格兰王国也正在诞生：东盎格鲁人的、东撒克逊人的、麦西亚人的，以及伯尼西亚(Bernicia)和德伊勒(Deira)的诺森布里亚人的王国。到公元6世纪末，我们再次掌握了一些可靠的史实——入侵者牢牢地控制了不列颠岛的半壁江山。

本地居民的命运如何？公元6世纪的苏格兰居民仍然主要是皮克特人，尽管西海岸的爱尔兰人(未来的“苏格兰人”)在定居点创造了一个叫达尔里亚达(Dalriada)的王国。几个世纪后，达尔里亚达的一位国王建立了统一的苏格兰。英格兰北部还有三个王国：以敦巴顿(Dumbarton)为中心的斯特拉斯克莱德(Strathclyde)、以索尔韦湾为中心的雷吉德(Rheged)，以及利兹(Leeds)地区的埃尔梅特(Elmet)。诺森布里亚人吞并皮克特人的图谋以公元685年的重大失败而告终，而这里的扩张主要是以牺牲不列颠人的利益为代价。斯特拉斯克莱德幸存了下来，但雷吉德和埃尔梅特在公元6世纪末和公元7世纪被诺森布里亚吞并。

当然，英格兰主要的飞地是威尔士。来自东方的难民无疑使其人口膨胀。基督教幸存下来，罗马文化的一些鲜明痕迹也随之保留下来。在公元6世纪，威尔士建立了几十座甚至几百座小修道院，并且出自威尔士东南部的房契表明罗马时期的地产仍在运营。格温内斯(Gwynedd)、达费德(Dyfed)、波伊斯(Powys)和格温特(Gwent)这些王国一直延续到公元550年前后，到公元6世纪末仍存在一些小王国。根据吉尔达斯的记述，至少有两位暴君统治过威尔士：格温内斯的马格洛坎努斯(Maglocunus，又名Maelgwn)，他是“冠邪恶之首，比许多人权力更大，比许多人更恶毒”；还有达费德的沃提波尔(Vortipor，又名Gwrthefyr)。沃提波尔的纪念碑仍然矗立在达费德的教堂墓地，它证实了吉尔达斯的控诉：

当你坐上满是诡计的宝座，你的头发已经花白。宝座从上到下沾染了各种谋杀和奸淫，你是明君的孽种……沃提波尔，德梅泰人(Demetae)的暴君。你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你像酒徒嗜酒一样吸吮着罪恶，为什么你从不感到满足？倒不如让罪恶将你吞噬。为了给你的罪行锦上添花，在铲除你的妻子并让她荣光地死去之后，你不知廉耻地强奸了自己的女儿。为什么你用无法摆脱的负担加重你那已经恶贯满盈的灵魂？

康沃尔郡(Cornwall)、德文郡(Devon)和萨默塞特郡(Somerset)组成了英格兰的杜姆诺尼亚(Dumnonia)王国。根据吉尔达斯的说法，它的国王和其他国王一样糟糕：“君士坦丁，杜姆诺尼亚淫秽的母狮产下的残暴的幼崽。”虽然康沃尔郡在公元838年之前一直存在，但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当地居民们被盎格鲁-撒克逊人驱赶。由于这种征服相对较晚，很多证据被保留了下来。考古发掘表明，在一些古老的城市中，尤其是埃克塞特(Exeter)、多切斯特、多塞特郡和伊尔切斯特(Ilchester)，在公元5世纪和6世纪之间，生活一直在艰难地延续。这些县的许多主要教堂都源自凯尔特人：1978至1980年在威尔斯(Wells)的发掘出土了一系列宗教建筑——从罗马晚期的大型陵墓到盎格鲁-撒克逊大教堂。这里和威尔士一样，较小的教堂通常可以追溯到凯尔特修道院(llan)或殉道者坟墓(merthyr)周围的墓地。

要估算到公元600年时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住的地区有多少不列颠人幸存下来，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事实上，1086年的英格兰可能只有不到一半的晚期罗马人口，这还是在10世纪和11世纪的人口增长之后的比率。很明显，公元5世纪和6世纪的人口减少确实很严重。许多人向西逃亡，或者向布列塔尼逃亡，当然人口减少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流行病的传播。更普遍的情况是，罗马不列颠人遭受了社会支离破碎的共同命运——人口下降或许是最明显的迹象，它说明社会的确变得支离破碎。但这并不是说没有不列颠人留下来：有迹象表明有些地区的人口中包含不列颠人，特别是在北方和西方。有时(例如在早期的肯特法律中)，不列颠人的身份是农民或半奴隶化的庄园劳工，这一点有助于解释罗马土地制度的元素是如何传入英格兰社会的。值得注意的是，英语单词“Wealh”[“Welshman”(威尔士人)，即不列颠人]的意思是“奴隶”，因此很难知道地名沃尔顿(Walton)的意思是“英格兰人的定居点”还是“奴隶定居点”。无论有多少不列颠人，他们都处于从属地位：他们的文化很少传递给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的语言也几乎消失了。

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非城市民族：他们之所以具有重要地位，是由于等级原因而非经济原因。但有些人认为他们看着摇摇欲坠的罗马城镇，心里只怀着迷信的恐惧，这种观点有点言过其实。英格兰人知道什么是ceaster(要塞，这个词的使用一直保持很好的一致性)，并且他们通常知道它的罗马名字：Mamucion成为Mame-ceaster(Manchester，曼彻斯特)，Venta成为Ventan-ceaster(Winchester，温彻斯特)，依此类推。罗马时期，城镇处于道路系统的中枢，城墙很坚固。城镇是酋长们建立总部的好地方，有些城镇可能永远不会失去当地的行政职能。当然，这并不等于城市生活：罗马城镇并没有完全被遗弃，但如果按真正意义上的城镇标准来衡量，那么它们已经消亡了。

与罗马高卢相比，为什么罗马不列颠被更彻底地抹掉了？其中一个原因是两地的移民不同：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Visigoths)对罗马人的生活方式的了解比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多得多。另一个原因是，在公元5世纪初和6世纪中叶之间，不列颠人自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早的威尔士诗歌显示，不列颠是一个非常像撒克逊人的社会，它们由同样的忠诚所主导，同样强调财富、馈赠礼物，以及酋长之下的战士之间的友情。即使撒克逊人没有涉足不列颠，罗马文明也可能因为太脆弱而无法延续。

7世纪

公元7世纪初的英格兰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它分为若干大王国：肯特、苏塞克斯(南撒克逊人)、威塞克斯(西撒克逊人)、东盎格利亚、埃塞克斯(东撒克逊人)、麦西亚(包括中盎格鲁人)和诺森布里亚[包括伯尼西亚、德伊勒及稍后的林赛(Lindsey)]。但实际上，王国的划分并不是那么一清二楚。王国只是从混战中逐渐涌现出来的：例如，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可能是一个未被记载的更大的中撒克逊王国领地瓦解之后的残余。还有数目不详的较小民族，夹在大王国之间或被它们吞并。有些人，比如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的赫威赛人(Hwicce)和威尔士边境的麦肯赛特人(Magonsaete)，有他们自己的国王，这些国王逐渐从属于更大的统治者，成了“次王”(sub-kings)或“高级市政官”。可能还有很多其他民族：萨里在公元7世纪70年代有一个名为弗里斯沃尔德(Frithuwold)的“次王”，而他的祖先很可能是一个独立王国的统治者。偶尔也有一些地方分裂主义的迹象，以及对大国的怨恨。比德说，在公元643年，林赛的一个修道院拒绝接收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瓦尔德(Oswald)的尸体，因为虽然他们知道他是一个圣人，“但他来自另一个省，并对他们动用过权柄”。公元600年时英格兰的国王可能有数十个。

大国也同样经历了权力消长和更迭的过程。比德和其他资料来源提到了一系列从王国争霸中脱颖而出的超级国王[over-kings(Bretwaldas 或Brytenwaldas)]，他们先后统治过所有或大多数盎格鲁-撒克逊各民族。无论超级国王是不是一个正式的头衔(这似乎令人怀疑)，但个别国王完全有可能建立广泛的、短期的政治大一统。比德列出的清单中前四位超级国王是：苏塞克斯的艾尔、威塞克斯的查乌林(Ceawlin)、肯特的埃塞尔巴德(Æthelbald)和东盎格利亚的雷德沃尔德(Raedwald)，他们的统治延续到公元7世纪20年代。虽然我们知道雷德沃尔德于公元616年率领军队穿过麦西亚，并在自己的边疆击败了诺森布里亚人，但我们仍不能判断他们的权威在他们自己的王国之外有什么意义。第五和第六位超级国王都是诺森布里亚的国王：埃德温(Edwin，616—632年在位)和奥斯瓦尔德(633—642年在位)。这些国王是比德眼中的英雄，是战无不胜的基督徒国王的楷模。通过他们，我们首次清楚地了解了英格兰各王国之间的关系。

诺森布里亚向西扩张导致麦西亚与威尔士人联合起来。公元632年，卡德瓦龙(Cadwallon，格温内斯信奉基督教的不列颠国王)和彭达(Penda，麦西亚信奉异教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在对抗诺森布里亚的战斗中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但次年奥斯瓦尔德卷土重来，卡德瓦龙被杀。威尔士人继续支持彭达。公元642年奥斯瓦尔德远离故土作战，在奥斯沃斯特里(Oswestry)被杀。这一事实，以及史料中偶尔提及的他与威塞克斯国王的关系，表明奥斯瓦尔德的领主地位和军事活动远远超出了诺森布里亚。一组早期的威尔士诗歌描述了比德记录的故事的另一面：比德的英雄对威尔士人来说是侵略者。在为辛迪兰[Cynddylan，来自波伊斯(Powys)的贵族，曾在彭达军中服役，在抵御奥斯瓦尔德入侵的保卫战中牺牲]写的挽歌中，我们可以通过不列颠人的眼睛一窥诺森布里亚人：

我的兄弟们在一次战斗中被杀，

辛南(Cynan)、辛迪兰、辛雷斯(Cynwraith)，

他们在捍卫特伦，一个被蹂躏的小镇

……

田野上布满鲜血

而不是条条犁沟

……

自从撒克逊人砍倒了

波伊斯的辛迪兰和艾尔凡(Elfan)

辛迪兰的府邸，屋顶黑暗……

公元655年，比德笔下的第七位超级国王诺森布里亚的奥斯维(Oswy)击败并杀死了彭达，此后奥斯维在其他王国中拥有了很大的影响力。尽管如此，后起之秀还是麦西亚。麦西亚的贵族很快就赶走了奥斯维，并选择了彭达的儿子伍尔夫希尔(Wulfhere)作为他们的国王。到公元7世纪70年代初，伍尔夫希尔似乎已经统治了英格兰南部的各王国，并且在公元679年，他的继任者在特伦特(Trent)打了一场胜仗，最终结束了诺森布里亚人的扩张。然而，在南部，麦西亚的权力突然受到了威塞克斯的凯德瓦拉(Caedwalla)的制约，凯德瓦拉在公元685至公元688年的短暂统治期间吞并了肯特、萨里和苏塞克斯。凯德瓦拉及其继任者伊恩(Ine)在威塞克斯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政权，这将决定两个世纪后英格兰的命运。

在公元7世纪的政治世界中，虽然国王有可能获得巨大的权力，但他的统治很难长期保持下去。为什么国王的更替如此之快？一个原因是权力和征服取决于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取决于酬礼的多寡，酬礼又以财富为基础，而财富反过来又可以通过权力和征服获得。社会充满了不和，王国的继承是流动和不确定的；因此，有许多王室和贵族成员逃离了他们自己的亲属，去寻找慷慨仁慈的领主。比德说，德伊勒的奥斯温(Oswin)国王“高大英俊，谈吐和蔼可亲，举止温文尔雅，待人慷慨大方，不分贵贱，于是几乎所有王国的贵族都竞相投奔他，为其效力”。这样的制度几乎不可能稳定：一旦国王贫病交加，他的扈从会四处分散，他的继承人(如果能幸存下来)将成为新领主的次王或追随者。

1939年，在东盎格利亚海岸的萨顿胡(Sutton Hoo)发现了一个大型皇家墓葬，让世人见识了什么是国王的富丽堂皇。由于墓葬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20年代，所以它有可能是国王雷德沃尔德的坟墓，他在比德的超级国王名单中排名第四。他被埋在一个巨大的土堆下的船棺里，随葬品有他的盔甲、武器和大量无与伦比的珍宝。黄金和镶有宝石的装饰品可能是北欧地区发现的最华美的一种，同样令人惊叹的是随葬品来自许多不同国家。一块不同寻常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磨刀石可能是一根权杖。从萨顿胡王陵来判断，诗歌里对皇家财富的描述毫不夸张：王国兴亡，皆因财宝。

