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罗马不列颠时期

(约公元前55—约公元440)

彼得·萨尔韦(Peter Salway)

不列颠历史的开端

罗马统治时期，不列颠的人口与其在中世纪人口高峰时期差不多。罗马帝国幅员辽阔，从土耳其延伸到葡萄牙，从红海延伸到泰恩河畔以及更远的地方。不列颠是统一的罗马政治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情况持续了400多年。在克劳迪厄斯(Claudius)于公元43年对不列颠发起征服之前，不列颠已经受到了罗马帝国的影响，即使在摆脱罗马统治后，这一影响力仍然存在了一段时间。我们要阐述的是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整整500年的历史。

不列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之前。罗马人在不列颠所发现的社会特征，是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开始出现的。在被罗马征服的时候，不列颠的文化似乎已经发展了1500到2000年，尽管史前史学家在细节上有很大的分歧。在罗马人到来之前的铁器时代末期，不列颠社会已经形成了罗马人在西北欧其他地方所遇到的相似的组织形式，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语言，我们不准确地称之为“凯尔特文化”和“凯尔特语”。在罗马帝国边疆之外的不列颠，这种文化和语言基本被完好地保留了下来；然而，在帝国统治下的不列颠，处于底层的凯尔特语言和文化虽然在坚守，但还是被罗马以不同于现代殖民帝国的方式所同化和修改。

那么，为什么我们既不从罗马人到来之前开始撰写不列颠史，也不像一些现代作家所要求的那样，把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划归成“史前史”呢？答案在于罗马时期不同于之前的时期。有人说，研究罗马统治时期的不列颠是史前史，因为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必须严重依赖考古学，研究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初期的历史也是如此，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然而，我们的研究资料来源绝不仅仅是考古发现，而且对文物本身的解释也不可能脱离对文字材料的研究。确实，当时或接近当时的文字材料的数量与后来的时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们也足以产生举足轻重的意义。此外，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有文字的社会的常规批量文字输出活动留下的数量可观的残余，而且它们没有像希腊文本和拉丁文本那样走样；数世纪以来，这些希腊文和拉丁文材料大部分都是通过手抄复制和再复制的方式保留下来的，因而不可避免会出现走形。在不列颠发现的文字(主要是石碑上的碑文，但也有其他形式)构成了研究罗马时期不列颠历史的主要一手资料。它们包括制成品的商标，在考古挖掘中发现的以各种材料制作的为数不多但越来越多的私人信件和其他文件，甚至涂鸦(普通人日常读写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忽视对罗马钱币的专门研究，虽然研究过程困难重重，但是大有裨益，因为罗马钱币在罗马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流通货币本身不仅是政府操纵的财富，而且硬币上的文字和图案也一直被用作大规模政治宣传的强大媒介，其效果如同今天电视上反复播放的广告。不可否认，在罗马时期的不列颠，城镇居民的阅读能力要比农村居民普及得多；不过，在罗马军队中，识字是强制性的，而且在许多其他行业也是必不可少的能力。与其他时期一样，这一时期的识字能力当然不限于某个小众或特殊的阶层。

罗马时期的不列颠与之前的关键区别在于，这个时期的社会是有文化的，文化水平可能比中世纪结束前的任何时候都更高。与此同时，这也是个法治社会，法律规范了个人与国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这种治理曾经多么腐败、多么低效。罗马时期的不列颠社会越来越受官方的规章制度和办事程序主导，使之与铁器时代末期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铁器时代，除了制作精美但数量有限的钱币上刻有文字外，即使是上层社会也完全没有自己的文字，虽然他们拥有从罗马进口的奢侈品；而且钱币上的文字几乎统统都是拉丁文，连铸币人也通常是罗马人。

公元前55年和公元前54年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远征为后来的罗马征服不列颠拉开了序幕，罗马对不列颠的征服是不可避免的。罗马人从不认为有什么东西能限制他们扩张的权利：事实上他们视扩张为神圣的使命。从恺撒远征之后，不列颠便在罗马人的意识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罗马时期是不列颠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但这与其说是不列颠岛上从此有了定居者，不如说是把不列颠从史前带到了历史。

一个国家的自然地理特征对人的生活方式有极大的影响，不列颠也不例外。不列颠岛的地理环境大体可以划分为“高地”和“低地”，粗略地说，本岛北部和西部多山地，而南部和东部地势平坦，但是在历史分析中，这一差别的重要性被夸大了。而且，在不列颠，人们已经显示出改造环境的强大能力，有时是有目的的改造，通常是为了追求某一目标，例如获取燃料。这里的物理条件也发生过重大变动，特别是海平面的升降，其对海岸线及内陆河流的形态和水位有相当大的影响。气候因素或地质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的活动尚不确定。总的来说，我们对罗马时期掌握的证据表明，当时的气候与当今的不列颠大致相似。在公元1世纪，有一段时期海平面相对较高，随后又出现了“海洋倒退”，露出了可开发的新土地。在公元3世纪，欧洲气候条件相当湿润，许多地区暴发洪水，对低洼地区、河流和港口构成了严重威胁。所以看起来在整个罗马时期，气候条件并不是恒定不变的。

曾经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不列颠的大部分领土原本丛林密布，只是后来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砍伐殆尽，这种观点现在已经站不住脚。到被罗马征服时，虽然不列颠仍然有大片天然林，但其人口已经增长到罗马人统治时期的水平，比征服者威廉统治时期(1066—1087)高两倍或三倍。森林与开阔的人类定居点的比例已经下降到中世纪后期的水平。自公元前1300年前后，铁器时代典型的土地结构已经开始形成：山间堡垒、单独的农场或多个农场形成的村庄(通常被小型围场包围)、面积较大的永久性耕地、林地及开阔的大牧场。在恺撒到来之前的600年里，欧洲大陆铁器时代的各个阶段的诸多社会形态在不列颠都有所体现，当然不列颠的社会形态经常带有海岛的特征。这在史前史学家之间引发了未有定论的争议，即彼此衔接的社会化是否主要是由大规模入侵造成的，还是由旅行和贸易产生的思想交流形成的；大规模入侵，指的是相对来说数量不多但具有影响力或前来征服的新来者(如后来的诺曼人)的到来。但无论它是通过什么机制实现的，事实就是恺撒时期的不列颠已经发展到与欧洲大陆同等的水平，正如他本人所说，他在所到之处——不列颠的南部和东部——遇到的部落与他在高卢见到的部族非常相似。除此之外，考古学揭示出在不列颠还有一些欠发达的民族，但他们似乎都使用统一的不列颠版本的凯尔特语，其文化也大致相似。

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克劳迪厄斯时代所发现的部落体系在恺撒时代还没有发展成熟，而且在两次罗马入侵之间还发生了一些其他重大变化，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当恺撒来到高卢时，位于南部地区的大部分当地部落，已经从国王统治过渡到由选举产生的行政官和部落议会治理，但在北部，王权统治仍然很普遍。在不列颠，王权统治一直延续到克劳迪厄斯时期，尽管存在着几对国王联合执政或分而治之的情况。社会阶层大体上分为军事贵族和从事农业的平民。牧师，或者叫德鲁伊是第三个群体，对于他们的地位和职能还存在争论。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他们在政治上地位显赫，但至少在不列颠，有证据反驳了这种观点。无论是处理部落内部矛盾还是部族间的冲突，凯尔特人向来争强好斗。在高卢，有各个部落的杰出人物定期聚会的传统，但在不列颠，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如面对重大威胁时，各个凯尔特部落才会联合推选一位领袖。在不列颠，“民族”情怀淡薄，或完全不存在。

恺撒时期，不列颠南部与高卢北部之间已经建立了紧密的关系。考古发现，两个地区之间的货物和人员往来主要通过两组路线。当时最重要的路线连通布列塔尼(Brittany)和下诺曼底[古代统称为阿莫里卡(Armorica)]与不列颠西南部，途经一个位于多塞特郡(Dorset)亨吉斯特伯里角(Hengistbury Head)的港口。另一组路线从上诺曼底和低地国家(位于塞纳河河口和莱茵河河口之间的领地)，延伸到不列颠的南部和东部。此外，恺撒还报告称，“在世人的记忆中”，高卢的统治者不仅统治着本土，还曾掌管着不列颠。恺撒在入侵不列颠时发现，与不列颠的特遣队并肩作战的不仅有高卢人，还有来自罗马的逃亡者，这些逃亡者带着他们的亲戚朋友横跨英吉利海峡来不列颠避难。

要理解恺撒为什么征服高卢，以及是什么东西促使他入侵不列颠，我们需要简要地了解一下当时的罗马国情。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罗马从意大利的一个城邦扩张成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帝国，并一直实行她自己的传统政府组织形式。这种政体设有公民大会和每年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官，理论上似乎很民主，但实际上政府公职由少数贵族家族把持，世代相传。名义上作为顾问机构的元老院主导着政治，其成员由所有现任和前任的地方行政官组成。执政官执掌最高权力，由推举出来的两名贵族担任，一年选举一次，几乎完全由元老院阶层内部一个更小的集团把持，执政官的家族声名显赫。紧密交织的宗教和社会观念十分看重对祖先的尊敬和对家族荣誉的维护。古典世界的一个特点是，一个人的声誉——同行对他的评价——至高无上。在罗马，贵族个人往往压力重重，既要履行家族使命又要实现个人野心，要通过献身公共事业、为最高职位而奋斗来光宗耀祖。

一个人的声望主要取决于两个领域的成就——法律和军事。进入元老院通常意味着可以在这两个领域任职。两者中，凭借军事能力赢得的声望要更高。担任某些要职(即使低于执政官)意味着既有资格指挥军队也有权治理外地行省。什么成就能让一个人赢得最高地位？恺撒时代的演说家、政治家兼道德家西塞罗(Cicero)对此直言不讳：为帝国开疆拓土比治理帝国能赢得更大的荣耀。

在古代，征服之战通常为胜利者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一次次的征服为罗马带来了巨额财富，也为这个地中海帝国带来了无数机会和诱惑，这一切给原先仅适用于意大利小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施加了无法承受的压力。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罗马共和国开始瓦解。统治阶层内部的旧协议已无法应对新局面。他们变得心胸狭隘，过去他们谋求进入极少数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之列，现在则追求独享权力和荣誉。

长期以来，罗马大贵族的威望在一定程度上要看依附于他的人数。事实上，所有人都可以把自己看作是他的“附庸”。对像不列颠这样的行省来说，这种“庇护”是极为重要的社会特征，若没有这样的机制，不列颠将远离权力中心。到公元前1世纪，职业军队取代了为某一场战争而临时征召的公民军队。元老院允许这些新的职业士兵依靠自己的将军而不是国家来获取兵役报酬，尤其是极为重要的退役金，这可是致命的错误。这种情况导致内战不断，罗马共和国注定走向灭亡。立场、行动和社会关系已经确立，这些因素将困扰着罗马剩余的历史。对于不列颠来说，影响她命运的不仅是帝国后来的重大历史事件，还有罗马人的价值观。罗马人把他们的价值观成功地传递给了他们新吸纳的人口，特别是当地的统治阶层。确实，创造共同的上层阶级文化是帝国本身成功运作的关键，但在许多方面也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不列颠在罗马时代的历史反映了这种基本模式。

要考察恺撒大帝为什么征服高卢，必须了解当时的背景，此时已是罗马共和国末年，国内陷入权力争斗中。我们或许永远不知道他在公元前55年和公元前54年对不列颠发动两次远征的确切原因，也不知道他是否有征服不列颠的企图——他曾跨过莱茵河对日耳曼人发动突袭，以示惩罚，入侵不列颠可能如出一辙。入侵不列颠的更大意义在于其对未来产生的影响。尽管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听说有不列颠人在高卢战斗，但是此次军事行动在短期内收效甚微。由于高卢人的反抗此起彼伏，恺撒既未能继续推进他在不列颠取得的胜利，也未能利用不列颠各部落临时联盟的投降之机扩大战果。事实上，在公元1世纪，有一位罗马的历史学家曾记述，一位不列颠领袖在演讲中对听众宣扬，恺撒是被他们的先辈们“击退”的。

不过，恺撒对不列颠的远征在罗马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罗马人看来，不列颠是一个遥远的、差不多仅存在于传说中的岛屿，要抵达那里需要渡过浩瀚的“大洋”，罗马人尚未习惯于地中海之外的惊涛骇浪，这个“大洋”令他们心生畏惧。不列颠是个未知的世界。两次短暂的战役之后，恺撒把不列颠纳入了罗马的版图。不列颠笼罩着神秘的光环，因此在那些怀着军事野心的罗马人心目中，这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地方——恺撒已经为尤利乌斯家族的后人树立了目标和惯例。此外，他的经历——他几次死里逃生，幸免于不列颠人之手和恶劣的天气——为后来的远征指挥官提供了实用的经验教训。