从一开始，英格兰社会就存在军事贵族，他们可能拥有某种领地。但是在早期的几个世纪里，国王的追随者或塞恩(thegns)与他们的庄园的联系要少于与国王本人的联系。他们要陪伴国王，见证他的公开行动，住在他的大殿里，如有必要，为他而战，为他献身。贵族生活十分重视集体生活：大礼堂是欢乐的地方，是危险世界的避风港，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字作品中常见的意象。比德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这番景象，没有人比他写得更好。在描述一位诺森布里亚贵族如何敦促埃德温国王接受基督教的文字中，他写道：

“国王大人，与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个时代相比，对我而言，这就是一个人的现世生活。冬天里，你正与你的贵族和塞恩们坐着一起吃饭；大厅中间的壁炉里生着火，屋里的一切都温暖如春，而屋外寒冷的雨雪风暴正在肆虐；一只麻雀飞掠过大厅。它从一扇门飞进来，又迅速从另一扇门飞走。在屋里的一瞬间，风雪和寒冷无法触及它，但在这一闪而过的平静时刻之后，它飞出了您的视线，再次扎进刺骨的暴风雪。人生也一样，美好只是一瞬间；前世和来世发生了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

王室或贵族大厅里的宾客成为这些反映时代的文学作品(由专业吟游诗人朗诵的英雄叙事诗)的听众。留存的片段中有一部重要的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正如我们所知，这是一部相对较晚、较成熟的作品，也许是为神职人员编写的。然而它向我们呈现了公元7世纪贵族的英勇的、异教徒为主的世界，这个世界被基督教改变，但没有被完全抹去。史诗的主人公贝奥武夫是一个流亡者，他为丹麦国王洛斯格(Hrothgar)效力。洛斯格国王仗义疏财，常常把金银珠宝和精美武器赏赐给手下，于是他的宫廷贵族勇士都拥戴他，他的势力也变得十分强大。但这首诗描绘的政治世界充满暴力和动荡：一个失去支持的国王将很快灭亡，与之一起灭亡的还有他的王国。诗的精神气质反映了当时社会所推崇的忠诚和世仇：“与其为死去的朋友长久哀伤，倒不如为朋友报仇……让他能在死前赢得荣耀。”诗中描写了贝奥武夫与怪物和龙搏斗的场景，怪物和龙是基督教前精神世界的居民。当他被杀时，他的追随者把他葬在一个俯瞰大海的小山丘上，随葬的金银财宝无数，就像东盎格鲁人在萨顿胡的岬角为他们的国王做的那样。诗中写道：

然后战士们骑着马环绕坟冢，

……

他们歌颂他的英雄气魄和盖世神力，

他们高喊着他的名字，这是对的，

一个男子应该慷慨地把荣耀献给他的领主和朋友。

……

他们说他是世上所有的国王的一员

他最和蔼可亲，最宅心仁厚，

最体恤百姓，最渴望流芳百世。

但是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不只有战争、原始的忠诚和虚饰的辉煌，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有序世界。中世纪中期使英格兰异常强大的制度就根源于公元7世纪甚至更早：“地方政府”的效率是新霸主能够如此迅速地建立强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到了10世纪，英格兰的郡因法律和行政目的被划分成“百户区”。在一些早期的王国中，已经存在由较大而有一致性的地区所构成的百户区，其占地面积为50到100平方英里，显然它们早在公元7世纪中期就已经存在了。人们早就认识到肯特王国有百户区的划分，但最近的研究发现了百户区也存在于诺森布里亚、麦西亚、威塞克斯、苏塞克斯和萨里等其他王国。这套农村行政区划分制度令人惊叹，但它的起源是英格兰早期历史上最大的谜题之一。它是罗马凯尔特人遗留下来的吗？许多人这么认为。是由公元6世纪一位鲜为人知的不列颠统治者(Bretwaldas)创造的吗？还是在各个王国中自发发展起来的(这反映了定居者社会背景中的共同元素)？无论答案是什么，在一个不稳定的政治世界中，百户区仍然是一个十分稳固的基础。

每个早期行政区的中心都是皇家庄园或围场(tun)，它们由当地官员经营，但国王及随行人员会经常或偶尔地去巡视。每个现代的郡都有几个这样的地方，有些地名就能体现出其属于此类地区，如金斯敦(Kingston)，其他地名则不那么明显。这些“中心地区”——而非城镇甚至村庄——才是早期和中期撒克逊社会的地方焦点。该地区分散的居民围绕在国王的大殿及其周围的建筑物四周，希望能获得法律保障和政治管理。在这里，他们也按照复杂的评估体系缴纳税赋和其他公共支出。土地以“海德”(hides)计量，一海德土地是一户人家一年可耕之地，这通常是一个真正的农场单位。税赋多少要根据海德来评估，20个或更多海德组成一个生产队，生产队将承担特殊的税赋。“中心地区”的国王代理人替国王收实物税，可能会从一些海德生产队收取谷物，从其他生产队收取小牛犊或小马驹，又从别的生产队收取蜂蜜、蜂蜜酒或次要农产品。

因此，早期的行政区域划分既是为了便于管辖也是为了剥削。一个“生产专业化分区”的体制适合欠发达的农村——农村地区的地理特征明显不同，且有大面积未开辟的共同牧场。因此，当撒克逊中期的国王们分封土地的时候，这些早期的“庄园”通常保留了它们形成时的内部结构，这并不奇怪。与庄园中心保持联系的不同的“镇”(vill)或乡会分工生产不同的农产品，这些“镇”或乡组成的联盟叫“复合庄园”(multiple estate)。到12世纪和13世纪，“复合庄园”在英格兰的许多地方仍然很常见。最近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种类型的组织(类似于早期威尔士的组织结构)起源于凯尔特人。农村的组织形式很可能保持着一些连续性，但这也许只是从广泛意义上来说，而不能上升到更大的意义层面去解读。最终使“复合庄园”衰落的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而不是征服。假设不列颠农民没有全被赶走，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可能与入侵者的生活方式差别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适合现有资源的模式没能延续下去，那将是令人惊讶的。

这种模式也适合于分散、非结构化和相对较小的农民群体。早期资料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自由农民或下层农民[ceorl，即现代英语中的“churl”(粗鄙之人)，但没有贬义]，他们通常耕种一海德土地。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元7世纪和8世纪的农民都非常“自由”，除了国王之外，他们还有领主。在皈依基督教之后，国王恩赐了大量土地给教会，他们可能在早期——为了培养追随者(至少是临时的)——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作为行政和财政的私人单位的“庄园”(manor)，其起源是模糊的，但是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它始于英格兰社会的最初阶段。中世纪时期，地产划分为“领主土地”(demesne，产权属于领主)和农民土地，这种划分方式在公元7世纪末期就有记载，领主土地的大部分人力都是由奴隶提供的。但在早期阶段，像国王这样的小领主，似乎可以从小土地拥有者那里获得收入而不会大大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耕作方法。没有证据表明10世纪以前存在分等级、完全依附地主的佃农群体；也不存在有组织的“乡村社区”——它们与12世纪和13世纪强大的领主密切相关。考古证据表明，在撒克逊中期，英格兰的大多数农庄要么是孤立的，要么组成小团体，甚至在地区中心的定居点也看不到任何街道、绿地和地界的标志——这些在后来的村庄地形图中很常见。现在看来，中世纪的公地制度(common-field system，租种的土地由分散的带状土地拼凑而成)可能是经过几个世纪的进化而产生的。在公元7世纪的英格兰，综合性的“村”还不存在。

公元597年，有一股外来影响力量进入了这个由国王、士兵和农民组成的非常传统的社会，那就是基督教会。英格兰人的皈依是由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发起的，据传说，他在罗马见到了英格兰青年，并宣称他们“不是盎格鲁人(Angles)而是天使(Angels)”。格列高利教皇知道肯特国王埃塞尔巴德有一个信基督教的法兰克人王后；于是他派出一位名叫奥古斯丁(Augustine)的罗马修道士率领第一个传教团去肯特王国传教。起初犹豫不决的埃塞尔巴德很快就皈依了。奥古斯丁在坎特伯雷建立了一座修道院。由于误认为罗马-不列颠人的生活方式依然保留完好，格列高利教皇曾计划在伦敦和约克建立大主教，但当奥古斯丁在公元601年被任命为坎特伯雷的第一任大主教时，教皇才认清英格兰的政治现实。最初，成功似乎来得很快。公元604年，罗切斯特成立了一个教区(see)，东撒克逊人也皈依了，且在伦敦为他们建造了一座献给圣保罗的大教堂。与此同时，肯特郡也建造了几座修道院，他们的教堂以罗马原型为蓝本。

但是国王及其家属只是表面皈依，基督教的基础仍很不稳定。东撒克逊人很快弃教并开除了他们的主教。尽管东盎格利亚国王雷德沃尔德接受了洗礼，但他对基督教的态度仍然十分矛盾，因为比德提到他同时保留了一座教堂和一座异教神社。诺森布里亚的情形也类似。埃德温国王接受了罗马传教士保利努斯(Paulinus)，并在公元627年与他的塞恩一起接受了洗礼。但是五年后，埃德温战败身亡，他的继任者们放弃了基督教，保利努斯不得不逃离。虽然教会能够在英格兰的宫廷迅速立足，但如果要超脱于政治命运的潮起潮落，就需要更广泛的基础。

令人惊讶的是，传教最成功的不是格列高利教皇，而是原始的、孤立的凯尔特人教会。威尔士和康沃尔的基督徒可能对英格兰人有一些影响，但不大。奥古斯丁似乎是一个相当骄傲、无幽默感的人，他冒犯了威尔士的主教，导致他们之间没有合作。在北方英格兰人中取得成功的传教是从爱尔兰传到苏格兰，再到诺森布里亚。

由于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和他的追随者的传教，公元6世纪初，大部分爱尔兰人都成了基督徒。修道院的数量成倍增加，以至于整个爱尔兰教会都依照修道院的方式组织起来。“地方”以修道院为中心，并由修道院院长统治；主教们发挥着正常的信仰功能，但不拥有正式的教区，并且处于修道院院长的管辖之下。因此，典型的爱尔兰传教士是从属于故乡某个团体的游走的主教。爱尔兰人的修道院在富有和复杂程度上远远超过了威尔士人的，爱尔兰人在公元6世纪和7世纪将传教士派往高卢、日耳曼(Germany)、苏格兰和英格兰。一位名叫科伦巴(Columba)的传教士去了苏格兰，使北部的皮克特人(南部的皮克特人已经是基督徒)皈依基督教，大约公元563年，科伦巴在爱奥那岛(Iona)上建造了一个修道院。当信基督教的奥斯瓦尔德国王在公元633年控制诺森布里亚时，他很自然地向爱奥那修道院请求向诺森布里亚派遣一位传教士，因为他曾在苏格兰西部的爱尔兰人当中流亡。

爱尔兰主教和僧侣过着简单朴素、云游四方的生活，这使他们能与广大民众保持联系。奥斯瓦尔德的主教艾丹(Aidan)拥有使诺森布里亚永久皈依所需要的品质，他在林迪斯法恩岛(Lindisfarne)建造修道院之后，还在每个皇家庄园(royal vill)建立了一个教堂，从那里开始向周围的乡村布道。比德说他总是徒步出行，因此碰到路人都平等相待。建立了几座修道院之后，诺森布里亚教会很快就发展壮大，并影响到其他王国。麦西亚的彭达国王仍然是异教徒，但他允许来自林迪斯法恩岛的布道团在他的王国传教，他的儿子皮达(Peada)在公元653年受洗。超级国王奥斯瓦尔德和奥斯维为诺森布里亚教会的基督教传播助了一臂之力。公元635年，奥斯瓦尔德的影响促使威塞克斯的西内吉尔斯(Cynegils)接受了一位名叫毕利诺(Birinus)的传教士的洗礼，后者成为西撒克逊人的第一任主教。由于奥斯瓦尔德的缘故，东撒克逊人重新皈依了基督教，并接受了一位名叫西度(Cedd)的诺森布里亚主教，他曾受训于爱尔兰教会。截至公元660年，只有苏塞克斯和怀特岛的人仍然是异教徒，但很快他们也皈依了基督教。

爱尔兰传教士的热情取得了很大成就，从长远来看，罗马教会的权威必将更加重要。如果教皇格列高利的目标得以实现，英格兰各王国的凯尔特教会必然要接受罗马的教规。但这没能实现，关键原因是一个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问题——应该在哪一天庆祝复活节。在长期孤立的情况下，凯尔特人采用的计算方法与罗马使用的计算方法不同。当两个教会接触时，结果可能出现矛盾：在诺森布里亚的宫廷，受爱尔兰人影响的国王奥斯维有时庆祝复活节，而他的受肯特人影响的妻子仍庆祝四旬斋(Lent)。这个问题本身具有深刻的宗教和象征意义；对后来的英格兰教会来说，解决这一问题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惠特比宗教会议(Synod of Whitby，664年)上，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维支持罗马一方，而少数凯尔特顽固分子回到了爱奥那。这是一个转折点——在英格兰，所有王国的教会现在可以成为一个大主教下的统一、团结的力量。

尽管如此，教会仍在公元7世纪60年代遇到了许多问题。教会组织涣散，主教太少，且有些没有经过有效的受职仪式。公元664年，一些主教死于一场瘟疫，这使东撒克逊人再次背叛。但在公元669年，教皇派去了一位新的大主教，一位名叫西奥多(Theodore)的小亚细亚人。这个令人意外的候选人(他被选中是因为其他几个人都拒绝了)正是英格兰所需要的——一个坚定的管理者。在西奥多在任的30年里，他对教区结构进行了合理化改革，原来的结构在各地都不稳定，而且在那些通过爱尔兰人传教士而皈依的王国里，这种结构几乎不存在。无效任命的主教受到了处罚，可疑的权力要么得到批准，要么被废除：例如，威尔士主教发布的所有法令都被宣布无效。公元672年，在赫特福德举行的宗教会议确立了教会管理的第一套基本教规。

大多数教士都大方地接受了西奥多的裁决，但不可一世的威尔弗里德[Wilfrid，先后担任过里彭(Ripon)和约克的主教]除外。威尔弗里德坚定地维护正统教义，他曾在惠特比会议上支持罗马派有关庆祝复活节的规定，但对于他在诺森布里亚教会的权力受到威胁这一点，他非常愤恨。他与西奥多及连续几任国王的关系都十分紧张，导致他两次被驱逐、两次向罗马教廷上诉、流亡和监禁。与此同时，他还设法向弗里斯兰人(Frisians)传教，使苏塞克斯皈依了基督教，并在麦西亚修建了多座修道院。威尔弗里德拥有大批随从和巨额财富，他似乎是圣人和世俗贵族的非凡混合体。只有一个年轻且贵族化的教会才能产生这样一个人物。

西奥多担任大主教的时期，是修道院的黄金时代。一方面，虽然传统的价值观依然存在，但林迪斯法恩和惠特比(Whitby)等伟大的凯尔特人修道院日益受罗马化的影响：在圣卡斯伯特(St. Cuthbert)，爱尔兰传教士的孤独和苦修与罗马人对修道院生活和戒律的态度相结合。另一方面，在这数年内新建的许多修道院将是不列颠后来几个世纪大的修道院。其中最显赫的是韦穆(Wearmouth)修道院和贾罗修道院，这两座修道院由本笃·波斯哥(Benedict Biscop)创立，波斯哥曾是诺桑比亚贵族，后来成为修道士。波斯哥曾五次前往罗马，他的双子修道院为诺桑比亚带来了地中海教会的文化。这两座修道院里最著名的信徒，比德本人，描述了波斯哥是如何雇用高卢泥瓦匠“以他一直喜爱的罗马风格”建造一座教堂的——教堂内装饰了大量的绘画和家具，并建立了一个充斥着欧洲大陆书籍的大图书馆。

虽然这些成就很了不起，但在农村，教会的工作仍需要更稳固的基础——迄今为止农民并没有完全皈依基督教。令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在这里，传教的第一阶段是由修道士或准修道士完成的。事后看来，传教工作和教牧关怀似乎是牧师的活动，而非僧侣。但是在公元7世纪和公元8世纪，即使在凯尔特教会之外，这一界线也没有很明确。英语单词“mynster(修道院)”被用来指代从真正的本笃会修道院到小型、松散的牧师社区等机构。各个修道院的教规差别很大(波斯哥为贾罗修道院制定了自己的教规)，标准也是如此。除最大的修道院之外，我们真的很少知道其他修道院里的生活情况。但很明显，到公元750年，英格兰已有数百个具有真正的、重要的宗教功能的小“修道院”，它们为最早的英格兰教区系统服务。

这些“老式大教堂”比普通的当地教堂更古老，服务的区域也更大。大多数后来发掘出的有关“老式大教堂”的资料显示，它们几乎处于废弃状态，只能发挥着有限的功能。因此，除了知道它们存在过之外，我们对其布道工作知之甚少。据推测，学院派牧师或严于律己的僧侣代表在一个限定的“教区”内四处行走，向当地社区布道。教堂的“教区居民”向它缴纳什一税，并且被迫带着他们的孩子来教堂接受洗礼，把死人送到这里埋葬。如果没有王室的赞助，如此复杂的系统不可能发展得如此迅速。保利努斯和艾丹从国王的庄园开始传道。因此，许多大教堂位于王室村落中就不足为奇了。什一税可能是根据现有的税收来制定的，一些国王也将建立大教堂作为一项政策，比如诺森布里亚的奥斯维国王似乎在公元655年建造了几座大教堂。国王拥有一个有组织的地方政府体系，教会同样如此。虽然大教堂最终被成千上万的小教堂所淹没，但它们的“教区”塑造了英格兰乡村教会未来的整体发展。

国王帮助了教会发展，教会也巩固了国王的地位。异教徒战争领袖的子孙将自己视为上帝指定的代表；几代之后，新国王的加冕变得非常像主教的任职仪式。基督教的到来促进了扫盲工作——国王可以修改和制定部落习惯法，类似于文明世界的立法。比德说，肯特国王埃塞尔巴德根据罗马人的习惯法制定了他的法律。埃塞尔巴德的法典，以及来自肯特和威塞克斯的公元7世纪末的法典是当地传统与借鉴自欧洲大陆的法律相结合的产物。无论它们的实际用途是什么(这是值得怀疑的)，制定它们的国王显然都希望自己的法典看起来很先进：他们都以古典模式为参照。随着王国越来越多地受到罗马和高卢的影响，王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对统治者来说，越来越重要的职责是维护正义和管理王国的内部事务，而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战争。公元7世纪的法典罗列了长长的罚款和惩罚项目，体现了异常强大的王室权威。

通过了解英格兰最早的英格兰教堂，我们可以看到英格兰早期英格兰城镇的风貌。公元6世纪的统治者可能将管理中心设在罗马统治下的城镇和堡垒；自然，到了公元7世纪和8世纪，统治者也喜欢在这些地方建造主教座堂和大教堂。坎特伯雷、约克、温彻斯特和伍斯特的大教堂都建在罗马时期的防御工事之内，并且在公元635年，泰晤士河畔多切斯村[比德称这是一个罗马公民社会机体(civitas)]的罗马堡垒被交给威塞克斯的第一任主教，以便他在这里建立教区。王室宫殿和教堂建在荒凉的废墟上，而没有建在他们所处的城镇。尽管如此，这个时代最有组织的社区肯定是主教座堂和大教堂；所有工匠、商人、仆人和乞丐都被吸引到这些地方。城市生活重新焕发生机的早期迹象与主要的教堂有关，无论是在罗马城镇还是没有前史可查英格兰的其他地点，这并非偶然。从时间上看，盎格鲁-撒克逊人迁移到坎特伯雷的(有考古证据支持的)最早时间，比奥古斯丁大教堂的建设时间稍晚一些。在北安普敦，最近的考古发掘表明，该镇的核心是一个公元8世纪的大教堂和宫殿，以及与之相关的建筑群。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比德的术语“urbana loca”在公元9世纪后期的翻译不是“城镇”(towns)，而是“有大教堂的地方”(minsterplaces)。许多英格兰城镇开始时都是大教堂，定居点围绕大教堂而建。麦西亚人的霸主地位

公元8世纪初的英格兰比公元7世纪早期有了较大的发展。虽然一个统一的英格兰英格兰王国远远没有形成，但英格兰英格兰人现在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民族和文化的统一体。比德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最伟大的作品《英吉利教会史》(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的书名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常常被人忽略。正是因为他看到了他的同胞在统一的英格兰英格兰教会中分担的共同命运，他才能设想“英吉利民族英格兰”的存在。但有没有迹象表明世俗政府也变得更加健全？虽然有很多资料可查，但这个问题仍很难回答。一方面，显示公元8世纪王权强大一面的制度和概念可能并不新鲜，它们仅仅是首次被记录下来而已；另一方面，显示其脆弱一面的王朝动荡也并不新鲜——比德和他的同时代人有可能掩盖了这些事情。但至少可以说，作为旧模式的超级国王，公元8世纪的麦西亚国王和他们的先辈们一样强大；在他们的国度里，人民的文化程度和法治意识更高，人民的权利也得到更好的保障，这使得这些国王的权力更加稳定，更有发展潜力。

麦西亚的埃塞尔巴德国王(公元716—公元757)继承了伍尔夫希尔赢得的许多影响力。从现在发现的一些记录国王敕封的成文契约，我们知道了国王们如何称呼自己。埃塞尔巴德的头衔令人印象深刻，但也许并非全新。其中一个契约这样称呼他：“不仅是麦西亚人的国王，也是所有被称为南英格兰英格兰的省份的国王。”这与比德的记载相一致，即早期的超级国王“占据了亨伯河以南的所有省份”。许多契约都表明超级国王影响着肯特郡的事务并控制着伦敦，这些契约证实了比德的记载。但是威塞克斯仍然是独立的，诺森布里亚也是独立的，它的国王是比德的庇护人西奥伍尔夫(Ceolwulf)。麦西亚人的霸主地位从来没有越过亨伯河以北。

埃塞尔巴德的继任者奥法(Offa，公元757—公元796)是阿尔弗雷德之前最强大的英格兰国王。他的地位得到巩固(这需要几年时间)之后，他在除诺森布里亚和威塞克斯以外的所有王国的行为似乎更像是一个直接的统治者，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霸主。早些时候的国王曾压制过小王朝，但奥法镇压了较大的王朝。他完全控制了肯特(只有公元8世纪70年代末的短暂时期例外)，并将肯特国王视为他的仆人。有一次他取消了肯特国王埃格伯特(Egbert)的敕封，他说道“(埃格伯特)的大臣在没有得到他允许的情况下，把土地给了别人，这么做是不对的”。公元798年，在肯特对奥法的继任者发动了一次不成功的政变之后，这个古老的肯特王朝永远灭亡了。苏塞克斯的最后一位国王似乎成了奥法的一个部落首领；在曾经是西撒克逊人的领地萨里(Surrey)，我们发现奥法接受了一位麦西亚贵族的进贡。在东盎格利亚(虽然此后这个王朝再次出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简洁地记录了公元794年发生的事件：“今年，麦西亚国王奥法命令砸掉埃塞尔巴德国王雕像的头。”在威塞克斯，王室权力和传统更加强大：该王国只在公元786到公元802年这一时期承认了麦西亚的庇护，但即使在这段时间，麦西亚在威塞克斯的统治也不像在肯特那样明确。

奥法是第一位在其契约中使用简单、绝对称号“英格兰英格兰之王”的统治者。伟大的法兰克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给他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强化了他的地位。查理曼以平等的身份称呼他为“他最亲爱的兄弟”，并谈到“你的王国和埃塞尔雷德(Æthelred)的王国的各种主教教区”，好像麦西亚的奥法和诺森布里亚的埃塞尔雷德是英格兰仅有的两个国王。跟法兰克人的联系非常重要(虽然这一篇记录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但高卢和英格兰南部之间一直有很多联系)。奥法当然希望被认为是另一个查理曼大帝。无论他的王权的现状如何，英格兰因紧跟国外发展的大潮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在公元787年，奥法举办了一个庄严的祝圣仪式使其子艾格弗里斯(Egfrith)登基，诺森布里亚九年后效仿了这一仪式。王权的半神圣化的特征正变得更加明显。

但这并没有使王朝更加稳定。王位继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在奥法之后很久，国王仍然会从王室成员中“挑选”。任何背后有人撑腰的合格候选人都会觊觎国王宝座。公元8世纪，麦西亚、威塞克斯和诺森布里亚都被权力倾轧搞得一片混乱。为了确保儿子能继位，奥法对待亲属跟对待邻国一样残酷无情。奥法死后不久，他的儿子艾格弗里斯也去世了，诺森布里亚学者阿尔昆(Alcuin)认为这是天谴——父亲杀人如麻的报应现在落到儿子身上了，你们非常清楚父亲为了保证儿子的继位杀了多少人。

像这样讽刺奥法残暴的记载有很多，但也必须承认，在麦西亚历届国王的统治下，一些重要的机构确实开始形成。此时教会已经建立，均有自己的土地和特权。教会的集会是庄严的事，均以书面形式记录。埃塞尔巴德和奥法经常参与教会会议，有时还主持会议；他们的塞恩和大臣们见证了他们的决策。教会开展事业的方式有助于树立先例、提高合法性。尽管会议是宗教性质的，但这样的集会必然有助于将围绕着一个七世纪国王的临时战士转变为我们在撒克逊晚期英格兰发现的正式的“贤人会议”(Witan)或大议会。