恺撒还树立了干预不列颠事务的多项重要惯例。他接受了几个强大国王的投降，也接受了其他人的友谊。罗马开始对不列颠征收贡品或年税。恺撒在高卢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不列颠王子投奔了他，这位王子的父王已经被卡西维劳努斯(Cassivellaunus)杀害；卡西维劳努斯正是不列颠部落联盟推选出来、领导他们反抗恺撒的头领。恺撒立这位年轻王子为埃塞克斯郡特里诺文特部落(the Trinovantes of Essex)的国王，迫使卡西维劳努斯不得干涉该部落的事务。因此，罗马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霸主，如果他愿意，他有索取钱财的权利，也有保护朋友的义务。(事实上，除非出于他自己的利益，否则罗马很少去履行自己的义务：名义上受罗马保护的众多小国没有认识到这种古代的基本法则，因而遭遇了不幸。)我们知道，惯例对罗马人来说十分重要，而恺撒为他们留下了很多惯例。

在恺撒之后的20年里，罗马的注意力全都放在内战上，一系列内战导致共和国的灭亡，并将恺撒的养子屋大维(Octavian，后来称奥古斯都)推向权力中心。恺撒曾在高卢立好友康谬(Commius)为阿特雷巴特人(the Atrebates)的国王，后来这位昔日的高卢朋友加入大叛乱，恺撒本人对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叛乱被镇压后，康谬逃往不列颠(他曾在那里当过恺撒的代理人)，并在那里的阿特雷巴特人中建立了一个王朝。这个时期罗马人不太关注不列颠也在情理之中。对我们来说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开始考察各个部落，勾勒各个王朝的历史。康谬的王朝尤其令人着迷。他不仅统治着罗马人设计的高卢阿特雷巴特人的“附庸”王国，还统治着居住在塞纳河以北的英吉利海峡沿岸的莫里尼人(the Morini)；许多从“比利其人(Belgae)”的主要聚居地出发、跨越默兹河(the Meuse)、通向不列颠的路线都要穿越他所掌控的领地。在恺撒到来之前，似乎已经有人从高卢的比利其人定居地来到不列颠，随着恺撒不断推进他的征服事业，并在不列颠建立相应的皇家机构，这一迁徙进程可能加速了。

公元前1世纪，比利其文化在不列颠南部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在非比利其部落里也是如此。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社会分工变得更加明显，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如制陶业)，而非家佣工作，成了手工业者的职业。不列颠的艺术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这尤其体现在金属工艺方面，金属制品带有涡卷图案和精美珐琅，但主要用于装饰军事首领的装备和神殿。在大多数比利其化的地区，平原上的大规模定居点取代了山坡堡垒，有时候通往这些定居点的道路上还筑起了土垒防御工事。这些定居点一直被视为罗马式城镇的雏形，不过其中一些更像是皇家宅第，而非当时地中海沿岸意义上的城市。但对于后来的不列颠地形而言，最耐人寻味的变化在于永久性农村定居点的广泛涌现，特别是在恺撒和克劳迪厄斯(公元前54年—公元43年)统治期间。这些定居点的田地具有规则的边界，这意味着土地的所有权是固定的。考古学家们越来越觉得，这一时期可能标志着一直延续至今的土地划分框架的开端。土地的耕种者和所有者变换了无数次，但是可以做出令人信服的推测，当时的地形轮廓保留至今，没有太大变化。

在发动第一次远征的头一年，恺撒在海上与布列塔尼的威尼蒂人(the Veneti)遭遇，并摧毁了他们的舰队；威尼蒂人的船只曾经控制着阿莫里卡与不列颠西南部之间的贸易。考古发现表明，大约在这个时候，贸易重心转移到了比利其高卢与不列颠南部和东部之间的线路上。从此以后，从塞纳河到南安普敦地区的海上通道，从布洛涅(Boulogne)到肯特(Kent)的短途航线，以及从莱茵河和低地国家到埃塞克斯港口的航线，都变得举足轻重。因此，最富有和最发达的商业活动出现在今天不列颠的这些地区，就不足为奇了。从公元前12年开始，当奥古斯都率军征服荷兰和日耳曼时，欧陆北部地区与不列颠的联系急剧增强。尽管从长远来看，奥古斯都没能将帝国延伸到易北河，但从此以后，大规模的罗马军队长期驻扎在莱茵河畔。不列颠向帝国出口谷物、兽皮、牲口和铁器，这些物资对罗马的军事行动至关重要。最近的研究表明，技术先进、生产效率高的不列颠农业，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还有了大量盈余，至少在粮食方面是这样。我们可以合理推测，驻扎在莱茵河畔的罗马军队需要物资补给，同时海峡对岸的新罗马行省里出现了新兴的民间市场，这些因素为不列颠提供了发展机遇，刺激甚至促进了不列颠的财富增长、社会变革及新的农业模式。

奥古斯都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意识到恺撒的功绩是留给他的遗产，他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军事声望。在他最终击败马克·安东尼之前，他似乎已经开始计划入侵不列颠了；而且在付诸行动之前，他至少进行过两次尝试。所有的尝试都因其他更迫切的事情而被迫放弃。不过，在公元前26年之后，他很乐意让人们保持原先的印象，即他将很快征服不列颠，这样可以在罗马为自己做政治宣传，同时通过谈判而与不列颠发展外交关系，或者恢复恺撒对那里的征税，据我们所知，这样的谈判已经在进行当中。活跃在奥古斯都王朝后期或其继任者提比略(Tiberius)统治时期的作家斯特雷波(Strabo)证实，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不列颠人须向罗马缴纳高额关税。他写道，罗马耐着性子不去征服唾手可得的不列颠，是因为不用占领照样可以征税，这样更划算。他的话似乎反映了一条党派方针，即努力为放弃入侵不列颠的政策辩护。他意味深长地补充道，不列颠人不会对罗马构成军事威胁。

康谬的儿子廷康谬(Tincommius)继承了他父亲在不列颠的王位。公元前15年前后，新国王对罗马的态度似乎出现了逆转，这个位于塞纳河至南安普敦贸易路线上一端的重要王国与罗马建立了友好关系。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另一个不列颠部落卡图维劳尼人(Catuvellauni)的日益壮大，这个部落的中心位于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这个部落是最近由若干小氏族合并而成的，还是早就是卡西维劳努斯背后的支持力量，不得而知，但是在克劳迪厄斯征服不列颠之前，这里的历史主要是卡图维劳尼部落的扩张史。然而，当时的罗马对卡图维劳尼人的扩张视而不见。即使在廷康谬和另一位不列颠国王被驱逐、不得不向奥古斯都寻求庇护时，罗马也只是视其为对奥古斯都的主张(即在不列颠实行统治)的支持，奥古斯都认为可以借此在罗马国内做政治宣传。事实上，所有证据都表明卡图维劳尼人处事谨慎，不会公开对罗马的敌意。这种和平的状态对双方的统治阶层来说都有利。不列颠的贵族享受着从帝国进口的商品，而为了换取这些奢侈品，他们会出口相应的商品。罗马作家罗列了出口商品的清单，清单显示，不列颠人不仅给罗马军队提供重要的物资，如黄金、白银、奴隶和猎狗，还为罗马皇帝本人和罗马的富人提供他们感兴趣的商品。公元9年，在罗马军队于德意志遭受重创之后，奥古斯都和他的继任者提比略确立了不干涉帝国之外事务的政策原则，这与他以前的做法截然相反。然而，这一做法一定令卡图维劳尼人和罗马都满意，因为即使卡图维劳尼人的国王库诺比林努斯(Cunobelinus，莎士比亚戏剧里的辛白林)侵占了从前恺撒庇护的特里诺文特人(Trinovantes)的领土，并把王国的中心迁到了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也没有遭到罗马的报复。库诺比林努斯现在已经控制了通往莱茵河的富庶商路。在不列颠，他可以任意切断其他不列颠国王的财路，而财富是他们地位的象征。他或通过征服，或通过其他手段，不断扩大王国的实力和影响力。

罗马征服

相互宽容的状态对罗马和卡图维劳尼人来说无疑皆大欢喜——不过也许其他不列颠人不乐意——但当反复无常的盖乌斯[Gaius，卡利古拉(Caligula)]继承提比略的王位之后，这种和谐的状态开始瓦解。在这个时期的某一天，库诺比林努斯驱逐了他的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最终逃到了罗马皇帝那里，并正式向他表示臣服。盖乌斯不仅口头上宣称要降伏不列颠，还颁布了入侵的命令。随后他取消了这些命令，但只在最后一刻才取消，而重要的恰恰是这一点。人马已经备齐，大规模的备战已经完成，这可不是演习，而是真正的战斗，这使罗马公众忆起了他们的未竟之业。万事俱备，只待一声令下。

盖乌斯被刺杀，皇位意外落到他叔叔克劳迪厄斯身上。克劳迪厄斯以前被误认为智力有缺陷，皇室其他人不把他放在眼里。但事实上，他集常识、异乎寻常的创新思维、对历史的专业级兴趣以及对罗马传统的崇拜于一体。克劳迪厄斯登基不久就面对一系列重大军事叛乱，他急需在军队中树立威望，并在罗马赢得尊重。怀着这种想法，他自然不会放过在不列颠建立军功荣耀的机会。奥古斯都和盖乌斯都曾取消了入侵不列颠的计划，但克劳迪厄斯不会错失良机，他甚至决心要超越恺撒大帝的功绩。这是为个人和家族争光的最佳方式。

入侵的借口也有了，这个借口有先例可循，也符合当时的战略意义。国王库诺比林努斯此时已经去世，他的王国落入两个好斗的儿子卡拉塔库斯(Caratacus)和托葛杜努斯(Togodumnus)手中。因此，从东部入口进入不列颠并不是理想选择。在不列颠南部，重压之下的廷康谬的旧王国已经被削弱成海岸边一块弹丸之地，现在一场内部政变又使廷康谬的兄弟维瑞卡(Verica)被驱逐，这导致南部入口也关闭了。跟以往的情况一样，维瑞卡也逃到了罗马皇帝那里。这样一来似乎整个不列颠都开始敌视罗马，不列颠与帝国之间的宝贵交通也受到了威胁。克劳迪厄斯可以效仿恺撒，应这位不列颠国王的要求采取行动。

恺撒的战斗力靠的是卓越的指挥能力，以及长期在他麾下服役的士兵的忠诚。奥古斯都和他之后的几位皇帝所创建的新常备军队，虽然仍然需要指挥能力，但越来越多地依靠严密的组织和训练，以及长期稳定的体制。在这个时期，作为精锐部队的罗马军团只从罗马公民中招募，其中大部分人来自意大利。渐渐地，在意大利以外的较老行省建立的罗马公民殖民地，男子们也有了从军的机会。每个军团有五千多人，主要是重型步兵，还配备骑兵小分队、投石器和其他战争武器。罗马军团还配备各种熟练技工和行政人员。每个士兵都被要求能读会写，因此他们可以胜任各种政府职位。在公元1世纪的前50年里，地方酋长手下的非正规军发展为各行省的常规军，它们成了罗马军团的“辅助”部队；其中的大部分成员不是罗马公民，但是指挥官是罗马人。一支“辅助”军团通常有五百多人，包括骑兵、步兵或混合兵种，士兵的地位和军饷要低于罗马军团。不过，无论是罗马军团的士兵还是辅助军团的士兵，都享有定期工资、职业保障及退伍金，这在古代极为罕见。士兵有教育、培训和自我提升的机会，还能发财致富，军队自然成为推动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力量。无论是现役士兵还是退伍士兵，在自己的社区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辅助军团的士兵在退伍后自动获得罗马公民身份，他们的儿子也有资格参加罗马军团。因此，罗马军队不断地将目不识丁的野蛮人变成有文化的罗马公民，并将新民族融入帝国。

在公元43年，罗马集结了四个罗马军团和大约相同数量的辅助军团，约四万余人，浩浩荡荡扬帆驶向不列颠。与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相比，不列颠的武装力量没有什么变化：常备军成员来自贵族，他们最得意的武器是双轮战车，这是他们在战场上快速进退的工具，驾车人操控起来极其娴熟。骑兵的确切身份不得而知，或许是能够提供马匹的人，但不清楚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职业是否就是打仗。大部分不列颠士兵是从农场招募来的。罗马军队穿戴着铠甲，而不列颠人很少有或压根儿没有任何身体防护，他们仅依靠速度、斗志和手中的长剑。在他们能够靠近罗马人进行搏斗之前，许多人已经倒在罗马人如雨的标枪下；并且在与敌方步兵肉搏时，面对罗马人的短剑，他们的长剑在近战中处于劣势。凯尔特军队有时也能取得胜利，不过通常是通过突袭、伏击，或凭借绝对人数优势对脱离大部队的小股部队发动攻势来实现的。他们在阵地战中根本无法与罗马军团相匹敌，而罗马指挥官的战略是迫使他们进入开阔战场，或者将他们包围在城墙内，罗马的攻城兵和大炮可以消灭他们，或者断绝他们的粮草，迫使他们出城投降。面对罗马人，也许他们最大的劣势在于他们都是农民军，一年中能够战斗的时间非常短暂。如果他们不回家种地，全民就得挨饿。相反，罗马军队的供应系统可以保障军队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一直战斗，他们建造了坚固、物资储备充足的营地，即使在冬季也可以熬过去。这种系统使得罗马人可以年复一年地进行战争，并为实现永久占领的驻军提供根据地。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不列颠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持久战，的确了不起。

这次入侵遭到了一部分当地部落的顽强抵抗。毫无疑问，另一些部落一直盼望着不列颠南部的卡图维劳尼人的霸权被摧毁，他们轻易就投降了或加入罗马人与他们并肩战斗。最终，罗马大获全胜，11位不列颠国王向罗马皇帝臣服，克劳迪厄斯高奏凯歌挺进科尔切斯特；为攻下这座城池，他曾御驾亲征，甚至动用了象队。他志得意满，举办了共和国胜利者曾经用过的古老仪式来庆祝胜利。在庆典上，他自豪地宣告帝国领土又得到了延伸，继地中海后，“对海洋的征服”再次取得了丰功伟绩(这不是空洞的夸耀，军队起初拒绝出海作战)。

到公元47年，克劳迪厄斯的军队对不列颠的占领已经延伸至塞文(Severn)和特伦特(Trent)。眼下需要做的就是使不列颠成为罗马的一个常规行省。不列颠的总督享有很高的地位。这个职位是留给卸任的执政官的，总督拥有指挥多个罗马军团的权力。在不列颠作为一个行省的头一个半世纪里，在此地任职的罗马人都是定期筛选出的杰出男子。对罗马人而言，不列颠不仅是一个可以通过战争建立功勋的地方，到公元4世纪时，它还被看作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尽管我们没有数据来对比来自不列颠的收入与罗马的防御和行政方面的支出。到了公元47年，罗马人开始开采不列颠的矿产资源，这是征服的主要目的之一。例如，在这一时期，罗马开始开采曼迪普斯(Mendips)的含银铅。如果罗马满足于她已经控制的地区，那么她可能节省很多麻烦和费用；但是罗马人没有克制自己继续扩张的野心，虽然北部和威尔士的好战、不安分的当地部落对南部的和平发展并没有构成威胁。接下来两三年里发生的事件让罗马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在各个行省，罗马总是尽可能快地将更多的行政负担转移到效忠帝国的当地人身上。克劳迪厄斯打算尽可能地使用“附庸”国王——若他们可靠，这种治理策略最经济。在南部，包括维瑞卡的旧王国在内的一大块领土，被交给国王科吉杜努斯(Cogidubnus)治理，这位国王可能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不列颠人。诺福克郡的爱西尼人(Iceni)继续被当作“盟友”。在统辖地区之外，罗马与布里甘特人(Brigantes)的女王卡蒂曼杜(Cartimandua，盘踞英格兰北部大部分地区的一大群氏族)达成了和解，此举确保了该行省不受来自北部的袭击。这项政策的成功案例之一，就是当时的卡蒂曼杜女王将逃亡的卡拉塔库斯(Caratacus)移交给了克劳迪厄斯；另一个成功案例是科吉杜努斯国王的持续忠诚，后来当罗马在不列颠面临种种危机时，他的效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督主要借助当地部落来管理不列颠行省的其他地区，这些地区被重组为罗马地方政府单位[城市(civitates)]，地方贵族成立了议会，并担任地方行政长官——这些体制是罗马体制的缩影。实际上，这些地方机构常常是现有政府机构改组而成的。此外，全行省都要听命于不列颠首席财政大臣，也叫省级财务官。这些财务官直接向皇帝汇报。这很自然，因为他们对皇室领地(除了通过继承或没收获得的土地以外，皇帝自动获得败敌的王室地产)和皇家垄断权负有特别的责任；但他们也制衡皇帝的军事和司法代表总督的权力。财务官和总督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且并非完全无意。

自公元47年开始，一系列事件证明不列颠行省的疆土不会一直局限于不列颠南部。罗马人对来自外部的袭击做出了回应，他们不仅反击，还解除了不列颠人的武装。除了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平民不允许在帝国境内携带武器——这在很大程度揭示了罗马时代的日常安全状况，但那些自愿顺服罗马的人并没有预料到这一条规定对他们也适用，他们对此难以接受。爱西尼人发动了起义，但被武力镇压，附庸王国的真实身份现在已经昭然若揭。下一步是调动驻扎在科尔切斯特的军团，并在公元49年用一批罗马军团的退伍老兵取代这支部队。此举的目的在于培养帝国崇拜(Imperial Cult)——对罗马和皇室的正式崇拜，旨在培养行省内人民的效忠；这些老兵是防止叛乱的堡垒。实际上，此时的科尔切斯特是一座没有驻军的城市。也许在同一时期，伦敦正被打造成一座物资供应港。从一开始伦敦就有可能成为不列颠的行政中心。这极有可能是罗马人有目的的行为，而不是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伦敦只是因为商人在此定居而发展成中心。此时，埃塞克斯海岸的优势受到了泰晤士河的挑战；罗马正在铺设四通八达的交通干线，而伦敦恰好处于交通网络的中心，出于官方的目的，它很快就成为该行省的商业中心。

50年代是城市地区蓬勃发展的10年。只有以农业为主的内陆地区大体没有变化，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这些地区的货币经济普遍发展缓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帝王崇拜——以科尔切斯特的克劳迪厄斯神庙为代表——恰恰是不列颠人仇恨的焦点。

为了回应布狄卡的反抗，罗马人对她施以鞭刑，强奸她的女儿。布狄卡号召自己的部落和她的邻居特里诺文特人，并联合其他城市(但显然不包括科吉杜努斯国王)，横扫了不列颠南部，焚烧了科尔切斯特、伦敦和维鲁拉米恩(Verulamium，圣奥尔本斯附近)，折磨她抓获的每一个罗马人或罗马的同情者，给驻扎在这一地区的小股罗马部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总督差一点丢掉了整个行省。最后他还是镇压了叛乱，抓获了布狄卡，并对不列颠施以极端惩罚。有一段时间，不列颠行省似乎要毁在罗马自己手里了。事实上，尼禄曾一度(可能在起义之前，也可能在起义期间)倾向于完全放弃不列颠。最后，有两个因素拯救了这个行省：新任命的具有高卢血统的杰出省级财务官朱利叶斯·克拉西奇亚努斯(Julius Classicianus)来到了不列颠；另外，罗马召回了那位作恶的总督保利努斯。

平息布狄卡叛乱后的十年里，不列颠开始复苏，但进展缓慢。有证据表明，在尼禄任命的最后一任总督执政期间，复苏进程开始加速。但在公元69年(“四帝之年”)罗马内战爆发，将领们重新开始争夺霸权。然而，战争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强有力的新政府——弗拉维王朝。对于不列颠来说，这意味着行省的复兴和罗马力量的膨胀。正如塔西佗所说：“现在将领中英雄辈出，兵强马壮，我们的敌人将灰飞烟灭。”

虽然内战分散了罗马的注意力，但布里甘特人内部爆发了新一轮的纷争，使卡蒂曼杜女王失去了自己的王国，这样又把罗马军队卷入进来。不列颠北部从此不再平静。罗马扶植附庸王国的旧政策已经被布狄卡和以前的布里甘特人的叛乱所动摇，因此这项政策最终被摈弃。几年之后，甚至连国王科吉杜努斯也被辞退了，住进菲什本的豪华别墅里养老。到公元83或84年，连续几任卓越的总督已经把罗马的军队推进到苏格兰最北部，并驻扎在高地边缘，同时对当地社会进行罗马化。塔西佗在描述他的岳父阿格里科拉(Agricola)的功绩时，所使用的语言可以反映出弗拉维王朝的总体特征：

为了鼓励一群居住在分散定居点的好斗的(因好斗容易与人发生争斗)居民过上和平、宁静的生活，享受这种生活方式给他们带来的怡乐，阿格里科拉私下里敦促并公开地帮助他们建造庙宇、环绕公共建筑的公共广场及私人住宅。他表扬那些积极的响应者，痛批落伍者。这样，人们会为了赢得公众的认可而竞相努力，强制手段就显得多余了。此外，他还让上层不列颠人的子女接受教育，学习文明的技艺；他公开声称，无论高卢人接受多好的培养，其禀赋都不如不列颠人。结果是，那些曾经对拉丁语退避三舍的人现在为能说一口流利的拉丁语、能用拉丁语辩论而努力。罗马人的服装也开始流行起来，穿托加袍的人随处可见。他们逐渐为一些使人堕落的器物设备——如花厅(porticus)、浴池和风雅的宴会等所迷惑。懵懂无知的不列颠人把这一切称为文明，但实际上这是他们被奴役的一种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弗拉维王朝下的这种城市化并不算成功。公元122年，哈德良(Hadrian)皇帝巡幸不列颠，才促进了城市化的稳固发展；哈德良到来后，原有的建设计划被重新启动或被取代，大规模的新工程开始动工。但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从公元70年到公元2世纪60年代，不列颠才被真正罗马化，并体现出与帝国融为一体的持久特征。使不列颠融入罗马体系的核心因素在于，罗马将日常行政管理权或多或少地下放到取代附庸王国的当地贵族阶层。赢得当地贵族的心是这项政策的关键；在尼禄统治时期，这些贵族曾对罗马完全失去信心。阅读塔西佗撰写的历史必须了解这样的历史背景。

根据考古证据，我们可以发现，在公元1世纪末及公元2世纪初和中叶，罗马时期不列颠的城镇得到了充分发展。城市的行政中心设有各种市民活动中心：能提供集市、法庭、市民办事处和市议会的广场和大殿；公共浴池，在罗马时代，这里是城市居民放松和社交活动的中心；供水系统；纪念帝国重要人物和当地名人的公共纪念碑；有时候还有剧院或圆形剧场。这些考古证据非常重要，因为在帝国里，出资修建这些便民设施的人通常是地方知名人士(在市议会任职或作为个人)，而不是国家或皇帝。有时候，某位跟当地有密切关系的大私人庇护人，可能会因为钟爱这座城镇而慷慨解囊或利用自己的势力为这座城市撑腰。只有在极少数宣传影响力非常大的情况下，皇帝们才会直接或通过他们的代表参与城市建设。

当然，城市的发展不能仅仅依赖于少数接受了罗马生活方式的本土贵族。事实上，随着城镇生活方式的推广，农村地区出现了许多“别墅”——当然，这个阶段的别墅主要是简陋但舒适的罗马式住宅，常常取代了当地的农庄——表明不列颠绅士保留了与土地的联系。很可能他们仍然主要居住在他们的庄园里，许多普通农民也生活在里面。在这一时期，罗马军团的退伍军人主要集中在特意为他们打造的若干城市，如科尔切斯特、林肯(Lincoln)和格洛斯特(Gloucester)。因此，从整体来看，一支由官员、职业人士、商人和技术熟练的工匠组成的充满活力的人群，同样起着推动城镇蓬勃发展的作用。

其中一些人，特别是手工业者和商人，是来自帝国其他地区的移民或访客；许多官员被派驻到不列颠短期任职。尽管如此，罗马时期绝大多数不列颠人仍然是凯尔特人。罗马军队的士兵也越来越多地从部队所驻扎的行省进行招募；跟他们的大多数战友一样，这些不列颠士兵在入伍时没有特殊的罗马公民身份，但在退伍的时候，他们获得了公民资格和可观的退伍费，这说明他们已经逐渐成为罗马化社会的中坚力量。在城镇里，奴隶主允许奴隶从事商业活动；在罗马统治的世界，使用职权来释放奴隶或允许他们赎买自由的行为，壮大了熟练的劳动力人口，也增加了商人的数量。无论农业劳动者的状况如何悲惨，在掌握熟练技术和受过教育的人群中，社会流动性都很高。毫无疑问，不列颠的绝大多数普通百姓仍然留在土地上劳作——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农村，但早期帝国的城镇为农村地区提供了公共生活、交流和服务的中心，也为不同社会阶层提供广泛的发展机会。