“册地”(由书面契约赋予合法所有权的土地)的概念现已确立。大多数公元8世纪的契约(至少是幸存下来的契约)，都是教会的土地赠予契约，它们反映了在这个社会中，土地权利和地方利益正在取代传统价值观。公元8世纪的贵族开始显得不像战士，而更像是乡村绅士，有关家族住宅和家族教堂的考古证据开始出现。虽然其中一处住宅遗迹已在林肯郡的戈尔索(Goltho)被发掘出来，但人们对这些住宅仍知之甚少。戈尔索的这处住宅是公元9世纪中期建造的，由围墙包围，里面建有大厅、厨房、卧室和附属建筑。相比之下，关于教堂的证据要多得多——由贵族家庭控制的世袭“私人”大教堂经常出现在公元8世纪的考古资料中。所有这些教堂对万能的上帝都一样虔诚。早期的国王曾经有过自己的王室庄园，但奥法似乎试图让他在塔姆沃思(Tamworth)的住所成为一个国家总部或“首都”。塔姆沃思附近是利希菲尔德(Lichfield)的麦西亚大教堂，奥法花了几年时间成功地将其提升为了大主教教堂(archbishopric)。虽然这部分是由于政治原因，但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位于奥法王国的“大都市”附近——也是重要原因。

土地所有者在建造桥梁和防御工事时所应承担的责任，首次出现于公元749年的记载中，并且这一责任通常在后来的土地授予书中有明确规定。在一个产生至少两个大规模公共工程——一个久负盛名，另一个最近才被人了解——的时代，这一规定非常重要。第一个当然是奥法堤(Offa’s Dyke)，这是一个古老的、可能正确的传统称谓。最近的考古发掘表明，这个巨大的土木工程是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的连续屏障，从一侧海洋到另一侧海洋。众所周知，奥法入侵了威尔士，但奥法堤一定是一个防御性而不是进攻性的工程：当征服计划停止之后，该工程旨在阻止威尔士人的反击。它的存在证明了奥法掌控着巨大资源。

契约中提到的“堡垒工事”指的是坚固的要塞，而不是堤坝。众所周知，阿尔弗雷德和他的继承人们建立了一个大型公共堡垒或城堡(burhs)网络，以保护威塞克斯免遭维京人入侵。考古学最近开始证明一些城堡的建设比之前的认知要早一个世纪或更久，并且它们可能是用来保卫鼎盛时期的麦西亚。在大多数情况下——例如在贝德福德(Bedford)，据说奥法埋葬于此——证据仍然只是根据地形测量而得出的结果，因此没有定论。但是在赫里福德(Hereford)，发掘出了一个早于撒克逊扩张时期的公元8世纪的防御圈，并且在塔姆沃思也发现了关于奥法时期防御工程的不太确凿的证据。公元9世纪晚期的几个威塞克斯城堡同样可以追溯到更早；有些要塞，比如韦勒姆(多塞特郡)、多切斯特(多塞特郡)和牛津，其所处的位置早在公元8世纪或之前就已经非常重要。

我们已经看到影响城镇出现的两个因素：教堂和要塞。第三个因素，从长远来看也是最大的因素，是贸易。奥法生活在国外和国内贸易都在扩张的时代。最明显的标志是货币制度的出现。在约六百年之前，只有外国金币在英格兰流通。由公元7世纪和公元8世纪的国王们铸造的粗银币得不到信赖，通常只在局部地区循环。一种新的法兰克银币是更好的货币典范，一位东盎格利亚国王似乎在奥法之前使用过它。但是当奥法精巧的硬币出现时，他们很快就替代了以前发行的货币，成为自罗马时代以来流通量最大的货币。也许最有趣的一点是，考古发掘发现，奥法硬币不仅以大批量的形式出现，它们还存在于小而分散的群体中。显然，它们被用于地方一级的小规模交易——货币在英格兰经济中具有了普遍意义。

公元789年，查理曼与奥法发生争执，后果是查理曼禁止法兰克港口向英格兰商人开放。因此，可以推断英格兰人似乎经常使用这些港口——查理曼的王国和奥法的王国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国际商业世界的一部分。整个欧洲北部都出现了贸易中心。对丹麦赫德比(Hedeby)和瑞典比尔卡(Birke)巨大定居点的考古发掘显示，在公元8世纪，英格兰和维京人的领地属于同一个国际贸易圈。在英格兰，诸如此类的商业定居点通常与现有的王室和教会中心相关联，其名称通常包含-wic[来自拉丁语vicus(牧场)]。哈姆威(Hamwic)就是现在南安普敦的前身，位于特斯特(Test)和伊钦河(Itchen)的交界处，靠近一个名为汉普顿(Hampton)的王室庄园，它的名称“Ham-wic”与“Ham-tun”相关。在这里，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发现了至少三十公顷的定居点，在大约公元8世纪20年代首次有人在此定居，此处出土的人工制品显示这个地方与欧洲大陆曾有着广泛的联系。其他人工制品可能来自伊普斯维奇(Gipswic，一个主要的陶器生产中心)、桑德维奇(Sandwich)和福特维奇(Fordwich)。罗马时期的城镇开始在经济上和等级上重新变得重要。在约克(Eofor-wic)发现了一个郊区商业场所，有记录表明弗里斯兰商人曾在这里活动；在坎特伯雷，发掘出了公元8世纪的房屋，以及一个在公元786年的记载中提到的市场。最重要的是伦敦，比德在约公元730年把伦敦描述为“来自陆地和海上的许多民族的商业中心”。虽然现在看来，在比林斯盖特(Billingsgate)的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的港口之间发现了一个撒克逊中期的黏土堤，但这个商业区仍很难找到。无论这个市场在哪里，它曾经一定规模宏大而且非常重要：公元7世纪后期的文献提到了伦登维克(Lunden-wic)，而公元8世纪的资料则提到了这个地方的港口的通行税和收税人。

对于英格兰教会来说，公元8世纪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时期。教堂的世俗基础和赞助来源本身就存在问题。世袭利益并不一定是坏事：在一个负责任的家族手中，修道院可以保持安全和繁荣。但并非所有业主都有责任心，如果我们能相信比德的记载，有些教堂就只是逃税的“掩护”。比德并不是唯一担心宽松标准的人。埃塞尔巴德、奥法和他的继任者科恩伍尔夫参加了一系列急需的改革性教会会议。僧侣被禁止像贵族一样生活，修道院里的酗酒和世俗歌曲受到了谴责。公元786年，奥法举行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唯一一个由教皇使节参加的理事会。但如果说教会的发展增强了王室的尊严，那么它同时也助长了主教们的自负。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那么融洽，尤其是像埃塞尔巴德这样的国王，他在改革修道院的过程中，剥夺了教堂的财产并诱奸了修女。国王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之间的交易，往往因肯特郡强烈的反麦西亚情绪而变得复杂。当奥法把利奇菲尔德提升到大主教教区时，大主教詹伯特(Jaenbert)感到愤怒，奥法死后这个计划被取消了，因为该计划是出于对肯特人民的敌意。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英格兰英格兰教会确实造就了一位杰出的学者——阿尔昆。他在约克大教堂的学校受过教育，是查理曼大宫廷里的知名人物，并在查理曼复兴古典学问和教育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在查理曼写给奥法的信中，他提到，公元8世纪晚期欧洲最卓越的知识分子是一个英格兰人。但必须记住的是，像他之前的比德一样，阿尔昆也是诺森布里亚人。我们对麦西亚文化知之甚少，可能只是因为很多东西都亡佚了。遗憾的是，没有像比德这样的人来记录麦西亚的成就，而且它最伟大的修道院也被维京人破坏了。一些装饰艺术的残迹，如丘上布利登(Breedonon-the-Hill)大教堂的雕塑，暗示着周围的建筑曾无比恢宏气派。埃塞尔巴德和奥法时期的著名遗迹是北安普敦郡布里克斯沃思(Brixworth)的大教堂。关于这所教堂，我们只知道这里曾举行过麦西亚宗教会议，除此之外，这所教堂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早期文字记载中，这暴露出我们对这个时期的了解十分匮乏。

关于公元8世纪教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此时英格兰英格兰人将基督教带到了其在欧洲大陆的发源地。奇怪的是，这项传教开始于圣威尔弗里德(St. Wilfrid)与大主教西奥多的争吵。公元678年，圣威尔弗里德开始在罗马陈述自己的主张，他走过了信奉异教的弗里西亚(Frisia)，并花了一年的时间讲道。英格兰人熟悉弗里西亚人，因为他们接触过许多弗里西亚商人，圣威尔弗里德为更加雄心勃勃的传教工作开辟了道路。公元690年，一群诺森布里亚人在弗里西亚登陆。其中包括威利布罗德(Willibrord)，他于公元695年被任命为弗里西亚大主教，他在乌得勒支(Utrecht)建立了自己的大教堂，随后组织化的法兰克人的弗里西亚教会迅速发展起来。由圣波尼菲斯(St. Boniface)领导的西撒克逊传教团完善了威利布罗德的工作。从公元718年抵达欧洲大陆开始，直到公元754年被异教徒谋杀，波尼菲斯一直在向弗里西亚人、日耳曼人和法兰克人传教，并在法国曼恩(Maine)建立了一个教区。除了转变异教徒的信仰外，波尼菲斯还对整个法兰克教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其规范并将其置于教皇的领导之下。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依靠来自英格兰的书籍、随从和建议，他跟家乡友人来往的大量书信被保留了下来。将萧条的法兰克教会改造成加洛林复兴(Carolingian revival)时期不断扩大的教会的工作，大部分都是由英格兰男女完成的。

维京人的入侵与威塞克斯王朝的崛起

奥法去世后，麦西亚的霸权并没有维持太久。他的继任者科恩伍尔夫继续控制肯特和苏塞克斯，甚至在威尔士北部获得了一些新的领土，但威塞克斯在公元802年脱离了他的掌控。一个新的霸主即将出现，这就是西撒克逊。公元825年，韦塞克斯的埃格伯特在斯温顿(Swindon)附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将肯特的一位次国王驱逐出境，并吞并了肯特、艾塞克、萨里和苏塞克斯。四年后，麦西亚本身也被埃格伯特吞并，甚至诺森布里亚也承认了他的霸主地位。这一惊人的逆转表明奥法的王朝没有使英格兰政治变得稳定，而埃格伯特同样没有做到——在他于公元839年去世前，麦西亚再次取得了独立。古老的朝代更替游戏似乎仍在继续。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录了公元789年发生的一个不祥的预兆——这是一场风暴的第一声呼啸，一场将扫除威塞克斯王朝的对手，同时摧毁英格兰英格兰文明的一些最佳成就的风暴：

这一年，贝奥赫特里克(Beorhtric，威塞克斯国王)沉迷于妻子伊德布尔(Eadburh，奥法国王的女儿)的生活。在他的时期，第一次出现了三艘来自霍兰达的挪威人的船。当地的长官不知道他们是何许人，于是骑马上前，试图把他们赶到王室庄园。后来挪威人杀了他。这些是首批前往英格兰的丹麦船只。

这次维京人登陆只是一件小事，尽管此后不久还有其他资料记载“海上异教徒”袭击了南海岸。更严重也更令人不安的是发生在北方的袭击，因为他们相继掠夺了林迪斯法恩岛(公元793年)，贾罗(公元794年)和爱奥那岛(公元795年)。两个世纪以来，英格兰一直没有受外国袭击，而此时三个最神圣的地方突然遭到亵渎，可以想见英格兰人对此会做何反应。然而，这些只是孤立的事件，在一代人之后，维京人的滋扰才成为主要威胁。公元835年维京人对肯特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袭击开启了长达30年的战争，在此期间，几乎每年都有袭击发生，直到维京军队全面入侵才结束。

挪威人和丹麦人的急剧扩张是一种欧洲现象，对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袭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现象涉及两个种族(维京一词有“海盗”的意思，是由受害者创造的词汇)和若干动机。他们远远不是纯粹的野蛮人，到公元9世纪40年代，他们已有数代人从事贸易了。事实上，这种贸易开辟了与西方和南方国家的定期联系。随着人口增长，他们很难在国内找到维持生计的机会了。许多冒险家一定听说过这个传说：海外土地肥沃，修道院里满是唾手可得的财宝。令人惊讶的是，在早期袭击事件之后，并没有紧跟着发生更多的袭击。这是因为在公元854年，丹麦王朝的垮台留下了权力真空，没有强大的国王可以团结战士并阻止他们分散到外国去掠夺财富。

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从公元9世纪50年代开始维京人对欧洲国家的袭击次数大幅下降，以及为什么随意掠夺被征服和定居政策所取代。征服和移民似乎有两条主要路线：一条围绕苏格兰北部到西部群岛，再向南；另一条路线前往英格兰东部和南部海岸以及高卢。因此，那些袭击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康沃尔并在那里建立定居点的人主要是挪威人，而攻击英格兰和法兰克地区并在那里定居的主要是丹麦人。

公元865年，由哈夫丹(Halfdan)和“无骨者”伊瓦尔(Ivarr the Boneless)率领的丹麦“大军”登陆东盎格利亚。停留几个月后，大军向北侵入诺森布里亚(恰好因一场王朝争端而处于分裂状态)，并在公元867年占领了约克。两位敌对的国王都死了，丹麦人扶植了自己的候选人来统治诺森布里亚，并将其作为一个附庸国。随后丹麦军队进入了麦西亚，但在遇到抵抗时，他们没有公开战斗就撤回了约克，并于公元869年再次登陆东盎格利亚。当地居民战败，他们的国王埃德蒙(很快就被尊称为烈士圣埃德蒙)在祭祀仪式上被处死。三年之内，曾经伟大的诺森布里亚和东盎格利亚王国已不复存在。

公元870年，丹麦军队在雷丁扎营并准备入侵威塞克斯。但这里的反抗力量组织得更好。在埃格伯特去世后，西撒克逊由他的儿子埃塞尔沃夫统治，他是一个没有野心但非常能干的人。埃塞尔沃夫的主要成就似乎是避免了摧毁其他王朝的那种家庭争斗：他的四个儿子按年龄顺序和平地继承王位。当维京人来袭时，第三个儿子埃塞尔雷德在位；他的弟弟兼继承人阿尔弗雷德后来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

埃塞尔雷德和阿尔弗雷德兄弟在伯克夏当斯(Berkshire Downs)合力抵御丹麦人，并使他们首次遭受了重创。但英格兰人的成功只是短暂的。丹麦人撤退到雷丁，但几乎立即重振旗鼓，并在贝辛斯托克(Basingstoke)附近击败兄弟俩。公元871年4月，一支新的丹麦军队登陆。此时守军无处寻求援助，威塞克斯的陷落似乎近在眼前。在这场危机中，埃塞尔雷德去世，他的弟弟成了西撒克逊人的国王。

众所周知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公元871—公元899年在位)在近乎绝望的危急关头拯救了英格兰。但是跟他同一时代的人并不这么认为。至少在政治方面，“英格兰”仍然没有多大意义。第一位使用“Angelcynn”(字面意思是“英格兰民众的土地”)的是阿尔弗雷德本人，而“Englaland”这个词要在一个世纪后才出现。其他王国或是接受西撒克逊人的统治，或是更喜欢丹麦人，这并没有定论。他们可能选择了自己的国王，而威胁一直存在——英格兰的对手、流亡者或心怀不满的团体跑去寻求维京人的支持。其他王朝的灭亡并没有使阿尔弗雷德自动成为所有英格兰人的王者，他和他的继承人是通过军事占领、机智的外交和好运气才实现了这一目标。

阿尔弗雷德统治初期，情况很糟糕。在吃了一年的小败仗后，他不得不花钱与丹麦人求和。此后五年，丹麦人没有侵扰威塞克斯，在此期间他们入侵了麦西亚，驱逐了国王伯格雷德(Burgred)，并扶持了他们自己的傀儡——第三个古老的王国永久灭亡。此时，丹麦大军分成了两半。其中一半由哈夫丹率领，转向北方，瓜分了约克郡，在那里建立了永久定居点。另一半由古斯鲁姆(Guthrum)，奥西泰尔(Oscytel)和阿南德(Anund)领导，转向南方，并于公元875至公元876年发动了对威塞克斯的又一轮攻击。起初他们的战果有限，公元877年，他们再次撤回，转而去瓜分麦西亚，其中一支部队前往殖民林肯郡、诺丁汉郡、德比郡和莱斯特郡。

因此，公元878年第三轮攻击威塞克斯的是一支人数大大减少了的军队。然而，对奇彭纳姆(Chippenham)的突然袭击使他们占了上风；威尔特郡和汉普郡的大部分地区都屈服了，阿尔弗雷德被赶回萨默塞特沼泽地的阿瑟尔尼(Athelney)庇护所。局势似乎毫无希望，但阿尔弗雷德在他的堡垒中等待时机，并开始招兵募马。当时的编年史作者写道：5月初，他骑马前往埃格伯特之石(Ecgbrihtesstan)……萨默塞特郡和威尔特郡的所有人以及汉普郡的一部分人前来迎接他……他们很高兴见到他。一天后，他从那些营地前往艾利·奥克(Iley Oak)，一天后去了爱丁顿(Edington)；在那里，他奋击敌军，并将他们赶跑。”

胜利来得出人意料，但具有决定性意义。丹麦领导人古斯鲁姆和他的几位将领接受了洗礼，两位国王签署了和平条款。这些条款承认丹麦人占领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的既成事实。边境大致从伦敦向西北方向延伸到切斯特，古斯鲁姆将他的部队退到这条界线以外，在那里他被拥戴为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到公元880年秋天，丹麦人已经离开了威塞克斯，并开始有条不紊地定居于东盎格利亚。

冲突并没有就此结束。公元886年，阿尔弗雷德击败丹麦驻军后占领了伦敦。公元893年，一支丹麦大军在泰晤士河口登陆，并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袭击了英格兰，但这次袭击对威塞克斯的影响不大。阿尔弗雷德一直很忙，无论是为了确保自己王国的安全，还是为了巩固他在丹麦人边境以西和以南其他地区的统治。对于首要任务，他似乎已经提高了陆军和海军的战斗力。以往的国王们一直按照土地的税赋来征兵。阿尔弗雷德对军队进行了重组，使得在任何时候只有一半的军队在服役，这预示着后来的“精选民兵”或民兵制：它必定会产生一个规模更小但战斗力更强的军队。打击海上袭击者的一个明显方法是使用更多的船只，据说阿尔弗雷德建造的船只比维京人的大得多，能携带60支或更多的桨。

阿尔弗雷德的计划中最重要的元素(肯定是使威塞克斯免遭进一步内陆袭击的部分)使他成为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个城镇规划师。到了公元9世纪80年代末，威塞克斯全国上下建立了许多百姓生活的据点，其中一些有着规则的街道网格，这些据点可以被称为有规划的设防城镇。一份名为市镇税收表(Burghal Hidage)的文件列出了其中30个这样的盎格鲁-撒克逊山丘堡垒，其中三个可能是后来添加的。也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是温彻斯特，它在罗马城墙内规划了一个无视罗马街道的新街道网格。在牛津、奇切斯特(Chichester)、韦勒姆(Wareham)及其他城镇，也可以看到相同的线性布局。这些城镇的规划非常系统化，测量员似乎使用了标准的66英尺长度来规划街道。较大的山丘堡垒不仅仅是堡垒，它们很快在当地农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防御所需的人员是邻近土地所有者的责任，作为回报，他们能够耕种受保护区域内的土地。他们经常在山丘堡垒内建造“城镇住宅”来储存用于销售的农产品——《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记录了城市住宅和农村庄园之间的几种联系。商人和工匠随之出现，于是公元9世纪后期的据点在10世纪成为了繁荣的城镇。防御恰好与经济增长的需求相吻合，因此阿尔弗雷德并未料到，这几个现代城镇的道路系统，成了他永恒的纪念碑。

阿尔弗雷德长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待邻国时的策略。特别是在麦西亚，伤害当地人的自豪感是危险的。阿尔弗雷德将麦西亚的事务交给原来的王室议会来处理，该议会由一位名叫埃塞尔雷德的麦西亚贵族来领导，这名贵族后来成了他的女婿。当阿尔弗雷德于公元886年占领伦敦时，他立即将其移交给麦西亚人来控制。因为受到如此厚待，埃塞尔雷德坚定地忠于王室，在阿尔弗雷德去世后，他和他的妻子埃塞尔弗莱德(Æthelflaed)领导着麦西亚人抗击丹麦人。如果说阿尔弗雷德比他之前的任何人都更加符合“英格兰之王”的称号，那么这不仅仅是通过军事力量实现的，也不是因为没有竞争对手——人们发自内心地拥戴他，因为他们知道他和他的家族都是公正且体恤百姓的统治者。

丹麦人的问题和他们所造成的破坏依然存在。其中一些是无法弥补的——无论现在的情况如何，比德和奥法的世界都永远消失了。关于丹麦大军的规模可能存在争议，但以下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三个王国被摧毁，教区遭到破坏，无数修道院被掠夺，英格兰东部大部分地区的契约和其他文件几乎完全丢失。对修道院的破坏也许是最严重的，因为大教堂是知识和文化的主要储藏室，而小教堂仍然主要负责农村的教会事务。

在丹麦区(Danelaw，古斯鲁姆之后丹麦人统治的区域)，丹麦士兵迅速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约克郡、林肯郡、莱斯特郡以及较小程度上的东盎格利亚都充满了以“-by”、“-thorp”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元素结尾的地名。这种影响令人吃惊，它表明丹麦军队非常庞大，而且在乡村地区分布广泛。即使丹麦区被基督教化并受到英格兰统治，它也保留了惊人的特点——具有自己的庄园组织、土地测量、法律和社会分化的系统。10世纪的国王们遇到一个难题，即如何调和联合王国的种种要求，因为它们的要求与英格兰人的的习俗截然不同。

英格兰亟须复兴文教事业，而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10年一直致力于此。像查理曼一样，他通过一群宫廷知识分子实施了他的教育计划。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教育事业的贡献是他所有成就中最了不起的一个。他是亨利八世之前唯一能够著书的英格兰国王。他对手稿遭到毁坏和学术堕落感到惋惜，于是他开始学习拉丁文，并将作品翻译成英语，以使其臣民受益。在他的学者圈子所完成的许多翻译作品中[其中包括具有深远意义的比德的《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有三本可能是阿尔弗雷德亲自翻译的。人们还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可能最初是在阿尔弗雷德的宫廷里编写的。对于牧师而言，良好的拉丁文教育再次成为担任高级职位的必要条件。很难知道阿尔弗雷德的文化复兴有多么成功，但它一定培养了更有文化的牧师和更有学识的平信徒，这为两代以后的修道院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阿尔弗雷德很幸运，未来的事态使得他的大部分计划都结出了硕果。即使考虑到这一点，他仍然是英格兰早期历史的杰出人物。

长者爱德华(公元899—公元924年在位)、埃塞尔斯坦(Athelstan，公元924—公元939年在位)和埃德蒙(公元939—公元946年在位)的统治期间，主要任务是重新征服丹麦区。这半个世纪是国家王权的形成时期。王朝内的纷争被避免，一方面是因为阿尔弗雷德谨慎的王位继承规定，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幸运的机会。公元902年，爱德华的堂弟寻求丹麦人的帮助来篡夺王位，结果被杀，避免了王国分裂的危险。埃塞尔斯坦在公元924年顺利即位，因为他既是威塞克斯的合法继承人，也曾在他的麦西亚阿姨的家中受过教育。到10世纪中叶，麦西亚已不太可能恢复旧王朝。至此，威塞克斯的王室就成了英格兰的王室。

爱德华统治时期的战役主要由国王亲自指挥，同时与他的姐姐埃塞尔弗莱德(“麦西亚人的女领主”)联手。公元910年，当丹麦人的袭击被挫败时，英格兰人开始了反攻。在接下来的八年里，爱德华率军推进到丹麦区腹地，同时他的姐姐让丹麦人在麦西亚的边境上疲于奔命。由于来自爱尔兰的挪威维京人已经开始攻击西海岸，此时埃塞尔弗莱德受到了两个方向的威胁。她的主要成就是建造了一系列新的麦西亚堡垒：在东部边境对抗丹麦人，在西部边境对抗威尔士，在西北部阻挡挪威人从迪河(the Dee)和默西河(the Mersey)袭击塔姆沃思。公元917年，埃塞尔弗莱德占领了德比(Derby)，趁敌人无法分身之际，爱德华入侵了东盎格利亚。到了公元918年，尽管孤立的丹麦军队仍占据着斯坦福德(Stamford)、莱斯特、诺丁汉和林肯，但丹麦区南部的所有地区都已落入了爱德华之手。埃塞尔弗莱德降伏了莱斯特，但不久之后她就去世了，迫使爱德华在接手麦西亚的时候停止了征战。随后他迅速返回攻打斯坦福德、诺丁汉和林肯，到公元920年底，亨伯河被确定为英格兰边境。

与此同时，爱德华正与其他非英格兰人的邻居建立了联系。公元918年，他收到了威尔士格温内斯王国和达费德王国的“归顺书”。《编年史》(Chronicle)称，公元923年，“苏格兰国王和整个苏格兰国家奉他为族长和领主；雷格纳尔德(Raegnald)和埃德伍尔夫(Eadwulf)的儿子们以及诺森布里亚的所有居民，包括英格兰人、丹麦人、挪威人和其他人都奉他为主；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国王威尔士(Welsh)和他所有的臣民也是如此”。这是一系列此类“归顺书”中的第一批，这股“归顺潮”最终在公元973年达到顶峰，当时出现了一场奇观：八位“不列颠国王”宣誓效忠爱德华的孙子埃德加(Edgar)，并在迪河上列队觐见。

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他们个人对国王的臣服——接受国王的领主地位及庇护，而不是永久地放弃独立。事实上，苏格兰和威尔士都在争取自己的内部统一。在约公元850年，苏格兰国王肯尼思·麦克·阿尔平(Kenneth Mac Alpin)吞并了皮克特王国，并且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苏格兰在苏格兰人(而不是皮克特人)的统治下发展起来。在威尔士，格温内斯王国从公元9世纪末开始突然扩张，政治局势发生转变，较小的王国中只剩下达费德没有被吞并。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未征服过威尔士或苏格兰，1066年之前，这两个地方都出现过占主导地位的本土力量。尽管如此，威尔士还是受到了英格兰和维京人的巨大影响。