哈德良决心复兴衰落的弗拉维王朝的举措，意义非凡。但是他对不列颠行省的重大影响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哈德良是个永不安分、胆识超群、精力旺盛的人；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走访各个行省。他是为数不多的反对帝国扩张的帝王，因此他本人不受罗马贵族的欢迎；他的许多宏伟事业只完成了一部分，但很难搞清楚这是由于遭到内部的反对还是计划本身的缺陷。这些未完成的事业，至少能在不列颠找到三个例证。第一个例证是修建哈德良长城。罗马扩张达到顶峰之后的30年里，军队开始分阶段撤退，在撤退后的新阵线修筑防御长城，部分原因是由于其他地区对部队的需求，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当地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倒戈。这项政策也符合哈德良一向打算限制帝国扩张的想法。城墙的设计别具一格。然而对其早期建设历史的详细研究显示，正因为其设计新颖，在哈德良统治时期，设计方案经过了一系列重大修改；建造成本费和工期一定比原来的预算高出了许多倍。第二个例证是在东盎格利亚的沼泽地进行农业开垦的计划，该计划需要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但许多开发的农场仅在短短几年后就衰败了。第三个例证是伦敦的改造工程，弗拉维王朝时建造的广场和大殿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比过去规模大两倍的建筑群。在高卢和其他地方，哈德良插手了帮助城市兴建公共建筑的工程。改造伦敦可能与皇帝在公元122年巡幸不列颠有关，在此期间伦敦竖立了一座永久性的堡垒——这在罗马之外的帝国城市中几乎绝无仅有。但是，在哈德良王朝统治后期，伦敦遭受了一场大火，城区被烧毁，重建工程昙花一现，于是在公元2世纪后期，伦敦出现了衰败迹象。

哈德良统治时期，罗马的边界从泰恩河延伸到索尔韦湾(Solway Firth)，边界线内的行省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安定的。然而，在哈德良之后，罗马至少发动了三次征服北方的重大战争，其中两次是由皇帝亲自指挥的；罗马军队曾长期驻扎在哈德良长城以外的地方，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该区域。事实上，在公元138年哈德良去世后的几个月内，罗马制订了入侵苏格兰的新计划；到公元142年，哈德良的接班人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通常他没有兵权)的军队像克劳迪厄斯的军队一样，在不列颠取得赫赫战功。远至苏格兰泰河湾的领土落入罗马人手中，于是从福斯(Forth)到克莱德(Clyde)，罗马人开始建造一个更短、更简单的新防御屏障——安东尼长城。在安东尼长城沿线，矗立着一批精雕细刻的纪念性石雕，记录下了罗马帝国无限扩张的最后阶段的自信心。

在安东尼王朝初期，城镇和乡村的发展达到了第一轮高峰。人们普遍认为，帝国的其他地区处在和平安宁、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在经济上，不列颠已经全盘接受了帝国早期基于货币经济和大规模长途贸易的经济体系。在文化方面，罗马时尚处于主导地位，其古典艺术和装饰风格被广泛采用。也许从历史上看，对当时的不列颠人来说，罗马征服带来的最重要的艺术影响是引入了具象化风格，特别是在雕塑、壁画和马赛克工艺，以及五花八门的小型工艺和手工业领域——例如珠宝、陶器、家具，以及各式各样的家居用品。与高卢南部相比，来自罗马不列颠的一流艺术品相对较少，但确实存在。不过，中流水准的商品相当丰富，而且很明显到处都有批量生产的物品。正是这些遗留下来的中等层次的生活用品，而不是那些稀有的高级艺术品，揭示了自罗马之前的铁器时代以来，不列颠人民的日常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变革。仅罗马陶器就揭示了当时的“浪费型社会”，这与之前或之后时期的情况完全不同。

因为宗教影响着最深层次的意识，所以罗马人和当地人同化的最有力证据来自宗教。罗马时期的不列颠是一个宗教万花筒：从罗马国家的正式仪式(尤其是朱庇特星、朱诺和密涅瓦)到最近被嫁接过来的帝王崇拜；从邻近的西部和东部引进的各种宗教，到当地的凯尔特人的崇拜。来自海外的移民经常保留他们自己最喜欢的崇拜方式：生活在科布里奇的希腊女祭司迪奥多拉(Diodora)用自己的语言把祭坛献给提尔(Tyre)的半神赫拉克勒斯(Heracles)；来自荷兰的士兵们在哈德良的豪斯特兹(Housesteads)为他们的本土众女神阿拉希亚戈(Alaisiagae)、伯迪西利亚(Baudihillia)、福利伽毕斯(Friagabis)、贝达(Beda)和菲迷勒那(Fimmilena)设立了祭坛。但对不列颠人来说，最有意义的是罗马人崇拜的神灵和凯尔特人崇拜的神灵的“融合”。这是一个充满困难、变化无常的过程，因为凯尔特人的宗教所认定的神比罗马人的神模糊，但是这种宗教融合非常普遍。这种融合不仅仅停留在表面上，例如，在巴斯的神庙和浴池中的一个祭坛上竖立了莎丽斯·米娜瓦(Sulis Minerva)的雕像，这是当地的温泉治愈女神与罗马智慧女神的结合体，出自罗马占卜师(haruspex)卢奇斯·马尔奇斯·梅莫尔(Lucius Marcius Memor)之手。占卜师的功能是从祭牲的内脏中占卜未来。这种古老的崇拜享有最高的荣誉，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宗教中早期伊特鲁里亚人的信仰，但它在这里与一位半凯尔特人崇拜的神灵相结合。同样，在海灵岛(Hayling Island)上，罗马人到来之前的铁器时代的一个主要神殿(更可能与维瑞卡的王权相关联)是用罗马的材料重建的，建筑师可能是国王科吉杜努斯委任的罗马高卢人。这是一大类独特神殿的一个典型范例，考古学家把这一类神殿称为“罗马-凯尔特神庙”，这类神庙在不列颠、高卢和罗马统治下的日耳曼各地均有发现，很明显这是用罗马建筑风格来表达凯尔特人特有的宗教信仰。这些神殿一眼就能被识别出来，它们呈方形、圆形或多边形结构，通常像个带有同心“回廊”的大盒子，并且常常建在封闭的围墙内，墙内有时可能会保留罗马时代之前的神圣树林。

在威尔戴(Weardale)村，我们发现一名骑兵军官因为“捕获一只以前没有人能捕到的大野猪”而感谢西尔瓦努斯(Silvanus，一位披着罗马外衣的凯尔特乡村神)；在格雷塔桥(Greta Bridge)，两位女士为当地女神设立祭坛。这些都是凯尔特人和罗马人深层信仰的典型范例，每个地方都有各自所信奉的神。但罗马人毫无困难地接受了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上的这些神灵。事实上，他们真心渴望知道这些神灵的名字，并崇拜它们，即使没有别的意图，这么做也算是谨慎之举。罗马宗教崇拜鬼神，而且还要安抚鬼神，这便是其较为黑暗的一面。罗马人的泛神论认为万物皆有灵，他们不仅信奉依附在壁炉、房屋、家庭、祖先上的本地神灵，还信奉外来的神灵，这些神灵早在公众接受奥林巴斯山众神之前就已存在；这种泛神论与不列颠人的信仰不谋而合。在考古材料中发现的诅咒文字，反映了该信仰黑暗的一面，有些咒语现在读起来仍然令人生厌。在鲍多克(Baldock)附近的克劳淘村(Clothall)，人们发现了一块刻有反向文字(魔法界经常反向书写文字)的铅版，文字的意思是“特此诅咒塔昔它(Tacita)，诅咒她像腐烂的血一样化脓”。在格洛斯特郡的尤利村(Uley)，从一座寺庙出土了大量带有咒语的石版，其数量是在整个罗马帝国所发现的两倍，这当然绝非偶然。我们从古典记载得知，不列颠人热衷于宗教仪式。罗马人的具体贡献是为不列颠人提供了表达宗教感情的新的艺术和建筑形式，还有文字，文字让这些宗教情感得以清晰表达并永久保存。如同严谨的罗马法律，罗马的宗教活动一板一眼依规行事。罗马时期的不列颠人在表达他们的崇拜和诅咒时，十分讲究语言表达，这表明他们已经具备了出色的措辞能力，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信仰倾向。

入侵苏格兰之后，安东尼·庇护在帝国的任何地方都不再发动侵略性战争，但在公元2世纪60年代，局势开始发生变化。公元158年前后，不列颠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有证据表明罗马迫不得已要镇压布里甘特人。为了占领苏格兰南部，罗马过早地抽调了驻扎在奔宁山脉地区(the Pennines)的部队，布里甘特人趁机发动了叛乱；当时，安东尼长城一度失守。可能是在一场惩罚性的战役之后(尽管这段时间内有关北部地区的年表没有明确的记载)，罗马重新短暂地占领了苏格兰，随后罗马军又退守哈德良时期的边界。在下一位皇帝马库斯·奥勒留斯(Marcus Aurelius)统治时期，蛮族对帝国边境施加的压力变得严峻起来。罗马的统治力在逐渐削弱，尽管数世纪来罗马自己不愿意承认。

在来自欧洲大陆的旅行者眼里，不列颠有一项独特的做法似乎与高卢北部地区截然不同。高卢北部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与不列颠并驾齐驱，使得它在罗马统治下的时间比不列颠少了一个世纪。欧洲旅行者不难发现，罗马在不列颠永久驻军，说明不列颠的总督们最关切的始终是防御。在这里共有三个罗马军团，其中两个在西边，分别驻守在南威尔士的切斯特(Chester)和卡尔里恩(Caerleon)的堡垒里；另有一个在北部的约克；还有大量的辅助部队，其中许多辅助部队通过由堡垒和巡逻路线编织成的网络占领了行省内名义上恪守和平的山间部落。但不列颠南部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那里的城墙。建造这些围墙并不是(除一个时期以外)针对某个特定危机的普遍应对方式。修建城墙的进度十分缓慢，从公元1世纪温彻斯特(Winchester)和维鲁拉米恩等城镇开始，到公元3世纪70年代仍在进行中。公元2世纪初，三个有名望的殖民地有了城墙；其他地区不甘落后，竞相效仿。罗马皇帝不赞成这项工程，因为他考虑到敌人或叛乱分子可能会利用城墙作为防御工事，所以修筑城墙的主要理由必须足够重大，以打消皇帝的顾虑。修建的费用由当地人承担，但需要得到皇帝的明确许可。建造过程非常持久，即使不列颠多次对罗马权威构成重大挑战，建设进程也不能中断。乡村别墅没怎么设防，说明农村地区秩序井然或不用担心农民起义。为什么在全行省内保留罗马军团？为什么让辅助军队驻扎在他们所在的位置？两者的理由肯定是一致的，那就是担心外部蛮族的侵犯和内部山区的起义。对于行进中的部落或军队来说，坐落在主要道路上的城镇都是显眼的攻击目标。在古代世界，如果攻城部队缺乏先进的攻城机械和维持长期围城所需的后勤支援，或者在城内没有可以里应外合的盟友，那么城墙可以说是坚不可摧的。因此，城墙是市民抵御部落入侵的最佳防御工事；城墙在不列颠的流行说明这里的人对威胁的认识比高卢人更加深刻。

然而，修筑城墙耗时漫长，有时需要更快捷的补救性防御措施。在公元2世纪后半期，众多不列颠城镇修筑了土垒防御工事，说明当时它们面临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举例来说，在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人们修建了一座土城墙，将巨大的石头城门和已有的一座座瞭望塔连接起来，当时的人们好像做出了紧急决定，打破了悠闲从容的原建设计划，似乎要将防御工事立即投入使用。在这段危机四伏的时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赛伦塞斯特所面临的最有可能是公元180年前后在北部地区爆发的危机。当时蛮族穿越了边境，据说造成了广泛的破坏，甚至杀害了一名罗马将领。也有人说，当时的不列颠总督克罗迪乌斯·阿尔宾努斯(Clodius Albinus)在公元193至公元197年间发动了篡夺皇位的战争，但这不大可能是赛伦塞斯特人所面临的危机。