在10世纪的争夺不列颠土地的众多群体中，有一个是新来的——来自爱尔兰的挪威人。他们对丹麦人没有任何好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控制丹麦区的北部。公元918年，雷格纳尔德领导的一支部队袭击了苏格兰，并在诺森布里亚驻扎。次年，雷格纳尔德占领了约克，并在此称王。这个挪威王国维持了35年，中间曾出现过中断。在此期间，贸易增长，约克和都柏林这两个挪威人的城市迅速扩张。约克的考古发掘工作揭示了由丹麦人规划的木屋和商店组成的街道，这些街道后来由雷格纳尔德的追随者重新建设。在埃塞尔斯坦和埃德蒙统治时期，英格兰人的敌人中挪威人比丹麦人更多。

公元920年，埃德蒙接受了雷格纳尔德的效忠，继而承认了他的地位。但是当一个新的挪威国王试图在公元926年继承王位时，埃塞尔斯坦袭击并占领了约克，摧毁了它的防御，并最终使苏格兰和斯特拉斯克莱德国王臣服。六年后，埃塞尔斯坦与苏格兰人之间的关系破裂。由于担心入侵，英格兰的不同对手都递交了归顺书。但是在公元937年，埃塞尔斯坦仍率领英格兰军队击败了挪威人、苏格兰人和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威尔士人的联合部队。此时埃塞尔斯坦处于他权力的顶峰，他是英格兰人和丹麦人的国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列颠的霸主。埃塞尔斯坦受到外国的尊重，并与法国和德国王室联姻。他的契约显示威尔士王子经常出席他的宫廷活动；在埃塞尔斯坦统治时期，达费德国王海威儿·达(Hywel Dda)仿制了英格兰银币，并颁布了以英格兰法典为蓝本的法律。

但是，这一切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王个人。在公元939年埃塞尔斯坦去世后不久，一支挪威军队在奥拉夫·古斯弗里特生(Olaf Guthfrithson)的领导下卷土重来。新国王埃德蒙被迫承认奥拉夫是约克及其附属领土的国王。奥拉夫于公元941年去世，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埃德蒙回收了丹麦区北部，并掠夺了斯特拉斯克莱德。有趣的是，当时流传一首诗歌，该诗将埃德蒙塑造成一位把丹麦人从挪威人的压迫中解救出来的解放者：阿尔弗雷德的敌人的曾孙们竟然认同英格兰王室，而不认同他们的斯堪的纳维亚同胞。但是在埃德蒙去世后的第一年里，约克再次沦落到一位挪威国王血斧埃里克(Eric Bloodaxe)手里。接下来的六年里，埃里克、新英格兰国王埃德雷德和一位名叫奥拉夫·西里克森(Olaf Sihtricson)的挪威对手陷入了混战的局面。公元954年，埃德雷德入侵诺森布里亚，约克的最后一位国王被驱逐出境并被杀，从而彻底消除了来自约克的威胁。

威塞克斯的王室从近五十年的复杂战争中脱颖而出。埃德加(959—975年在位)的太平统治证明，与纯粹的军事力量相比，和平创造了更多的东西。埃德加不是一位征服者：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他在历史上的角色是维持早期国王在英格兰建立的和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成就无足轻重，恰恰相反，这个王国还很年轻，正因为有埃德加的努力，撒克逊晚期王权的发展才成为英格兰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埃塞尔斯坦开始，国王们更频繁地制定法律并且条文也更加详细。法律涉及广泛的主题，例如维持和平、打击小偷、教堂的等级、商人和市场的行为等等。重点在于团结——埃德加的法典给当地习俗留有余地，特别是在丹麦区，但他坚持认为“在每个民族里，世俗法律都应该确立”。到11世纪初，最严重的罪行的审判要交给王室，当时还形成了这样一种概念，即维护国家和平是国王的职责和权利。与其他规模相当的欧洲国家相比，英格兰王室权威的影响范围更广、更深入。

法律和契约是在贤人会议或王室委员会上发布的。通过附在契约后面的见证者名单，可以追溯贤人会议的发展历程。在10世纪，它比早期国王的委员会规模更大，可能也更正式，并且参会者包括许多被称为“大臣”或者塞恩的人。一些19世纪的历史学家过于努力地将贤人会议视为“原始议会”，但事实上，它绝不是一个民主机构，也没有对国王施加“立宪”限制。但它依然很重要。贤人会议会选出新的国王，批准庄严的公共法案，以及讨论若干事务。会议的成员包括贵族、主教和许多在自己的地盘有影响力的人。从埃塞尔斯坦的统治起，扩大的贤人会议成为一个固定的机构，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国王的意志将通过一个大幅改善的地方政府体系来运作。10世纪，英格兰的区域划分逐渐从杂乱无章发展到单一的“郡”框架。在此之前，有些郡已存在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而且许多郡是以更古老的边界来划分的。但在埃德加统治时期，英格兰各郡的形式基本稳定下来，并一直延续了整整一千年，直到1974年。这些郡被委托给一群知名的权贵来治理，他们也被称为高级市政官(aldermen)。在公元9世纪的威塞克斯，每个郡都有一个高级市政官，但似乎从埃塞尔斯坦统治时期开始，高级市政官的人数逐渐减少，不过他们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在埃德加的统治下，高级市政官变得不像当地官员，而更像是他的继承者，也就是11世纪的伯爵。但高级市政官仍然经常与他所管辖的郡的政府保持联系。

出于法律和行政目的，这些郡被分解为更小的单位，这种细分单位在大多数郡被称作“百户村”(hundred)，而在丹麦区的北部被称作“小邑”(wapentakes)。每个百户村都有自己的法院来解决当地的纠纷，百户村还负责评估提供部队和划桨手的集体义务。不过百户村不是行政阶梯的最底层，为了加强法治，人口被组织成由十个相互负责的家庭组成的小组或“联保十户”。当时还存在一种非常复杂的机构，这一机构将王室政府的重担转嫁到每个农民身上。以上这些很难说有多少是10世纪出现的新事物。百户村的概念在更早的法典中已经出现了——在撒克逊晚期，百户村很可能是基于旧有的领地——但这个系统经过阿尔弗雷德的继承者们的改进，而在埃德加时期发展成形。

王室力量的另一个标志是铸币。甚至在阿尔弗雷德之前，三个货币发行权威(威塞克斯和麦西亚的国王以及坎特伯雷大主教)已就标准的银币达成了一致。埃塞尔斯坦在公元924至公元939年之间发布法令：“整个大地应该使用一种货币。”他和他的继承人成功地保持了货币的一致性，并且所有的硬币都由受严格控制的铸币者在山丘堡垒中铸造。在约公元973年，埃德加设计了一套新的硬币，这套硬币一直是英格兰货币的基础，即使在诺曼征服后很久，人们仍然在使用它。硬币的精致体现一个国家的控制程度，这在当时的欧洲也是独一无二的。

埃德加的主要个人成就是鼓励修道院改革。真正的本笃会修道院似乎在10世纪初的英格兰已经消亡。丹麦人摧毁了几座大教堂和无数小教堂，而那些幸存下来的教堂则越来越倾向于放任、世俗的生活方式，对此比德早已公开谴责过。大教堂的牧师们和他们的老婆孩子住在不同的房子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更接近大教堂的教士会成员，而不像修士。英格兰教会的成功重建需要树立新的修道院生活的榜样，以及建造新修道院的资金。伟大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榜样，英格兰宗教改革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埃德加和他的贵族则提供了资金。宗教改革运动最主要的推动者是三位伟大的主教：圣邓斯坦(St. Dunstan)、圣埃塞尔沃尔德(St. AEthelwold)和圣奥斯沃尔德(St. Oswold)。

英格兰的修道院改革开始于公元940年初，是在王室的赞助下进行的。埃德蒙国王把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修道院交给邓斯坦，埃德雷德国王把阿宾顿(Abingdon)修道院交给埃塞尔沃尔德，这两座修道院都是第一批“新式”修道院。但是埃德蒙和埃德雷德对此都不太热衷，而下一任国王埃德威格(Eadwig)则对邓斯坦抱有个人怨恨。这种怨恨无意中产生了积极后果，因为邓斯坦被流放到国外时，广泛了解了欧洲大陆的修道院生活。随着埃德加于公元959年即位，时代发生了变化：邓斯坦成了坎特伯雷大主教，而埃塞尔沃尔德被任命为温彻斯特的主教。奥斯沃尔德是三人中最年轻的，他曾在法国的弗勒里(Fleury)修道院度过了一段时光。邓斯坦说服埃德加授予奥斯沃尔德伍斯特(Worcester)主教的职位，不久之后，奥斯沃尔德在韦斯特伯里(Westbury-onTrym)建造了一座修道院。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在格拉斯顿伯里、阿宾顿和韦斯特伯里修道院的影响下，英格兰建造或重建了大约五十所修道院。

新修道院的修士遵循基于圣本笃准则的生活方式，仪式和日常生活的细节都效仿欧洲大陆的做法。在约公元970年，各种传统被汇编成《修道院规章》(Regularis Concordia)，这是所有英格兰修道院必须遵循的规则之一。埃德加的角色至关重要，他利用自己的权威推动这项运动，而且所有新修道院都由他直接赞助。旧教堂里的世俗牧师被驱逐，取而代之的是修士，这一运动首次发生在公元964年的温彻斯特，如果没有王室做后盾，取代工作将会很困难。埃德加慷慨地捐赠，并期望其他人也这样做，但到了10世纪70年代，有证据表明强制贵族捐赠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尽管如此，建立修道院再次成为一项具有社会声望的行为。

新修道院富裕、受人尊敬，并拥有珍宝和精美的建筑。文学作品曾提到埃德加时代英格兰艺术之丰富。许多装订精美的插图书籍保留了下来，但只有黄金、珐琅和象牙饰品的碎片留存下来，且几乎没有一栋主要建筑物幸存下来。命运对盎格鲁-撒克逊晚期的建筑极其不利，因为所有最伟大的教堂都是在诺曼征服之后重新建造的。例如，温彻斯特的旧大教堂在10世纪被扩建，教堂长250英尺，有小礼拜堂、精致的西方塔楼，以及带雕刻和彩绘的中楣。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精神和物质层面的革新只能触及旧社会的一小部分(可能不到10％的人口)，其他人继续过着跟以前一样的生活。因此，在诺曼征服时期，本笃会的修道院与未知数量的小世俗教堂(维京人到来以前英格兰教会的遗物)共同存在。

虽然新的修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欧洲大陆的影响，但它与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关系，具有鲜明的英格兰性。到1000年为止，大多数英格兰主教都是修士，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都在贤人会议中与世俗权贵共同议事。重要的教会人士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后几位国王身边最有价值的顾问。同样，教会的改革能够为国王增光添彩，这位国王可能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更加看重王位的神圣性。埃德加的加冕礼被推迟到他30岁，也就是公元973年才举行，因为30岁是圣职授任所要求的最低年龄。仪式的高潮不是加冕仪式，而是使用圣油的受膏仪式，它赋予国王近乎牧师般的地位，并使国王凌驾于人类的判决之上。正如布道者恩舍姆(Eynsham)的埃尔弗里克(Ælfric)所说的那样，“没有人可以自封为王，但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最令他们满意的国王。但是，一旦他被加冕为国王，他就拥有了统治人民的权力，他们可能无法摆脱脖子上的枷锁”。温彻斯特新大教堂奠基章程的卷首插图是埃德加的画像，这是他希望展示给人们的形象——头戴王冠，站在两个圣徒之间，并将他的礼物送给天国的君王(人间君王依靠天国的君王进行统治)。

埃塞尔雷德二世和克努特：英格兰君主制的衰落

接下来的两任国王的统治表明英格兰的君主制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一位新国王在赢得忠诚之前不能指望别人自动对他忠诚，这一点在随后就得到了验证。埃德加于公元975年去世，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儿子。长子爱德华不受欢迎，许多贵族更喜欢他的弟弟埃塞尔雷德。爱德华登基四年后在科夫(Corfe)遇害。毫无疑问，这是埃塞尔雷德的支持者干的。谋杀是多灾多难统治时期的开端。“仓促王”埃塞尔雷德(979—1016年在位)总是得到糟糕的评价(虽然他的著名绰号已经失去了它的原始意义，其中包括双关语Æthelred Unraed，意思是“邪恶顾问”)。可能他确实缺乏对王权仍然至关重要的品质——信任该信任的人并且博得他人信任。另一方面，在学识渊博的大主教伍尔夫斯坦(Wulfstan)的指导下，法律和司法在他的统治下继续发展。如果不是因为一个新问题的出现(维京人卷土重来)，此时的英格兰可能已经像埃德加时期一样实现了统一。

新的袭击者甚至比他们的公元9世纪的祖先更危险。到了10世纪70年代，丹麦国王蓝齿哈罗德(Harold Bluetooth)获得了丹麦和挪威的控制权，并建立了一支由训练有素的专业士兵组成的强大军队。公元988年，哈罗德被他的儿子斯维因(Swein)废除，后者保留了他父亲的军队并建造了大规模堡垒来安置军事社区。其中一个堡垒已在丹麦特瑞堡(Trelleborg)被发掘出来。这座堡垒由巨大的圆形土方围墙包围，里面建有几组巨大的船形大厅，这一切都设计得非常精巧。特瑞堡的考古发现和丹麦传奇都表明丹麦军人拥有高度的协调能力和纪律性，这是英格兰军队无法相比的。

丹麦人的袭击发生在埃塞尔雷德二世即位后的一两年内。起初是小规模攻击，但是在公元991年，一支庞大的丹麦军队在莫尔登(Maldon)击败了高级市政官百利特诺思(Byrhtnoth)和埃塞克斯民兵，失败者不得不支付巨额赔款以求和。公元994年、公元997年和1002年遭到的几次大规模袭击，都以这种方式收场。埃塞尔雷德二世的统治如今如此臭名昭著正是因为这些赔款。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出土了大量埃塞尔雷德二世发行的硬币，还有一些瑞典雇佣军的墓碑，这些墓碑记载着他们前往英格兰，因为立功受奖而发了财。在10世纪90年代，与1066年一样，英格兰的财富也是其危险所在。

埃塞尔雷德二世是如何应对的？他采取的一项措施是阻止邻国给维京人的船队提供停靠的港口。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新建立不久的诺曼底公国在这些邻国中最重要。诺曼人的祖先就是维京人，相隔只有几代人的时间，因此他们有时会向从英格兰返回的袭击者开放港口。但是在公元991年，埃塞尔雷德二世和查理公爵签署了一项不帮助对方的敌人的协议。十年后，埃塞尔雷德二世与公爵的女儿结婚，从此开始了诺曼底和英格兰的致命联盟。

到目前为止，国王的内部政策似乎与他的前任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继承了一个强大、富裕的贵族集团，他的早期契约显示他跟埃德威格和埃德加一样，利用土地馈赠来获得支持。但是从1002年开始，维京人的威胁变得越来越严重，这暴露出王权的基本弱点。国王的土地，可能还有他的活动，通常都集中在威塞克斯。在北部和东部，他可以用来换取支持的资源非常有限，而这些地方正是最需要换取支持的地区。这两个地方存在分裂主义倾向，并且许多当地人仍然怀念他们的丹麦祖先。埃塞尔雷德二世后来的章程表明，王室赞助方向转向中部地区和英格兰东部，尤其是非威塞克斯血统的新人。国王正在努力让英格兰团结起来防御外敌。他的无能可能使这项任务变得更加艰巨，但这项任务对任何人来说都非易事。

1002年，他和他的委员会下令对居住在英格兰的所有丹麦人进行大屠杀，这反映出政府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这项不同寻常的命令不可能得到充分执行，因为一些地区的人口主要是丹麦人，但它反映出某种近乎民族主义的歇斯底里的状态。我们知道，当牛津的丹麦人在圣弗丽德丝维德(St Frideswide)的大教堂里避难时，英格兰市民把它烧毁了。这次大屠杀无疑招致了丹麦人第二年的入侵，这次入侵由国王斯维因亲自率领。斯维因撤掉了诺威奇(Norwick)，但他在东盎格利亚战役损失惨重，并于1005年撤回丹麦。次年他又杀了回来，带领军队扫荡了伯克郡、威尔特郡和汉普郡，英格兰不得不再次以巨额赔款求和。在随后的喘息时间中，英格兰政府建造了一支新的舰队，但在1009年初，80艘船被一名叛变的英格兰船长烧毁。在这次不幸之后，另一支丹麦军队在高个子托卡尔(Thorkill the Tall)和海明(Hemming)的率领下登陆英格兰。1010年他们火烧牛津，然后来到东盎格利亚，次年他们从这里出发突袭肯特郡。这轮战争在1012年意外结束，当时托卡尔改变了立场，他对自己的军队残忍杀害大主教埃尔夫赫亚克(Ælfheah)的行径感到厌恶。这使得45艘船转而为埃塞尔雷德二世效力，其余的陆军则离开了英格兰。

此时所有人都看清了英格兰防守的弱点，当斯维因于1013年再次来到英格兰时，他的意图是征服这片土地。丹麦区的人民不再对埃塞尔雷德二世抱有任何幻想，他们欢迎丹麦国王并立即接受了斯维因。到当年底，斯维因已经占领了牛津、温彻斯特和伦敦，埃塞尔雷德二世已经逃往诺曼底，开始了流亡生活。1014年2月，斯维因去世，他的儿子哈罗德继承了他的斯堪的纳维亚帝国，但在英格兰的丹麦军队拥戴哈罗德的弟弟克努特(Cnut)为他们的国王。与此同时，埃塞尔雷德二世回来了，到了春天，他发动了对丹麦人的远征。克努特毫无防备，吃了败仗，被迫撤回丹麦。1015年，克努特率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杀了回来，而此时埃塞尔雷德的儿子刚勇者埃德蒙二世(Edmund Ironside)违抗父亲，控制了丹麦区北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克努特重新占领了诺森布里亚，然后班师到了伦敦。但是在丹麦军队抵达之前，埃塞尔雷德二世已经死了，埃德蒙已经被立为国王。然而，在威塞克斯内部，许多男人不战而降，接受了克努特的领主地位。埃德蒙集结了他的军队，有一段时间，似乎仍有可能将丹麦人赶出去。但是在1016年秋天，克努特在埃塞克斯的阿辛敦(Ashingdon)赢得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战后签订的条约只给埃德蒙留下威塞克斯，不久之后埃德蒙去世，克努特成为整个英格兰的国王。

克努特国王(1016—1035年在位)不得不处理50年后威廉(William)国王所面临的类似问题。像威廉一样，克努特不是以征服者的身份，而是以合法的英格兰国王的身份开始统治的。克努特娶了埃塞尔雷德二世的遗孀，并为了保住王位而采取了残酷的行动——杀害了几位英格兰知名人士，其中包括埃塞尔雷德二世的长子。王位稳固之后，克努特就积极地采用了文明君主的传统做法。他颁布法律并建立修道院，用12世纪的编年史家的话来说，他把自己“从一个野人变成了一个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然而他仍然是一个丹麦人，并且在他的兄弟于1019年去世时，他继承了一个伟大的北方帝国，而英格兰只是他的大帝国的一部分。11世纪20年代，他越来越多地参与丹麦事务。由于他将精力主要放在丹麦事务上，因此他改变了对英格兰的政策，虽然这些改变相对较小，但最终引发了毁灭性的后果。

当然，克努特的很多追随者都获得了奖赏。虽然没有发生1066年之后出现的全面替代英格兰地主阶级的现象，但很多丹麦人加入了贵族阶层。作为一个外国人，克努特的王位不是十分稳固，因此他保留了一支家族军队或“家族军团”，这对国家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在过去的30年里，英格兰地主们向自己的国王纳税，希望国王把丹麦人拒之门外，但是现在他们又不得不承担维持一支丹麦常备军的重担。

克努特长期在国外，为了使英格兰政府正常运作，1017年，他将王国划分为四块伯爵领地：诺森布里亚、东盎格利亚、麦西亚和威塞克斯。这显然有恢复当地分裂主义的风险，尤其是因为诺森布里亚和东盎格利亚的伯爵都是丹麦人。到了政权末期，最重要的人物是诺森布里亚的西沃德(Siward)伯爵、麦西亚的利奥夫里克(Leofric)伯爵[他的妻子是著名的考文垂戈黛娃(Godiva)夫人]，以及威塞克斯的戈德温(Godwin)伯爵。戈德温的祖籍不详，但到了11世纪30年代，他和他的家族已经成为国王下面最富有、最有权势的非神职人员。克努特的伯爵封邑制度是导致盎格鲁-撒克逊最后30年历史中政权争斗的主要原因。

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终结

当克努特于1035年去世时，有几个可能的接班人。威塞克斯王朝的代表是埃塞尔雷德二世的小儿子爱德华和阿尔弗雷德(此时在诺曼人的宫廷里)，以及刚勇者埃德蒙的儿子，他被流放到匈牙利。克努特有两个儿子：一位是北安普敦的哈罗德，另一位是埃塞尔雷德二世遗孀艾玛所生的哈德克努特(Harthacnut)。克努特希望哈德克努特能够继承他的整个帝国。但当哈德克努特滞留丹麦时，贤人会议任命哈罗德为摄政王——艾玛和戈德温对此都表示反对——并且在1037年为他举行了登基仪式。1036年，英格兰王子阿尔弗雷德不明智地访问了英格兰，并因戈德温的煽动而被害死。哈德克努特在哈罗德于1040年去世后被召回，但两年后他也去世了，丹麦王室断了血脉。此时几乎每个人都希望恢复威塞克斯的古代王朝。阿尔弗雷德的儿子爱德华在英格兰宫廷生活了一年，并在1042年当选为国王。

“忏悔者”爱德华(1042—1066年在位)被尊为最有名的英格兰王室圣徒。最近的传记作者仔细审视了他虔诚传说背后的现实，写道，“他不是出类拔萃之人，但也不是一个神圣的低能儿。就像许多同等级和同时代的人一样，他是一个平庸之辈。无论他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他都继承了11世纪欧洲最强大的政府。英格兰强大的原因部分在于几百年前的体制，部分在于过去60年的分裂。

自埃德加时代以来，地方政府一直在发展。一方面，在克努特当政期间，伯爵封邑给了少数人巨大的领土权力。一个权力不稳固的国王现在不得不面对过度强大的臣民。另一方面，一种极有用的新官员诞生，这些官员在地方负责执行王室政策。在埃塞尔雷德二世统治期间，每个郡都设有国王的当地法警(城镇长官)，后来被称作“郡法官”(shire-reeve)或郡督。他是国王在郡中的首席行政代理人，逐渐承担了越来越多的高级市政官的职能。郡督负责征收王室税收和司法盈利，但他也属于不断壮大的当地权贵集团。在郡法院，他可以向绅士宣布国王的意旨，在日常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增加王室权威的分量，以对抗压迫性的权贵。郡法院和郡督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留给后来中世纪政府最重要的遗产。

埃塞尔雷德二世统治时期，英格兰的软弱带来了一个直接结果——一个高效的税收制度发展成形。10世纪90年代给丹麦人的巨额进贡必须从英格兰筹集。这笔进贡被称为“丹麦金”(Danegeld)，它基于古老的以海德为单位征收土地税的方法，以每海德固定的税率缴纳丹麦金。1012到1051年间，历代国王每年都征收这项税，但此时这项税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常备军队。为此目的而开发的复杂的评估体系是后来的《末日审判书》的基础，这也为11世纪初英格兰官僚体制提供了大量贡赋，在诺曼国王征服之后，征收丹麦金的政策又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官方文件——王室令状。埃塞尔雷德二世可能发布过，当然克努特肯定发布过，但是保存至今的最早令状原件来自爱德华时期。令状的最初形式是发给郡伯爵和郡督或主教的简短通知，表示一次土地赠予已经完成并应在郡法院得到认证。一份典型的王室令状内容如下：

国王爱德华以友好的方式迎接哈罗德伯爵和他的郡督托菲以及他在萨默塞特的所有贵族。我宣布阿尔弗雷德已经和平地、悄悄地把卢顿(Lutton)的土地卖给了主教吉索(Giso)。这份交易在帕里特(Parret)完成，在场的见证人包括我、我的妻子伊迪思(Edith)、哈罗德伯爵和其他许多人。我们也希望这位主教能够持有这块土地及其所有附属物，主教可以和他的前任一样自由地处置这块土地。如果有什么东西被不公正地从这块土地上拿走，我们会要求物归原处。其他形式的破坏也被禁止。

王室令状将效率与新的认证手段相结合——用王室的模具盖章而形成的下垂蜡封。作为所有权凭证，令状为旧的正式契约提供了有益的补充，这些契约既笨拙又易于伪造。它们还为国王提供了一种可以在郡内让人们快速清楚地了解他的旨意的方法。诺曼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用这种方式来发布命令，且所有更重要的征服后的王室文件都采用了这种方式。