然而，围绕阿尔宾努斯篡权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标志着帝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在这段时期，不列颠走上与邻近的高卢截然不同的道路。罗马皇帝马库斯·奥勒留在多瑙河上发动了几场大规模战争(此后西部蛮族开始不断地给罗马施加压力)，如果他没有死，或许可以实现征服多瑙河以北的中欧的目标。相反，公元180年，提名皇位继承人的制度瓦解，这一套体制曾在一个世纪里培养了一批性格温和、能力卓越的皇帝。马库斯暴虐的儿子康茂德(Commodus)继位的时候，正值不列颠北部爆发上述提到的严重战争之时。在不列颠及其他地区，罗马试图加强军队纪律，但是结果事与愿违。数位皇帝相继被刺杀，新的内战爆发，尽管这一局面很快就结束了，但这不仅导致军队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强化，而且罗马的体制也发生了其他深刻的变化。极其粗暴的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在高卢击败克罗迪乌斯·阿尔宾努斯，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但是，塞维鲁远没有把军队的纪律和忠诚恢复到几百年前的水准，为了维持自己的王朝，他的策略是一味讨好军队。

公元3世纪的皇帝们摘掉了“基于同意的统治(rule by consent)”的政治幌子。公元2世纪的皇帝们曾设有元老院，他们怀着不同程度的热忱，试图参与民事和军事方面的政府管理。到了公元3世纪，元老们的地位被职业军人取代，这些军人正在向军队输送越来越需要的专业军官。随着越来越多的外省人获得了罗马人的身份，罗马公民和没有公民身份的外省人之间的差别已经逐渐弱化，甚至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依法划分的新阶级结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值得注意的是，士兵属于前一类。根据旧的经济模式，罗马的主要生产中心通过以货币经济为基础的长途贸易，把产品输往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但到公元3世纪中叶，恶性的通货膨胀严重打击了人们对货币的信心，这种旧经济模式正在被更加本地化的产业所取代。

在公元3世纪的头25年里，塞维鲁和他的王朝似乎恢复了安定，但其安定的基础是军事专制，而军事专制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固的基础。公元3世纪中叶，随着军官们的倒戈，皇帝们接二连三被暗杀。古老而致命的个人野心肆意膨胀，罗马士兵对他们的指挥官忠心耿耿。此刻，罗马在东面和西面都遭到蛮族的袭击，几乎造成了全面性的灾难。在东面，新兴的波斯帝国俘虏了瓦勒良(Valerian)皇帝；在西面，日耳曼人的屡次入侵摧毁了高卢地区没有城墙的城市，并在莱茵河上永久驻军，阻止罗马保护这一地区的城镇和领地。到公元260年，帝国上下都处于四面楚歌的状态。

以前人们认为，是由于不列颠总督克罗迪乌斯·阿尔宾努斯在欧洲大陆与塞维鲁开战的时候抽调了不列颠的军队，才导致蛮族乘虚而入，致使不列颠也遭到了同样的破坏。但考古结果否定了这种假设。在塞维鲁去世之前，北部边境以外的部落不断来犯，塞维鲁有理由在不列颠发动新的征服战争。罗马的野心从未收敛。这时，罗马人的意图是征服苏格兰全境，完成对整个不列颠岛的征服。事实上，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塞维鲁王朝对不列颠的兴趣，使一个已经开始衰落的行省得以复兴起来。或许是因为皇帝即将前来巡幸，伦敦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并修建了几栋新的公共建筑和不列颠最长的圆形城墙；伦敦的海滨曾修筑了不间断的码头，绵延半英里多。战争策划期间，皇室成员可能就住在约克。罗马已经着手加固北方长城沿线的堡垒；但自从公元2世纪80年初成功挫败蛮族入侵以来，其中许多堡垒的修缮工作都被忽视了。我们有理由认为，约克承担了以前设在伦敦的一些政府职能，也许因为安东尼重新占领苏格兰之后，交通路线又向北延伸了。公元3世纪初，与罗马军团的堡垒一起发展起来的约克，成为罗马殖民地当中的荣誉之城。因此，在塞维鲁王朝某个不完全确定的时期，伦敦和约克被选定为双都城，不列颠被分为两个行省，这就不足为奇了。这也符合旨在减少任何一位总督掌控罗马军团数量的新方针，由此降低诱发叛乱的可能性。

由于塞维鲁去世，继任者又面临多重压力，征服苏格兰的计划被迫取消——但是在取消之前已经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胜利。然而，边疆的安全已经得以确保。所有迹象都表明，整个不列颠避免了这个时代其他地方所遭受的灾难。新的发展放缓，但城镇仍然欣欣向荣；虽然乡村别墅没有增多，但至少没有衰败。不列颠的工业(如果陶器业也算是一种指标的话)因欧洲大陆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危机而受益。但是人们所期待的一些公共事业没有完成，例如，英格兰芬兰兹(the Fenlands)沼泽地遭受严重洪灾之后，没有开展重建工作。但不列颠的防御工事继续进行翻新，在南部和东部海岸也修建了多个新堡垒，如在东岸的布兰克斯特(Brancaster)和里卡尔弗(Reculver)，这可能是为了对通往大陆的路线进行政治控制，因为还没有迹象显示蛮族会从海上对罗马构成严重威胁。公元260年，日耳曼人在高卢制造了更多麻烦——但还没有严重到使罗马中央政府失去对那里的控制。日耳曼、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依附于一位独立的皇帝，共同构成“高卢帝国”(Imperium Galliarum)。在克罗迪乌斯·阿尔宾努斯统治时期，这个小集团已经初露端倪，后来发展成独立的政权。然而，高卢帝国对和平繁荣的不列颠——那里有强大、完好的军队以及几乎具有传奇色彩的宣传价值——的占有，对高卢帝国诸帝来说肯定是一种莫大的欣慰。

帝国后期的不列颠

公元3世纪70年代，帝国避免了立刻崩塌——立刻崩塌的说法只是后见之明。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罗马人的行为看起来就像罗马永远不会垮台一样。皇帝和即将上台的皇帝或皇帝的制造者并没有停止相互谋杀，但是一批士兵出身的伟大皇帝扭转了针对蛮族的军事局势，平定了敌对政府，并开始修复国家的建筑和体制。这样做的结果是帝王制度能够在西罗马继续维持两个世纪(本可能延续更长时间)，在东罗马维持12个世纪。公元274年，奥勒良皇帝灭了高卢帝国，不列颠重新回到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但是，不列颠的直接命运与高卢帝国的其他地区截然不同。根据文献记载，公元276年，高卢城池仍然没有城墙，蛮族入侵最猖狂的时候掠走了五六十个城镇，当然这些城镇后来被罗马人重新夺回。考古证据表明，公元3世纪后期，在法国东北部存在大型乡村住宅和庄园非常密集的地区，但众多乡间别墅先后被遗弃。这些房屋后来再也无人居住。

不列颠的情况大不一样。在公元250至公元270年期间，有证据显示不列颠的建筑数量有限，但没有被普遍遗弃的迹象。考古学家倾向于将越来越多的新建筑，特别是乡间别墅或别墅的扩建和改建工程追溯到公元270至公元275年，例如坐落在科茨沃尔德山(the Cotswolds)西侧边沿的维科姆(Witcombe)和弗罗斯特-考特(Forcester Court)别墅。有人提出一个有趣的假说，即当时出现了从高卢到不列颠的“资本外逃”。虽然目前还没有支持这一说法的有力证据，但倘若稍加修改，这种假设就很有吸引力。当然，可以确信的是，罗马不列颠别墅的伟大时代一定起始于公元2世纪70年代，并在公元4世纪达到顶峰。然而，也有人认为土地所有者可能从他们被摧毁的高卢庄园中“提取他们的资本”(换句话说，就是以不错的价格卖掉他们的庄园)，但这似乎不大可能。公元3世纪末，这些庄园里重新住上了人，但只是作为被遗弃的土地移交给政府引进的定居者。然而，这一观点背后是对土地所有权狭隘的认识，这种狭隘的观点认为，典型的外省土地所有者只拥有一个庄园，而且在大多数时间里居住在庄园的别墅里。在罗马帝国的上层阶级中，拥有不止一个庄园的业主很普遍，因为地产是财富和地位的典型标志，有时在帝国的不同地区同时拥有多处庄园。在极其危险的时代，在海峡两岸都拥有土地的地主更有可能决定将他们在高卢的财产转移到非常安全的避风港；那些谨小慎微的地主在高卢帝国统治时期已经开始这么做。有少数间接证据表明，高卢的城市在公元276年后终于建成了圆形城墙，尽管这些城墙很坚固，但一般都比较短(与不列颠的很不一样)，这些城墙更像是固若金汤的堡垒的围墙。当一个城市没有足够多的富豪愿意出资建设整个城区的防御工程时，建造更长的城墙就不太可能了。

在建筑风格上，这些高卢要塞的围墙确实与差不多同一时代的不列颠城墙很相似，但这些要塞算不上城镇。不列颠南部建有大量新的沿海要塞——采用了相同的风格，高高的石墙和凸出的巨大城楼——布兰克斯特和里卡尔弗等地的更古老的堡垒是在此风格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在更晚的时候(公元5世纪)，这些要塞被归入一位“撒克逊海岸”指挥官的管辖之下，因此人们一直认为建造“撒克逊海岸要塞”的初衷是为了防御撒克逊海盗。但这可能弄错了时代背景。我们有理由认为，奥勒良的继任者普罗布斯(Probus)通过在不列颠和高卢建立一连串类似的沿海堡垒，对海峡两岸实施更有力的控制；但其主要目的尚未得到证实。普罗布斯在不列颠不止一次平息重大叛乱，这可能表明“撒克逊海岸”在这个阶段更多的是为了确保帝国内部的政治安全，而非边防。不列颠的地位举足轻重——在罗马帝国的危机时期更是如此，要保住不列颠，控制英吉利海峡是关键。

一次特殊事件证明了这一事实。公元287年，一位名叫卡劳修斯(Carausius)的高级罗马军官负责剿灭出没于海峡一带的海盗。他涉嫌纵容海盗洗劫，然后出动舰队缉拿海盗，并私吞缴获的赃物。卡劳修斯预料到要被判处死刑，于是提前造反并控制了不列颠。不列颠再次被土皇帝统治。这一事件已经被染上了传奇色彩，但事实是，无论是卡劳修斯，还是在他之前或之后的其他自立为皇的罗马人，都没有视不列颠为独立的王国。与统治着帝国其他疆域的皇帝一样，卡劳修斯只是要求平等的铸币权和恩惠，他的传奇意味着他与罗马皇帝共同统治着整个大帝国。在大海的保护之下，卡劳修斯政权坚不可摧。公元293年，卡劳修斯在布洛涅(Boulogne)被君士坦提乌斯一世(Constantius Chlorus)击败，失去了他在欧洲大陆的立足点，他本人被他的财务大臣阿勒克图斯(Allectus)推翻政权并杀害；但是又过了三年，罗马中央政府才再次占领不列颠。这再次证明英吉利海峡是难以逾越的强大屏障。

在打败阿勒克图斯的过程中，尽管先进的航海技术及一系列的好运气帮了大忙——更不用说阿勒克图斯自己缺乏日常防御的积极性——但事实上，到了公元296年，不列颠的反叛政府所面临的罗马中央政府比以往更加强大了。在短短几年间，罗马发生了几个重大变化，导致罗马进入了为我们所熟知的“罗马帝国晚期”。这些变化背后的推动力来自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他效仿诸如奥古斯都这样的罗马先帝，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开启了一段变革时期，在半个世纪里改变了罗马。为了解决长期的政治不稳定，戴克里先创建了“四帝共治”制度，设立两位称谓为“奥古斯都”的主皇帝和两位称谓为“恺撒”的副皇帝，主皇帝去世后，副皇帝自动继位。单个行省的规模被进一步缩小，并且以“教区”的形式分组，由一批被称为“代理官”的新文职官员治理，统治行省的总督(不再有军权)对他们负责。戴克里先扩军一倍，并任命新的指挥官，加强了边防。为了预防阴谋和军事叛乱，他特意加强了对皇帝身边的人的监督。这一时期政府明显增加了各项公共服务。同时，对艺术、时尚和礼仪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公元3世纪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为了解决人力短缺问题，罗马对劳动力流动实施了严格的控制，使得许多职业变成世袭产业。农业上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尤为严重。在农业方面，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庄园制度依赖从对外战争中所掠夺的廉价奴隶，而到了罗马帝国早期，地主普遍把土地出租给签订短期租约的大批自由佃农。帝国大部分地区在公元3世纪经历了灾难性的经济困境，促使很多劳动力离开了农田。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戴克里先制定法律创造了一群被捆绑的农民(隶农)。详细的价格立法——例如，给不列颠的粗呢大衣、毛毯和啤酒的价格立法——没能有效解决通货膨胀。为了保障公务员的利益，政府越来越多地使用实物来支付他们的部分或全部薪水。以往的军人不得不动用自己的工资来购买个人装备，现在这些装备都由国营工厂供应，同时官员的津贴与工资相等。为了支付改革成本，不得不大幅提高税收；由于政府向不同社会阶层征收的税赋不同，因此有人会为了偷税漏税而投机取巧，为此，社会阶层的划分必须进一步固化。