在下达税收令或签发令状时，国王会咨询他的秘书处。与阿尔弗雷德以来的其他国王一样，忏悔者爱德华拥有一批由牧师组成的文职人员，他们由一位首席文书领导。首席文书这个职位后来发展成了大臣。文职牧师的职责之一就是记录，从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开始，就有非常详细的土地普查，记录土地使用权、海德数量和纳税额。比德的一些评论表明，即使是公元7世纪的诺森布里亚的国王们也有足够精确的信息，使之能以准确的海德数来授予土地；从公元8世纪开始，一份名为《部族藏书》(Tribal Hidage)的文件列出了依赖麦西亚的民族、外省和部落的名字及土地的海德数。因此，我们可以确信，公元9世纪和10世纪的国王有某种财政记录，尽管无法详细说明。在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时期，王室秘书处拥有很多案卷，这些案卷列出了各个郡和百户村土地的海德数、王室土地的数量，以及每一个庄园的名字、业主和价值。我们不是从原始文件本身(尽管有一些残片存留下来了)，而是从《末日审判书》了解到这些的。如果没有早期的案卷，那么1086年的土地大普查几乎不可能进行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诺曼征服以前的公共记录的遗失令人痛惜，但仅仅知道它们存在过就足以说明爱德华政府的管理能力。

如果说英格兰政府在阿尔弗雷德和爱德华的统治之间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英格兰社会也是如此。公元1世纪中叶到11世纪中叶，英格兰的人口和经济迅速增长。在《末日审判书》之前没有统计数据，但书面、考古和地形证据表明后来英格兰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是在这一时期成形的。毫不奇怪，更多的人意味着更大的城镇。在诺曼征服之前，英格兰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城镇——大批人口聚居，有市场和商人，不同的工匠群体生活在专门的小区，同业行会和行规形成，教堂众多，还有在某些情况下迅速扩张的郊区。撒克逊时期末的法律法规承认交易中心或“港口”(不一定是沿海地区)和大型自治市镇，并根据城镇被允许拥有的铸币人的数量来征税。这些城镇包括大部分的山丘堡垒和许多大教堂中心，但它们并不一定是古代重镇。我们甚至无法猜测当地市场的数量，但许多13世纪开始繁荣的市场可能比它们看起来的更古老。

农村也在发生变化，但很难清楚地追踪这些变化。地形学的研究表明，人口较多的地区有定居点集结的过程，分散的农场居民也聚集在一起形成村庄。与此同时，农业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一体化，因此到1066年，英格兰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共同土地”。这些土地由产权交叉的农民来耕种，因此可能采用集体认可的种植模式。土地制度的早期发展问题现在仍有争议，但是在10世纪，我们首次发现了中部英格兰的开阔田野与周围的“林间牧场”之间的基本不同。关于定居形式、耕种方式和土地所有权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仍然不确定，但似乎这个过程经历了几个阶段，并且在诺曼征服之后，这个过程还在持续。还有人认为，这些发展有时不是自发的，而是根据自上而下的规划重新安排的结果。小农社会出现了更多阶层，也更具凝聚力，同时地主对他们的佃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之所以出现这些发展，原因之一是庄园和庄园主越来越多。除了发展缓慢的地区之外，大多数旧的“复合庄园”在11世纪被分割为与现代农村教区相对应的更小单元。人口增长了，种植面积扩大了，过去“松散的”农业体制的组成部分如今成为完整独立的实体。10世纪留存下来的土地租约比公元8世纪和9世纪这两个世纪的加起来还多；大多数租约都是关于出租较小的土地单位，而租给平信徒的比例更高。塞恩阶层的范围扩大，包括了农村的乡绅，《末日审判书》显示，1066年英格兰有数百名庄园主。

这是大多数教区教堂建立的背景。正如国王们和主教们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建造大教堂一样，塞恩在10世纪和11世纪建造了庄园教堂。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私人教堂(比德提到过公元7世纪90年代一名在私人教堂里任职的主教)，但是文件和考古资料都表明大多数私人教堂是在公元900年之后甚至公元950年之后建造的。教士组织一定十分混乱：大教堂教区正在慢慢腐朽，越来越多的庄园正在收购对他们的教堂构成竞争的教堂，这些教堂由庄园牧师主持。11世纪的教堂(诺曼征服之前和之后)实际上都归它们的领主所有，它们的功能取决于土地所有者的态度而不是牧师的态度——教会的职能是为领主、他的家族和佃农服务。尽管有很多证据表明1700年存在的一半以上的教区教堂都是在1066年之前建立的，但我们还不能称其为正式的“教区体系”。

因此，我们所熟悉的英格兰乡村的地标(村庄、庄园主的住宅、教堂)主要形成于撒克逊晚期。根据大主教伍尔夫斯坦在约1010年的记载，庄园主的住宅和教堂是塞恩身份的标志：“如果一个底层自由民(ceorl)富有了，拥有五海德属于自己的土地、一座教堂、一个厨房、一口钟和一个堡垒门，并在国王的大厅里有一个席位和特殊职位，这样他才配被称作塞恩。”这个著名段落中的“堡垒门”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引起了不必要的争议——英格兰在诺曼征服之前是否有城堡？一位将私人城堡与封建主义等同起来的作家确信撒克逊晚期英格兰不是封建社会，他认为这时期的英格兰除了共有的山丘堡垒之外没有城堡。但是，如果一座固若金汤的庄园主住宅被视为一座城堡，那么有没有城堡几乎说明不了一个社会的性质，只能说明这样的社会包括一个以土地为基础的贵族阶层。事实上，现在的考古发掘证明，加固的住宅确实存在过，在北安普敦郡的苏尔格雷夫(Sulgrave)和林肯郡的戈尔索，都发现了约1000至1020年的被河岸和壕沟包围的复杂庄园建筑群。这些遗址表明撒克逊晚期塞恩的普通住宅可能与12世纪和13世纪初的大多数庄园一样壮观。

战争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装备也更加昂贵。到了10世纪末，一种兵役制度发展起来，它规定每五海德土地就负责提供并装备一个人(民兵)。这意味着一个普通农民不可能用自己的有限资源把自己武装成一名战士，言外之意就是战斗人员的地位提高了。根据伍尔夫斯坦的说法，五海德是一名塞恩最小的地产，盔甲和武器已成为塞恩身份的另一个标志。一名全副武装的撒克逊晚期战士，它所包含的意思不仅仅是将一名底层自由民转变成士兵。

到了埃塞尔雷德二世统治期间，修道院改革已经失去了动力。位于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伯顿修道院(Burton Abbey，1004年)和位于牛津郡的恩舍姆修道院(Eynsham Abbey，1005年)是最后建造的大修道院，普遍的政治动荡和资源枯竭很快阻止了大规模的资助和建设。然而，爱德华的虔诚使他实施了一个修道院建筑项目，这是英格兰有史以来最宏伟的项目。大约在1050年，他开始重建威斯敏斯特的老教堂，其规模与强大的英格兰王国相称。英格兰的建筑业一片萧条，但在诺曼底，在过去的40年里，建筑业的发展突飞猛进——与法国贝尔奈(Bernay)和卡昂(Caen)的修道院教堂相比，埃德加时期最气派的建筑也要黯然失色了。因此，为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爱德华自然地向诺曼建筑师寻求帮助。最终建造的教堂即使按照诺曼底的标准也称得上极其宏伟、富于创新了，它的精美绝伦可能归功于英格兰的装饰传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塞克斯家族最后一座伟大的纪念性建筑居然是诺曼文化的产物。

盎格鲁-撒克逊历史的最后岁月主要是关于戈德温家族和王位继承问题。爱德华娶了戈德温的女儿，但到了11世纪50年代早期，很明显他永远不会生下继承人了。爱德华是刚勇者埃德蒙二世的儿子，他于1057年带着他出生不久的儿子从匈牙利回到英格兰，但这个婴儿很快就夭折了。年幼的王子埃德加是合法的继承人，但没有人看好一个孩子能够登上宝座。挪威国王马格努斯(Magnus)以及他的儿子哈罗德·哈德拉达(Harold Hardrada)将自己视为包括英格兰在内的克努特帝国的继承人。爱德华对这两位候选人都不太满意，如果说他的目光转到了其他地方，那一定是英吉利海峡对岸。他曾在诺曼底公国——诺曼底迅速崛起，内部组织严密——度过了25年的流亡生活。1035年，罗伯特公爵七岁的私生子威廉继承了他的王位。我们永远无法确定爱德华是否许诺过将王位传给威廉，但我们期望他这样做。

爱德华因为兄弟被害而无法原谅戈德温，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051年达到顶峰。爱德华的一位诺曼朋友卷入了多佛的一场斗争，几名男子被杀。爱德华命令威塞克斯的伯爵戈德温率军攻打多佛，以示报复。戈德温拒绝了，并举兵反对国王。国王召集了麦西亚伯爵和诺森布里亚伯爵的全部军队，战争一触即发。但冲突最终得以避免，其原因正如同时代的一个人所说的那样，“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参加战斗将是非常愚蠢的，因为几乎所有英格兰地位最高的贵族都加入了两派，并且他们深信，一旦开战，外国敌人将乘虚而入”。戈德温失去了支持，他和家人被迫流亡。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爱德华不断地在宫廷里起用诺曼人，但是在1052年，戈德温带着一支庞大的舰队杀了回来，国王不得不妥协。诺曼籍的大主教逃回了诺曼底，他的几个同胞也在戈德温的要求下被驱逐出境。

此时戈德温几乎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在1053年，他去世了，继位者是他的儿子威塞克斯伯爵哈罗德。哈罗德注定要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后一位国王。当诺森布里亚伯爵斯沃德(Siward)两年后去世时，他的爵位由哈罗德的弟弟托斯提戈(Tostig)继承。由于威尔士格温内斯国王格鲁菲兹(Gruffydd)的侵扰，戈德温两个儿子的地位很快上升。格鲁菲斯最近在威尔士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与流亡的麦西亚爵位的继承人结盟，向英格兰领土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其中赫里福德遭到洗劫并被烧毁。哈罗德和托斯提戈兄弟俩合力把格鲁菲斯赶回威尔士，并在1063年致使他垮台并死去。凭借这一功绩，哈罗德成为英格兰的杰出人物。尽管他缺乏王室血统，但他似乎是公认的王位候选人。

但是在1064年，或者1065年初，哈罗德在诺曼底访问了威廉公爵。根据诺曼人的资料来源，哈罗德作为爱德华的大使，前去向威廉宣誓，提早承诺把英格兰的王位传给威廉。宣誓的故事有可能是诺曼人杜撰的，但总的来说不可能是编造的。但是还有第三个解释，即制作贝叶挂毯(Bayeux Tapestry)的英格兰艺术家们可能试图暗中向我们解释——哈罗德不幸落入威廉之手，被迫宣誓，并羞愧地回去禀报愤怒的爱德华国王。无论哪个版本是真实的——总体而言，诺曼人的说法最站得住脚——许多同时代人认为威廉既有合法的权利又有实力继承英格兰的王位。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后的两年里发生了一连串事件。1065年，诺森布里亚爆发反抗托斯提戈伯爵的叛乱。哈罗德出面调停，但当地提名的伯爵候选人不予妥协，托斯提戈被迫流亡，从此与他哥哥哈罗德反目。1066年1月5日，爱德华国王去世。与紧迫的军事形势相比，王位继承的合法性只能让步，贤人会议选举了哈罗德为国王。这等于向他的两个成年竞争对手发出了挑战信号。挪威的哈罗德·哈德拉达第一个采取行动，在流亡的托斯提戈的协助下，他在夏天入侵了诺森布里亚，并占领了约克。正在防范诺曼底入侵的哈罗德被迫向北转移。9月25日，在约克附近的斯坦福德桥(Stamford Bridge)，哈罗德遭遇并击败了挪威军队。最终，哈德拉达和托斯提戈都被杀，哈罗德国王收复了诺森布里亚。

与此同时，被恶劣天气耽搁的威廉公爵的舰队于9月28日在佩文西(Pevensey)登陆。哈罗德急忙南下，但他两个月前所做的准备工作已经瓦解，军队的核心已经筋疲力尽。1066年10月14日，英军和诺曼军在黑斯廷斯附近相遇。哈罗德的部队聚集在山顶上，形成了一道盾牌墙。这场战斗持续了一整天，起初英军似乎处于优势。显然，英军最终战败是由于缺乏纪律而不是缺少士兵。哈罗德的部分军队似乎被诱骗下山，去追击敌人或真或假的撤退，结果后路被切断，最终被歼灭。渐渐地，英军出现了溃败，虽然核心部队一直战斗到黄昏，但胜负已成定局。哈罗德战死，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在他倒下的地方修建了战役修道院(Battle Abbey)。

威廉向多佛挺进，然后是坎特伯雷，在那里他收到了温彻斯特的归顺书。但他的主要目标是伦敦，因为那里是埃德加·阿瑟林(Edgar Atheling)领导的英格兰抵抗运动的核心。威廉在伦敦桥遭遇抵抗，他包围了这座城市，一路烧杀抢掠。与此同时，埃德加的党羽正在土崩瓦解，当威廉到达伯克姆斯特德(Berkhamsted)时，埃德加亲自率领英格兰贵族与他见面，并表达了他们的忠诚。阿尔弗雷德的家族在经历了丹麦人、挪威人和又一次丹麦人的侵略后得以幸存，但最后还是被一个外国王朝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