公元296年，在西部恺撒，即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君士坦丁一世的父亲)重新征服不列颠之后，新的秩序很快全面建立起来。当时，阿勒克图斯花钱雇来的法兰克雇佣兵在撤退途中袭击了伦敦，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及时拯救了伦敦，这是一场极具宣传效果的胜利，在很多方面预示着未来的情形。

大部分动荡似乎集中在南方，经过短暂的战斗，阿勒克图斯就被打败了。在北方，考古证据显示，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大肆重建军事设施，不仅仅是为了修复敌人造成的破坏，更多的是为未来做打算。有证据表明，长期的和平使得军事设施的维护和士兵的补充没有得到重视。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志向远大。实际上，我们相信，如果时机成熟，他绝对会对苏格兰发起又一轮浩大的战争，苏格兰似乎令每一位雄心勃勃的罗马皇帝都垂涎三尺；当代有些人试图反驳这种揣测，但是缺乏说服力，反而让我们更加坚信上述的判断。当然，在君士坦提乌斯一世成为奥古斯都之后，他马不停蹄地开始备战，并且在公元306年亲临战场。资料显示他打败了皮克特人(Picts)——作为罗马的苏格兰敌人，“皮克特人”这个名称第一次在资料中出现；从安东尼长城东端的克拉蒙德(Cramond)和泰河(the Tay)上的旧塞维鲁堡垒出土的陶器表明，他计划沿着苏格兰高地东边再扫荡一次。跟塞维鲁一样，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回到约克，并在那里去世。跟塞维鲁一样，他的继任者就在身边。

军队拥立君士坦丁大帝为皇帝，约克城见证了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这是一个偶然事件，起因于日耳曼国王克罗库斯(Crocus)，作为君士坦提乌斯的主要盟友之一，克罗库斯曾陪伴在皇帝身边，并且他反对戴克里先制定的“四帝共治”的原则。随后引发的一连串事件，以君士坦丁成为唯一的皇帝而收场，君士坦丁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与戴克里先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墨守成规，相同之处是他的雄韬大略。在戴克里先的保守但宏大的改革基础上，君士坦丁大帝的革新为帝国在未来几个世纪的发展建立了模式。

人们早已一致认同，公元4世纪上半叶是罗马不列颠的“黄金时代”。我们现在可以看清，这是基于上个世纪打下的良好基础，上世纪70年代萌发的发展势头还在延续。这个伟大的繁荣时期一直延续到公元4世纪40年代，甚至到公元4世纪中叶之后。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这一最辉煌的阶段应该归功于君士坦丁大帝。我们猜想，跟他父亲一样，他也回到了不列颠，并在这里取得军事上的辉煌。我们当然知道，在他统治期间，他把卡劳修斯设立的伦敦铸币厂升级为帝国铸币厂。正是他将伦敦的名字改为“奥古斯塔”(Augusta)，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约克堡垒朝河的一面墙建造精美，我们确信，这是为了特意体现在这里称帝的君士坦丁大帝的至高权力，他和哈德良一样，都喜欢大兴土木。

这个时代的精神以公元4世纪不列颠的伟大别墅为代表。在社会和经济上，末日西罗马帝国出现了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一方是大土地贵族，另一方是皇帝、法院和军队。这些势力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但逐渐趋于融合。他们留给老的城市中产阶级和人数较少的绅士的财富寥寥无几。在罗马帝国，一般来说，新税的最重负担落在地方议会(库里亚大会)成员的肩上。作为地方议员，曾经的荣誉现在成了世袭的负担，而且出路也被立法一步步堵死。

那么住在大型罗马不列颠别墅里的富有居民是谁呢？有些居民可能是从别处迁徙过来的富有公民。如果是元老院成员或者地位较高的帝国官员，他们将免于缴纳库里亚议员所承担的税赋。令人好奇的是，虽然在不列颠人们长期使用拉丁文来表达文雅的谈吐，但这种拉丁文带有本地的特色，这表明本土贵族仍然是社会中的中坚力量。在上个世纪，他们很可能没有受到太大冲击。这同样不禁让人好奇，君士坦丁是否给过他们特别的恩惠。

跟18世纪的英格兰乡间别墅一样——两种别墅在许多方面可以合理地进行比较——这些别墅的设计、复杂程度和规模各不相同。某些特征现在仍然存在，比如采用永久性建筑材料、集中供热(烧木柴或有时烧煤的热空气系统)、上釉、镶嵌地板，以及经常带一个或多个完整的浴室套间。农业建筑物通常相互毗邻，而且和格鲁吉亚的农舍一样，多数农舍周围是耕地。从罗马文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任何一栋别墅的占有者来说，其“经济”活动的程度和重要性可能会有很大差异——有的是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有的只是娱乐场所。值得注意的是，像伍德切斯特公馆(Woodchester)、切德沃思(Chedworth)罗马别墅或北利(North Leigh)罗马别墅这样的大房子并非孤立，而是底座广大的别墅金字塔的顶端。铁器时代的农场里所建造的简陋别墅幸存了下来，有些经过翻修，有些被新的中小型别墅所取代。这是证明不列颠坚实的绅士阶层幸存下来的最好证据。的确，有一些别墅消失了，但即使在完全安定的时代，这也是自然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现如今，别墅日益成为不列颠风貌的显著特征。

据观察，各个别墅的主要设施往往比较类似。这引发了一种有点复杂的假设，根据保留下来的凯尔特人的习俗，两个家庭或两个业主普遍共同(或分开)使用一座别墅。一个极其简单的解释是，在罗马社会，有地位的绅士出行时常常带着相当多的仆人和朋友，相互拜访各自的乡间别墅是常规社交活动的一部分。客栈的名声很差，所以任何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人出行的时候，都更喜爱住在熟人的别墅里。大多数罗马不列颠的别墅都建有一条通往公共道路的车道，而且大部分别墅距离城镇差不多不到10英里。因此，别墅与城镇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可能与其经济影响同等重要。

大型别墅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农业景观，我们无从知晓。人们发现，早在公元2世纪就出现了一种临时的别墅和村庄的雏形，它们似乎与以后的庄园和乡村没什么不同。在公元4世纪的不列颠，或许是因为戴克里先界定的“隶农”数量相对较少，或许是因为法律的变化没有对不列颠产生什么影响，由于不列颠相对来说未受干扰，因此当地的局势得以长期保持稳定。虽然出现了部分小农场合并成大农场的苗头，但本土风格的小型农场仍占绝大多数。大型别墅的装潢需求，刺激了各种装潢行业的蓬勃发展，这是更大的变化。其中最著名的是当地的马赛克工匠“群体”，他们是由多家工作坊组成的商行，或者多家商行形成的集团，主要集中在赛伦塞斯特、切斯特顿(Chesterton)、沃特牛顿(Water Newton)、多切斯特[Dorchester，即多塞特(Dorset)]、亨伯河畔的布拉夫(Broughon-Humber)和南部中央地区。其他从事易腐材料生产的行业也以类似的方式运作，例如，湿壁画家(他们留存下来的作品足以证明这一行业的重要性和卓越品质)、家具制造商及其他为富裕家庭供应大件商品的商人。

古代农村不只有农业，也不仅仅是富人休闲娱乐的地方。公元3世纪，长距离贸易的衰落刺激了不列颠许多产业的发展，例如宁河谷(Nene Valley)的大规模制陶业。在公元4世纪，我们发现汉普郡也有类似的大规模陶瓷业，该产业是在公元3世纪迅速壮大起来的，大部分制瓷作坊集中在后来的爱丽丝霍尔特(Alice Holt)皇家森林里。当时，汉普郡的瓷器占领了伦敦市场，生意十分兴旺。

在罗马晚期的头几年，行政系统大体已经成形，它与新行省的总督们非常匹配。帝国最终的决策可能来自米兰——皇帝们一度发现米兰比罗马更方便——或者在公元324年之后，来自君士坦丁堡。但是从君士坦提乌斯一世时代开始，中央政府就在摩泽尔(the Moselle)河畔的特里尔(Trier)进行日常工作。不列颠的民事行政负责人是高卢人的禁卫军长官，在特里尔办公，不列颠教区的主教代表(Vicarius)对他负责。不列颠、西班牙、高卢的北部和南部一起构成一个大行政区(prefecture)。不列颠的主教代表的总部几乎都设在伦敦，他下面设有四位行省总督，这四个行省分别是：马克西姆·恺撒里恩西斯(Maxima Caesariensis，总部可能在伦敦)，第一不列颠(Britannia Prima，总部在赛伦塞斯特)，弗拉维亚·恺撒里恩西斯(Flavia Caesariensis，总部可能在林肯)和第二不列颠(总部可能在约克)。每位总督手下都有自己的工作人员。除了正常的民事职责外，这种行政结构还负责军需物资供应，掌管着新的国营工厂——例如，在不列颠有一家为晚期罗马军队提供制服材料的织布厂。一份公元5世纪的文献显示，不列颠人的主教代表有不同寻常的徽章，可能表明至少在那时，他手下有一些士兵供他指挥。更重要的是，由于平民手中控制着物资供应，他们对军队有一定程度的隐形制衡。在社会上，这个新行政体制的高级官员来自罗马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层阶级。对高度职业化的行政官员来说，不列颠教区可能是一个重要舞台，我们所知道的每一位不列颠主教代表都不是平庸之辈。一个行省的高级职位不得由本省人担任，这项政策一直延续到公元5世纪初，大多数人都希望在帝国朝廷里谋得一官半职。

各行省的财政管理与帝国早期迥然不同。虽然金融总部同样设在伦敦，但原来的省级财政官已经不复存在。不列颠各行省的总督对主教代表负责，他们负责征收实物税——市政议会迫于压力从纳税人那里征收实物税。然而，还有另外两个独立于主教代表之外的财政部门，每个财政部门都有一名教区长官，他最终直接对帝国秘书处负责。其中一个财政部处理现金税，控制货币发行，管理采矿业和其他一些业务。另一个负责不列颠全境的皇室财产，并负责向皇室报告那些作为皇室代理人的地方财政官的情况。不过，这两个部门经常密切合作，而且可以请求总督协助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履行职责。

军队的指挥机制不再与各行省保持一致。与此同时，罗马军团和辅助部队被两种新部队取代：一种是驻守军或边防军(limitanei)，另一种是机动野战军(comitatenses)，后者地位和报酬更高。但仍有许多老部队保留了他们原来的特征，这种情况在不列颠尤为突出。在不列颠，即使军队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但大部分旧边界仍基本保持不变。此时，驻扎在不列颠的部队被归类为边防军，此举强调了不列颠是需要防御的地区，而不是需要迅速发展野战军的地方。驻守军团的指挥官被冠以公爵(dux)头衔——不列颠公爵(dux Britanniarum)就属于这个级别。另一方面，机动部队一般由军衔更高的伯爵(comesrei militaris)来领导。由君士坦丁亲自指挥的时期，只有一个中央野战军。但在他的几个互相争斗的儿子麾下，有数支大规模的机动部队，它们由军衔更高的将军统帅。其中一些野战军成了常备军，从中抽调出来的小股特勤部队由伯爵指挥。

野战军团既包含被保留或改造的老部队，也包含许多支新部队。其中的新部队很大一部分来自日耳曼各部落，到公元4世纪，仍然有许多日耳曼新兵。在帝国西部，近一半的正规军队是日耳曼人，另一半是罗马人，军官团的人员构成也是如此。例如，公元367年，被蛮族击败的不列颠公爵的名字叫富洛法兹(Fullofaudes)。到公元4世纪末，日耳曼将军们日益占据更多最高军衔的席位。虽然日耳曼军官不再流行使用罗马人的名字，但他们完全吸收了本地出生的罗马军官的理念和野心。然而在文化上，公元4世纪的军官往往与同级的文职官员差距明显。在某些皇帝及其官员与上层平民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偏见，甚至是不喜欢和蔑视；皇帝、皇帝的法院和新首都与仍然仰望昔日罗马光辉的旧贵族之间也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君士坦丁大帝治国方略的最后一个要素是教会。罗马政权的传统公共宗教足以应付公共事务，但无法满足个人需求。安东尼和平时期的崩溃以及公元3世纪的危机，引发了人们对建立一个更加个性化的宗教——为个人的今世带来慰藉和意义，为来世带来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的普遍渴望。同时，与帝国东部的密切接触引入了各种东方“神秘宗教”，这些宗教给予信徒神秘的启示及与神的亲身接触。哈德良本人曾在希腊的古代神殿中崇拜厄琉息斯秘仪(Eleusinian mysteries)，于是形形色色的神秘宗教得到了尊敬进而被接受。波斯人所崇拜的密特拉(Mithras)在军界和商界备受欢迎，因为这种信仰主张高标准的正直和纪律，强调紧密的兄弟情谊，这恰好迎合了商人和军官们的理想和利益。与基督教不同，密特拉教在政治上不受猜疑，因此没有遭到迫害。在不列颠，密特拉寺都清一色建在军人或商人偏多的社区，如哈德良长城沿线的罗彻斯特(Rudchester)、卡洛堡(Carrawburgh)或豪斯戴德(Housesteads)，还有伦敦。密特拉教的缺点在于严格的排他性，不对女性开放，且主要限于单一社会阶层。由于其礼拜仪式与基督教的仪式十分接近，因此它被认定为亵渎基督教的神灵。例如，在基督教强盛时期，伦敦和卡洛堡的密特拉寺有可能遭到了基督教徒的袭击。公元4世纪，密特拉教逐渐销声匿迹。

关于罗马基督教在不列颠的生存状况的最近研究表明，罗马统治结束后，基督教的传播范围比以前人们所认为的更为广泛，也更加根深蒂固。然而，重要的是，不要在读完公元5世纪、6世纪的历史之后，再去读公元3世纪、4世纪的历史。人们普遍认为，公元4世纪之前，基督教在不列颠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公元3世纪的不列颠确实出现了基督教的殉道者——圣奥尔本(St. Alban)在维鲁拉米恩殉难，朱利叶斯(SS Julius)和艾伦(Aaron)可能在卡尔里恩(Caerleon)殉难。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其前妻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圣海伦娜(St. Helena)——在他所管辖的地区，保护基督徒不受迫害，因此最后一次对基督教的大迫害只不过是拆毁了几座教堂。这样，不列颠就没有形成真正的基督教早期的殉道者崇拜，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吸引了富有的基督徒从帝国更加危险的地区迁移到不列颠，居住别墅的人口也因此增加。

在“米兰赦令”将教会合法化一年之后，不列颠出现了主教，主教的头衔表明不列颠的四个行省的首府是他们的主教区。与此同时，不列颠制作出了罗马帝国时期教堂用的已知最原始类型的金银器皿(发现于沃特牛顿)，其年代几乎可以肯定是公元4世纪早期。这些事实使我们注意到君士坦丁大帝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当专制主义在公元3世纪兴起时，帝国曾屡次尝试引入一神教国教。从君士坦丁时代开始，罗马政治中的核心因素——私人领域也日益如此——就是意识形态。遵守国教的惯常礼仪已经不足以表明虔诚，因此作为新国教的基督教成为人们的新信仰。对异教行为的宽容持续了很长时间，在整个公元4世纪里，一部分很有权势的罗马贵族也一直强烈要求宽容，但这种宽容最终逐渐消失。这些贵族一方面认为旧宗教对罗马本身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也承认它与宫廷对立。当信奉异教的皇帝在位时，甚至短暂出现过对异教徒表示同情的时期。然而，在教会内部，君士坦提乌斯二世(Emperor Constantius II)决定帝国有义务确保教义上的统一，这对基督教未来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从公元4世纪中叶开始，国家对异端的追捕成为促成百姓对统治者忠诚的新手段。

因此，让我们吃惊的，不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公元4世纪不列颠的基督教化程度相当高，而是其基督教化程度居然没有更高。这将引导我们去审视不列颠教会显而易见的性质。认为基督教在城市、异教在农村的旧观点当然站不住脚。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城市社区由主教主持宗教活动。在西尔切斯特(Silchester)的城墙内发现了一个非常小但不寻常的教堂，在维鲁拉米恩、坎特伯雷和其他地方，普通的墓地教堂里埋葬着殉道者和其他著名基督徒，这些证据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但是，公元4世纪罗马-不列颠基督教的宏伟历史遗迹与别墅有关：例如弗兰普顿(Frampton)和欣顿圣玛丽(Hinton St. Mary)的马赛克，或者肯特郡路林石(Lullingstone)的壁画。从考古证据的分布来看，基督教的传播十分零散。在多塞特郡的多切斯特，一座墓地周围发现的别墅群，表明那里曾经生活着一个庞大、富有的基督教社区；位于其他地方的类似墓地周围则没有任何东西。大量出土的铅质洗礼盘并非来自城市，而是来自农村地区或小规模定居点，它们很可能由地主绅士看护。其中很大一部分洗礼盘是在东盎格利亚发现的，有证据显示帝国晚期时这里的居民很富有。

君士坦丁大帝把寺庙的捐款和财富分配给教会，并从市政财政中抽取资金挪作他用，这给异教和市政府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公元4世纪，越来越多的财富落入了大地主和国家及其机构的手中。在不列颠，乡村别墅是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所以别墅的主人走在基督教发展的前沿就不足为奇了。在这种背景下，有证据显示基督教在各地的传播不均衡，也很正常。我们推测，一个地区的基督教力量取决于当地的地主是不是热忱的基督徒(或者在政治上有雄心)。如果建造教堂和其他基督教纪念碑——就像在早期建设公共寺庙和其他公共设施一样——要依赖活跃的市政府，那么这种资源分配可能会相对更平均。公元359年，在意大利里米尼市议会上，来自不列颠的参会主教明显要比来自其他地区的多得多，但他们的名号没有留存下来，因此不知道他们是否都来自城市。不过，至少我们知道有些主教很难筹集这笔差旅费，这项信息也许意义重大。那么，如果城市基督教社区比较薄弱(或者说在君士坦丁时期有过一段时间的兴起，然而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衰落)，这对于罗马统治结束后基督教的生存意味着什么呢？结论是罗马西部其他地方的整个地主阶级与基督教达成了和解，情况跟公元5世纪时期的不列颠类似。公元5世纪，基督教在农村人口中的传播相当均匀稳定，这种情况与公元4世纪时完全不同。由于大多数人都依靠土地生存，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基督教能够广泛传播，至少是作为一种亚文化延续下去。事实上，在罗马末期，农村神职人员与城市牧师不同，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也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在农村，主教甚至要靠地主生活——这可能有助于他们与农业人口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确保信仰和教会的延续，无论后来地主阶层本身的命运如何。

公元4世纪以别墅为基础的不列颠社会与帝国的其他许多地区非常不同，这种社会的早期繁荣能维持多久呢？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博学多识的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Ammianus)描述了公元360年不列颠边境地区遭到蛮族一系列袭击的情形，他写道，当时“恐惧的烟云笼罩着各省”，他还特别指出，各省“已经被多年来的灾难消耗得筋疲力尽”。此外，根据对城镇的考古，可以得出这样一种观点：城镇到公元350年前后已经“完蛋”了(我们稍后会解释这条观点)。然而，除了细节之外，这幅画面与公元4世纪早期的情况截然不同。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帝国的“黄金时代”在君士坦丁大帝去世后没有延续太长时间。在他于公元337年去世后，帝国被三个儿子瓜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君士坦斯一世和君士坦丁二世。不列颠属于年轻的君士坦丁二世的统治范围。他不满意他所得的份额，于是在公元340年对君士坦斯一世发动战争，但被彻底击败。在此之前，不列颠的军队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打仗了。公元343年冬，君士坦斯一世亲自率军穿越英吉利海峡，进行了一次最不寻常也最令人出乎意料的远征，军队常年无战事的弱点——也可能是将士的不满——可能就此反映了出来，幸存下来的简短记载暗示了帝国的不列颠北部边境正面临压力。到公元360年，边界问题必然十分严峻，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的记载提到了当时的情况，当时来自爱尔兰的斯科特人(Scots)和来自苏格兰的皮克特人撕毁了与罗马签订的协议，这表明在此之前罗马已经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了来自他们的威胁——可能采用的是通常的方式，也就是支付黄金。公元364年，他们反复来侵扰，而且现在阿塔科蒂人(Attacotti，可能也来自爱尔兰)和撒克逊人(Saxons)也加入了进来。公元367年的蛮族大入侵是长期外部骚扰中最严重的一次，这次入侵我们稍后叙述。但在罗马统治的领土内部，至少发生了同样糟糕的一些事件。

公元350年，君士坦斯一世在一场宫廷阴谋中被杀，日耳曼血统的军官马格嫩提乌斯(Magnentius)篡位，成为帝国西部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仅存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统治着帝国的东部，他挥师西进，平定了马格嫩提乌斯的叛乱。马格嫩提乌斯是对异教徒持宽容态度的基督徒，他的统治持续了三年半，给帝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如我们所知，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视镇压基督教异端为己任，不仅如此，他也憎恨异教。事实上，他重新引入了死刑来打击异教崇拜，他还从元老院挪走了古老的胜利祭坛，此举惹怒了元老院。在他战胜马格嫩提乌斯、重新统一帝国之后，不列颠受到了特别审查。他任命了一位帝国机构档案局局长保卢斯(Paulus)来追捕岛上的异见人士。不列颠人发挥他们的黑色幽默，给保卢斯起了个“链子”的绰号。保卢斯收到的指示是逮捕曾经支持马格嫩提乌斯的军人，但他的权力不受约束，迫害很快扩大了范围，演变成恐怖统治。捏造证据、相互构陷成了家常便饭，使得最忠诚的军官也人人自危。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自己的不列颠代理官马蒂努斯(Martinus)挺身而出，试图阻止保卢斯迫害无辜，但没有成功，自己反而献出了生命。人们不禁认为，除了那些参与当时权斗的人之外，过去半个世纪中，各个事件所牵连的众多大家族也都被卷到这场旋涡中。皇帝不对任何证据提出质疑就批准了没收财产、流放、监禁、酷刑和处决。仅没收财产这一项决定就沉重打击了地主阶层的兴旺，而平民和军队的士气也遭到重创，使得他们没有多少斗志去抵御迫在眉睫的蛮族侵扰。

公元367年是最糟的一年。皮克特人、斯科特人和阿塔科蒂人入侵不列颠，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袭击了高卢海岸。无论是帝国的中央指挥官[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皇帝本人当时在高卢北部]——还是不列颠的高级将领，都猝不及防。指挥不列颠边防军的“公爵”被歼灭，负责海防的“伯爵”被杀。这次入侵最显著的特征是这些不同的蛮族协调一致、共同行动。有证据显示，北方边境的有些本地侦察兵叛变了，但要弄清整个行动，我们必须假设入侵的未知蛮族具有非凡的军事和外交能力。要详细了解罗马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方法并非难事，因为罗马军队中有许多日耳曼人——尽管很少有人认为他们是有意识地对罗马不忠诚。各个蛮族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彼此的家乡相距较远，但是他们之间能巧妙地分配攻击目标——也许最重要的是做到严格保密——协调一致、同步作战，这不得不令人佩服他们超凡的领导力。罗马人自然称他们为同谋，我们很难反驳这种观点。

蛮族人一进入不列颠，就分成小分队肆无忌惮地掠夺、打砸、抓俘虏或滥杀无辜。靠近公路的村庄特别容易遭到攻击，而且一部分有围墙的城镇似乎也没有抵抗。罗马的民事机构和军事纪律都瓦解了。一些士兵开小差，有些声称在度假——理由无法令人信服。政治机会主义者伺机而动。不列颠曾被用作高级罪犯的有尊严的流亡之地，当时这些人在策划一场阴谋；有明确记载，罗马收复不列颠之后，阴谋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但也有一些证据表明，不列颠教区(已从四个行省变成五个行省)的一个行省暂时落入叛乱分子的手中。

为了应对蛮族入侵，瓦伦提尼安派遣了一支小而强大的精锐部队——特遣部队，指挥官是狄奥多西(Theodosius)，他是后来的格拉提安(Gratian)皇帝的父亲和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的祖父。在君士坦斯一世当政期间，狄奥多西自己的父亲曾是不列颠的一名伯爵司令。这种特遣部队已经成为帝国晚期处理紧急情况的常用手段：特遣部队至少出征过不列颠一次(公元360年)，也可能不止一次。这个时期的特遣部队通常由野战军组成。从公元4世纪末开始，越来越多的蛮族战团，甚至整个部落，在自己的国王的率领下，加入了罗马军队。此后的特遣队往往由正规部队和蛮族盟友混合组成，有时为了某一次战役或军事行动，罗马与蛮族会单独签订合作协议。随着公元4世纪军事惯例不断发展，到了公元5世纪，“蛮族”不再像来自外太空的一群敌对外星人，而是变得司空见惯。为了平息内部叛乱，罗马经常雇用蛮族战士来对抗其他蛮族，甚至参与罗马内战。

狄奥多西的战争和随后的不列颠重建似乎既辉煌又彻底。伦敦的压力得到大大缓解。狄奥多西重新集结边防军，赦免逃兵，并重建了一支精锐的军队。陆地上的各支蛮族被各个击破，撒克逊人在海上吃了败仗。从各行省盗走的物品被追回，并物归原主。在新代理官的领导下，政府的民事权威得到恢复；被叛乱分子占领的行省被重新夺回，并被重新命名为瓦伦提亚(Valentia)，以纪念瓦伦提尼安和他的东部同僚兼兄弟瓦伦斯(Valens)。此外，堡垒得到重建，受破坏的城市得到修缮。

根据考古资料，公元4世纪中期，不列颠城镇的防御设施进行了广泛的改造，添加了突出的外部塔楼；更令人信服的说法是，这种改造归功于狄奥多西的主张。不过从五花八门的设计和布局可以看出，地方议员也承担了改造的费用和责任。然而，投入使用的往往是四周的城墙，这一事实对于了解公元4世纪中后期城镇的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么厚的围墙，不可能仅仅为了军事要塞的防护，或是作为危险时期为逃难的农村人口提供的避难所。这些永久性的工事说明里面有值得保护的东西。有些人认为不列颠的城镇在公元350年前后已经“完蛋”了，我们如何解释呢？有种心照不宣的假设，认为公元4世纪的城镇与公元2世纪的差不多，这种假设明显有误。当然，我们必须谨慎，不要预先假设所有城镇都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变化。然而，中央政府搜刮了市政财政，导致市议员们怠政懒政，在此背景下，公共的民用建筑的腐朽或废弃并不令人惊讶。公元4世纪的立法一再试图阻止承担世袭纳税义务的阶级成员搬离城镇，而社会地位更高的阶层却免于市政义务。迅速扩张的官僚阶层是社会中的新元素，我们应该关注一下这群人的情况。五位总督、他们的工作人员、家属、警卫及与他们有关系的许多人都需要住房；臃肿的政府机构里还有许多其他官员，他们都需要大量的政府津贴来维持浮华的生活方式。罗马宫廷穷奢极欲，这种欲望向下渗透到每一个阶层。公元4世纪的省府，如曾经是普通城市的特里尔或阿尔勒(Arles)，划拨出大面积土地用来建造宫殿和其他相关的官方建筑。我们可以推测，这种情景同样发生在不列颠的许多城镇，只是规模小一些而已。事实上，考古资料显示，不列颠的很多地方性大城镇有着与伦敦和卡马森不同的建筑，圣奥尔本斯的城镇发展一直持续到公元5世纪中叶，罗克斯特(Wroxeter)也是如此，只是风格不同。考古发掘显示，这一时期的城里有很多耕作过的开阔地，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新式建筑的花园和地面，而非衰败的废弃建筑遗迹。事实上，根据考古资料，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至少在伦敦和约克，皇帝会时不时地巡幸这两个地方。

我们有理由认为，狄奥多西时期的恢复非常成功。考古证据显示，许多别墅有人继续居住；其中一些被扩建，另一些是完全新建的。直到罗马统治结束，哈德良长城一直由罗马军占领，只不过单支边防军的规模比以前更小了。东北海岸还建立了一个新的信号站系统。许多产业的发展被公元367年的战争打断，但是战后其发展模式有了许多变化，体现了不列颠的活力和新趋势。毫不奇怪，一些异教的宗教场所消失了，但另一些仍在继续使用，还有一些在公元4世纪末转变了用途——有些可能变成了基督教的场所。公元369年之后的40年，没有再现公元4世纪初的辉煌，但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个时期经历了历史学家所说的50年代和60年代的那种萧条。要了解公元409年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公元4世纪的后半期，罗马不列颠的形势并没有出现断崖式下滑。

实际上，这个时期还有两个事件值得一提，那就是不列颠发起了两次推翻皇帝的重大尝试。公元382年，一位名叫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Magnus Maximus，威尔士传说中的马克西穆斯(Macsen Wledig)]的将军打败了皮克特人，从此声名鹊起，最终他篡位称帝，并统治了高卢自治区五年之久——帝国的高卢自治区包括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这一时期，不列颠的一些堡垒被废弃，特别是在奔宁山脉和威尔士地区的堡垒；第20罗马军团从切斯特(Chester)撤出。马克西穆斯的篡权最终被皇帝狄奥多西大帝平定，但仍然不能完全确定这件事对不列颠军队的防御能力有什么重大影响。公元392至公元394年，不列颠被连带卷入了又一场宫廷政变。政变期间，狄奥多西一世失去了对帝国西部的控制权。但这一事件的更大的意义在于一位将领的出现，这位将军是一位法兰克人，他的光辉盖过了俯首帖耳的西部皇帝。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之死使帝国西部政府内部实现了新的权力平衡，并且这种平衡成为一种常态，而非特例，这一平衡一直延续到西罗马的灭亡。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共同继位，西部归霍诺里乌斯(Honorius)，东部归阿卡迪乌斯(Arcadius)，由此开启了帝国西部政府和东部政府从根本上分化的时期。至此，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西罗马帝国(首都罗马)和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在东罗马帝国，政权仍然牢牢掌握在皇帝或他的首席文职大臣手中。而在西罗马帝国，扎根于庄园的强大地主贵族阶层与控制军队的专业士兵争夺权力；大约75年后，这两个派别都得出结论，他们可以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管理西罗马。

罗马统治的终结

已故皇帝狄奥多西的大统帅弗拉维斯·斯提里科(Flavius Stilicho)是汪达尔人。在有效控制了西罗马之后，他开始统治东罗马。斯提里科、霍诺里乌斯、西罗马的元老院和阿拉里克(Alaric)统治下的哥特人(Goths)之间的阴谋、反阴谋及内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罗马统治在整个西部的瓦解。公元5世纪初，在斯提里科的指挥下，罗马在不列颠取得了对皮克特人、斯科特人和撒克逊人的初步胜利，并且修复了防御工事，随后又派遣部队到其他地方。我们无从得知这些调动的规模，但是在公元402年，不列颠停止大量进口新货币，这一定意味着罗马中央财政不再支付不列颠的正规部队和文职官员的薪俸。在他们当中出现极度不满的情绪就不足为奇了。从公元406年开始，不列颠的军队先后拥立了三位短暂执政的篡位皇帝。那年的最后一天，大批蛮族越过莱茵河。中央政府对高卢地区的统治收缩到阿勒斯，此时中央政府已无暇处理不列颠的篡位者。

第三个篡位者一如既往，夺取了高卢和西班牙；有一段时间，霍诺里乌斯被迫承认篡位者的合法性。同样，我们不知道不列颠的边防军的总数是否减少了，但很可能更多的正规军撤离了不列颠。不过，君士坦丁三世的西北帝国是其最后一个篡位的政权，在帝国灭亡之前，不列颠已永远不再处于帝国的统治之下。

我们对不列颠脱离罗马统治的过程知之甚少，但根据历史片段可以拼凑出大体的样貌。公元408年，君士坦丁三世的大部分军队都不在西班牙，使他无法应付蛮族对不列颠的袭击。公元409年，拥有不列颠血统的指挥官——他还故意煽动高卢的蛮族叛乱——统领下的一支军队发生哗变，恰逢包括撒克逊人在内的敌人重新攻击不列颠。此时，不列颠与部分高卢地区一道发生叛乱，驱逐了君士坦丁三世的政府。不列颠成功地抵御了蛮族的入侵，从此决定性地中断了罗马的统治。

不列颠是如何驱逐入侵者的？当时的国家状况如何？我们只能根据资料进行猜测。有少量迹象表明斯提里科和霍诺里乌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鼓励地方组织进行防卫或为防卫提供资金。君士坦丁三世的军官们被罢免后，保留正规军队的可能性最小，而且也不可能投入人力和资金来维持支撑正规军的复杂行政架构。在帝国末期，地主阶层强烈抵制正规军征召农业劳动力和纳税。公元5世纪，在其他地方，停薪的部队解散了，他们或各奔东西，或在土地上定居了下来。事实上，从公元455年起，西罗马帝国的正规军开始衰落，并最终走向消亡。在不列颠，由于没有中央政府，在公元409年之后的几年里，很有可能一些蛮族人受雇承担战斗任务，其中一部分人可能已经被招募到君士坦丁三世甚至斯提里科的麾下。

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不列颠人又拥立了皇帝，或者重新创建了中央政府机构。不仅因为他们中很少有人担任过高级职位(不同于现在的高卢罗马人)，而且因为他们一旦摆脱了支撑帝国政府体制的重担——如果他们跟公元5世纪西罗马其他地方的地主阶级有着共同感受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希望重新承受这种负担。公元1世纪，弗拉维王朝时期不列颠的总督取得成功的关键，就是说服本土贵族，使他们相信与罗马建立关系是有益的。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公元40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破坏了地主阶级的地位。然而，他们此时很可能确实对皇帝、官僚和军队组成的体制失去了信心，不相信这套体制能确保他们继续过上富裕的生活。君士坦丁三世驾崩之后，霍诺里乌斯手下的军官在高卢地区实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这也打击了不列颠人的热诚。

《罗马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为不列颠的文武官员列出了完整的官阶表，这表明，到了公元5世纪，帝国的各部门都认为能够收复不列颠——过去已经收复好几次了。事实上，只有在公元425年到公元429年这个短暂的时期内，才存在罗马对不列颠再次采取重大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但那时，罗马其他行省的富裕人群，特别是在高卢的大片地区，开始舒适地安顿下来，他们或与蛮族结盟，或接受其统治。

对于不列颠的绅士阶层来说，假如蛮族人通情达理的话，那么无论是与其结盟还是接受其统治，可能都比直接的帝国统治更好。但是对于中产阶级和工匠阶级来说，由于在公元4世纪，他们越来越多地依靠军队、政府部门和城市教会来获得工作、庇护或市场，所有这种变化必定是灾难性的。在不列颠，罗马考古学证实了这种情况。公元5世纪初，大规模的制陶业突然停业了；到公元420至公元430年，硬币也不再经常使用。这使得测定罗马遗址被废弃的具体年代要比测定更早时期的遗址更为困难。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别墅普遍被暴力拆除。城镇过了多久才恢复活跃，各地之间差别很大。在林肯郡，我们发现公元5世纪时有一条主要街道被重新铺设；在伦敦，在一所房子的供暖系统的灰烬里发现了进口的地中海陶器，还有其他证据都表明在5世纪初，伦敦还在罗马的正常占领之下；赛伦塞斯特的集会广场在硬币停止普遍流通后仍在继续使用；在圣奥本斯，大约在公元5世纪中叶，人们通过铺设一条新的水管，把相互接连的一系列重要建筑物统一闭合起来，设计巧妙，令人惊叹。

与罗马割裂之后，据说不列颠人生活在一个个“篡位者”(tyranni或usurpers)的统治之下。对这些篡位者最恰当的解释是，他们是填补合法权力撤出后所留下的真空的当地统治者。他们的背景可能迥然不同，有些是地主，还有一些是军人、罗马人或蛮族人，他们曾被邀请去控制局面或夺取权力。在格洛斯特，一个勇士的豪华墓葬是不列颠风格的，而不是撒克逊风格，墓主人可能是一位“篡位者”，或者是拿当地薪水的“罗马领导者”(condottiere)。在罗克斯特，几座耗资巨大的公元5世纪时期的木结构建筑可能是此类领导者的总部。

公元429年，一位著名的高卢罗马主教圣日曼诺斯(St. Germanus，他已进入罗马上层圈子)，为了反对异端来到不列颠。在圣奥本斯，他与当地权贵公开辩论，这些贵族“炫耀他们的财富、华丽的衣着，以及周围簇拥着的一群趋炎附势之人”。约公元446年或公元447年，这位主教再次造访不列颠，但显然当时的情况更糟了。因此，至少在公元5世纪40年代之前，不列颠仍然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与西罗马帝国其他地方的“后罗马”或“后帝国”生活方式十分相似。